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冯成金是温江村的老支书和对越战争的英雄,“砍手党”的悲剧在他身上有最沉重的体现。他的儿子和几个侄子都因为在广东抢劫被抓或被通缉,现在只有他一个孤苦老人照顾几个孙儿。
2011-07-19
围绕著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7月7日的《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组专题报道，题目是“城市里的陌生人”。虽然我对内容并不感到意外，但读到这些可怕的事实仍深感震撼，同时也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这样有深度的、系统的报道为何此时得以“出笼”？
记者傅剑锋显然数年之前就关注这个问题，并掌握了不少情况，但那个时候的政治气氛不允许他作这样的深度报道。为什么现在就可以了呢？我的判断是高层的权力斗争以及危机的全面恶化，让这样的报道有了发表的空间。即将接任的新政治领导人需要发出这样一个信号，“我接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而即 将离任的领导人已经没有足够的权势来阻止对自己不利的报道。于是，进步的媒体人有了机会，发出原来不可能发出的报道。
那么，这一组专题报 道让外部世界获得了什么样的重要信息呢？这组报道从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这个敏感的视角，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经济崛起的真实代价，而江泽民、朱�基、胡锦涛、温家宝这两代领导人，不仅不想让外部世界知道这个代价，自己也不想知道这个代价。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报道难以产生的原因。
这篇报道的主人翁，既是一群新生代的农民工，也是活跃在深圳的抢劫悍匪，他们都来自广西边陲的一个贫困村——温江村。早在2005年，半年之内，该村就有近百人因抢劫而 被广东警方追捕。村中无一人没有近亲是抢劫犯。报道说，温江村并非孤例。中国的官方报告承认，“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约占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
http://nf.nfdaily.cn/epaper/nfzm/content/20110707/ArticelB12003FM.htm
http://nf.nfdaily.cn/epaper/nfzm/content/20110707/ArticelB12002FM.htm
替 中共政权辩护的人，在无法否认这些事实的时候，总求助于这样一种逻辑，这些代价都是必要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喜欢用发达国家早年的经验和发展中国家 的经验来替中国各种负面现像辩护。但事实是，中共政权不仅与其它国家不同，而且与历史上的中国政权也不同。这个政权已经具有了史无前例的管制社会的能力。 这意味著，如果当权者明智，并且对后代负责，他们完全有机会，也有可能不让中国走到今天这一步。
在这个问题上，胡温的责任比江朱更大，更 不可原谅。在90年代，随著大量使用廉价农民工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日益明显，广东在香港和民主国家的支持下，出现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为农民工提供各种维 权服务。地方政府虽然不高兴，但江泽民并没有授权他们来系统打压这些得到外部支持的民间组织。胡锦涛上台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胡把所有民间维权 组织，都视为“敌对势力”的工具，这种完全颠倒黑白和是非的态度，把中国推向了一场深不见底的灾难。胡锦涛等于是向地方政府和不良厂商发出了动员令，让他 们放开手脚侵犯农民工的基本权益，放开手脚打击维权人士。中国的社会生态如同中国的自然生态一样，在胡锦涛治下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恶变。温江村的沉沦，新生 代农民工的沉沦，只不过是整个国家和社会沉沦的一部分。
温江村新生代的农民工缺教育，这反而让他们能以一种最朴素的眼光看到了今日中国的 一个基本事实，整个社会权贵的主流都在进行一场疯狂的大抢劫，而农民工是这场抢劫游戏中的最弱者，是整个食物链的最低端。于是，他们以生命为赌注，也加入 到这个游戏之中。权贵们的抢劫手段更“文明”，但绝非高尚。
温家村故事加深了我们对大一统改朝换代机制的理解。近年来，曾国藩幕僚赵烈文 预言晚清五十年内“抽心一烂，土崩瓦解”的一段故事屡被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引用，可见大家都看到中国又一轮“大折腾”已不遥远。但中国人对大一统为何难逃治 乱循环依然反思不够。在这个意义上，温家村就不仅是对中共当权者的挑战了。
温家村故事有一个细节值得许多反对地方自治的人思考。这个细节就是抢匪老大杨成康把本村赌场砸了，理由是“不能把家乡的年轻人带坏”。更有一次，他在老家看到有人半路抢劫，上去阻止说:“你们不要在家里搞，想搞你到外面去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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