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特稿2010年9月20日】接触米奇尼克的种种理念，往往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不是老朋友吗？仔细思忖才恍然大悟：原来敝国有过相同或类似的理念。米氏在西方发出的声音到东方获得类似的或相同的呼应，不被东西方之间的高山峻岭所屏蔽，这是很有意味的事。比如，"没有敌人"、"普施众爱"、"慈悲为怀"、"拒绝复仇"，这些信条是从波兰的米奇尼克到中国的刘晓波的共同信仰。可以把这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现象喻为"二重唱"。这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它的作用的扩散，很值得琢磨琢磨，从中可以悟出这种"意识形态流"的社会意义。这里，且选择几则这类事例并列出来，看看米氏与中国人"合唱"些什么。
（1）米奇尼克设计的社会转型方案有个突出点："不推翻现政权"、"不排除共产党的权力"。这在当世可称别具一格，是少有的"稀音"。它在中国却得到回响，学者徐友渔2006年在捷克领取"人与人"奖时宣称："我们摈弃传统政治思维中着眼于改变政权和更换掌权者的做法。我们极尽全力争取与政府对话，在这方面，等待和劝戒是必要的，我们既不缺乏勇气，也不缺乏耐心。"咦？米徐二人的主旨竟是如此一致，象同一人所说，同一时所言，不谋而同，不约而合。难道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吗？两位学者主张通过与当权者对话，谋求与之和解，达到旧有政权系统在和解中逐步消失，从而实现社会转型。这种和解论不易实现的原因在于，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把"权力"视为和善的老人，以为与之对话可以唤起老人的慈祥心肠，双方推心置腹，老人会豪爽地以自己唯一的房产相赠。想得多么天真！"权力"其实既无人性，也不懂亲和。它只相信由一定社会关系形成的控制力和统治力，只认可由物质与精神的力量合成的具有强制性和威胁性的实力。"权力"是为了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而存在的，利益是它的坚实基础。依据这些特征可以知道，庞大的"现政权"和"共产党的权力"拥有多种多样的物质力量（主要是暴力）和多种多样的精神力量（主要是意识形态控制），用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和相应的利益。这就是实力。当权者只依靠实力说话，只凭借实力生存。试想，在民间力量弱小、实力对比不相称的情况下，依靠对话能够说服当权者与民间和解从而让出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吗？如果不致力于民间实力的聚集，没有这样的基础，只是凭空乞求双方对话、和解，到头来只会落得空空如也，化作一场南柯之梦。
（2）米奇尼克认为，在一个被特权和歧视所分裂的社会，要最大限度寻找社会的共同地带和共同语言，有了这种一致性，社会才能平稳运行。问题在于，不能固守于这种一致性，要有所突破，否则，社会的特权和歧视就会长久存在下去，人们只能永远生活于专制统治之下，社会转型就没有希望。与米氏这一主张类似的认识，是中国学人何家栋先生提出的"中间地带"说。他在《灰色的民主和金色的妥协��〈通往公民社会〉序》中说："在社会的两极之间，存在着一个非此即彼、亦此亦彼的中间地带，或者可以称为模糊地带。一切矛盾冲突都在这个地带通过交流、对话、较量、互相渗透、融合、转化，陈子明将这个过程称之为'磨合'，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另一种东西。这是一种合力作用的结果，谁也没被吃掉，谁也没被清算，可以说，中间地带就是促进妥协的地带，促进合作而不是分裂的地带，中间地带越扩大，两极地带越缩小，社会也就越稳定，越安全。妥协实现之日，民主就诞生了。"按照何文所言，这个中间地带不断扩大将导致两极地带不断缩小，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会因此而实现。可惜的是，这只是一种推断，找不到现实生活的印证。如果企图用这个"中间地带"掩盖和模糊专制与民主的对抗性就更加是想入非非了。从现实层面观察，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两极通过磨擦而实现一定程度的妥协，不仅可能，而且不可避免。不断的妥协构成对立两极互为消长的过程，直到专制力量的衰减与民主力量的增强达到临界点，产生由专制向民主的飞跃，那时，社会转型的主要标志就呈现在人们眼前了。这是一个由渐变到突变的过程，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专制力量与民主力量相互渗透会产生一定的异化现象，专制党会产生少量民主派，民主社团会产生某种专制势力，但异化只是发展中的个别现象，不会根本否定专制与民主两极的对抗性，这种对抗性直到专制制度被民主制度取代才基本结束。脱离这些现实性的变化，主观地构思一个"中间地带"，只能算是一种美好的却不实际的理想吧。
（3）米奇尼克的演变观是缓慢的改进，即点滴的改良。他排斥社会革命，拒绝使用"革命"一词而用"改革"表述他的主张，在他那里"改革"与"改良"是同义的。（在特定情况下，他使用过"自我限制的革命"，其实就是指"改革"、"改良"。）他对社会转型的设计就是建立在点滴改良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判断，改良总会引起事物的变动而不是停滞，有其积极意义。在日常状态下，社会主要靠众多方面的改良而前进，绝不应一般地反对社会改良。但是，如果不断积累的社会改良不能引起某种方面的社会性质的变化，比如，迷恋和徘徊于种种社会改良，却不能沟通最终会粉碎专制政权的渠道，改良也就成了改良主义。这是不可取的。中国也有提倡缓慢的改进论者，杜导正先生主张"民主只能碎步前进"就是一例。在回答《亚洲周刊》记者提问时，杜先生指出："碎步"是指"有时进一步，退一步；有时进两步，退一步"，"朝左偏一下，朝右偏一下，甚至有时候镇压一下，这很正常。"为什么民主的成长要迈小步呢？杜先生说："在中国大踏步不行，社会承受不了，中国社会还没有这样的承受能力。"至于"碎步"与"大踏步"如何区别，未能阐明。"碎步"是否意味着民主直选只能长期停留于乡镇一级，未见回应。杜先生只是把他的民主改革的意愿停滞在"碎步"上。米希尼克的"改良"也好，杜先生的"碎步"也好，变化的进度虽然很慢，终究还是要"改进"，而不是要停滞。如果连点滴的"改良"或"碎步"也停摆了，民主的细微进步也消失了，矛盾的积累越来越大、越深，社会被压抑的怨气越来越膨胀、越坚实，必然会有猛烈爆发的一日，到那时爆发的强度就不是一般人想象的"和平过渡"了。
（4）米奇尼克以存在苏联的大国威胁为由，力言"以革命来推翻党的专制以及有组织地来追求这个目标，是不现实和危险的。只要苏联的政治结构不改变，指望在波兰颠覆这个党是不现实的。"所以，只能承认波共专制势力的存在，在波共实施全国军事管制，大肆逮捕罢工的工人，枪杀反抗军管的工人时，专制对民主的压制形成绝对强势。中国的六四屠城较之波兰的军管，血腥味更浓，野蛮性更强，机枪扫射、坦克碾压创造了共产暴政新记录。一些人对六四暴政之后的形势评论是："现在没有可替代共产党的政治力量"（茅于轼），"现在看不到可替代共产党的政治力量。"（洪哲胜）这同米氏当初分析波兰反对派不能颠覆波共的认识是类似的。那时，波共统治的稳定性（靠苏联支撑）与六四后中共统治的稳定性（靠残酷的暴政），形势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在米氏认定波共不能被颠覆时，波兰的团结工会却对准波共政权发动一波又一波倒共运动，历经10年，终获全胜，和平转型成功。中国呢？各种维权活动左冲右突，未能成势，离根本解决专制统治问题相距还远。波兰团结工会奋起倒共与中国民主力量弱小不张成为鲜明对比。
（5）米奇尼克抹煞善与恶的界限。他说："共产主义者并没有垄断所有的恶行，而其余的我们也不是所有善的典范"，把善与恶的界限磨平，然后问：谁能宣称自己无罪？谁又能宣称自己是善的承担者？抛出的是善恶人人有份、不分彼此的折衷论。他还用一个比喻说明谁也不能与恶行无关："我们也需要在头脑中接受这样的看法：'如果你在妓院中工作了十年，你还将自己当作一个处女，这是不合适的'。"如此混淆善恶之别，自然也就不存在敌我之分。他不认为实行血腥镇压的军管头目雅鲁泽尔斯基是民主的敌人，当民主政权的检察机构追究屠杀工人的雅鲁泽尔斯基刑事责任时，遭到米氏的强烈反对和指责。这就是他的"没有敌人"观。这种观念深深地感染了中国的崔卫平教授，她在《与权力相平行》一文中引导人们不要介意中共专政力量的迫害，不要把警察看作敌人，警察光顾你要"视为稀松平常，视为理所当然"��当你的电子信箱被警察监视，当你的房前被警察把守而无法正常活动，当你被警察以喝茶名义绑架到某处软禁，当你被请到派出所强迫你坦白在何处发表文章，所有这些，崔教授说：这是理所当然。将崔教授的意图明白地表述出来就是：警察视你为敌人，你可不要把警察当敌人，因为我们要爱世上的一切人！不仅如此，崔教授对米氏的理念可说是亦步亦趋：米氏说：要信任政府，还政府以尊严，崔氏就说："应当尊重（中国）现有政府工作的框架，认为它是值得肯定和受到欢迎的。"米氏说：民主的反对派要"在现有宪法赋予的框架之内活动"，崔氏就说：要"尊重（中国）现有的法律框架，在法律已经提供的范围之内行事"。（出处俱见《与权力相平行》）崔教授不仅学舌准确，在《把老虎赶进笼子里》一文中还创造性地回应米氏提倡民主的反对派与共党改革派合作的意见，说："即使目前（中共）这个党已经丧失了所有的改革派力量，那么无论如何也要帮助它再度创造一个出来。如果今天没有，那么让它明天肯定有；如果现在没有，那么让它将来肯定有。"崔氏不仅要制造中共的改革派，在《亚洲周刊》还发文说："不妨这样想一想，实现中国民主这样一件大事，难道要将共产党完全排除在外？难道其中没有共产党的份额？"为这个专制的、一党独裁的政党挤进民主队伍鸣锣开道。这场"没有敌人"的"二重唱"是何等热闹啊！
上述5例显示，西方与东方在社会大变动时期，社会意识呈现某种一致性，展示着相互呼应的朝野和解论、专制与民主融合论、点滴改良论、共产党不可动摇论、民主派没有敌人论。如同风起云涌，它们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思潮，影响着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动。显然，从总体上把握这一思潮产生的原因及其作用是十分必要的。兹将笔者对这方面的认识简述如下：
（1）专制与民主的矛盾是社会转型期需要解决的主要社会矛盾。这一矛盾的对抗性表示，它们是不能调和的，彼此的排斥和冲突必然采取爆裂的形式而相互分离，这已为历史和现实所证实。看不到这个特点，以为两者可以相互吸引并融合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另一种东西"，是认识上的错误，即专制与民主融合论。这一矛盾的对抗性还表示，彼此相互取代的趋势是它们的正常存在形式，或者是专制挤压民主的萌芽，欲将其消灭净尽，或者是民主抗衡专制，欲将专制压垮。相互取代的趋势是专制与民主的运行规律，任何外力都无法扭转。它们相互取代的博弈以种种实力的较量为基础进行。所谓朝野和解，是指专制与民主在实力对比相接近时的妥协，实力对比悬殊不具备妥协的条件。波兰以圆桌会议形式实现的和解证实了这一判断。中国的朝野和解思潮至今不衰，在民间没有相应实力显示的情况下，这种和解鼓吹只能起迷乱视听、帮助专制巩固自己地盘的作用。专制与民主的对抗性还表示，以民主取代专制的转变会引起社会各阶层、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深刻变化，它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是无与伦比的。在这种困难面前，容易诱发走捷径的心理，企图寻找一条节省社会成本、减少曲折阻力的道路，缓步改进、点滴改良的对策因之诞生。应该肯定社会改良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它的不足。贪图改良之顺利而逡巡不前的社会改良会失去远大目标，社会转型的巨大变革也就无从实现。
（2）专制与民主的矛盾引发的社会大变革，到底变革什么、变革谁？应该简明扼要地回答：需要变革的是专制主义的权力系统以及它的代表者共产党。实行一党独裁的共产党是专制主义政党，这可以从它的指导思想、施政纲领、组织结构得到确认，从它的历史和现实的政治表现得到证实。波共和中共，对党内外的控制程度尽管有所不同，就党的性质来说，都是专制党而不是民主党则是无疑的，它们在镇压民主方面并无区别。波共政权1981年底通过军管对团结工会的镇压与中共政权1989年通过戒严对民主运动的镇压，都属于专制对民主的反扑。这种疯狂反扑使它们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社会转型就是要强迫共产党改变专制本性，迫使它成为一般性政党，参与公共生活的建设。波共就是在团结工会以罢工运动为后盾的强迫下，在天主教会明确支持团结工会的协迫下，不得不逐步交权，最后宣告自我解散，部分党员组成社会民主党，成为新生力量。波共的经历为中共树立了榜样，中共也必然要被强制、被逼迫走上新生之路。所谓"共产党不可动摇论"、所谓"不能不承认这个政党的领导"，是未能识别它的专横跋扈其实是在自掘坟墓，它绝不是"不可动摇"。要看到中共权力层的权斗真相，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基层，乃至中央高层，争权斗势，纷争不已，当权者正在制造自我解体的条件。在乱哄哄的揪斗中，会分化出一些比较清醒的人士成为权力层的开明派、民主派，但这样的悖逆者只能是极少数，他们不能改变中共的专制性质。希望中共自我"完善化、民主化"，是无法实现的梦想。
（3）从专制向民主的社会转型要求民主力量要有完备的民主政纲，这个政纲应遵循普世通行的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导引，就是说，数百年来从卢梭、孟德斯鸠、洛克、密尔、格林、霍布斯直到近代的罗尔斯、哈耶克、拉斯基、边沁所积蓄的民主与自由的学说应成为民主政纲的指导原则，而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与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应作为民主政纲的基本模式。当然，这些均应通过民族特性而有所变通，但上述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精神实质应该是共同的。波兰团结工会的专家组组长马佐维耶茨基正是依据上述原则，在任共和国总理期间迅速取缔宪法中波共"领导"条文、实行军队国家化、推行民主宪政纲领，使国家走上民主道路。米奇尼克则不然，他未曾受过西欧政党文化的熏染，缺乏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观的修养。他自称，对民主的理解来自波兰的两位诗人米沃什、赫伯特和一位哲学家克拉科夫斯基以及神父。由他们那里接受的观念，使他的思想发展为认定人既非纯善也非纯恶、既非天使也非恶魔，不赞成根据某种标准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类别，主张抽象的人与人的同一化。这种无善恶观与无敌人观是他的社会转型方案的重要思想根源，这条道路成为区别于团结工会道路的歧途。中国知识界的民主、自由观更加薄弱。中共长期洗脑的结果，早已在官面上把西欧文化东渐的影响扫除殆尽。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是中共丑化和糟踏自由主义的标本，从此自由主义成为禁区。中共的极权主义以"民主集中制"的面目出现，使专制政治戴上民主的假面具，长期欺骗世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知识界成为异端。李慎之先生虽然将自由主义重新拾起，但他实际上是体制内的开明人士，只不过偶尔涉猎自由主义学说而已。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学者徐友渔曾力倡自由主义理论，如今却沦落为共产党政权的守护者；他代表《08宪章》签署者去捷克领奖，其代表资格却是非民主方式取得的。所有这些均说明，中国知识界的大多数目前远离民主宪政大旗，仍在多种歧路上徘徊，屈服于中共压力而产生的种种社会转型的幻想、妄想正是这样产生的。新世纪启蒙，启谁的蒙？开启中国知识界的蒙昧。没有这一深入的启蒙活动，中国的社会转型无法冲出思想牢笼，迈开大步。
（4）波兰与中国的社会转型有着不同的特点。波兰具有悠久的从理论到实践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又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还有数量庞大的工人队伍坚强的维权毅力，3者的结合为工人运动的发展和社会开放的要求有着比较宽泛的活动余地，团结工会运动因之迅猛壮大，要求平等、自由的社会力量因之挺拔而起，形成社会转型的主流。中国的社会转型相形见绌，至今没有摸索出一条可识的路径，还处于朦胧的模糊状态。皇权主义仍然是中国的统治意识，共产党的独裁仍然是从知识界到普罗大众普遍默认的规则。皇权主义对农民的影响仍不可忽视，它深入农户，变形为父权与夫权而施展独裁威力的作用仍然存在。中国缺乏工人运动的传统，共产党对工人实施的小恩小惠诱使工人对自己应有的权利沉默不语。1957年"反右"将知识界拦腰折断，从此民间失去代言人，道路相侧以目。"文革"对文化的清洗和灭绝使优秀的人文传统在人间短路，而野蛮的痞子文化却到处横行。共产党对知识精英分化、收买的政策效果显著，少部分成为统治者的帮凶、帮闲，大部分尝到甜头而埋头业务，不理政事。知识精英的归顺，使共产党腾出手来，对准民主精英尽情迫害和肆意蹂躏，高智晟律师因此成为政治上的植物人，郭飞雄义士因此在人间无形蒸发。中共以为从此天下归一，再无异议。其实，高智晟道路的追随者正在悄悄奋斗，郭飞雄道路的追随者正在默默活动。是的，石在，火种会继续点燃，这是共产党无法灭绝的。且看星星之火燃起熊熊烈焰！
（201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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