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今年第一期卢惠龙的《〈顾准文集〉出版的曲折》和第三期唐继无的《也说〈顾准文集〉的出版》两文，对于这位现代思想家著述问世背后的曲折经过，从不同的角度作了较为详细的披露，读后令人感慨。机缘巧合，我这局外人也恰好知晓一点内情，写出来或可作为补充。
1991年夏天，我在美国夏威夷大学留学，友人张志国应邀到邻近的美国东西方中心做访问学者，他是上海人民出版社青年修养读物编辑室副主任，因在沪上时相过从，于是经常碰面闲聊。一天聚谈时，张志国向我展示了一厚叠铅印的文稿，说是顾准先生的一部文稿，原计划在他供职的上海人民出版社付梓，稿已编竣，但最终未能成事，有同事托他带出国来，看有无可能在海外出版。恰好因父辈关系，我于八十年代初即拜识会计界泰斗潘序伦先生，为之整理过一些文字，得以知悉顾准早年被他收为立信会计事务所练习生并成其得力助手及后来投身革命的经历；还听曾与顾准同事的几位老人谈论，顾自学成材而才气横溢，建国之初有次和他们吃饭，兴之所至竟脱口说道："像我这样的人，是可以当副总理的。"他其时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兼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中共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官已不小，但出此豪言仍可谓自大或曰"狂妄"得令人震惊！因见我对顾准并不陌生，于其五弟陈敏之亦有所知，张志国便爽快地将文稿借我一阅。这正是先编成《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后成为《顾准文集》的那部书稿，前面有王元化先生所撰大力推荐该书的序言。
自文革结束，进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顾准生前著述的《会计原理》、《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希腊的城邦制度》和迻译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经济学论文集》均相继顺利出版，唯独《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的问世，与他的人生遭遇一样，可谓一波三折，命运多舛。1977年，即顾准辞世后第三年，陈敏之利用空闲，将亡兄当年陆续寄来的笔记式通信，加以整理分类，重新抄写了一遍并装订成册。因为这些信件用的是廉价的薄信笺，字又写得小，显然是图分量轻而容量大，但肯定经不起长期存放。重新缮写一份，一方面是为了借此保存下去，一方面也是为了翻阅方便，最初并不存有出版的奢望。1984年，文化界一位顾准的友人读到顾准这本笔记体的通信集，赞叹不已，热心地推荐给北京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希望能够出版。负责审读的编辑读后写下评语："深感作者知识渊博，很有见识。也许是因为兄弟之间的探讨问题，直抒胸臆，不讳权威。……此文写于那种不讲学术、不讲科学的时代，实乃不凡之作。"总经理范用也认为："今固然要力求系列、成套等等，但对于各色各种的单本的'奇书'始终要给予支持。……顾准之作，我想是属于'奇书'之列的。"然而，到1986年，这部"奇书"又通过那位友人，被默默地退了回来。这部书稿，在文化界人称"什么书都敢出"的出版家范用手里都未能出版，可见其中观点之尖锐和见解之深邃。
据张志国说，1987年初，陈敏之又满怀希望，把请人重新誊写并校对的这份书稿送到上海三联书店。与在北京一样，编辑也认为很好，可以出版，但结果还是未免退稿的命运。这年年底，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原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陈同生之子陈申申读到这本书稿后，主动热忱地向上海人民出版社写信推荐。于是，就有了唐继无先生文中所说在其引领下见陈敏之并接下书稿的缘由。该社资深编辑夏绍裘认真审读后在1988年6月写下的审稿意见，我在那部铅印的文稿后面读过，其中说"全稿文字凝练晓畅，笔锋犀利，激荡人心，读来爱不释手",惊叹"作者竟能在文化革命万马齐喑的年代，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这一系列真知灼见，他的智慧和勇气实在令人钦佩"；并认为"作者忠于革命，热爱人民，他写的文稿出于忧国忧民之心，具有严肃的科学态度，从观点到语言都不超出学术范围"。随之，社内三审通过。1989年年初，陈敏之校读了清样，又请王元化撰写了一篇序言，只等开机付印。不料再次胎死腹中。
唐文还提到："陈敏之将整理后的文稿交我时并没有书名。既然要出版，就该取个书名，而且还要取得好。我与老夏商量书名之事，老夏经过反复思考斟酌后，提议就用文稿中一篇文章的标题'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做本书的书名。经老夏这么一说，顿觉心中一亮――好一个点睛之笔，这一句话就把顾准文集的精髓给提炼出来了。我表示同意，《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本后来在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不朽名著的书名就是这样确定的。"这与陈敏之的记述有所不同。陈在1992年8月18日撰写《从诗到散文――〈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出版追记》，其中说道："既然结成集子出版，需要为之题一个书名。《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是我提出、在同时提出的五六个书名中经过反复推敲、斟酌后选定的。曾经想采用《娜拉出走以后》为书名，征求王元化同志的意见，他也认为还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好，这个比较严肃的书名符合书的内容，不会产生误解，就这样定下来了。"（《我与顾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6月版）按照此一说法，这个书名的产生，似非出自出版社编辑的苦心孤诣。不过，无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个书名是谁选定的，都较好地体现了这部文集所蕴含的主要思想和精神，也准确地概括了著者顾准一生的思想历程。正如王元化在序中所言，不仅仅是他一个人，所有与他同时代的人，都是从"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战争与革命，某种伟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理想而引起的狂热"中走过来的。以后，又都经历过五十年代"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充满激情的革命理想主义。所不同的是，顾准是这中间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并辨清了真理与谬误的一位先驱者。
卢惠龙先生的文章起首说："这是1994年，经王元化的推荐，《顾准文集》走进了我所在的贵州人民出版社。此前，文集在上海学林等一些出版社飘移过，未果。"如前所述，从1984年起，顾准这部后来产生极大影响的书稿，包括上海学林出版社在内，至少"飘移过"北京、上海的四家出版机构，辗转周折，接连碰壁。
此后，又是整整三年过去。经王元化再度推荐，顾准的这部遗著终于被作为"思想者文丛"之一，于1992年7月由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唯未能在内地发行。尽管如此，清样中原有的两篇文稿还是被删去了，一是《直接民主制与"议会清谈馆"》，一是《民主与"终极目的"》。对照中国的现实政治，这两篇的内容似乎有着更为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
顾准的这部著作在香港问世后，有位历史学者评价说，这不是著作者个人的事情，"而是思想史的事件，当代中国思想史的重大事件"。我深以为然，于是撰写了题为《一个人与一本书的命运――顾准和他的遗著〈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长文，次年8月发表于美国纽约的一本中文月刊，这应是海外最早详尽介绍顾准其人其文的文字。
在国内，《顾准文集》终于能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简直可以形容为"千呼万唤始出来"！此后，经过顾准亲友不断的艰辛努力，《顾准文稿》、《顾准笔记》、《顾准日记》、《顾准自述》以及《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等著述相继在国内印行，系统和完整地展现了这位先驱者曲折多难的人生经历和不懈求索的思想成果，在知识界及普通读者中激起很大的震撼，不久兴起了一股"顾准热"。由此，"顾准现象"也成了九十年代后期思想文化界的一个重要话题。
（作者为澳门《九鼎》月刊总编辑）
――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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