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邓小平、陈云、胡耀邦、李先念在人民大会堂（1981年）
“中国模式”是一个使人疑惑的概念，在这个经济发展与社会冲突结伴而行，生存艰辛更有忧心忡忡的社会里；何德何能、何等优势，使我们的国家独步天下，竟成就了一种新的文明模式？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可能吗？明明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担心莫过于“呼啦啦大厦将倾”，早把“维稳”为党政各级第一要务，何来“中国模式”？截访？强拆？土地财政？贪腐横行？这些确实很有中国特色，但你也不好叫做“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除非你是恶搞中共。
“中国模式”是一个来路不明的概念，在百度上查到：“‘中国模式’(或曰‘中国道路’、‘北京共识’等)，特指中国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引起全球的关注。“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说法在国际上流行。
最先提出这一用语的，仿佛是西方人，后来俄罗斯学者也使用了这个用语。”。（http://baike.baidu.com/view/2583982.htm）
百度这条词目的解释有上万字，相关条目计8款40条，并附带有声读物《中国模式》。在词目的解释上可谓面面俱到，用心良苦，唯独在概念的来源上语焉不详、遮遮掩掩：“最先提出这一用语的，仿佛是西方人，” 这叫什么话？把发明权拱手送与洋人？挟洋人以自重？借洋人之口说自己想说的话？就算是这个“仿佛是”说了几个字，也犯不着我们费这么大把力气来帮“仿佛是”写那么大的文章、做这么多的解释吧？既然“中国模式”是“仿佛是”提出，你那么多的解释未必就是“仿佛是”的本意，说了何益？一个概念是谁提出的都搞不清楚、哪能如此这般地借题发挥、迫不及待地注释、说明、论证？ “仿佛是”——“莫须有”，闹剧而已。无非就是想说：在民主政治、市场解决问题的“华盛顿共识”之外，还存在一个既非民主政治、又非完全市场开放的“北京共识”。挥不去的还是一党专制、独霸天下，把斯大林主义进行到底的梦呓！
对于所谓“中国模式”，被称为“中国拼音之父”、也是经济学家的周有光先生不久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在他看来，不存在“中国奇迹”，“没有奇迹，只有常规”！对于这两年不断有人鼓吹“中国模式”，认为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榜样。周有光则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关于“中国模式”不外是两种讲法。其一，中国原来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后来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于是经济就发展了。
其二，认为美国的民主模式不行了，美国在慢慢衰弱下去，要衰亡，中国的模式起来了，大国崛起嘛。这种说法鼓吹说，将来世界中国模式代替美国模式。那么我就找一找，哪个国家学习我们？没有。所以我想这不是真的。
中国的计划经济，其实就是学苏联的集权模式，现在全世界几乎都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说明苏联模式失败了。“中国要建立一个模式，我想可能性不是很大。中国的社会结构水平还是很低的”。因此周有光先生告诫说：“我们必须走全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走这条道路，中国会发展；离开这条道路，中国受灾难。没有第二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可走。”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有着相似的发展机遇和问题，这是个常识。有些问题我们也许比其他国家更复杂，处理起来更棘手；但有人却视而不见。却把正常的经济发展，吹嘘成人间奇迹，飘飘然？昏昏然？于是就自以为是，胡说八道！什么崛起、奇迹、“中国模式”之种种，不一而足。
讲神话、编谎言，是中共的看家本领。从建政的1949年起，他们编造的谎言、神话车载斗量， “中国奇迹”、“中国模式”不过是众多神话中的小巫。光凭敢编出亩产十万斤这种天下第一神话，你就知道这天下没有他们不敢说的的谎言！虽然我们为这个谎言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但类似的谎言和神话，他们一定会不断地编造下去！这种毫无理智、肆无忌惮的神话、谎言我们并不陌生；我们这一代就是听着“赶英超美”、“亩产十万斤”、“解放全人类”的谎言长大的。听多了连听都懒爱听，谁会把它当真？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的合理解释，不外是两个原因，正反各居其一。从正面讲，就是放弃了部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行了一定范围的市场经济。从另一方面讲则是：这个政权至今视为神明的极权专制，通过对国家的严厉控制、资源的把持，从人民身上无情压榨、掠夺的经济利益！正因为极权专制在经济上穷凶极恶、不择手段，中国经济发展背后的血汗工厂、黑窑童工、环境灾害、失地农民、矿难冤魂，才是 “中国模式”背后的真正秘密！什么突然崛起？什么“中国奇迹”？任何人只要了解中国血汗工厂工人的艰辛、失地农民的悲惨，对于这种所谓的经济成就只会感到脸红、羞耻，岂敢奢谈什么“中国模式”？为什么极权主义独裁者治下的中国经济，能制造出繁荣的假象？其实这是极权主义在经济上的一个特征。当极权主义者把手伸向市场经济的同时，继续用专制权力把持和垄断社会财富，经济运行的历史就写下了这粗暴野蛮的一页！
“极权主义者像一个外来的征服者，将自己国家的自然财富和工业财富看作战利品，他们的掠夺不能使任何人受惠，到处造成的破坏也不是为了加强本国的经济，而是一种暂时的策略手段。至于经济目标，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随心所欲，就像俗话说的一大群蝗虫。他们像外来征服者那样统治自己的国家，使状况越来越糟，因为它用冷血来达到效率，这在其他国家的暴政中也是罕见的”。（摘自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这种掠夺式的经济发展模式，破坏环境、撕裂社会、摧毁良心，由此引起的灾难性后果，早迟会在这片土地降临。事实上，它已经像幽灵一样在我们身边徘徊！
作为一种文明模式，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的，最要紧的是它的制度设计和建设。离开了这个最基本的东西，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奢谈什么文明模式。在这个没有制度，崇尚诡道——也就是钱穆称之为“法术”的国度里，无论什么样的恶行，只要冠以“中国的”，就可肆无忌惮地通行天下。而这个“中国的”，则是几十年坑害中国最歹毒的几个字！毛泽东的血腥政治叫做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如今的权贵资本主义叫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今天我们面临空前的社会危机、制度危机的时候；不但不认真思过，改弦更张，反而毫无廉耻地唱起“中国模式”的闹剧，真不知你们还想惹出什么样的灾祸来！
所谓制度，就是“社会的博弈规则,或更严格地说,是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在这个“一党专制”的国家里，从来就没有对统治者任何有效的约束条件，换句话说，这个国家是没有基本制度的。在一个没有基本制度的土地上，在毛泽东声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统治下，除了乱象丛生，何来秩序井然？亚当 斯密说得好：“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上，每个个体都有其自身的行动规律，和立法者试图施加的规则不是一回事。如果它们能够相互一致，按同一方向作用，人类社会的博弈就会如行云流水，结局圆满。但如果两者相互抵牾，那博弈的结果将苦不堪言，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会陷入高度的混乱之中”。
中共自建政以来的60年，最大的恶行就在没有制度的设计和建设。从毛泽东起，这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几乎就是一片空白。“在毛氏一人当国二十八年中，他一人统治了这样的一个大国，竟荒唐到全国只有两部法律：一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另一部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宪法在毛氏时代，只是一张废纸。其中一条也没有真正实行过。
至于‘婚姻法’在百法皆废的情况之下，何以能依法独行？写历史的人怀疑这是毛氏羁縻开国功臣和老干部的手法之一。
一国无片纸之法，如何加以治理呢？我曾很诚恳地向中共干部们请教，他们也很得意的说：‘我们虽然没有法律，我们的党，自有政策。我们用政策代替法律。’在毛氏独裁初期，他所强加于全国的个人意志，还可叫做政策。渐渐地就变成荒淫暴君的意气用事了，到他最后的十年，那简直是语无伦次的胡作非为了”。（摘自唐德刚：《新中国三十年》）
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就在于：“极权主义统治使我们面对一种完全不同政府，它实际上蔑视一切成文法，甚至走极端到蔑视自己制定的法律（例如，最有名的例子就是1936年的苏联宪法）”。（汉娜·阿伦特）刘少奇文革中手执宪法来维护自己，其实就是对他们蔑视自己制定的法律最好的揭露。中国三十年的经济改革，是从毛泽东的政治遗产上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在政治无序、近乎于无法无天的基础上开始的。鉴于文革的惨痛教训，一些高层的受害人终于清楚无法无天意味着什么，也诚心想在制度建设上做点实事。但问题是，这个蔑视一切成文法的极权主义政权，本质上就是法治社会的天敌，他们制定的法律如何成为神圣？ 如何有人敬畏？
刘少奇在1955年7月间，在北戴河向他汇报工作的张鼎丞和梁国斌（最高检察署副检察长）讲的一段话，将“党的机密”、“党的纪律”、“党纪制裁”凌驾于宪法之上，使宪法成为没有价值原则的例行程序。这既是蔑视自己制定的法律的最好注脚，也是宪法如何成为一张废纸的根本原因：“宪法已经规定了，逮捕和起诉都要经过检察院。如果不经过检察院批准，捕人是违法的。……所以检察院要很快把批捕、起诉全部担负起来。党委决定要捕的，检察院要闭着眼睛盖章。……必须告诉检察院的同志不准闹自由主义，不能因为你们闭着眼睛盖章，有了错案就说‘这个案子不是我批的，我不负责’。如果有人这样讲，就是泄露了党的机密，就是和党闹独立性。检察院要做党的挡箭牌，在党内可以讲清楚，对外，就要讲这些案子都是经过检察院批的，都由我负责。这样才对。不然，就是违犯了党的纪律，要受党纪的制裁。”（于一夫：《“以党治国”面面观》，2010年第7期 炎黄春秋）
宪法尚无神圣可言，遑论其他？而我们今天依然被挟持在这样的“政策”之中！所谓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绝非是一个简单的司法独立，舆论监督的问题。其要害就在于中共蔑视一切成文法，包括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而这种对制度的虚无主义心态，已经成为当今政权的集体无意识，形成一种理所当然的“政治”格局。在这个格局中的司法，不过是“党天下”私谋诡计的挡箭牌、替罪羊，何来独立、透明、廉洁、公平？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那些接待唐德刚的官员所言：“我们虽然没有法律，我们的党，自有政策。我们用政策代替法律。”所谓政策，就是指以文件形式颁发党内各级的讲话、批示、条令等等。但政策并不等于法律，也不等于制度，而是秘密会党的暗语、隐字一类的东西！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研究天地会的起源时发现，神话、传说、暗语、隐字、暗号的传播、神秘仪式的强烈魔力，以及民间戏曲和小说，都成为帮会组织进行传播、学习、模仿和聚集人心的资讯样板。它们的功能远远超出了我们传统的认知范围，而具有‘红头文件’的指导性地位。”（朱大可：《流氓的盛宴》）而中共却从“红头文件”与暗语、隐字的相关性，露出秘密会党的马脚来。
不靠制度靠法术，不走正道走诡道，比皇权专制的霸道还下作！只要是“党天下”一统，极权主义专制，必视制度如敝履，视法术为神圣。一个靠“红头文件”治国——实则是以诡道把持政权的“会党”，哪里有一点现代政党的影子？比满清那个自私的部族政权还不如！你不贪腐横行，乱象丛生才是怪事！这样的“中国模式”于国、于民、于天下何益？
钱穆讲到清代的部族政权时说到：“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只能叫做事件或法术。制度指政而言，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道出了私心是部族政权、秘密会党、极权主义蔑视制度，崇尚法术的根源，也道出了他们不讲规则、毫无节限、迷信诡道的行为模式。于是锦衣卫、血滴子、秘密警察就成为他们把持政权的不二法门。而作为政治之必须的制度建设，在他们眼里狗屁不如！
为什么中国连部《新闻法》都没有？就在于陈云反对新闻立法。他的理由是什么呢？说出来雷倒一片：“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们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的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胡绩伟︰《胡绩伟自述》）昏话？胡话？混账话？可说是，可说不是。对于极权主义独裁者来说，堪称蔑视制度，崇尚诡道的经典之论！是政治家？还是滚刀肉？这种话就连上海滩的青洪帮、黑社会，哪怕江湖黑老大也讲不出来：“现在我们当权，我们还是不要江湖规矩好，免得其他门派钻我们的空子。没有江湖规矩，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政治家的思想水平，而他 “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的无法无天，则是当今中国政治的现实！
最能说明“法术则出之于私”的例子也出于陈云，蔡咏梅在《开放杂志》上有一篇“老子英雄儿接班”的文章，提到陈云在文革结束后，在中共清理处罚打砸抢份子和造反派相关问题的一个批示；并由此引出陈云讲的与批示类似的话：我们的子弟接班，至少不会反对我们。而陈云“我们的子弟接班”，此后成为中共一条不成文的组织路线，从此大量中共官员和军头的子女被纳入中共培养接班人的队伍中。从《共同纲领》到“党天下”，最后终于亮出中共革命、“中国模式”的底牌来！那就是“父传子家天下”，封建王朝又回来了！真是个三千年皇权专制阴魂不散，六十年私谋诡计东山再起。是回光返照还是彻底复辟？但愿是前者吧！如果陈云以天下为公，重制度守规则，那他就是政治家。哪怕是皇权政治最后的殉道者，也堪以政治家称之。反之，他为利益集团谋私，蔑视制度，崇尚诡道，那就只能是部族政权、流民会党的野心家、阴谋家。什么革命家、政治家，统统不是。招牌不同，货色照旧！
中国历代政治不乏私谋诡计，所谓诡道即是。但总体来讲更多的还是重视基本制度，认同不讲规矩不成方圆的道理。钱穆曾就此论到：“论汉代，西汉可以说是制度，东汉则多半出于光武的私心。论唐代，确实可说是建立制度，而宋代则有许多只能算是一种法术。明代，有许多只能说它是一些事，不能说它是一些制。尤其在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里，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在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由满洲部族的私心出发，所以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像中共这种极权主义政权，不但有部族政权、流民会党的私心，更有蔑视制度的本性，即使有制度也是名存实亡。没有制度又要运行，靠什么？靠“红头文件”、靠运动、靠所谓政策——诡道法术之类而已。
诡道法术之类能长治久安？显然不能。在“维稳”已成重中之重之时，谁还信诡道法术治天下？方孝孺在《深虑论》中有段话，倒是把这两者的关系说得明白：“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惟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也，而岂天道哉？”
一个社会，一个政权，当它不是在制度构架下运行之时，任何虚假的繁荣都掩盖不了它乱世的实质。储安平在三年内战时期讲国民党一场烂污，共产党烂污一场；说的就是这两个政治集团蔑视制度，不讲规矩的专制本质。如果在战乱时期，这场烂污尚情有可原；那和平建设时期还是撤烂污，岂能讲得过去？国民党的那场烂污似乎收场了，共产党这场烂污呢？不知何时是尽头！既然中共至今蔑视制度，“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那你们依然是一场烂污； “中国模式”就只能是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粉饰太平、欺世盗名的假东西。
——原载《动向》2010年9月号，此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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