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7-21
最近在越南首都河内，我采访了这个国家知识界的一些人物，其中有两个年轻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像。
一个是四十出头的阮纯诗，她曾经在越南通讯社和其他政府新闻部门工作，后来去美国留学，获得了两个硕士学位后回到越南，现在投身民间纪录片工作，建立了河内纪录片实验室，开办了一个业余学校，教越南年轻一代如何用摄影机纪录社会万像。
阮纯诗的民间纪录片包括当代都市和文化题材，但更重要的工作是拍摄20世纪50和60年代越南一些重要知识分子的资料片，尤其是1956-1957年越南出现的争取创作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人文—佳品运动”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和他们不幸的遭遇。那段历史和中国的百花齐放和后来的反右运动不但类似，而且平行。
阮纯诗最近的作品“冬去春来”就是以越南著名诗人黎代的葬礼为题材对那段历史的追寻。黎代是越南20世纪重要诗人，参与了“人文-佳品”运动，之后被禁止发表作品。越南实行革新开放后，一些知识分子一直在恢复他的名誉和影响而呼号。前不久他们借用法国文化中心举办了一场有关黎代的讨论会。
阮纯诗认为黎代的遭遇像征著越南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的原因文学艺术创作停滞不前的困境，也像征著被遮蔽的民族历史和缺位的记忆。她拍摄了黎代的葬礼，参加者很多是越南著名学者和艺术家，也有很多对历史充满好奇的年轻人，他们恭敬地围绕黎代的棺木移动。纪录片以时光倒流的方式重演黎代的青春，表达了用季节更替的方式让他的生命在自然的循环中再生的意念。
阮纯诗告诉我说，由于官方对历史的掩盖，她过去对半个世纪前那些文化界名人只有一些模模糊糊的印像，对这些名字有一种神秘感。从美国回到越南后，有一次参加一个朋友的父亲的葬礼，死者就是50年代那批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在葬礼上，一些文化学术界的老人都出席了，很多都上个世纪中期那个自由化运动的参与者。在葬礼的特殊气氛中一起露面的这些老人使她忽然觉得一个被掩盖的世界开始浮出水面，以往只是零零星星听说的那段历史在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身上变得生动起来。从那以后，她就把追踪这些人物，用纪录片的形式重现那段历史作为自己的使命。
高越勇是我采访的另一个河内年轻知识分子，年龄只有三十出头。他留学法国，专业是法国文学，几年前回国后投身一家私营出版社的工作，负责选稿，每天都要阅读大量的海内外新书信息，选中后便和原作者和出版社联系并向政府主管部门申办出版许可。他对中文作家李锐，韩少功，高行健和王蒙等人的作品有一定了解，也出过他们的一些书。他也负责越南文学的选稿。他是一个多产的翻译家，翻译了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告别聚会》，《玩笑》，《无知》和一本随笔集《幕帘》。同时，他还是一个很受欢迎的网络化平面媒体社会评论家。
高越勇的一个重要工作是把越南上个世纪中期的著名作家和诗人陈寅的作品重新介绍给今天的读者。陈寅19岁参加越共领导的抗法斗争，是一个充满爱国热情和多产的艺术家，但由于参加了那场越南的百花运动被政府清算，几十年来不准公开发表作品。
高越勇的出版社打破了这个禁区，2008年出版了他的诗集，600页的书卖了2000册，但政府不准加印。高越勇等人写了公开信向政府有关部门抗议。2009年时，他们出版了陈寅描写抗法战争的一首长诗，其中包括了官方过去出版时被删掉的两章。2010年，他们又出版了陈寅的一部长篇小说，书名是《河内生活，1954》，描写一个参加了法国殖民军的越南人在越南独立后的河内的生活，非常有哲理和心理的深度，出版五个月后竟然卖了6000册，在读者中造成了震撼性的影响，很多年轻人忽然发现越南文学原来在60多年前就有如此的水平。
对高越勇和阮纯诗的采访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很多自70年代末就开始不懈地为追寻和恢复历史真相而努力的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说是相似的历史命运赋予了他们共同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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