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2011年6月15日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迟到了。我们约好在Roast餐厅见面，那是位于巴腊鲜货市场(Borough Market)的一个典型的英国餐厅，离英国《金融时报》伦敦办公室仅5分钟路程。中午12:30，我准时到达，而后被引到一个较为安静的位置上。10分钟后，我开始紧张起来。也许福山以为我们要在办公室见面？我给英国《金融时报》前台打了个电话，得知他没有在那里等我，才松了一口气，一边喝着水，一边等待。
20分钟后，福山来了。他纤弱、瘦小，穿着一件得体的灰西装，打着领带，口中连连道歉，说他的公关人员没有意识到来餐厅需要这么长时间。这位美国作家兼学者来伦敦，是为了宣传他的新书——《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这本书讲述的是古往今来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这个话题太大了，福山分了两卷来讲，第一卷的时间范围是史前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福山现年58岁，我认识他有些年头了。2006年，在华盛顿特区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我为他客串讲过一系列课程。那时，他是那里的国际政策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cy Economy)教授。去年，他去了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
我们就放弃葡萄酒和头盘达成了一致，他选了鸡肉培根派，而我已经点了当日特供——去骨全烤小羔羊肉。
我们的谈话从刚刚爆出的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被捕的新闻开始。福山说：“这个故事真不可思议，不是吗？即便真如他本人回应所暗示的，是某种陷阱，只要还有那么一点点真实性，那就是不可想象的。”
菜上得很快，我埋头大吃我点的美味羔羊肉，而福山吃得很慢，边吃边思考怎么回答问题。（后来，我吃完很久以后，他面前还有食物，但当服务员过来想撤盘时，他挥挥手阻止了。）
福山最有名的一本书是《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他在书中指出，自由主义民主是治理现代国家的唯一方式。我有一种感觉，现在他对民主的支持，有着比以往严苛得多的前提条件。
他说：“我现在的感觉是，下一段时期哪种制度会运行得更好——是高质量的威权制度，还是一个陷入僵局的、瘫痪的、有许多制约与平衡的民主制度，这是个有待讨论的问题。从长期来看，有许多制约与平衡的制度更容易维持，这恰恰是因为制约与平衡允许（制度进行）调整。你可以摆脱一个不好的领袖。”
“然后，我又想到，引入规范的维度，是因为威权国家没有认可其公民的尊严。这让我厌恶这种制度，但更重要的是，这是这种制度的弱点——因为人民对于受到如此待遇的怒火，会在某个时点爆发。”
尽管如此，他继续说道：“在许多方面，亚洲的政府——不仅是中国，也包括新加坡、以及早期的日本和韩国，看上去更像公司治理中的董事会，因为它们丝毫不需要向下负责。你不需要应付选民……你像经营公司一样经营一个国家，而我认为这在现阶段是他们的一个优势。”
话题转到中国，福山说：“中国威权制度的优势之一，在于他们在毛泽东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即绝不再允许任何个人对制度握有如此的主宰权，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了任期限制。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决策都必须是集体决策。但是，最终，那种制度也会失去效率。”
然而很快我就发现，他也并不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很好。“只要看一看美国那些利益集团对哪怕程度最低的一点改革都予以否决的情形就知道了。我们允许贷款利息扣减，而不管房价已经多么高。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房地产业说：‘改变这个？想都不要想。’”
他在新书中提出的问题是，现代国家是怎样产生的。福山用三个特征来定义现代国家：正式的官僚制度、法治和问责制。他忽略了西方古典主义的古代时期，转而从中国官僚国家的产生说起？理由何在？
“传统的欧洲中心论的切入点存在一个问题，即我们一直在采用的范型——英国历史，是一段奇怪的经历。我认为它不应当被视为典型。”
那么中国历史的独特之处从何而来呢？“它不独特，”福山回答说。“每个国家都会逐渐到达这种现代官僚国家形式。但中国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发明了官员选拔考试。”他们率先进入了现代国家。
快进一下。那过去两百年间西方国家的领先地位又如何解释呢？这是较近期历史的一个意外（如历史修正派的观点），还是反应了一些长远的优越性？福山支持更传统的后一个学派。“科学方法的发明、及其在大学的制度化、探索自然随后对结果进行商业化的制度的发明与发展。这都是思想与社会体制的一种交汇——于17、18世纪的某一段时期在欧洲逐渐成形。”
于是我问道，鉴于现在中国正在快速赶上，那么它对全球创新之库的贡献，是否也会同比例增长呢？
“这所涉及的思想领域远远超出了我书中所探讨的范围。但有一点一直让我印象深刻——中国的宗教和思想中没有高水平的抽象。存在像万有引力这样隐藏的、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力量，这样的想法是非常西式的。中国的宗教是具象的。并且我认为，直到今天，如果你想一想，会发现高水平的理论仍然不是来自亚洲。”
他终于吃完了他的派。我们谢绝了布丁，但因为桌子很快空了，我又点了一杯双份意式浓缩咖啡，他点了一杯绿茶。
我指出，在看待学术权威方面，西方与传统中国的观点越来越相左。在很多问题上（例如气候变化问题），我们认为大多数人的意见比科学家的意见分量更重。权威几乎一文不值。
他表示赞同。“这实际上是西方公共管理中的一个大问题，因为我认为，良好的治理是某种贵族现象。而且，我们不喜欢遵从专家的意见，我们也不喜欢赋予专家权威。因此，我们用各种各样的规则圈住他们，限制他们的决定权——因为我们不信任他们。这种病在美国为害最深。”他似乎认为，东方的民主太少，西方的民主太多，而世界受困于其中。
话题转换到了即将出版的第二卷。在第二卷中，福山将讨论当下的情况。“有几个问题是我想探讨的。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正在谈论的政府腐败的历史。如果你观察一下19世纪早期美国或英国的公共管理，就会发现和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状况一样糟糕，然而（前者）已经以某种方式演化出了更加非人格化的政府形式。所以，我想谈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现象发生的全部历史。”
我提出，另一个重大发展恐怕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谈论的对精英的逆反，这一点在美国极为明显。“的确如此，而且这种现象有不同的根源，但在美国肯定最根深蒂固。‘茶党’(Tea Party)运动就起源于这种传统，肇始于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安德鲁•杰克逊1828年当选总统后，曾经说过，‘我们赢得了大选，为什么要让那些精英治理国家？’从莎拉•佩林(Sarah Palin)身上就能看到这种观念的现代版本。莎拉•佩林之所以受到欢迎，恰恰是因为她没有上过哈佛(Harvard)，却与一个上过哈佛的总统竞争。每一个欧洲国家，包括曾经纯洁无瑕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现在都存在右翼的民粹主义政党。
“其中另一个重要部分，不仅关于西方社会的发展，还关于其他地区的发展，因为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第一卷结束之后的200年中，所有这些在西方充分发展的制度，都与传统制度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为什么非西方世界的一些地区能够安然经受住这种碰撞，而且竟然状况良好，比如东亚；而另一些地区却体无完肤？理解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比如，早期而言，日本是在与西方制度的碰撞中调适得最成功的国家。日本并没有简单地接纳西方制度，而是保留了很多自身的传统。
“如果你看一下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那里现在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如果你透过看似民主的制度再向下挖掘一层，就会看到等级森严的宗族，由封建领主掌管，农奴们在他们的领地上劳作。他们靠庇荫网络治理国家。这就是民主在巴基斯坦从来没有正常运作过的原因，所以巴基斯坦在这个意义上讲是一个极为传统的国家，是一个庇荫网络和宗族势力决定政治的国家。”
我指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大概也都是没有任何历史根基的国家。他回答说：“比那还糟。欧洲殖民者并没有像在香港和印度那样给它们建立有力的制度，而只是进行成本低廉的殖民。他们建立了间接统治体制，培植了许多本土强势人物，接着在相对较短的一段时间以后就抽身而去。他们还给这些国家强加了不合理的边界。”
我又提到了当下的重大政治事件，阿拉伯世界的动荡。他对此持多么乐观的看法？我猜想不会特别乐观。
“首先，发生这样的事，我真的很欣喜，因为除非通过民众动员，否则你永远也无法实现民主。所有人都认为，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阿拉伯人做不到这一点，然而现在他们显示了自己能做到。不过我觉得把制度建立起来需要时间，现在这群最向往外部世界、崇尚民主、宽容、热爱自由的人们组织性很差。他们没有经验。公民社会受到压制，因此所有支撑强大民主制度的事物都不存在。”
然而中国正朝着现代经济体的方向快速前进，我问福山，经济繁荣会如何影响其政治秩序。
他说：“我认为它是民主的重要推动力之一，这一点往往被只观察经济状况的人所忽视。如果你是个贫穷的农民，你考虑的事情就只有为家人挣到盘中餐而已。但在随着接受的教育更多，你就会考虑诸如‘我的政府是否允许我参与’之类的问题，你的世界观也会随之改变。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同样的事。”
我担心我们的时间快到了，但他让我放心，说时间到了公关人员会过来接他。他继续讲道：“我认为你是对的，如果一个国家有8亿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就不能以家长式的、自上而下的方式治理国家。重要的问题是，这同一群人也可能受到民族主义的鼓动——动员人民的方式还有很多。”
他又用一种更晦暗的口气补充道：“可怕的是军方对20世纪有着完全不同的阐释，使他们自身被置于中国民族主义和中国身份认同的中心位置，而且他们似乎在日益掌控着中国的外交政策。”
我又转而开始讨论美国的情况，美国的确存在民粹主义政客。我指出，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是一个理智、理性、低调的人，几乎符合人们一切美好的期望。不过我说，想象一个政治主张截然不同的人当选也并不是很难，尤其是如果经济复苏表现不佳的话，而这种可能性相当大。
“没错，”他说。“不过我确实认为奥巴马能够连任。”可惜谈到这里时间到了，我起身离开，他则去与公关人员会面。
马丁•沃尔夫 (Martin Wolf)是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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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st餐厅
地址：The Floral Hall, Stoney Street, London SE1
Laverstock Park 农场有机烤羊羔：25.00英镑
鸡肉培根派：20.00英镑
气泡矿泉水：3.50英镑
毛尖茶：3.75英镑
双份意式浓缩咖啡：3.10英镑
总计（含服务费）：62.27英镑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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