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9-10日，我应邀参加了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办，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的“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与达赖喇嘛尊者对话”研讨会。达赖喇嘛尊者莅临会议发表演说，新当选的藏人行政中央首席噶伦洛桑森格博士在会上发表了讲话，阐述他对藏中谈判的立场，以及对汉藏民间对话的支持。达赖喇嘛与中方谈判特使洛第嘉日先生和流亡美国的塔尔寺住持阿嘉仁波切也在会上讲话。
这次会议除了为尊者、洛桑森格博士和洛第嘉日先生准备的“特别环节”外，共有“西藏流亡社区的民主建设”、“汉藏关系近年的发展”、“达赖喇嘛退出政坛的宗教、政治与历史意涵”、“作家看西藏：流亡历程——西藏精神的全球浮现”、“学者评西藏：民主发展——西藏、中国与世界”、以及“中道、自治、悲悯、民主”等六场专题讨论会。与会者涵盖面很广，绝大多数是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包括政论家、作家、媒体人员、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等，大家的共同点是：关注中国，也关注西藏。会议发言相当精彩，互动也很热烈。
这几年，海外汉藏交流进展相当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关心西藏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举办了许多场类似会议，达赖喇嘛尊者多次莅临会议发表演说，阐述立场，回答问题。除了举办汉藏对话、汉藏论坛一类的会议，每年还有海外汉人民间知识分子去印度达兰萨拉实地考察，直接了解流亡政府的立场，并与各个时期流亡印度的藏人对话，从“藏人视角”来了解西藏问题，加深对西藏问题的理解。2010年11月在印度举办了第六届国际支持西藏大会。在此之前，民运界支持西藏的人士如茉莉、盛雪、秦晋、项小吉、曹长青、仲维光、还学文、薛伟等人曾参加过历次国际支持西藏大会，但这次大会首次有一个30多人，来自世界各国，包含各界人士的正式华人代表团参加，这意味着在国际支持西藏运动中，华人代表团从此不会再缺席。
汉藏对话的发展，证实了达赖喇嘛尊者的远见。几年前，我采访一位80年代末流亡印度的青海僧人，他告诉我说，他到达兰萨拉后，第一次拜见达赖喇嘛，那时他还是未满20岁的青年。尊者听说他会说汉语，叮嘱他“一定不要忘记汉话，以后会有用的”。他说那时他并没有想到，尊者已经有了与汉人对话的想法。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现在的汉藏对话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尊者对汉藏民间对话的想法由来已久，但直到90年代初，才开始与海外华人接触。在此之前，中国处于封闭状态，移民海外的人很少。文革后出来了大批留学生，但大家忙于学业和谋生，对政治兴趣不大。“六四”之后，大批民运人士流亡海外，汉藏流亡人士开始接触。茉莉、曹长青、胡平、薛伟等许多著名民运人士发表了大量文章，将“西藏问题”和西藏流亡社会带入海外中文读者的视野。这一阶段中，不少民运人士访问过达兰萨拉，出版了《达兰萨拉纪行》、《中国知识份子谈西藏》等书，西藏流亡政府也出版了一些中文资料，但汉藏对话未形成系统，接触面较狭窄，影响面也较有限。
2004年，我第一次参加“与达赖喇嘛尊者见面会”，是在纽约达赖喇嘛下榻的旅馆小会议室，参加者仅十余人。那年我与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处合作，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图书馆举办了一场为期一周的“西藏文化节”，是为我参与汉藏联系之始。那场文化节包括一个有关西藏问题的讨论会，现任台北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才仁先生专程从达兰萨拉来参加，但是，虽然“文化节”是在纽约华人社区中心之一的法拉盛，参加讨论会的绝大多数是美国人，华人屈指可数。那时流亡藏人民主试验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可是海外华人知识分子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那个时期的汉藏交流主要限于西藏流亡政府与海外民运人士。此为汉藏民间沟通的第一阶段。
2008年在拉萨发生的“3•14事件”，以及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的一系列事件，通过电视转播，猛然将“西藏问题”带入中国的每个家庭。几十年来，西藏问题在中国是高度禁忌，不可公开讨论的问题，但是，“3•14事件”反而是中共官方首先打破了自己的禁忌，使得许多人初次知道，原来中国除了其他问题之外，还有一个相当严重、早已引起国际关注、并得到广泛支持的“西藏问题”。虽然官方极力显示由奥运圣火传递、“王千源事件”引发的民族主义狂热，但即使在狂热之中，海内外也有不少人在冷静思考，并在博客、论坛上发表了300多篇文章，从各个角度提出不同看法。当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退潮后，更多的人开始冷静思考，并开始寻找另一种声音。同时，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狂热也给汉藏两边的有识之士带来紧迫感，关心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人们认识到，在民主化过程中，民族问题不可忽略。这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氛围，使得更为广泛的汉藏民间接触水到渠成。这个“副作用”大概是中共宣传部门始料未及的。
“3•14”事件也使得西藏流亡政府更加重视汉藏交流。流亡政府的驻外机构及时配备了懂汉语的工作人员，担任华人事务负责人，从事汉藏民间联络工作。由此形成一套体系，使得汉藏交流更为广泛，也更加便利。 在北美，华人事务负责人贡噶扎西先生就任后不久，即开始协调组织较大范围内的汉藏民间对话，对话很快从民运人士发展到留学生群体。
今年5月7日，达赖喇嘛在明尼苏达州与100多名中国留学生对话，学生们踊跃提问，气氛十分热烈。2009年在日内瓦召开国际汉藏对话会议“寻找共同点”，有12个国家的华人参加，并形成会议共识，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汉藏对话活动，也标志着“汉藏对话”进入第二个阶段，即尊者和西藏流亡政府与非民运的知识分子对话阶段。与第一阶段比较，目前的汉藏对话无论是参与者还是议题，都更为广泛深入。
这次在华盛顿召开的会议，是2009年5月以来，我参加的第5个汉藏对话会。比较前几次会议，这次的会议有特殊意义。首先，这次会议是达赖喇嘛尊者正式退出政坛之后，第一次对华人知识分子讲话。尊者讲话时，新当选的首席噶伦洛桑森格博士也在场，凡是有关流亡政府日常工作和政策的问题，尊者总是要提问者去问洛桑森格博士，这不仅显示出他退出政坛的真实性，也表示他对这位新一代首席噶伦的支持。其次，洛桑森格博士尚未宣誓就职，就在这次会议上对华人说明了他对中间道路、中藏谈判、汉藏交流等各方关心的问题作了说明，并告诉与会者他在汉藏交流方面的经验和体会，显示他对汉藏民间交流的重视。洛桑森格博士在汉藏交流方面有多年经验，可以想见，在洛桑森格博士任职期间，汉藏民间交流应当会持续发展。
除此之外，这次会议还有一个显著特点：这是一次深入的讨论会。由于举办方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与会者中有相当多的各学科研究者，会议带有明显的学术性，其重点不在于宣示各自的立场，而在于讨论问题、交流想法、开拓思路，争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会议的发言者大多去过达兰萨拉和其他流亡社区，对西藏问题有直接感受和更深的了解，发言不是空泛的议论，而是能够讨论一些具体问题，如西藏流亡社区民主化的过程与实际操作方式，达赖喇嘛至上而下推动民主化对中国民主化的启迪，达赖喇嘛退出政坛的解读，尊者的“中道”、“慈悲”等观念对推动民主化的意义，“中间道路”的法理解读等等。近年来我参加的同类会议中，一群华人知识分子在一起公开讨论西藏民主化对中国民主化的启迪，这是第一次。
这样的讨论对解决西藏问题是否有帮助？我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参加会议的人有不少各学科的学者，他们的书和文章虽然在中国被禁，但在网络时代，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信息交流。他们与国内知识界保持紧密联系，通过各种渠道互动，他们有关西藏问题的观点自然也与国内知识界交流。这些年来，达赖喇嘛尊者在国际上的影响如日中天，受到各国领袖的礼遇，中国政府的反应始终是无效的高调抗议，这也使国内一些人反思西藏问题，出现呼唤“解决西藏问题新思维”的声音。越来越多的国内佛教徒去达兰萨拉拜见达赖喇嘛，越来越多的海内外知识份子关心西藏问题，从各个角度研究西藏问题，逐渐形成非官方的研究群体和支持群体，这对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无疑是有积极和正面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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