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德國媒體大量報導他來到柏林之後 ，才略略讀到關於他的的故事，挺有意思的。剛過去的週末，Berliner Zeitung 刊登了他的全版訪問，現試譯一下，歡迎指教。有不順暢或歐化中文之處，請見諒。
---
《我是時代的錄音機》 (原文﹕Ich bin das Tonbandgerät meiner Epoche)
刊登日期﹕16./17. Juli 2011
廖亦武把他在中國監獄中的經歷寫了出來，新書將在幾天內出版。他現居柏林，回去將會很危險。
訪問人﹕Arno Widmann
我們從 Lettre International 首次的德語出版認識廖亦武，一個與現今中國宣傳文案格格不入的敘事者。廖亦武的中國不欠摩天大樓，可是這些大樓往往被描述為，人民被迫撤離家園來騰出空間，安置由全世界最好、身價最高的建築師設計的最新、最華麗的不動產。廖以非小說作家的姿態出現，他有好幾首詩歌終於在《一首詩與一百首詩》中被打印出來。從他的言語中，我們開始猜想，他走過一條痛苦的路。
在監獄和折磨---對他人及自己的---之中，他認識也改變了自己。他不再站在中心點，他有義務去作見證。他要盡一切機會寫作和出版，這是他存在於世的目的，這也賦予了他存在的權利。我們與他在 Berliner Haus der Böll-Stiftung 會面，那時才不過上午，但我們已經是他的第三個訪問單位。他的德國編輯正與一位澳洲記者通電話，那記者看了一篇 The New Yorker 的網上報導，得知廖離開了中國，經過河內和華沙來到柏林。那記者想知道，新書的英文版會何時出版，廖又會不會如期前往澳洲。廖會在九月發佈另一本書，內容集結了一些人物訪問，有關基督教如何在共產中國落地生根，可是只會有英文版。廖亦武表現輕鬆，樂意講話；他事事都想知，常常會問翻譯員，我的說話是什麼意思。
閱讀《一首詩與一百首詩》的時候，我想起 Raul Hilberg 一本關猶太人被滅絕的著作的標題《Tater, Opfer, Zuschauer》(兇手、受害人、旁觀者)。
我不認識這本書，我讀過 Elie Wiesel 的《Nacht》(夜)。1989年，在坦克車輾過在天安門廣場的示威群眾後，我發佈了詩歌《屠殺》。後來我入獄了，在那裡待了差不多四年。《一首詩與一百首詩》---這本才剛發行的書--- 記述了我在監獄裡的經歷。我對中國這一面一無所知，雖然我讀過關於政治犯的書，知道單獨監禁是怎樣一回事。準確一點說，我認識這個字。可是真實的情況是怎樣，我無法從書本中見識，也無法從我的朋友劉曉波處得知...
... 那個仍被囚禁的和平獎得獎人。
我在獄中的時候，才學會單獨監禁的意思。請不要忘記﹕中國有不同類型的監獄。有些環境很差，但仍有活動室；另一些則有絕對的監控。我被囚在重慶一家監獄，那裡肯定屬於後者。
你要對我們說什麼嗎？
監獄是中國社會的縮影，特別是其醜惡的一面。另一方面，政權在宣揚 (監獄能創造) 新造的人。在座就有其中一個 (按﹕廖亦武自己)。透過監獄，我成了新造的人。我還想回應你關於猶太人被殺那道問題。閱讀 Elie Wiesel 那書的時候，我留意到猶太人和中國人的分別。猶太人有集體精神 (kollektiver Geist)，面對火爐之時，他們齊聲歌唱。他們唱著﹕这个世界是一道我們必然要過的窄橋，不用害怕，会过去的。中國人之間沒有凝聚力，每個人都只為自己而死，為自己苦惱，為自己受折磨。每個人都為自己而活，也只單純為自己而活 (原文﹕Jeder erlebt es als sein eigenes, und nichts als sein eigenes, Schicksal)。正因為此，我把一切寫下來是如此重要。沒有人再會這樣做，沒有什麼可以失去。
書中多次提到﹕中國人是狗。你想說什麼？
當一個人入獄的時候，他會被迫蹲下來，像條狗一樣。獄卒由上而下看著你。你要脫光衣服，全身赤裸。你的身體會被逐分吋的檢查，最後他們會把一條筷子塞進你的肛門，查看有沒有東西藏在裡面。
食用的筷子？
對。現在，你之前的人生從此消失，你誰也不是，你是一個零。當你回到囚室時，就要重新伏在地上。其他囚犯會毆打和虐待你，你是他們的狗。每種折磨/酷刑也有一個名字，像菜色一樣，差不多有五十款。施刑者會把酷刑喊出來，如剛看了菜單般。他們選擇你的痛苦，如同食客在餐廳選擇享受 (點菜)。你不再是一個人，你是一條狗。同時間，你也停止當一個人，你是受害人，但也是兇手。你現在雖然是受害人，但在此之前你是兇手和旁觀者，之後你也會變回這兩者。兇手、受害人、旁觀者，中國人就在這圈裡團團轉。
你在書中一節提到，人民必須詛咒一個孕育劊子手的社會。你可以想像一個沒有劊子手的社會嗎？
在過去六十年，中國歷史除了製造水壩、辦公室、房屋、工廠和監獄外，還有習慣(Gewohnheiten，這裡也可解習俗)，去批鬥別人就是其中一種。剛開始的時候，那是一種求生技能。受害人為了不被殺害而互相批鬥。現在這變成了一種習俗，幾乎無人是沒有這習慣的。每個人都是兇手、受害人和旁觀者。比方說，年資最老的人在監獄裡有絕對權威，可是每個獄卒都有權力把這些人壓下去。
狗隻可以怎樣建設一個沒有劊子手的社會？
我是我們這時代的錄音機，我描述發生了的事。不寫作，就沒有記憶，發生了的事情會當成沒發生過。我把這一切記錄下來，這才有公義的可能 (註1)。不然的話，人生就沒價值可言了。
這也是你的自況嗎？眼前沒有公義的話，你的人生也沒價值了？
對，我有這個意思，很嚴肅的。沒有公義，我們的生命毫無價值。我列一張單子出來，利用他的話，將來可能會有一次機會達至公義。這是我的工作，我的任務是為補償公義提供一些文件 (註2)，這是我人生的目的。
你的書既絕望又有幽默感，既冷漠而又充滿情感。當中有一節寫到，你的母親與你的父親結婚了 --- 日子過去了，愛在哪裡？你又寫到﹕這造成了四個孩子。之後一頁細緻地描寫了你和妻子的性愛場面，不，那不是性愛，那是性和暴力。
我在四年後出獄，那時妻子和我疏遠了。在晚上，我們躺在床上一起睡覺，可是她不願意。我們還是做了，她跟我說，我對你已經沒有感覺了，在生理上也沒有，我們只是同盟。我感到被傷害，很憤怒。我有暴力傾向。這就是中國人的生活狀態，我們找不到答案，也無法從惡性循環中走出來。政權在人民身上施暴，對我們示範了我們應有的行為。他展示了什麼是，我們為了求存而必須做的 --- 我們不可以展現良善的一面。我們不可以對別人好，我們是國家暴力的產物，她令我們變成不正常。
會有出路嗎？
可能沒有。不過我個人比較幸運，我的腦袋還操作正常，還能把所有事情不止一次記錄下來。我的手稿被拿走了，試過三次從頭開始書寫。其他人還有更慘的經歷，而且他們沒有機會把握自己的經歷和正義感，把其論述出來。他們的命運也沒留下任何痕跡，沒有人會重溫自己的過去。這是很可怕的，這真的是毫無出路。寫作顯然不是一條出路，可是不寫作的話，什麼也沒有了。
在這裡 (柏林) 是一種出路？
這本書《一首詩與一百首詩》為我們帶來很多麻煩，我已完成這書很久而且早應該出版了。不過，在四月的時候，大陸當局告訴我﹕這書永遠不能在中國出版，在海外也不能。如果我把它出版，就是做了不法行為並且要承擔法律責任。
入獄？
是這樣的意思。他們的說法是法律責任。S. Fischer 出版社很擔心，他警告，如果此書在德國出版的話，我可能會在中國被補。所以發佈日期被延遲至六月，只要我人還在中國，書還要等一下。現在我自由了，書在七月二十一日起也自由了。
這書在中國從未出版過嗎？
中國版和德國版是一樣的。如果我人在中國，而這書在台灣出版，我將要承擔法律責任。基於這情況，我被迫做決定，要不留在祖國，要不出國去。這不單單為了出書，也為了能繼續寫作。我頭一次如此清楚，不難作出這決定。我一定要把我的經歷寫出來，我就是我這時代的錄音機。我的人生沒其他意義，如果不能在中國寫作，我便要去一個可以寫作的地方。就是如此簡單。
你不想回中國嗎？
我想回去，我不是政治難民。這是我第一次來柏林，之後去一趟美國和澳洲。除此之外，德國學術交流處 (DAAD) 邀請我在柏林居住一年。我會看看中國的情況變成怎樣，到時也許會有些改變了。我想回去祖國，我有這權利。我期望 (按﹕auf etwas setzen 也解打賭) 中國會有轉變。
未來兩年半的轉變嗎？
對。我希望是這樣，我仰望青天。
三年前我問過艾未未，他會給多少時間這個政權。他答﹕再多四年。然後他笑說，五年前我也在說同一句話。
翻譯員的電話響起來了，她沒有接聽。那響聲不斷重複，她略為停頓，向我投了無助的眼神。在這次訪問之前，廖天琪女士 ---我在此刻很想感謝她--- 已為兩位記者和一個電台做翻譯。我們把她累壞了。
廖先生，我們應否為你能來柏林以及我們能讀你的書而感謝 Merkel 女士？
這一次看來不必，可能我的跺腳奏效了。我當然希望我的書能出版，而我的心聲能被聆聽。我認為，他們需要被聆聽。
在這裡，不在中國。
不完全對。我在中國沒有官方正式的出版，可是非官方那邊，我有點成就。《Fräulein Hallo und der Bauernkaiser》這本書在德國也由 S. Fischer 出版社出版，在中國有很大的回響。在地下市場裡佔據排行傍的第三位，列在色情刊物和政治揭秘文學 (politischer Enthüllungsliteratur) 之後。
你在新書中，記述了母親在你的頭髮長得狂亂時，帶你去把頭剃光。當頭變得一片光禿之後，母親歡欣地說，他現在看起來像嬰兒般漂亮。現在你也剃頭了，是因為你要每天記住，自己曾為囚徒並有天可能重蹈覆轍？
在獄中我們每兩星期剃一次頭，最初我覺得很難受，也覺得自己很難看。我出獄之後開始掉髮，我想剃頭可能是個解決方法。也許我至死亡之前都會這樣做。
這不是一個宣言？
這是一個習慣，一個我從監獄帶出來的習慣。
為何老子在你的書中擔當重要的角色？
不可以這樣說，擔當了重要角色的是監獄帶來的苦難，那些他們必須忍受的屈辱。老子的確常出現，他有些見解對我影響甚深。他說，那盛滿了的，是空的；那非常吵鬧的，是寧靜的。我以前不明白，但當別人把我的雙手從後縛起來，我明白了老子。最初我什麼也感受不到，沒多久手感覺到痛楚，那痛楚越來越強烈，直至我什麼都感覺不到。又或者，在我因為痛楚而大叫的時候，我非常大聲地叫喊，越來越大聲。後來別人聽不到我的聲音了，我體內仍在盡我所能的，咆哮。
--
---
《我是時代的錄音機》 (原文﹕Ich bin das Tonbandgerät meiner Epoche)
刊登日期﹕16./17. Juli 2011
廖亦武把他在中國監獄中的經歷寫了出來，新書將在幾天內出版。他現居柏林，回去將會很危險。
訪問人﹕Arno Widmann
我們從 Lettre International 首次的德語出版認識廖亦武，一個與現今中國宣傳文案格格不入的敘事者。廖亦武的中國不欠摩天大樓，可是這些大樓往往被描述為，人民被迫撤離家園來騰出空間，安置由全世界最好、身價最高的建築師設計的最新、最華麗的不動產。廖以非小說作家的姿態出現，他有好幾首詩歌終於在《一首詩與一百首詩》中被打印出來。從他的言語中，我們開始猜想，他走過一條痛苦的路。
在監獄和折磨---對他人及自己的---之中，他認識也改變了自己。他不再站在中心點，他有義務去作見證。他要盡一切機會寫作和出版，這是他存在於世的目的，這也賦予了他存在的權利。我們與他在 Berliner Haus der Böll-Stiftung 會面，那時才不過上午，但我們已經是他的第三個訪問單位。他的德國編輯正與一位澳洲記者通電話，那記者看了一篇 The New Yorker 的網上報導，得知廖離開了中國，經過河內和華沙來到柏林。那記者想知道，新書的英文版會何時出版，廖又會不會如期前往澳洲。廖會在九月發佈另一本書，內容集結了一些人物訪問，有關基督教如何在共產中國落地生根，可是只會有英文版。廖亦武表現輕鬆，樂意講話；他事事都想知，常常會問翻譯員，我的說話是什麼意思。
閱讀《一首詩與一百首詩》的時候，我想起 Raul Hilberg 一本關猶太人被滅絕的著作的標題《Tater, Opfer, Zuschauer》(兇手、受害人、旁觀者)。
我不認識這本書，我讀過 Elie Wiesel 的《Nacht》(夜)。1989年，在坦克車輾過在天安門廣場的示威群眾後，我發佈了詩歌《屠殺》。後來我入獄了，在那裡待了差不多四年。《一首詩與一百首詩》---這本才剛發行的書--- 記述了我在監獄裡的經歷。我對中國這一面一無所知，雖然我讀過關於政治犯的書，知道單獨監禁是怎樣一回事。準確一點說，我認識這個字。可是真實的情況是怎樣，我無法從書本中見識，也無法從我的朋友劉曉波處得知...
... 那個仍被囚禁的和平獎得獎人。
我在獄中的時候，才學會單獨監禁的意思。請不要忘記﹕中國有不同類型的監獄。有些環境很差，但仍有活動室；另一些則有絕對的監控。我被囚在重慶一家監獄，那裡肯定屬於後者。
你要對我們說什麼嗎？
監獄是中國社會的縮影，特別是其醜惡的一面。另一方面，政權在宣揚 (監獄能創造) 新造的人。在座就有其中一個 (按﹕廖亦武自己)。透過監獄，我成了新造的人。我還想回應你關於猶太人被殺那道問題。閱讀 Elie Wiesel 那書的時候，我留意到猶太人和中國人的分別。猶太人有集體精神 (kollektiver Geist)，面對火爐之時，他們齊聲歌唱。他們唱著﹕这个世界是一道我們必然要過的窄橋，不用害怕，会过去的。中國人之間沒有凝聚力，每個人都只為自己而死，為自己苦惱，為自己受折磨。每個人都為自己而活，也只單純為自己而活 (原文﹕Jeder erlebt es als sein eigenes, und nichts als sein eigenes, Schicksal)。正因為此，我把一切寫下來是如此重要。沒有人再會這樣做，沒有什麼可以失去。
書中多次提到﹕中國人是狗。你想說什麼？
當一個人入獄的時候，他會被迫蹲下來，像條狗一樣。獄卒由上而下看著你。你要脫光衣服，全身赤裸。你的身體會被逐分吋的檢查，最後他們會把一條筷子塞進你的肛門，查看有沒有東西藏在裡面。
食用的筷子？
對。現在，你之前的人生從此消失，你誰也不是，你是一個零。當你回到囚室時，就要重新伏在地上。其他囚犯會毆打和虐待你，你是他們的狗。每種折磨/酷刑也有一個名字，像菜色一樣，差不多有五十款。施刑者會把酷刑喊出來，如剛看了菜單般。他們選擇你的痛苦，如同食客在餐廳選擇享受 (點菜)。你不再是一個人，你是一條狗。同時間，你也停止當一個人，你是受害人，但也是兇手。你現在雖然是受害人，但在此之前你是兇手和旁觀者，之後你也會變回這兩者。兇手、受害人、旁觀者，中國人就在這圈裡團團轉。
你在書中一節提到，人民必須詛咒一個孕育劊子手的社會。你可以想像一個沒有劊子手的社會嗎？
在過去六十年，中國歷史除了製造水壩、辦公室、房屋、工廠和監獄外，還有習慣(Gewohnheiten，這裡也可解習俗)，去批鬥別人就是其中一種。剛開始的時候，那是一種求生技能。受害人為了不被殺害而互相批鬥。現在這變成了一種習俗，幾乎無人是沒有這習慣的。每個人都是兇手、受害人和旁觀者。比方說，年資最老的人在監獄裡有絕對權威，可是每個獄卒都有權力把這些人壓下去。
狗隻可以怎樣建設一個沒有劊子手的社會？
我是我們這時代的錄音機，我描述發生了的事。不寫作，就沒有記憶，發生了的事情會當成沒發生過。我把這一切記錄下來，這才有公義的可能 (註1)。不然的話，人生就沒價值可言了。
這也是你的自況嗎？眼前沒有公義的話，你的人生也沒價值了？
對，我有這個意思，很嚴肅的。沒有公義，我們的生命毫無價值。我列一張單子出來，利用他的話，將來可能會有一次機會達至公義。這是我的工作，我的任務是為補償公義提供一些文件 (註2)，這是我人生的目的。
你的書既絕望又有幽默感，既冷漠而又充滿情感。當中有一節寫到，你的母親與你的父親結婚了 --- 日子過去了，愛在哪裡？你又寫到﹕這造成了四個孩子。之後一頁細緻地描寫了你和妻子的性愛場面，不，那不是性愛，那是性和暴力。
我在四年後出獄，那時妻子和我疏遠了。在晚上，我們躺在床上一起睡覺，可是她不願意。我們還是做了，她跟我說，我對你已經沒有感覺了，在生理上也沒有，我們只是同盟。我感到被傷害，很憤怒。我有暴力傾向。這就是中國人的生活狀態，我們找不到答案，也無法從惡性循環中走出來。政權在人民身上施暴，對我們示範了我們應有的行為。他展示了什麼是，我們為了求存而必須做的 --- 我們不可以展現良善的一面。我們不可以對別人好，我們是國家暴力的產物，她令我們變成不正常。
會有出路嗎？
可能沒有。不過我個人比較幸運，我的腦袋還操作正常，還能把所有事情不止一次記錄下來。我的手稿被拿走了，試過三次從頭開始書寫。其他人還有更慘的經歷，而且他們沒有機會把握自己的經歷和正義感，把其論述出來。他們的命運也沒留下任何痕跡，沒有人會重溫自己的過去。這是很可怕的，這真的是毫無出路。寫作顯然不是一條出路，可是不寫作的話，什麼也沒有了。
在這裡 (柏林) 是一種出路？
這本書《一首詩與一百首詩》為我們帶來很多麻煩，我已完成這書很久而且早應該出版了。不過，在四月的時候，大陸當局告訴我﹕這書永遠不能在中國出版，在海外也不能。如果我把它出版，就是做了不法行為並且要承擔法律責任。
入獄？
是這樣的意思。他們的說法是法律責任。S. Fischer 出版社很擔心，他警告，如果此書在德國出版的話，我可能會在中國被補。所以發佈日期被延遲至六月，只要我人還在中國，書還要等一下。現在我自由了，書在七月二十一日起也自由了。
這書在中國從未出版過嗎？
中國版和德國版是一樣的。如果我人在中國，而這書在台灣出版，我將要承擔法律責任。基於這情況，我被迫做決定，要不留在祖國，要不出國去。這不單單為了出書，也為了能繼續寫作。我頭一次如此清楚，不難作出這決定。我一定要把我的經歷寫出來，我就是我這時代的錄音機。我的人生沒其他意義，如果不能在中國寫作，我便要去一個可以寫作的地方。就是如此簡單。
你不想回中國嗎？
我想回去，我不是政治難民。這是我第一次來柏林，之後去一趟美國和澳洲。除此之外，德國學術交流處 (DAAD) 邀請我在柏林居住一年。我會看看中國的情況變成怎樣，到時也許會有些改變了。我想回去祖國，我有這權利。我期望 (按﹕auf etwas setzen 也解打賭) 中國會有轉變。
未來兩年半的轉變嗎？
對。我希望是這樣，我仰望青天。
三年前我問過艾未未，他會給多少時間這個政權。他答﹕再多四年。然後他笑說，五年前我也在說同一句話。
翻譯員的電話響起來了，她沒有接聽。那響聲不斷重複，她略為停頓，向我投了無助的眼神。在這次訪問之前，廖天琪女士 ---我在此刻很想感謝她--- 已為兩位記者和一個電台做翻譯。我們把她累壞了。
廖先生，我們應否為你能來柏林以及我們能讀你的書而感謝 Merkel 女士？
這一次看來不必，可能我的跺腳奏效了。我當然希望我的書能出版，而我的心聲能被聆聽。我認為，他們需要被聆聽。
在這裡，不在中國。
不完全對。我在中國沒有官方正式的出版，可是非官方那邊，我有點成就。《Fräulein Hallo und der Bauernkaiser》這本書在德國也由 S. Fischer 出版社出版，在中國有很大的回響。在地下市場裡佔據排行傍的第三位，列在色情刊物和政治揭秘文學 (politischer Enthüllungsliteratur) 之後。
你在新書中，記述了母親在你的頭髮長得狂亂時，帶你去把頭剃光。當頭變得一片光禿之後，母親歡欣地說，他現在看起來像嬰兒般漂亮。現在你也剃頭了，是因為你要每天記住，自己曾為囚徒並有天可能重蹈覆轍？
在獄中我們每兩星期剃一次頭，最初我覺得很難受，也覺得自己很難看。我出獄之後開始掉髮，我想剃頭可能是個解決方法。也許我至死亡之前都會這樣做。
這不是一個宣言？
這是一個習慣，一個我從監獄帶出來的習慣。
為何老子在你的書中擔當重要的角色？
不可以這樣說，擔當了重要角色的是監獄帶來的苦難，那些他們必須忍受的屈辱。老子的確常出現，他有些見解對我影響甚深。他說，那盛滿了的，是空的；那非常吵鬧的，是寧靜的。我以前不明白，但當別人把我的雙手從後縛起來，我明白了老子。最初我什麼也感受不到，沒多久手感覺到痛楚，那痛楚越來越強烈，直至我什麼都感覺不到。又或者，在我因為痛楚而大叫的時候，我非常大聲地叫喊，越來越大聲。後來別人聽不到我的聲音了，我體內仍在盡我所能的，咆哮。
--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