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温家宝的讲话引起关注（说明：我这里说的温家宝讲话，不只是指8月21日在深圳的讲话，而是指他近些年来的一系列讲话）。这些讲话明显揭示出温家宝和他的同僚们在政治理念上的不可忽视的差异。尽管说他表达出的理念和我们还不无距离，但是作为在位的（注意：是在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讲话（注意：是公开讲话），温家宝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已经超越了他的所有前辈和同僚（胡耀邦、赵紫阳在不公开讲话和下台后的讲话中或有更清晰的表达，不在我们这里的比较之列）。对此，我们没有理由不给予肯定。
温家宝讲政改，并不说明中共要政改。因为很明显，现在中共上层有两种不同的声音，而温家宝的声音在上层是少数，是弱势。在以往，这种声音是不允许发出来的，发出来就会被扣上“分裂党”的罪名。如今，这种声音却居然发出来了。这一点意义非凡。不是一直有人鼓吹党内民主吗？党内民主的第一条就是党内分歧公开化，就是党内派别公开化。我们不是一直反对宫廷政治主张政治开放吗？那就要求把上层分歧公诸于众。温家宝的讲话就是把党内分歧公开化，就是把上层分歧公诸于众。这是我们肯定温家宝讲话的另一个理由。
二、
也有不少民间人士对温家宝讲话持批评态度。不过我发现，其中很有一些批评意见逻辑混乱，含义不清。我疑心批评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如果我们把他们的批评意见加以逻辑地展开，得出的结论恐怕他们自己都不会认账。
比方说，很多批评者说温家宝的讲话是欺骗，叫我们别上当。余杰说：“看来，当年毛泽东‘反右’是白反了。老毛在‘反右’之前说过的话，比温影帝说的动听多了。那时，知识分子们也激动万分，结果个个沦为牛鬼蛇神，死无葬身之地。”余杰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按照余杰，我们怎么做才叫不上当呢？
按照余杰，所谓不上当，那意思大约就是：你温家宝说支持媒体刊登负面新闻，我们媒体人就是不刊登负面新闻，我们就是只刊登正面新闻；你温家宝呼吁民众监督政府，我们民众就是不监督政府。57年毛泽东号召人民给共产党提意见，很多人信了，提了，结果死无葬身之地，换成我们，就不提，我们就说对共产党没意见，一点意见都没有——我们才不上当呢。从余杰的话，我们只能引出这样的结论，但是我敢说，这样的结论余杰自己一定也不会认账。
也许有人会说，余杰的意思是提醒人们保持警惕，谨防温家宝搞“阳谋”，搞“引蛇出洞”。且不说当年的整风反右是不是“引蛇出洞”的阳谋，此事大有争议。问题是，今夕何夕？今天的中国和五十三年前的中国有很大的不同。今天的中共还会搞“引蛇出洞”吗？众所周知，六四之后这二十一年，当局的方针是“把动乱扼杀在萌芽状态”，也就是说，尽量不要蛇们从洞里爬出来，只要看到有蛇想出洞，就赶快把它赶回去。而“引蛇出洞”的意思则是尽量让蛇们出洞来，不肯出来的都要千方百计地把它们哄出来，最好全都引出来。这两者不是截然相反的么？今日中国，出洞的蛇已经不少了，共产党本来正发愁没法把它们全赶回洞里呢，它哪里还有闲情逸致把没出洞的蛇都引出来？以今日中国之民情，中共要是再搞一次引蛇出洞，岂不是引火烧身吗？
三、
余杰说：“今天，很多人自作多情地想利用温家宝一把，所谓‘假戏真做’、‘弄假成真’。殊不知，他们自己却被影帝玩弄于股掌之上。”这话也说得不明不白：被影帝玩弄，怎么玩弄法？他能怎么玩弄？余杰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我估计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这里，我不妨帮余杰展开说明一下。
所谓玩弄，无非两种方式。一是引蛇出洞，欲擒故纵。前面我已经阐明，这种玩弄方式放到今天绝对行不通，适得其反。另一种玩弄方式就是，温家宝鼓吹政改，赢得体制内外自由派力量的大力支持，由此击败了党内的对手，巩固和加强了自己一派的权力；等到自己一派的权力巩固和强化之后，温家宝却并不把他的政改主张付诸实践，而是束之高阁，把原先支持他的自由派力量晾到一边，鸟尽弓藏，甚至兔死狗烹。据说当年的邓小平就玩过这一套，邓小平支持思想解放运动，支持实践标准大讨论，利用民主墙，利用体制内自由派知识份子，打垮了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夺得了最高权力，随后就祭出四项基本原则，封闭民主墙，把支持过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打入冷宫。按照这种说法，民间异议人士和体制内自由派知识分子，不过是为邓小平夺权做了嫁衣裳。
但是，上面这种说法也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就拿邓小平那段事为例，那何尝不是体制内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民间异议人士对邓小平一派的一次成功利用。毕竟，凡是派的垮台，民主理念的广泛传播，体制内外自由派力量的集结，都是了不起的进步；虽然一些自由派人士随后又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但那也是进两步退一步，得大于失。更何况，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如果发生类似的相互利用，有了丰富经验的我们必定会做得更好。何乐而不为？
平心而论，以今日中国的情势，我以为我们一时间还很难取得重大突破。这不仅仅是因为温家宝在党内的力量要比邓更弱小，也不仅仅是因为今日的特殊利益集团要比当年的凡是派更庞大更盘根错节，而且也因为我们这一次所要解决的问题要比当年更复杂，更伟大，因而也更艰难。但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能向前有所推进，那就是好事，那就值得我们努力。
四、
有人说，温家宝是政府中人，我们是民间力量。民间对政府的首要责任是批评。如果我们对温家宝的讲话给与肯定，那岂不是混淆了民间与政府的分野？我不赞成把政府和民间截然二分。《零八宪章》早就讲了要“不分朝野”。我们只能以是否认同普世价值为标准。毫无疑问，我们民间人士应努力发展民间力量，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不关心党内的分歧和斗争。在八九民运期间，其实大多数学生都能看出赵紫阳与李鹏不一样，但是不少学生认为我们不应该介入党内斗争，我们应该做好我们自己的事。言下之意是，上层斗争和我们没什么关系，赵紫阳和李鹏谁胜谁负对我们没影响。这当然是错误的。上层斗争，谁占上风谁落下风，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怎么能不关心呢？另外，对于上层斗争，我们不只是台下的看客。我们也是能对他们产生影响的。如果我们对赵紫阳给与积极的回应，我们就能加强赵紫阳一派在上层斗争中的力量，而赵紫阳一派在上层斗争中越是有力量，也就越是有利于我们民间力量的生存与发展。
有人说，对于温家宝讲话会引出什么后果，我们的态度是等着看。我不赞成等着看。如果大家都等着看，那就不会有什么可看的。消极等待是等不出什么结果的。我们需要的是积极回应。
五、
说到“假戏真做”，“弄假成真”，那实际上是我们的一贯策略乃至原则。维权人士，尤其是维权律师，哪一个不是拿法律说事？抛弃了法律，他们还怎么说事？你说：你们难道不知道共产党的法律是假的，是骗人的吗？我要说的是，所谓假，所谓骗人，意思是共产党自己颁布的法律，共产党自己却不想真正遵守。我们把它当成真的，不是说共产党颁布这些法律是出自真心，而是因为这些法律本身是对的。我们正是要用我们的力量迫使共产党遵守。在有些案例中，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在有些案例中，我们还没有做到，而我们没有做到的原因是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大。
我曾经指出：共产党的谎言有两种，有的谎言，共产党是希望我们信以为真。譬如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是共产党领导的这种谎言，共产党就希望我们信以为真。但共产党还有一种谎言，这种谎言共产党是唯恐我们把它当真。譬如宪法中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条款，譬如禁止刑讯逼供一类的法律，共产党就唯恐我们把它当真。如果我们把它当真，共产党的日子就混不下去了。如果你根据共产党颁布这些法律不是出自真心这一条，你就不把它当真，你还自以为你识破了共军的奸计，其实正相反，你那才叫中了共军奸计呢。共产党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当然是句谎言；然而我们知道，在89年东欧剧变中，那里的人民喊出的一个最有力的口号就是——“我们就是人民！”
六、
我们说，有了温家宝讲政治改革讲普世价值，别的人跟着讲风险就小了，敢讲的人就多了。余杰对这种说法很不满意。余杰说：“为什么只有当温家宝先说了‘政治改革好’之后，我们才敢跟着说‘政治改革好’呢？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做法，本质上仍然是恐惧之下的自保和怯懦的心态，以及不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就想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的妄想。这个世界上有过免费的午餐吗？坐牢的刘晓波和说大话的温家宝，究竟谁在推动中国的进步呢？”
说明：余杰这段话里的“我们”，并不包括余杰本人，也不包括像我一类的人；因为我和余杰都是早在温家宝讲政治改革讲普世价值之前就讲出这些话的人。余杰这段话里的“我们”，是指别的人，是指那些虽然认同普世价值，但是出于恐惧而不敢公开讲出来的人。余杰这段反驳，语气上很有力，但内容上却很混乱，不知所云。是的，有些人出于恐惧，只有当温家宝先说了“政治改革好”，才敢跟着说“政治改革好”。但那又有什么不好呢？那不是很正常的吗？在任何国家中，勇士总是极少数；很多人确实只有等到风险较小时才敢发言。这是常人常情。我们怎么能去责备去讥讽呢？既然温家宝先说了“政治改革好”，就能促使一些原先不敢说“政治改革好”的人也跟着说“政治改革好”，从而增加了“政治改革好”这种呼声的音量，那正说明温家宝的讲话有积极意义嘛，那正说明我们应该欢迎温家宝的讲话嘛。这有什么好批评的呢？至于余杰问“坐牢的刘晓波和说大话的温家宝，究竟谁在推动中国的进步”，我以为这个问题提得不好，因为它把刘晓波和温家宝对立起来，似乎是肯定了这一个就必须否定另一个。很可能，刘晓波和温家宝都在推动中国进步，只不过是从不同的切入点，具有不同的政治意义和道德意义。
七、
有人说：不错，和中共高层其他人相比，温家宝确实显得比较温和开明；但唯其如此，所以他更有欺骗性。温家宝的讲话看上去很好，但实际上是画饼充饥，是烟幕弹，其作用在于麻痹人民斗志，引诱人民沉溺于幻想，消极等待，放弃抗争。
没有比这种批评更似是而非的了。按照这种批评，似乎是，很多正在抗争或准备抗争的人，一看到中共上层也有人在说政治改革了，于是就麻痹下来，放弃抗争，等着坐享其成了。实际情况正好是相反的嘛。对于那些正在抗争或准备抗争的人来说，如果他们看到上层也有人站出来呼吁政治改革，他们只会更振奋，只会干得更起劲。原先一些出于恐惧，出于沮丧而放弃抗争的人，此时也会投入抗争。毕竟，很多人在选择抗争或不抗争时，免不了要考虑成本与收益。如果投入抗争，风险很大，成功的希望又很小，他们就会选择不抗争。反过来，如果他们看到统治集团上层都有人公开站出来呼吁改革，这就减少了参加抗争的风险，增加了成功的希望，因此他们必然会更踊跃地参加抗争。回顾过去几次民运高潮，哪一次不是发生在上层比较温和开明的时候呢？
对于这一点，专制统治者自己最清楚。1991年，江泽民在和台湾学者沈君山的谈话中引用了《左传》上的一段典故。大意是：为政宁猛勿宽。火猛，人人见了都害怕，不敢靠近，所以很少有人被火烧死；水看来柔弱，许多人不在乎，“狎而玩之”，让水淹死的人反而更多。专制统治者何尝不想摆出温和开明的样子讨人喜欢，赢得国际社会好评呢？问题是他们不敢。因为他们深知，他们的统治完全是建立在民众的恐惧与沮丧之上的，因此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就必须维持民众的恐惧与沮丧，这就不能在民众面前做出温和与开明的样子。民众越是以为当局温和开明，他们就越是不怕你，就越是顺杆爬，越是敢于说出自己原先不敢说出的话，越是敢于提出原先不敢提出的要求，其结果就是对当局形成更大的压力和挑战。这时，当局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让步，接受民众的要求，放弃专制；要么露出狰狞面目，铁腕镇压。由于前阶段当局做温和开明状，已经招来了更大的挑战和压力，如今要镇压下去，就不得不花更大的气力，用更残暴的手段去整更多的人，就算镇压成功了，到头来当局的形象势必会受到更大的损害，要是镇压不下去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专制统治者宁可从一开始就摆出强硬立场，毫不松口，以便继续维持六四造成的恐惧效应，让人们继续生活在沮丧之中。
在今日中国，并不是上层显得温和开明，致使民间沉溺于幻想，故而放弃抗争。实际情况是反过来的。在今日中国，上层只有温家宝比较温和开明，胡锦涛则一如既往的僵硬，其余人更不足论。多数民众因为不大看得到希望，依然陷于恐惧与沮丧，所以才无所作为的。
八、
有些以激进派或革命派自居的人，对温家宝讲话很不以为然。他们担心，肯定了温家宝讲话，就等于肯定了党内改革派对政治改革的主导权，而使得民间力量沦为附庸；他们担心，温家宝的改革路线如果成功，那就会延长了共产党的寿命；他们担心，改革（他们叫改良）这出戏一唱起来，革命就没戏了。这种种担心都是没有道理的。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尽早地结束一党专制，实现民主转型，这是我们的共同目标，也是我们的共同利益。要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使命，有赖于各种派别、各种力量齐心合力，包括体制内的力量，党内上层的力量。如果中共统治集团始终铁板一块，和平抗争或武装抗争都不可能成功。因此我们必须对体制内、对党内上层的分化持欢迎态度，和他们携手共同推动民主转型。在转型过程中，谁占主导并不重要。只要我在其中也尽了力，就算我自己这一派没有扮演成显耀角色也没关系。“成功不必在我，功成我在其中。”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胸怀。此其一。
第二，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这一派或我们所坚持的路线方针，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更符合人民的愿望，也就是说，更具有潜在的巨大优势；我们就该相信，即便在转型启动之初，我们不占主导，那么，随着转型的深入发展，主导权也必定会落在我们头上的。打到四人帮无疑是华国锋主导的，没邓小平什么事。可是随后不久，主导权不是就落在邓小平头上来了么？要是邓小平在当时不去支持华国锋反而去反对华国锋，那才叫愚不可及呐。
至于说改革会延长共产党的寿命，说这种话的人应当明白，如果改革真的得以进行，那将是共产党的脱胎换骨，那意味着原先的共产党解体，新生的党不再是共产党而是一个正常的民主政党，就像俄国东欧等国的前共产党曾经经历的一样。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有任何误会。
关于革命，一般人只知道改革可以防止革命，他们不知道改革也常常引发革命。事实上，近代史上几次大革命，如法国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都是由改革引发的。若是没有先头的改革，革命还发生不了呢。十月革命前几年，流亡瑞士的列宁很悲观。他说：可能我这辈子看不到俄国发生革命了（那时列宁才四十来岁）。这说明，列宁深知，凭他们布尔什维克的力量，根本不足以打开局面。象他自己，连这辈子能回国的希望都渺茫得很。俄国的沙皇统治首先是被体制内的立宪派打破的。如果你认定中国的事情靠改革不可能解决问题，必须还要革命，那么你也没必要去反对改革，因为在这里，改革很可能正是革命所必须的前奏。
统而言之，以激进派或革命派自居的朋友们，只要你对自己的主张或路线真的有自信，而不是夸夸其谈，自欺欺人，你就大可不必有上面那些担心。
九、
最后，我更愿意提醒读者注意的是中国形势的严峻的一面，以及启动转型的艰难的一面。基于此，我们更应该对温家宝讲话持正面评价。我们应该借着对温家宝讲话的讨论，进一步阐扬普世价值，拓展公共空间。我们不奢望出现奇迹，但是我们确实可以有所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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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2010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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