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特稿2013年6月17日】十八大过去已经半年多了，新的执政团队的底线立场、言论口径、行为方式已经基本上展露于众了，现在开始对他们的所欲所求、所言所为作些评论的时机也就差不多比较合适了。在这篇文字里我想就十八大过后政改之门不开反闭这一事实作些论析，我的观察和判断不见得准确，不妥之处，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一、十八大关闭了政改之门
十八大召开之前，国内外希望中国政治进步的人士大多怀有一个企盼或发出一种呼声，就是十八大过后新的执政团队能够一改前任执政团队仅仅在口头上讲而在实际操作上搁置政治体制改革的状态而真正开启政改之门。然而，十八大之后半年多来的种种事实表明，政改之门在新的执政团队手里不仅没有开启，更有甚者，新的执政团队反而砰然关闭了政改之门，不仅如此，还把胸脯拍得砰砰响向世人宣示他们拥有三个自信。
支持十八大过后政改之门不开反闭这一判断的事实有目共睹，列举如下：
其一，前任总书记在十八大政治报告中信誓旦旦要“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什么是老路、邪路和特色路？其内涵不用我说，想必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其二，前任委员长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所作的报告中明确宣示要“充分认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本质区别，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理论影响，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我们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其三，前任政协主席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要“积极引导广大委员从党和国家办成大事、办好喜事、办妥难事的生动实践中，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巨大优越性，进一步增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其四，新任委员长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说“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的成就，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其五，新任政协主席在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强调“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最重要、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自信、增强自觉、实现自强”。“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巩固人民政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其六，新任国家主席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号召“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其七，新任总理在例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避谈政改。
其八，近期5月21日《红旗文稿》发表杨晓青的《宪政关键元素属于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5月22日《环球时报》以社评的形式发表《“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5月22日《解放军报》发表孙临平的《中国梦的自信在哪里》，5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苏长和的《需将西方民主从普世知识降级为地方理论》，5月29日《党建》发表郑志学的《认清“宪政”的本质》，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李捷执笔的《坚定“三个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6月1日《求是》发表夏春涛的《思想西化 党和国家就会走上邪路》、6月13日《红旗文稿》发表汪亭友的《对宪政问题的一些看法》等文章，矛头聚焦对准宪政、对宪政发动和摆出了围剿阵势。这一围剿宪政事件，在我看来，意味着党国与宪政这两种政体本为两物，相互之间不能兼容、必生碰撞。这一围攻宪政事件同时也是一个标志：以这个事件为起点，党国与宪政在当今中国真正进入了一个相互冲突和相互碰撞的新时期，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轮冲突和碰撞是由依附在党国体制上的御用文人和媒体谋划、发动和挑起的。
其九，在6月上旬举行的习奥会上，以往中美元首会晤都涉及的有关人权以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都避而不谈、或不予报道；新的执政团队上台之后对外交往给世人的一个较为强烈的印象是：“中国拒绝融入大家都认同的国际体系，决定自搞一套，尝试完全以自己的方式展开政治和意识形态”。（丁咚：《中国为何在亚洲变得更孤立？》）
由上可见，作出十八大过后政改之门不开反闭的判断并非主观臆想而是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的，因而，这个判断可以说是基本准确的。
二、政改之门曾启未开
在讨论政改之门曾启未开这个判断前，我先要提出一个问题，就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政改之门是否启动且打开过？
从事实和逻辑上看，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两个，一个是：自1978年以来，中国有的只是经济体制改革（况且这个改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成，还在艰难行进中），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所谓的冠以政治体制改革之名的政改，用党的正式文献中所使用的措辞表述，都是对以往政治体制的完善而非制度变革，由此，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不存在实质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另一个是：自1978年以来，中国曾经启动过政改之门，但一直启而未开。在这两个回答当中我倾向后一个回答或判断，支持这一回答或判断的事实依据是：
其一，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被认为是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标志。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触及政治体制但在我看来还不是政治体制核心的一些表层问题，如：第一，权力过分集中。用邓小平的话说：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第三，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为此，邓小平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其二，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赵紫阳在中共十三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第五部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极其有限度地提出了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关问题：一是认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赵紫阳在报告中说：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在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是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样，是一个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矛盾，需要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决不能搞破坏国家法制和社会安定的“大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决不能丢掉这些特点和优势，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二是提出了几个具体措施，如：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
如果用今天的目光和标准来审视赵紫阳当年在十三大政治报告里的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表述，可以说，十三大报告里所论述的政治体制改革基本上与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距离还有十万八千里。
其三，从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到1987年赵紫阳在十三大政治报告中具体提出一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步骤和措施，到1989年6月天安门广场事件后停止、取消政治体制改革，再到江泽民执政时期以及胡锦涛执政时期搁置甚至倒退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说，从1980年到2012年，时间跨度为32年，总的来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处在启而未开的状态。其间，有人可能认为始自1980年代的村委会选举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内容，但在我看来村委会不属于政权机构，乡镇以上才是政权机构，因此，村委会选举不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如果实行了乡镇长以及乡镇长以上的行政首脑的竞争性选举，这一类型和性质的选举才够得上政治体制改革范畴。另外，有人可能认为始自2002年胡锦涛执政后的党内民主的呼声以及相关做法应该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内容，但人们都知道，政党的性质是社会团体，常态的政党处于国家权力体系之外，因此所谓的党内民主或党内集权的增多或减少也不属于国家政治体制的范围。还有，有人可能认为始自朱�基出任总理后的1998年的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应该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然而，国务院系统（包括18大之后的所谓的大部制）乃至地方政府系统的机构变革都不是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行政体制改革。综上所述，作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十八大召开前这段时间中国政改启而未开的判断，我想，是基本符合客观事实的，因而也可以说是基本准确的。
三、政改之门不开反闭早在意料之中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得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十八大之前政改之门启而未开、十八大过后政改之门不开反闭的判断，那么，在十八大召开前我们有没有预料到十八大过后会发生政改之门不开反闭这个事实结果呢？对此，就我个人的研究而言，我在十八大召开的数年前，就提出了相关预测。请看：
其一，2010年8月我在一篇题为《今后10年中国政局预测》的文字中对十八大之后的中国政改状况就做过粗略的预测。在这篇文字中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改革派与绝不派的角力必将在18大（2012年）的顶层职位分配上一见分晓：结果，改革派受挫，绝不派（太子党）占上风，中国政改随即跌入低潮。
其二，2012年的5月初，我在《薄熙来事件多面观》这篇文章中写过这样一些文字：在我看来，作为“红二代”的成员一般都至少具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意识形态上与父辈保持一致，或者说“红二代”的血管里都流淌着与其父辈一样的红色的血液，或者说“红二代”在意识形态上都不可能与其父辈相切割，或者说，“红二代”接续父辈“坐江山”的条件是紧守其父辈为其留下的红色资源。二是，“红二代”大多认为父辈“打江山、坐江山”，理所当然、毋庸置疑；而他们接着“坐江山”，也顺理成章、心安理得。……“红二代”的与其父辈红色资源难以切割以及自我感觉接替父辈“坐江山”“理所当然”的两个特点，加上1978年之后中国社会开放化、进步化的内外环境大变迁的现实，这就造成了“红二代”在当今中国政治生态中进退失据的二难困境：一方面，红色资源正受到改革开放环境下的绿色或蓝色资源的冲击而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抛弃红色资源就等于“红二代”自我断绝、自行抛弃了自己接父掌权的家族“政统” 血缘，或这就是意味着对父辈的背叛。
其三，2012年6月，我在《巴沙尔的命运逻辑——党族式接班人命运的一般规律》这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什么是党族式接班人？我以为，党族式接班人是一党专制之下以及一个家族垄断党政军权力之下，通过前任统治者指定后任统治者、或通过在任加上卸任的统治者所形成的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派系之间博弈产生的下一任的统治者。在这篇文章中我还说：我为什么不在“党族式接班人”后面加个“制”字而提出“党族式接班人制”这样一个概念呢？对此，我是这么考虑的：“党族式接班人”这一新一任统治者的产生方式或做法，还没有达到制度的水平或标准，因为，就政治和法律意义而言，制度之所以是制度，是由于它是通过公开的法定程序、以书面文本形式制定、颁布和实施的行为规则，而制度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其公开性、显在性、可预见性和可重复性。对照之下，党族式接班人的产生的做法和方式不是通过公开的法定程序且以书面文本形式制定、颁布和实施的行为规则，更何况，这一做法不具有制度运行所必须具备的公开性、显在性、可预见性和可重复性，因而，它就够不上制度的水平和标准，其本质其实仍然没有摆脱不能公开的暗箱操作以及无规可循的特征和状态。在这篇文章中我接着又说：我以为，巴沙尔作为一个党族式接班人的命运逻辑的逻辑起点或这个逻辑链条的第一个环节是：父予子权，子承父位，确保党族特权永不丢失是底线。……由此可见，把自己的党国权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并确保党族特权永不丢失是叙利亚前总统哈菲兹的政治目标或政治原则。显然，这一政治目标或政治原则不仅是哈菲兹自己的政治言论和行为的底线，也是为他的继任者政治言论和行为划定的底线，与此同时，也就构成了他的继任者命运逻辑的起点。这样，巴沙尔一方面从其父亲手中接过了权杖，另一方面也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保护党族特权永不丢失的政治目标和原则，同时也被划定了他的未来政治言论和行为的底线，同时他也就背上了既要维护一党专制、又要维护家族特权的沉重包袱。由此，我以为，确保党族特权永不丢失既是叙利亚前总统哈菲兹的政治原则和目标，同时也是继任总统巴沙尔整个政治生命和命运的逻辑起点或逻辑链条的第一个环节。
其四，2012年10月10日，我在《这里“换届”静悄悄——写在十八大召开前》这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对于这种关起门来由少数几个实权人物来确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方式，我在过去的一篇题为《关门“分饼”何时休？》的文章中，已经做了相关论述和批评。更为重要的是或更为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关门分饼的做法以及这一关门闭户分配权力的方式及其赖以操作的官僚机器，对国家和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不仅不能提供推动力反而形成阻滞力，因为，一个缺少政治家群体、缺少多元竞争的官僚体制、官僚体系或官僚机器，自身既没有改革自身的动力和能力，也没有改革其外部疾患弊端的动力和能力。在这样一个缺乏制约的国家官僚机器里，浪费、腐败、低效就成了这一机器的必然产品，因此，在此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针对中国社会千千万万关心国家大事、寄希望于这次党的代表大会能够给我们中国政治制度变革带来实质性的变化的人，我以为，他们的愿望必然要落空。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一个如此庞大笨重、运转长久的官僚机器，是不可能产出这些变革结果的，这是官僚机器的特定的功能和属性。对于我的这个超前判断，我以为，这是有着充分的学理的以及历史经验的依据的（十八大后面对改革退场、缺位我将作系统的分析和论述）。因此，对于我们自己这个国家的变革和进步，我们不能幻想着依靠官僚机器中的某些掌权人的恩惠布施，而是要靠我们自己每个追求公民生活的个人和群体基于我们自己的各项权利去抗争、去争取。我相信，只有理性的、非暴力的维权抗争，才是推动我们国家和社会不断向前进步的第一动力！
其五，2012年11月底我在《一个民众眼中的十八大》一文中指出：针对十八大召开前以及十八大召开后海内外、国上下对十八大作出的希望诉求和失望反应，在我们对之作出同情性的理解的同时，我总觉得，在我国现行政治制度下，十八大的召开只是这一制度格局下的一个平常的历史事件。在这一政治格局下，它不可能在政治制度的变革上有何本质性的突破和跨越。人们对之倾注过多希望或施加过分解读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对于这一点，我在我的拙作《写在十八大召开前：这里“换届”静悄悄》一文中已经做了初步的论述。总而言之，在我这样一个民众眼中，十八大的召开不可能是当代中国政治演化长河中的一个惊涛骇浪，它只能是也只不过是这条正在流淌着的河流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浪花或水滴。
令人遗憾的是，十八大过后果然不出我的意料，政改之门不开反闭，这一结果有力支持了我此前所作的预测的准确度和超前性。
四、政改之门不开反闭原因探寻
各位读者在阅读此文的时候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在上文提到，我在《这里“换届”静悄悄——写在十八大召开前》这篇拙作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十八大过后面对（政治体制）改革退场、缺位我将对之作系统的分析和论述。现在已是2013年6月份了，十八大过去已经半年多了，政改之门也已经宣告关闭了，这道自己给自己布置的作业题也该完成了，这就是我为什么现在要写这篇选题为《十八大过后政改之门不开反闭》文章的原因或理由。
是的，十八大过后政改之门不开反闭，这已成为不争事实。那么，对此有人肯定会问，为什么十八大过后政改之门不开反闭呢？是呀，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呀，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谓是一问中的、直击要害。对于这样一个要害问题，就我来说，不能回避，只能面对。回读上文，各位可以看出我在“政改之门不开反闭早在意料之中”部分（请见上）中对此问题已经有所涉及，例如我对“红二代”的两个特点、党族式接班人方式以及官僚制的分析，就是对十八大过后政改之门为什么不开反闭原因的初步探寻，但这些探寻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为了能够比较系统、比较集中地回答这个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我选择几个在我看来比较重要之点，尝试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尽可能深入的、有说服力的探讨：
其一，新的执政团队的权力来源的链式锁定
对于十八大过后政改之门为什么不开反闭这个问题，我选择从新的执政团队权力来源的因素切入分析，那么，新的执政团队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想，在着手回答新的执政团队权力来源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前任党魁毛泽东个人及其后继者们权力来源的历史事实，这样做也许对我们理解新的执政团队的权力来源因素是如何像一条锁链一样制约了他们即使在执掌大权过后也不能开启政改之门的事实会有一些帮助。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毛泽东先生的个人权力是怎么来的？或者这样提出问题：毛泽东先生的个人权力是从票箱子里面出来的还是从枪杆子里面出来的？众所周知，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先生自己早就做了明确回答：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非是票箱子里面出政权！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表述，我以为他只说出了问题的一个部分而非问题的全部。就毛泽东先生的个人权力而言，显然，一方面，是他用枪杆子从蒋介石国民党那里抢过来的；另一方面，是他通过残酷无情的党内斗争从他的“同志”们手里夺过来的。所谓延安整风运动就是毛泽东与王明争夺党的最高领导权的最后一战。以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为标志，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职权地位开始进入了一个独断专行、称孤道寡的状态。
毛泽东在夺取和巩固了党政军的最高职权、地位之后，他将考虑采取什么方式实现他之后的权位更迭或权位移交呢？或者这样问，他是采用党内公开公平竞争竞选的所谓“党内民主”的方式移交权位，还是采用所谓的选择和培养接班人的方式移交权位呢？显然，毛泽东从未考虑过采用党内竞争性的选举的方式移交权位，而是采用依据他的个人意志自己指定自己接班人的方式来移交党军国最高权位。从1945年中共七大“黄袍加身”、“面南称孤”开始到1976年撒手西去为止，毛泽东以前无古人也可以说后无来者的“千古一帝”的心机手腕，在延安古城中以及北京红墙内导演了一幕幕废立“东宫太子”的闹剧和悲剧。
往事悠悠，犹如昨日：在延安，毛泽东以刘少奇力反王明拥立其为“主公”之殊功初立刘为“东宫太子”即所谓他的“接班人”。到了进入红墙之后，毛泽东渐起废黜“太子”知心，并以“太子”之位为诱饵利用高岗欲废刘少奇“太子”之位，不料事败，高岗自杀，毛泽东遂暂停废黜“太子”之举。数年后，毛泽东决志再行废黜刘少奇“东宫太子”之事，则又以“东宫太子”之位为诱饵利用林彪废黜刘少奇，林彪上钩，刘少奇被废，林彪则“名义上”填补“太子”之位。
数年后，毛泽东又起再废“太子”之心，决意废黜林彪“东宫太子”之位，林彪不敌毛泽东，终被废，林之后，“太子”之位暂缺。其间，传毛泽东欲立王洪文为“太子”，但王洪文南柯一梦，不久就被毛抛弃。此时，毛泽东已是风烛残年、强弩之末。林彪死后，毛泽东设想以邓小平为“军师”辅佐江青、令其与江青合作共扶毛氏江山，并设想在其死后江青仿效“吕后”当政，日后以江青为“二传手”最终把权位归还毛氏正宗传人毛远新（见辛子陵《毛泽东以秦皇自许要从党天下向家天下过渡》——《毛泽东的皇权专制主义》序言），从而实现毛泽东谋划已久的真正的传位目的。但邓小平不甘“军师”之位、辅臣之职，加上江青既无君王之能、又无吕（后）武（后）之术，邓很快便与江闹翻而被毛加以“右倾翻案风”之罪名再次罢官贬弃。此时之毛已是奄奄一息、油尽灯枯，无奈之下只好托付华国锋代管权力，毛泽东驾鹤西去过后，江青随即要从华国锋手里索回权力，此时的华国锋已无毛活着时候的直接驭使、操控、钳制，便不听从江青的颖指气使，为求自保遂与元老派联手以用非常手段即所谓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被毁灭标志着毛泽东生前所设定的传位大梦彻底破灭。从这场始谋划于延安后操作于红墙的由毛泽东一手导演、上演的废立“太子”的闹剧和悲剧看，毛泽东如此行事的目的大致可能有三：其一，自己要终身为君不愿意“太子”在他活着的时候提前“接班”而使其提前“退休”、“退位”而成为李渊式的太上皇；其二，不仅要终身为君而且要终身做实君，即：拒绝充当虚君充当花瓶而大权旁落；其三，在他的心目中，刘少奇以降的这些“东宫太子”或“接班人”都是“二传手”，他的真正目的就是通过这些“二传手”把大位最终传给自己的毛氏家人，以彻底避免斯大林式的死后“掘墓鞭尸”式的悲剧的发生，因为他相信，只有自己的子孙才不会背叛他自己。毛泽东的这一想法与据传是陈云后来说的主张要“太子党”接班掌权的道理同出一辙。
继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仿效“太祖”毛泽东，故事重演，先是通过党内斗争斗倒华国锋而自己执掌党军最高实权，然后使用手中掌控的党军大权正式废黜新君华国锋，然后立自己以及元老们选中的胡耀邦为代君。然而，胡耀邦不甘作代君、儿皇帝，欲做实君，我行我欲，此举随即违逆上意，邓小平等元老借整治“学运”、反自由化之机将其废黜，随后继立赵紫阳为代君；无独有偶，赵紫阳亦不愿做代君、儿皇帝，步胡耀邦后尘欲做实君，此举又违上意，遂又被元老们籍镇压“学运”之机被废黜。出于偶然，赵被废后，据传在某元老的力荐之下再立江泽民为代君。立江泽民为代君之后，邓小平不禁仿效当年的毛泽东且发展了毛泽东，在感自己生命几尽、来日无多之时，据传隔代指立“太子”，以胡锦涛为“储君”，以防止和避免在他死后江氏继而仿己效毛，恋位弄权、故事重演。
邓小平过世之后，据传，江泽民确实欲仿效“太祖”毛泽东、“太爷”邓小平（尽管“89事件”中有人把邓比作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但邓是“男儿”，称其为“太后”尽管是比喻仍觉得不妥，称其为“太爷”可能比较妥当），据说欲废胡立曾，但未得逞；后又据陈良宇案爆料，江欲立陈十八大出任总书记。但天有不测风云，陈性骄纵，言行轻狂，触怒至尊，东窗事发，获罪入狱，江的这一“立储”谋划随即告吹。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最后揭幕以习近平先生为首组成新的“接班”阵营、团队，只要是明眼人一看便知，习近平先生及其团队的权力来源既不是他们自己拿起枪杆子打天下得来的，也不是他们通过党内斗争斗倒“同志”得来的，更不是他们在党内民主的平台上通过竞选从票箱子里得来的，而是中共顶层现任巨头和前任元老之间根据他们各自的利益斗争与妥协产生出来的，所以，如果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接过权棒的最高执政者及其执政团队上任伊始就宣告要搞政体改革，这对于授予他们权位的前任巨头和元老们来说，无异于是过河拆桥、忘恩背叛。道理很简单，所谓政改就是要把现存的这些巨头和元老们包括现任执政者们的特权地位和既得利益为改革对象，把这些垄断特权和既得利益改掉代之以公平正义。然而事实上是，权力从哪里来就受制于哪里。指定而非选举的权力移交方式之下产生出来的权力继任者，从前任手里接过权棒的同时也就等于从前任手里接过制约自己的锁链。对于这个道理，我在此前分析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命运逻辑一文里已有论述。因此，在这篇文章里我选择现任党国最高执政者及其执政团队的权力来源这一要素作为理解或解释为什么十八大过后我国政改之门不开反闭这一现象的第一个元素或要素，我以为，还是比较妥当的，也是有些说服力的。
其二，党国体制内各种势力既相互倾轧又相互捆绑，为保自己先必保党，为了保党必然求一伐异、循旧守成、不越雷池
记得2010年我曾以《中国官主制及其特征分析》为题写过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写道：当我们面对杂乱无章、变化莫测的社会政治现象时，如何认识和评判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类型和性质，肯定是一件十分重要而又严肃的工作。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属于什么类型？其性质又是怎样的？或者我们换一种方式提问：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是神主制？或是君主制？或是党主制？或是民主制？或是官主制？或是其他的什么制？在考察和分辨了以上列举的几种体制过后，我在这篇文章里提出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其表为党主制其里为官主制的观点。近几年我对这个问题又作了一些考察和思考，对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又有了一些较为深入的理解和认识，我以为，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如果要使用一个名称来命名的话，“党国体制”这个名称对其还是较为合适和恰当的，只不过，在“党国体制”这个名称之前似乎也应该加上“中国特色”这样一个前置词，以便将中国特色的党国体制与纳粹德国的党国体制、前苏联的党国体制以及孙中山和两蒋时期的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区别开来。
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党国体制呢？或者这么问：中国特色的党国体制有什么特点呢？在我看来，中国特色的党国体制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中国特色的党国体制的“理论基础”，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马列主义”。那么，什么是马列主义呢？在这篇文章里我不准备系统、全面论述什么是马列主义，我只想选择马列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政治哲学部分作一粗浅的逻辑分析，不过，在中国政治理论界（尤其马学界）无论是“马学家们”还是非“马学家们”都几乎都不使用或很少使用“马列主义政治哲学”这个概念，他们通常用 “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提法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提法。那么，什么是马列主义的政治哲学呢？以我肤浅的观察和思考，我以为，马列主义政治哲学呈现出以下这样一个逻辑状态：
1、马列主义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或马列主义的政治哲学的元概念是阶级而不是人或个人。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阶级社会里，超阶级的个人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要划归一定的阶级，都是一定阶级的一员。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里只有阶级没有个人。
2、沿着这个逻辑起点或基于这个元概念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里不存在人或个人，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里就不存在人的权利或人权；同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里只存在阶级，那么，如果还有什么权利的话，马克思主义认为那也只是阶级的权利；在以资本为主宰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资产阶级的权利而没有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权利，而马克思主义宣称自己是代表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既然人权是属于资产阶级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是反人权的。
这样，马列主义政治哲学与人权政治哲学就形成了针锋相对：人权政治哲学以人或个人为基石、起点或元概念来构建以保护人权和限制特权为目的的道德、制度和法律；在人权政治哲学那里，人或个人，不论他们的社会地位、“阶级”（在我的写作中我一般都不使用“阶级”这个词，因为对于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标准和划分方法我是不能接受的）阶层、财富状况、教育程度、种族、宗教、民族、国别、地域、肤色、智愚、美丑、高矮、胖瘦、壮弱、长幼、男女等有何不同，但他们在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最基本的底线上统一、同一或平等了起来，而马列主义政治哲学以阶级为起点、为基石构建的“道德”（实际上以阶级为基石构建的道德都是伪德或恶德）、制度和法律无数历史事实无不告诉我们，都导致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压迫、剥夺和侵害，与此同时无数历史事实同样告诉我们，只有以人或个人为起点、为基石构建的道德、制度和法律才维护了人的尊严和利益，对于这个事实和道理，如果马克思还活着的话，我想，他也是没有办法予以否认的。
3、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阶级为本位，根据它的阶级划分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两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工人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由于在财产所有权上的对立而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阶级的对立，这样，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国家里整个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和主要形式就是阶级斗争乃至阶级之间的战争；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中，一开始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掌握“国家机器”，对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面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压迫，无产阶级以自身为武器，组织自己的政党——共产党，通过捣毁机器、罢工罢市、街头游行乃至拿起刀枪诉诸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4、在阶级、阶级斗争、阶级专政的社会，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实行阶级统治的机器；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并且是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无平等、自由可言；整个社会、包括国际社会不存在和平，始终都处在冲突、动荡、斗争和战争之中。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平等、自由、法治、和平荡然无存，整个世界都处在阶级矛盾、阶级对立、阶级斗争之中。
5、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那里，不仅平等、法治、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被认为是不存在的、是骗人的，同样，民主在资本主义社会也被认为是不存在的、也是骗人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无产阶级专资产阶级的政；在无产阶级内部，民主的实质是民主集中制，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这样、群众服从领袖；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是一党专全民的政，领袖专全党的政，最后，全国大大小小单位的“一把手”都演化成了大大小小的独裁者。
6、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其社会历史学说之上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学说？简单地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学说就是唯物论的机械论以及超验论的宿命论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扩展和运用，其表现是：马克思根据所谓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提出人类历史的五阶段说。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最高阶段也是人类历史的终点是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通过它的政党——共产党，领导和组织无产阶级采取暴力革命的形式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权力，然后依托暴力和权力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这个冠以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党专制一直要专政到共产主义实现为止，而共产主义又是一个超验的宿命论的乌托邦——谁也不知道人类社会到底有没有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更不知道人类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样，这个冠以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党专制就冠冕堂皇地有了一个独占政权、无限期执政的依据。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党专制的构想与秦始皇的以他为起点的独霸天下、万世一系的欲望和梦想形虽异质却相同。
7、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阶级为本位，把平等、自由、民主、法治视为资本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的专属物，它要用所谓的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取代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用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党专制取代资产阶级的多党竞争，用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取代思想、言论的多元化，用单一制取代联邦制，用党化教育取代国民教育或公民教育。如此种种，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们，如列宁，不仅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这些主张和信条全盘照搬、继承，而且变本加厉，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这些主张和信条推向了极端，这就是我为什么在这篇文章里较多偏向使用“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政治哲学”而较少使用“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提法的原因所在。
马列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它的后继者们，如斯大林、毛泽东更是把马列主义的某些教条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选择，为己所用；事实上，马列主义在当今中国就如同孔孟之道在古代中国一样，完全是一枚被垄断、特权、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一己之私而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棋子；在当今中国，独占、垄断、既得利益集团正在利用马列主义这件外衣来掩盖其所犯下的滔天罪恶，他们正在使用马列主义这个意识形态工具来打压各种对其发起批评和抨击的不同意见和声音。
第二，中国特色的党国体制从其理念渊源来看，有的学者将其回溯到古希腊柏拉图的“哲学王”的精英主义、中国儒家的“性三品”说、卢梭的“公共意志”以及马列主义的政治哲学尤其是马列主义的政党专制说；从其历史摹本来看，中国特色的党国体制，直接脱胎于中国古代的家国体制尤其是秦始皇的“霸天下”模式（吴稼祥语）；由于党国体制的排他性、独占性（一山不容二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你死我活），党国体制中的政党不论其在朝还是在野都相当于江湖中的帮会、会党、黑社会以及朝廷中和各级官僚机构中的朋党；在近现代，党国体制的典型样本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希特勒的纳粹党、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以及斯大林的党；中国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一开始发端于会党（兴中会），后来演化为具有现代政党意义的政党（宋教仁时期），只是到蒋介石时期才将其拨弄为党国体制；但蒋介石的党国体制与共产党的党国体制有着本质的区别：蒋介石的党国体制的目标是孙中山制定的宪政民主；其政治哲学基础是人权哲学；只是依据孙中山制定的宪政民主三阶段构想，在实行宪政民主之前有一个训政期，也就是说蒋介石的党国体制赖以存在的依据仅仅是在训政期；而共产党的党国体制与国民党党国体制在各方面绝对相反：共产党的党国体制的目标是共产主义；其政治哲学基础是反人权的马列主义；其垄断执政地位在时间上是无限的（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由此可见，国民党走向宪政民主是顺理成章的事，而共产党走向宪政民主必然要经过一场要么是由现任执政团队自己主导的自我革命、要么是由外力发起的制度变革。
扪心自问，我是多么希望当今执政团队能够发起一场由自己主导的顺应时代大潮的自我革命，希望他们从现在起，不要再说什么“三个自信”这样一些不着边际、莫名其妙的话了，不要再讲什么“不搞西方那一套”这种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话了（因为马列主义、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都不是中国的，都是西方的），因为，只有这样做，才会对现行执政者们（即现存特权、既得利益集团）自己有利、对党有利、对国家有利（这点从当前的外交困境可以看出），才会对民众有利，否则，就会对执政者、党、国家、社会和民众带来无法预测的危机和伤害。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三个自信”、“五不搞”（据说还有“七不讲”）的宣示之下，我们怎么都看不到现行执政团队有任何的进行以自己为主导的自我革命的迹象、可能和希望。
根据连年来我对党国体制的肤浅研究和认识，中国特色的党国体制的核心是主权在党而非主权在民，其本质是主权在党之下的主权在官；中国特色党国体制之中的党与其相关的诸多因素之间的关系简单而明显：1、党在民上，2、党在国上，3、党在法上，4、党在政上，5、党在军上，6、党外无党；由此我们就会十分容易地理解中国特色的党国体制为什么会如此敌视宪政民主以及人权哲学了，因此，当前中国言论界关于宪政的争论以及中美关系中有关人权的分歧，就是中国特色党国体制之下的必然会产生的现象。
第三，基于以上分析，中国特色的党国体制完全是一个封闭的、生命力逐渐耗竭的权力体系，它集家天下，帮会，官僚机器的所有特点、缺点于一身；中国特色党国体制的内在逻辑是：党官们以保己为底线、出发点，为了保己然后保党，保党的目的是为了保己，最后才假模假样地说是为了爱国、为国；在这样一个逻辑链条支配之下，中国特色党国体制内部就必然形成了一种为了保己先必保党、为了保党必然求一伐异、循旧守成、不越雷池的状态；中国特色党国体制体系内各派势力尽管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打斗、相互撕咬，但从整体看，他们的利益又是相互一致、相互捆绑的；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为什么刘晓波和薄熙来都进了监狱、而十八大过后政改之门为什么不开反闭等现象，就会比较容易了。
其三，相当大一部分中国人的人性特点有利于党国体制的滋长和横行
2010年7月，我在一篇题为《中国人品性的缺点及其改良的可能和必须》的文章中粗浅讨论了一下中国人的人性特点，在这篇文章中我写道：中国人的品性有没有缺点呢？肯定有。不仅有，而且很大。我曾经把古中华人、古印度人和古希腊人作比较，发现，在对待现世物质利益的态度上，古印度人超脱，古希腊人适中，古中华人贪嗜，由此我得出古中华人的“利在义上”、“化道为术”的物欲实利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的结论。中国人讲不讲“道”呢？讲。那是当他受到压迫、践踏的时候才讲。如果是他在压迫和蹂躏别人，他是不用讲“道”的。
那么，为什么相当大一部分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如此低下、正义感如此薄弱呢？对此，近现代国内外许多学者都作了一些探讨和分析，最后，有一点是大家都比较认同的，就是中国人的祖先没有生发出属于自己本民族的宗教。宗教信仰以及宗教道德和伦理的的缺失，尽管不是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道德水平较低、正义感较弱的全部原因，但也应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大家可能都知道，佛教里的五戒与十善对其教徒的道德伦理生活有着十分严格的限制和约束。其五戒是：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据说，这五戒是佛门四众弟子的基本戒条，不论出家在家都必须严格遵守。十善是指：不杀生、不偷窃、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语、不拍马、不贪婪、不恼怒、不背离佛法。
基督教里的摩西十诫同样对其教徒的道德伦理生活有着十分严格的限制和约束。摩西十诫的第一条，“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戒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第三条，“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第四条，“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第五条，“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土地上得以长久”。第六条，“不可杀人”。第七条，“不可奸淫”。第八条，“不可偷盗”。第九条，“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十条，“不可贪恋他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伊斯克兰教尽管没有如同佛教和基督教那样的戒律，而伊斯兰教的八大禁忌与佛教和基督教的教律对其教徒的道德伦理生活的限制和约束在作用和效果上是完全一样的。八大禁忌之一是饮食禁忌：1、畜禽肉类禁忌：严禁吃自死物；严禁食血液；严禁食用诵非安拉之命而宰杀的动物；禁止食用猛禽猛兽。2、禁用致醉和有毒的植物饮料：严禁饮酒；禁止一切与酒有关的致醉物品；禁止从事与酒有关的营生；禁止出席有酒的宴席；严禁服用一切麻醉品和毒品。之二是服饰禁忌：1、禁止男性穿戴高贵服饰；2、禁止妇女显露美姿和妆饰；3、严禁改变人类原造的矫饰行为；4、严禁男人佩带黄金饰物；5、忌讳穆斯林穿外教服饰；6、禁止男女模仿。之三是卫生与性生活禁忌：1、卫生习惯：伊斯兰教是一个注重卫生的宗教。《古兰经》中说：“安拉是喜爱清洁的”。先知也把讲究清洁提升到信仰的高度，穆圣（愿主赐福予他与他的家人）说：“清洁是信仰的一部分”。伊斯兰教将这些卫生要求赋予宗教意义并将它同人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而且渗透到人们生活的细节之中，促使人们去认真对待，竭力遵行。2、卫生及性行为禁忌，伊斯兰教不仅注意沐浴洁净人的身体外表卫生，而且也非常重视性生活的卫生，它在卫生与性行为方面有如下禁忌：禁止在公共场所大小便；禁止用右手处理污秽的事物；禁止在礼拜时吐痰、打哈欠、吹东西；禁止吃生葱、姜、蒜后做礼拜；忌讳贪食； 禁止和月经期或产妇发生性行为；禁止通奸；禁止同性恋。之四是婚姻禁忌：1、严禁与有相近血缘、亲缘、婚缘和乳缘关系的人结婚； 2、严禁与外教人结婚；3、严禁娶有夫之妇；4、严禁把离婚当作儿戏。之五是丧葬禁忌：1、禁止喧哗；2、禁止在日出、日落和正午时间举行殡礼；3、严禁为自杀者站殡礼；4、严禁号啕大哭；5、严禁妇女参加殡礼；6、严禁设立灵位向亡人祷告；7、禁止妇女为亡人超期守制；8、禁止无故迁坟 ；9、禁止盼望死； 10、禁止自杀。之六是商业禁忌：1、严禁重利盘剥；2 、禁止在商品中搀假、以次充好；3、禁止囤积财富垄断市场；4、禁止缺斤少量；5、禁止发誓推销商品；6、禁止购买偷窃、抢夺来的物品；7、严禁出售违禁物品；8 、禁止经商中使用欺骗手段。 之七是人际交往禁忌：1、严禁做伪证； 2 、严禁说谎；3、严禁诬蔑；4、严禁谗言；5、严禁诽谤；6 、严禁讥笑并以秽名相称；7、禁止恶意猜测；8、禁止偷窥他人隐私；9、禁 止嫉妒；10、禁止妄言嘻行；11、禁止背后非议。之八是精神生活禁忌：1、严禁赌博 ；2、严禁抽签；3、严禁占卜、看相。
相对于宗教教徒的自律生活而言，我们中国相当一部分人一辈子过着的是一种只管今生、不问来世、只求利益、不谈正义、信仰缺失、道德相对、利在义上、化道为术的生活。我们中国人的祖先为什么没有能够生发出我们自己本民族的宗教呢？对于这个问题，梁启超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做过一些分析，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先人一开始生活在中国西北部的苦寒不毛之地，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如何存活下来构成了整个部落生活的第一要务且几乎是唯一的事务；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中华先人的物质生活都没有保障，更遑论去过一种宗教式的精神生活。从这个传统出发或者沿着这个传统走下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就从来没有独立过、丰富过、发达过。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人性中，最要命的问题还不是这些，最要命的问题而是有很多人认为道德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既然道德是相对的，那么，道德就没有标准，这样，道德有时候就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而在宗教生活中，道德是绝对的、是有标准和准则的，如佛教的戒律，首先教徒自己要自觉严格去执行（自律）；如果违犯了教律，就会受到教会的严厉惩罚（他律）。而过一种非宗教生活的中国人就不存在这种道德信条的自律和他律，因此，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道德水平较低、正义感较弱也就极其自然了。所以，面对掌控如此庞大、种类繁多资源的中国特色的党国体制，那些道德水平较低、正义感较弱的中国人不仅不能舍弃、抵制这些利益、好处和诱惑，反而千方百计、不择手段、拍马钻营、抱大腿、抱粗腿、往里挤、往上爬、见利忘义、认贼作父、为虎作伥、有奶就是娘，以实现他们的人生“梦”。就这样，长此以往、习以为常，结果，中国特色的党国体制不仅没有被废除，反而在这些人的助推下变得日益庞大、日益凶横。
以上就是我从权力来源、党国体制和中国人性三个方面尝试对十八大过后为什么政改之门不开反闭这一现象所作的一点思考和探析。显然，这个思考和探析还是十分肤浅的和初级的，很多问题还有待于今后做进一步的观察、思考和探索。
五、“关门”、“开门”何时休？
论说至此，显而易见，十八大过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已被关闭了。请注意：这扇大门不是自行关闭的，而是由当今中国的最高执政团队单边宣示关闭的；与此相对应，千千万万的中国民众对此却持不同的立场和主张：他们几十年来从未停止过要求打开政改之门的呼唤和呐喊，这样，在当前中国就开始形成了一个要关政改之门一个要开政改之门的两种主张、两个阵营或两个派别（“关门派”与“开门派”）的对立、冲突和较量。
既然最高执政团队一方要关闭政改之门，而另一方要打开政改之门，那么，未来中国政改之门是按照最高执政团队的意志从此关闭了呢？还是最高执政团队的这个意志被更多人的意志所冲破而政改之门被打开呢？我以为，政改之门是开还是闭的问题已经不是个问题了，问题的关键是对“关门派”与“开门派”两派力量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估和对比、然后依据两派力量增减的可能态势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作些推测，我想，这一类型的观察和研究对于未来中国政治生态的演变可能具有一些参考性的意义和价值。
就我个人的研究而言，自2010年以来，我撰写了数十篇有关论述当代中国政治变革的论文和杂文，其中一篇题为《民主的软弱》（《爱思想网》2012年1月）的文字对于当今中国民主与反民主的力量作了一个粗浅的对比和评估。我在这篇文字中写道：民主之所以显得软弱，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以上所提的到目前为止世界范围内民主国家数量较少、要民主受损反民主获利的两个因素，更重要的，在专制国家，民主之所以软弱，我以为，是因为，民主只占道义，专制独占实力。没错，民主在价值估价和判断上是善，而非恶。但善的东西在还没有转变为现实之前，只有道义上的优势，而不具备实力上的优势。对于这一点，作为一个中国人，其感受肯定比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人的感受都要深。对于这样的一个实证性的问题，我观察到，在人类历史和现实的专制国家里，大致呈现出这样一种状况：专制者与民主者力量对比是：民主者一强四弱，与之相反，专制者一弱四强。民主者的一强是：民主道义上的强，但这是虚的。四弱是：武力、权力、财力、言力上的弱。民主者言力上之所以弱，是因为，反专制的言论受到专制强力的钳制和打压。与此相对照，专制者的一弱是：专制道义上的弱，但这也是虚的。四强是：武力、权力、财力、言力上的强，即：专制者手里掌控的枪杆子、官帽子、钱袋子、笔杆子强。在这样一强四弱、一弱四强的力量对比下，可想而知，民主与专制相比，不能不软弱。
时隔一年多过后反过头来再来审视这篇文章，我发现，“关门派”的“四强”中的一强“笔杆子”，在这次“宪政之争”事件中显得有些变弱，其他三强仍然十分坚挺。那么，据此我推测，下一步“关门派”可能将利用其手中掌控的“钱袋子”、“官帽子”这些强大资源，去动员、刺激和收买一批“笔杆子”为其鼓噪、卖命，以巩固其由来已久的“四强”阵势。那么，对此，“开门派”会有什么应对之招呢？然而，在我看来，“开门派”的应对之招是极其有限的，这是因为：“开门派”既没有鼓胀的“钱袋子”、也没有诱人的“官帽子”，更没有吓人的“枪杆子”，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发挥他们的道义优势，继续在自媒体上（官媒从来就没有给“开门派”任何活动场所）呼唤、呐喊，要打开政改之门。由此可以判定，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关门派”与“开门派”之间的口水战会连连不断，除非“关门派”把互联网也关闭了，否则，这场口水战是无法休止的。但这也不好说，还真说不定哪一天“关门派”急了，真的把互联网都给关闭了。不过，如果真的到了这一天，我以为，所有的事情可能就变得十分简单了。
有目共睹，连年来一批批“开门派”人士一直在写文、发声劝告、警告乃是吓唬“关门派”，要他们打开政改之门，譬如：他们有的劝告“关门派”，如果他们顺应改革潮流打开政改之门对他们是如如何的有利：自己不会被砍头、子孙不会受牵连、甚至开门过后原来的“关门派”人士还能乘着竞选大潮一展雄风，叱咤政坛；有的则指责“关门派”是如何如何的不明智呀，是如何如何的贪婪呀，是如何如何的做着秦始皇式的春秋大梦呀，是如何如何的怀着击鼓传花的心态呀，是如何如何的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呀；有的则吓唬“关门派”如果不打开政改之门其下场是如如何的惨烈：要么是苏东波式的，要么是晚清式的，要么是南宋式的，要么是北非式的，要么是卡扎菲式的，要么是朱由检式的，等等等等。
然而，不管你怎么劝说、怎么警告、怎么吓唬，“关门派”不仅不为之所动，反而变本加厉，把本来还有点缝隙的政改之门也彻底给关闭了。可想而知，剩下的还会有什么呢？剩下的也就只能是口水战了！口水战之后又会是什么呢？这正是当代中国所有政治问题的关键所在，只不过，到时候，回答这个问题的肯定将不再是口水和文字了，回答这个问题的自然会有它自己与自己相匹配的质料和方式，只是我们都不是算命先生，我们都不是伊尹、姜子牙、张良、诸葛亮、李淳风、袁天罡、刘伯温，所以我们不知道到时候具体的质料和方式是什么，所以，对于国人广众来说，他们所能做的，要么就是自己把自己作为质料和方式投入变革潮流中，要么就是作观壁上、拭目以待！但对“开门派”来说，他们的选择只有一个，这就是李克强先生作为总理首次答中外记者问时说的那句话：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李克强先生的这句话在客观效果上无疑启发、指引和激励了“开门派”：叫他们不仅要喊破嗓子，而且还要甩开膀子；不但要去用口喊，还要去动手干！我想，一幅真实的、活生生的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图景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吧！
201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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