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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PX事件中市民散步 |
| 2003——2004年我和一些朋友提出维权话语的时候，相信维权话语一定会为主导型政治话语，引导共党“前进”。维权是走自己的路，让共党无路可走。维稳也是对我们主动发牌维权的应牌。从维权开始，我们开始“领舞”共产党，让他们跟着我们走。 有个朋友常把自己当作历史棋局的棋手，放话到对方阵营只有某某才有资格才有对手；我也常说，49之后也只有毛泽东才配与我们精神对话。这个大格局是要的，历史必然站在民间这一边，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整体，我们有资格有能力布局设置议题。 政治是一个魔术。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可以把它当作魔术棒，变出对方的失败，挫折和我们的力量来，不断利用机会，就有可能。例如温家宝的民生努力，我把它放入一个共同富裕复兴的大潮中来看，他就是一个小助力，也就是以将来的更高的尺度来俯视当下的是是非非。 49秩序之内一切都是暧昧不确定的。拥共者一样可以是反共的，即使你打着拥护党国的旗帜上街，一样抓你。所以关键点已经转移到权贵官僚秩序的维稳与民众的维权，秩序与政治性主张的冲突，而不在你的内心立场是拥共还是反共，这没力量，而在于你搞不搞政治。 我们的抵抗处在暧昧中，充满着原罪，到底能干成什么，只有上帝才知道。所以人要做的，是警惕我们深陷与魔鬼的关系中，不可自拔，或者以自己做的一些事情为义。 只有形成足够抗衡政治权力的社会力量的时候，反共才是摧毁，而不是拥共。那些个体的、弱势的、悲剧的、自我感动的、没有力量的行为，往往会被用来拥共。只有将公民维权运动发展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才能迫使官方承认，从而成为谈判对手，或者进入政治博弈的格局，成为博弈的一方力量。 例如，爱国与反爱国，都严重地镶嵌如党国对香港的攫取关系中，退回港英看起来就像基于爱的痛恨，因为不是退路，而仅仅是非政治或者反政治的情绪。香港的出路，不是深陷在与党国的纠缠不清中，可以找到的，就像大陆在左与右，改革与文革的缠斗中，湮灭沉沦。 台湾的国共合作之说，香港的泛民主派与党国关系纠缠不清，还有大陆公知的改良，这三者都是被敌基督魔鬼强奸捕获的产物，怪胎，半人半魔，8090出台了，他们就该出局了。 反共或许支持拥共。专制需要指定敌人，给他提供了敌人，一起玩，角色不同，黑红脸。反共者就是拥共者，还玩那一套关系，反对构成另一种方式的支持。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去政治化的原因。这也许是中共作为最强大的敌基督之后，抵抗运动必须遭遇前无古人的问题。 共党在倒台之前，不会让内部爆裂的。专政问题从来要碾碎一切，会把一切民主的火星浇灭了。用指头想都想得出来，这种把一切反对的火星灭于摇篮的体制，凡是历史中已有的反抗形式，都是无效的，要产品创新，才能先发制人。 独裁专制者痛恨叛徒甚于敌人，凡是过去革命可以利用的漏洞，任何火星，都被补丁了。对所有可能的抵抗手段都加以征用和控制（如民间购买菜刀要实名登记等），类似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刚统一天下，就下令：“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锺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 我在《维权与维稳的对撞已成政治主轴》中说，维权与维稳的对撞，取代了左右之争，维权发动了一场无硝烟的、不流血或者少流血的整体“战争”，超军费的规模。那么维权与维稳的对撞整体决定了主要的政治矛盾，不再与改革时代雷同，时过情迁，产生了重大情势变更。 维稳促进专制死亡。在一个良好的统治中，任何措施包括外来敌对，内部反对党都只能促进统治更加稳定，在一个政体败坏的统治者，或者自我摧毁的王朝末季，任何措施，即使是维稳的措施，都只能加速其灭亡。当维权成为大势所趋的时候，所有的阻挡都是好事，例如罗马帝国打击基督教，反而越旺盛。维稳只会给维权输送武器弹药。敌基督的政治经验：王朝末季实际上从属于未来，为未来做工，其磁场内的一切（包括对极权的抵抗，如说知识分子的真话）都有暧昧的双性，充满着不确定性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可能也可能用来维护统治，也可能摧毁统治。其不断强化如我如维稳，就是不断自我摧毁的，形成新生力量如八零九零后就是培养掘墓人。 我在《维权捆绑维稳当下获官方政治地位》中说，2003年当维权运动突破地表，成为席卷最主要政治矛盾的时候，我异常关心的是，如何让维权运动获得公共舆论或者官方被迫承认的政治地位，从而影响政治格局，具有改变政治结构的能力。因此，从理论和思想，以及在现有中央地方冲突的政治格局中，把维权镶嵌进去，拔不掉并且做大，成为我们首要工作之一。 维权利用维稳 有推特推友说，以后我们就发动上街，游行交给警察好了。看着成都反石化运动的特警，我想，我们民间抵抗运动不仅仅是我们单方完成的，而且官方的打压同样能帮助我们完成目标，也就是维权与维稳相互缠绕，维权可以征用维稳，维稳同样可以利用维权。茉莉花革命同样有这二层。当下求维稳，求喝茶，求封号，求禁言，都是有主体性的，把官方维稳当做规划的部分。例如《零八宪章》运动，北大对传达与乌有之乡的反对，就在国内传播遭受限制的时候，极大地扩散了《零八宪章》。还有例如《环球时报》对艾未未的批判，也帮助了其传播。 《纽约时报》日前报导称，香港专门出售中共当局禁止发行的书籍和杂志的书店生意十分红火，大量的读者都是中共官员。前往香港的中共官员常常购买禁书，作为送给同僚的礼物，这些人急于获得小道消息，希望它能帮助他们穿越险恶的政治浅滩。其中，禁书《2014大崩溃》最受欢迎。这是香港版的“维权利用维稳”。 如何维权利用维稳呢。有大佬曾说我，年纪轻轻就被党国搞得好像好重要一样。专制会以最强的政治强度来熄灭一点火星。所以一点火星，足以对当局施加最强压力，对官方的目的就达到了，重复加大意义不大。对民间民众，当然需要更好的参与形式邀请他们。 巨大的专制恐龙，自己的体重压死自己。动作越大，对其体制的反座力越大。就是要让泥足巨人到处出击，自己累死自己。这就是维权主动出击，设置议题，利用维稳的方式，牵着维稳的鼻子走，用虚晃一枪等多重方式搞得他们疲惫不堪过劳死。不要有阵地战，现在就要最后决战的心态就对了。 习近平给官员洗澡，又不是给折腾老百姓，我们反对就太蠢了。我们要利用互联网无限任何点都可以随时随地冒出来发动上街，以及异地监督的特长，帮助维稳队伍上街游洗澡。习大大应该奖励才对撒。 不时地把维稳队伍拉出来溜溜洗洗澡，锻炼了队伍，不断检验其维稳能力，这种经验，就是像老大妈早上起来给110打电话，让其买牛奶，让其为人民服务学习来的。 维权与维稳相互缠绕，是可以利用的。我在《维权捆绑维稳当下获官方政治地位》中说，维稳话语与和谐话语，都可以被维权话语捆绑，并且占领其内核实质。我在《官方维稳是对民间维权的应对》中，提到维稳是维权话语的衍生物，是官方应对维权话语的一种策略。 通过对维稳的捆绑，维权就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迫使官方也采用。2009年06月22日新华社《瞭望》文章《实现维权与维稳的高度统一》，谈到的国权海权也采取维权的形式。民间在解读的时候，希望维权与维稳的高度统一，也能移植到国内来。而且人们还质问，哪一个是中心（参见陈基：《维权与维稳，谁才是中心？》）。从所有的官方，准官方以及民间来看，维权都放在维稳前面。 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工作的意见》，其中明确表态：维权是维稳的前提和基础。这就用高政治态势准确阐述维权与维稳的内在关系。全国总工会既然承认维权是维稳的前提和基础，维权与维稳相互结合：一方面，维稳就渗入维权，总工会这种维权具有维稳目的。 官方在极力防止维权利用维稳。记得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官方采取拉黑手段，甚至不反对不评论，避免显现和传播。红旗文稿提都不提陈子明的名字，就是让我们不在场，处在黑暗中。罗马有人提议奴隶统一服装好标识，被否决，他们怕的是在公共领域显现，处在黑暗中，就不需要面对。我们被拉黑，就不跟微博评论，自己发微博，化被动为主动。 利用“改良”来推翻“改良” 维权运动之命名伊始，我就知道需要从启蒙运动那里挪借话语权，借鸡生蛋，把维权说成改良的额外延伸，害得改良派老觉得维权会最终倒逼政改，做为政改的推动力。其实这是一个阳谋，维权是为革命预备，是为民国当归预备。至于推不推动政改，是可有可无的，有的话，是我们对改革派乞丐的施舍。 政治诉求就像市场买菜，应该使劲说菜不好，这样才能最大获利。改革派的立场，看起来很对，其实是不利于民间的。而且来自学者的肯定与否定，其实对改变利益格局没有实质性影响。而且大家必须把统治者一些人，当做敌人坏人，用最大警惕和怀疑来否定它，这样把他们陷入不确定的海洋。即使有一些进步，那也是应该的，没必要赞美他。对小进步的赞美和肯定，实际上对弱者有着巨大的伤害。 批判是最大的团结：对于公知，开明官员还有介于官员和百姓之间的警察，只有施加巨大压力否定谴责抗议，才能迫使他们与我们团结，正如什邡事件中在微博上申诉求情的成都特警。对于可转化的毒必须以毒攻毒，才能解毒。不需要同情的理解他们，同意他们就意味着更大的维稳。 舆论批判并不等于武器，不会产生不可修复的对立。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敌人，因为暧昧不明或敌或友之间，充满着不确定性，我们没有必要可以去体贴的同情理解他们的内心，只要关注判断他们的行为，来判定敌我。 新闻事件是谈资，这几十年来，除了能让人保持快感，保持自己是道义英雄的感觉，让别人也心情激动一下的非政治心理安慰之外，还有什么实质性意义。沉湎于一种政改教义的分享，把信仰和道德立场站队当作真是的政治行动。 曾经很多人和我说，你写文章要像毛泽东明白易懂传播力大。我回说，掌握莫大权柄的，才有那种效果。有人也和我说，你看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启蒙影响多大，你要学学。我回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渴望政改，对俞可平的职位有所期待移情投射。 体制内外文章的重要性，完全取决于专制者及其帮凶的钦点，也就是说，是一种寄生性的政治言说。取决于被界定，偶然性的，其文本本身几乎没有政治意义，除了给同类者提供心理上的安慰和扶持之外，也就是非政治的。可是专制统治对心理伤害，有特殊的免疫能力，当然最近一些年来，对地方政府而言，会出于当心文本的感染力，而带来超出他们控制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是“钦点'和对立出来的作用，这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 海外媒体算民间政治领域吧，我总有一种没有民间主体性的感觉，好像总被当局所设置的议题所牵着鼻子走，如去讨论社会主义要不要宪政，这完全是改革派的泥沼。我使劲强调这次对付的是“改革已死宪政当立”，应该以陈子明老师为主体，设置议题。这样双方主角都在场在博弈，不成为官方独角戏和延伸。 我在《维权与维稳的对撞已成政治主轴》中说，我大力支持把很大部分公务员变为网评员，我就不信那一套官方话语还能竞争得过我们。网评员越多，我们的阵线也就越大。建成大中华局域网也是一样，短暂是网络自由的减少，但是翻墙人数会逐渐增加，那么网络自由会很大提升。只有靠反面控制来传播，而且不要预设读者会相信他们的话。 有一个塔西佗陷阱，可以利用。意思说，“当政府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明末王锡爵跟顾宪成说过一句话：“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反之。”官方所说的每一句话，百姓都在质疑；百姓质疑的每一件事，官方都在否认；官方否认的每一件事，最后都被证实；最后证实的每一件事，都是不了了之。 我在《热烈欢迎五毛上网来破局》中说 我们已经获得足够的力量，让我们成为历史的主体，能赋予我们的敌手位置和负面意义，不像过去那样，只能被动出牌，只能被他们赋予意义。如把禁言变为微博的转世党，相当于人人都在从事行为艺术，把禁言当作我们政治能量的扩展。以前我们害怕喝茶，后来不害怕了，就反过来利用喝茶来扩大影响，形成一批数量极为巨大的，影响全国的喝茶党人或者转世党。 军方人物在微博上的出现，让我想起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王室一样需要上街发传单争取民众，与民众站在同等地位上，光环尽去。固然还扭扭捏捏，犹抱琵琶半遮面，以类似明星崇拜的方式出现，但已经趋向于平等。 腾讯微博“东南”说，微博舆论阵地，他们是占不到半点便宜毫无战力的。他们自陷敌阵除了作为道义舆论靶心加速残存道义面纱的彻底扯下之外别无它用。来的好！来的越多对它们打击越大失血越多！ 不确定性的海洋 没有低贱者此世的收益，除非精英能把他们灭绝，否则就在几辈子之后施加以末日的审判，将精英的根系在世界上灭绝，是为革命的烈火审判。世界历史法庭的审判，以何种方式合适出现而已。将这种不确定性，有历史的宏观，进入具体的任何时空，那就是把革命权作为政治的根基，作为政权的根基。 试想在晚清辛亥革命，民众力量以不确定的海洋般包围官方，导致惊慌失措，袁世凯的暧昧，同样导致清廷的退位，所以把官方置入不确定性的海洋中，不要受到当局话语的操纵，不要亦步随趋，抛弃改革，提倡维权，把民众的革命力量，提前到临界点爆发之前爆发，是首要的任务。维权提前使官方置于不确定性的革命海洋中。选举同样是是这种功能，所以有驯化权力的功效。 我和李智英参与的黑龙江土地独立宣言运动，采取自助自行宣告所有权的方式，就是把官方置于恐慌当中。不要与当局意识形态辩论，而是要对其发言说“你中计了”，让这个巨人恐惧惊慌自己压到自己。 陷入左右之争或者沉湎于反专制的意识形态战争，都会与专制纠缠在一起，陷入其泥沼中污泥，洗也洗不干净，当下的党内民主派浑身专制原罪或者病毒狼奶就是证明，于是我们乱拳打死老师傅，不按照专制熟悉的招式出招，把他抛弃他在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中，不知所措，设置主导议题，如维权运动和民国当归。 腾讯微博“四裤”说：从什邡到启东再到海南莺歌湾再到宁波镇海，每一个地名都将从不知道到耳熟能详，二十多年前在天安门我们抗争过，今天我们在家门口抗争，每一个不知名的地方都将成为天安门，不止是这些地方，就连博客，微博，QQ，微信，邮箱也变成天安门，变成每一个天安门吧。 几年前厦门PX事件中市民散步，不是在集中在某一个固定地点出发，而是从自己家出发，那么就有无数的生长点，就有无数的可能性，那么厦门政府无从防范。杨佳事件显示出来的一样，是一种发动暴力的可能性。将发未发，将官员置于不确定和恐惧之下，脱离了政府带来的优越感与安全地位。以此才有所谓的妥协。公民社会就像波涛汹涌，狂风暴雨的海洋，把政府作为浮岛包围，让其处于弱势。如果图穷匕见，那么就只有一种选择，那么当局很容易找到应对措施。但是如果守势不发，那么将深不可测，形成无数的可能性，当局无从找到应对措施，妥协的可能性更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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