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9月22日）中秋节，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了《祭兆洪》后，资深刑事律师张友明在其新浪博客中转发了祭文并加了如下按语：
浙江省高院童副院长投环自尽之际，我就想到陈有西。我知道他们应该曾经同事过，他应该对童副院长有所熟悉，如果不避嫌疑，他应该表达自己的情绪或看法。
中国的反腐的动机自然是正义的，对此我从来举双手赞成，但中国的反腐衍生的异态也是有目共睹的。反腐制度设计的不合理加上人事制度、考核制度与办案者个人的政治前途、生活待遇息息相关，导致很多冤案的发生，对此我想陈有西更是十分清楚。
围绕着童副院长的死，尽管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结论，甚至最终也不会有真正的结论，但一时间纷纷扬扬的猜疑必定让死者的身后人更难以面对（这一点是最为可怕的，甚至童副院长在下定决心的时候恐怕也未必想到这一层的可怕），因此，对童副院长的一般情形进行直观的表述或许便有必要——尽管这或许并不能说明相关事实的全部真相，甚至还有可能被认为为文者有别的动机，但陈有西还是做到了一个同事、知情者、局外人或许这个时候最应该做的。
当然，陈有西毕竟还是有深切的文学情节的，他的一句“有几人想到今天这个中秋节，他的家人会是在如何的绝望和悲凉中度过？”让人不禁唏嘘叹惋。我虽俗人，但尊重最普通的人性，所以我在昨天转载按语中还真的就说到了这一点——我绝对同情他的家人和所有真正关心爱护他的人。
能够抛开所有的权谋观念和不去担心本来不必要担心的猜疑，陈有西好样的，在此我要为陈有西真诚喝彩！
他的按语引起了我的进一步思考。其实，我同兆洪尚没有深交，只是对他的从政经历比较了解。能够在这敏感时期公开写此祭文，也可以看出我无嫌需避。其实兆洪之死，触动了我十多年中对那么多中国官员的自杀，而且都死后成谜，死后“被抑郁”的思考，觉得这种轮徊，不知何时是个尽头。后面还会有多少官员，会选择这样的方式去一了百了。因为今年以来，无论是人数，还是频度，都已经是大大加速了。官员自杀已经不是新闻，新的祭品还会不断产生。兆洪我对他有所了解，又是发生在身边杭州，使这种景像一下子明晰起来，一下子再触动了我的更多的思绪。
中国当前的官员非正常死亡后，这样的后事处理方法已经是常见的，而且已经十多年一贯制了：
1、媒体都报导为抑郁症，因为这个理由各方都比较好接受，逝者也希望各方这样去理解；2、民间一概解读为贪腐，已经无须另外解释，潜台词比官方报道更让人作为结论相信，已经没有人相信官方的公开报道；
3、每一次事件都会进一步挑起民众的更大的仇官心理，导致更大的失望，吊起更大的胃口：希望有更大的官自杀，被捕；
4、侦查者、民间舆情，都认为这是逝者为保护利益链和家人的一种方式，牺牲自己保全了别人，甚至是别的贪官；
5、死者的、死者家属的好的一面，悲剧的一面，有可能被冤的一面，没有人去关注，“一死否百善”，一死，这个人就是完全坏的，一无可取的。“自绝于人民”的文革式结论，现在是完全继承的。选择这种死亡，往往就是否定了自己的一生；
6、这种死亡，在当前中国往往结束一切原因的追查，事件真相往往永远进入历史的黑洞。
7、大量这样的事件出现，让官场更加互相冷漠和自利。他们知道从政是残酷的，是现世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人一走茶就凉的。所谓的一年一月的政声的积累，都是毫无价值的。因此，官员越来越功利，越来越看眼前政绩，越来越看短平快提拨，越来越短期行为。我走之后，哪管你洪水滔天。
8、在这样的反腐败模式下，所有官员都是胆小如鼠，再不敢负责和独立承担责任,再不敢为了干事业和申张正义而去得罪他人树敌。因为干事越多的人，大刀阔斧往前冲的人，是不大保守自己后方的，肯定漏洞多，肯定矛盾对立面多，政敌也会更多,越会受到举报。而举报多了，只要被纪委“双规”，这个人肯定完了，法院审不审判已经没有意义，律师辩不辩护也没有意义，现在几乎没有净身出来恢复名誉的。不如什么都不表态、什么都不干的太平官、笑脸对人一团和气的庸官更安全。因此中国现在的官员害怕纪委和检察院如同孙子，纪委一个电话就会出逃，就会自杀。平时则官场一团和气，虚假的你好我好大家好，在自己安全的前提下，得点好处，“平安着陆”。国家危亡、人民苦难，是不会去关心的。庸官昏官于是越来越多，干练有魄力的官员越来越少，整个国家机器得了帕金森氏综合症。现在的中国官场其实已经是病入膏盲。
9、专权之下，法制化反腐越来越衰竭。《刑事诉讼法》越来越被被搁置和破坏，官方相信，包括现在最应讲法的检察院也相信，按现在的刑事诉讼程序，不可能破案，需要用纪委的不受刑诉法制约的办法才有用。所有指使这样做的有权官员，对法律程序都是不相信的，对法庭审判也是不相信的，对律师作用都是不相信的。我已经不至一次听到反贪局长、检察长、纪委的高官说，现在的县长、县委书记，只让我审个五天五夜，查个十来天，没有一个是不够判的。对自己队伍的怀疑和不信任，已经比百姓还不如。他们更相信内部的单方面的汇报，相信内部的批示。
这样的人，等到他自己一犯事，一被“双规”，他知道即使有冤，法庭也不可能为他查明真相、澄清事实，请律师辩护只是演戏，多化冤枉钱，象刘方仁说的：我是党的人，怎么能够请律师同党对抗？党要把我怎样我就怎样。他作为一个省委书记，根本不知道现代法制理念是怎么一回事，根本不知道律师辩护对司法公正的重要作用，自己先“自宫”了。他们即使知道有冤，也觉得不如冤枉承认还可能判轻一点。如果请了律师一辩，态度就不好了，就会重判了。好多检察官和纪委人员，就是这样“教育”被告人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自己出事后都是这样看待法院和律师的。所以他们出事后，根本不想请律师，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的法庭审判完全是虚假的，请律师不过是过个程序，是根本没有用的，判决方案早就讨论好了。他们在台上时就是这么干的。从来没有真正把法律当回事。法院如果不按他们的批示办，这些法院院长是不想当了。他们对中国的法制是完全不相信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是位高权重的人，越是了解中国司法内幕的人，对得到公正审判的期望值更会是零。他们越会选择自杀，来一了百了。可以避免侦查中的被折磨和屈辱，避免害了家人，避免害了亲属，避免害了朋友（中国受贿案纪委、检察院抓证人几乎已经是百分之百，有经济来往的朋友无一可以幸免），同时还可以包住赃款，保住其他的贪腐同僚和上级，讨个口碑，博个感恩，图个回报，为自己走后，将来家属能够有一个相对较好的生存环境。
10、所以，中国的有问题的官员，一旦事发，只要稍有勇气，都会选择自杀，而不愿接受公开审判。因为我们的审判已经太虚假了，太坚持不了公平正义了。权力人在决定抓人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内部定局。不是中国的法院、法官都是聋子瞎子，真的查不明案情真相，真的发现不了冤案，而是在法官大面积腐败的中国现实环境下，法官自己都有尾巴，是“维吾尔的姑娘辫子多”，经不起查，他们是被“反腐败”绑架的，他们不敢得罪纪委和检察院，根本不敢坚守司法公正，根据事实和证据来判案。他们只有迁就这些机构的要求，明明有冤也要作有罪判掉，牺牲个案的公平正义，牺牲被告个人的后半生，来维护威权人物和“国家机关”的威信。
这就是一些明显的冤案，法院查明了，也不敢依法无罪判决的原因；这就是中国今天的刑事律师，被完全去功能化的原因；这就是中国的法院会这样不顾事实，同纪委、检察院穿一条裤子，一起对付律师和被告的原因；这就是中国的律师，会不断被打压贬低的原因；这就是中国的真正敢辩的律师，都没有好下场的原因；这就是大量“浆糊律师”、“配合律师”、“勾兑律师”如鱼得水，反而受到官方褒扬的原因；这就是今日中国大量冤案会连续不断产生的原因。
因为如果法院、法官敢不按纪委、检察的意见办事，他们随便找个抽斗里的早就收到的检举书、控告书，就可以到法院去抓法官。而且往往一查一个准。在中国这种反腐败模式下，不可能有真正独立的审判，“三权分立制约”的理论问题，谈都不用谈，只要“权力反腐”模式不改变，中国不实行“法制反腐”，就算有了“三权分立”，法院也会是软骨头，同样是烂泥巴糊不上�，也同样是这个下场。
11、可悲的是，这是一个“蛇头尾自相食”的定律。一直在坚持、鼓吹这种“有效的反腐模式”的有权人物，往往自己也是这种模式的牺牲品。已经有不少纪委官员、检察长、反贪局长同样受到了这种模式的报应。我已经为这样的官员辩护过不少。而有的，也是选择了直接自杀。因为他们自己太明白法庭审判的虚假了。一旦权力的角逐，已经注定自己“要进去”了，他会选择自行了断，而不会选择上法庭接受审判。
基于此，他们有问题后，为了“不进去”，会调动一切权力因素自保，会拉帮结派，会你好我好，会寻求权力线上的保护伞，会用金钱拉同行下水一起贪，结成团伙互相保护，会用更多的金钱去买通上级巩固自己的官位和权势。等到这一切完成，他的腐败经过，其实也完成了。原本一个有抱负想干事的好官，这时候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庸官、贪官、眼前只有自身利益的寄生虫官。
明白了这些平常无人点破，其实官场、特别是司法界官场人人都知道的潜规则，我们就知道，中国的以纪委主导的封闭的不受《刑诉法》制约的反腐败模式，其实已经走到尽头。只会越反越腐败，同时也是一种会真正搞垮共产党干部队伍的一种反腐败模式。
说出这一点，其实对纪委、检察院干部也是有好处的。因为，“权力反腐”大网之下，无人能够幸免这一新的“血酬定律”。纪委干部、检察院干部，同样难以逃脱。中国已经有检察长、反贪局长自杀的实例了。因为按照政治学原理，一个权势日盛而没有制约的权力，封闭的不受公众监督制约的权力，是最容易产生腐败的温床。享有查与不查、抓与不抓巨大自由裁量权的权力，是最容易产生权力寻租的渊薮。纪委、检察院的腐败绝不比法院好到哪里去。只是他们有权查别人，别人无权查他而已。
中国只有回归“法制反腐”，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真正发挥检察院的独立检察作用，坚持公开的司法程序，坚持公开的舆论监督，坚持人民选官，坚持公民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坚持法院的依法独立审判功能，坚持听取律师的理性分析和抗辩，中国司法才能回归理性，才能真正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一切，都必须立即启动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可能实现。也只有这样，在中国当官，才是安全的。官员外逃、官员自杀、人民仇官、官官自危的现象，才能真正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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