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28日星期二

丁弘:关于改革开放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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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丁弘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话语权是一个关键问题。对发展市场经济,有姓资还是姓社的质疑,这就是一个拦路虎。小平同志在理论上作了担当。最近,温家宝总理在深圳 强调政治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这个姓资还是姓社的拦路虎又跳了出来。《光明日报》,当然不仅是这一家报纸,它不过是表达了官僚经济阶层和保守势力的声 音,对政改力加抵制。

经济改革在前,政治改革在后,都碰到姓资姓社的责难和干扰。个中的话语权,不应该理直气壮地搞清楚吗?
对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么说?在毛泽东时代,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都是非法的。教科书上,大学的课堂上,源于经典的理论说:“社会主义是计 划经济,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认为这是社会本质属性的反映。在政策上限制和取缔市场经济,自由贸易非法。农民卖一只鸡要偷偷地进行,是拿一个鸡蛋到供销社 去换一点火油,一盒火柴,一根针,易物易物。生活用品以票证限量供应。为什么要控制?因为物资匮乏。物资匮乏是因为限制市场经济。说是要割资本主义的尾 巴,农民的小生产无时无刻在产生资本主义,严重的问题是在教育农民。这种经济政策,最大限度地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
当时叫做“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能搞修正主义。”到毛泽东去世的那一年,在物质生活上,人民得到的计划供应,一个月一个人只有4两油。
否 定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执行;凡是毛主席的决策,始终不渝地坚持),我们这个民族才走出了“句句是真理”的神权、皇权时代。小平同志得 以纠正过去的许多错误,否定了人民公社;否定了计划经济;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即所谓“四大否定”。这四个东西,其中一个不否定,改革 开放都是不可能启动的。
在当时的理论基础和政治背景下,小平同志忽然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话真是石破天惊!
保守派不免质疑:“你这是姓资还是姓社呀?”麻烦在于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你这不是自食其言了吗?
在 这个问题上,如果丧失了话语权,这改革怎么进行下去呢?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小平同志作了担当,因为历史的教训太深刻了,我们的民族付出了太沉重的代价。 “从来如此难道就对吗”(鲁迅语)?小平发挥了历史巨人的铁腕作用,他说:“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甚至说:这个问题“不讨 论,不讨论是我的发明!”
这在历史上是权威主义一个杰出的贡献。
启动市场经济进行改革开放,才把中国的社会向前推进一大步。
这样,小平掌握着改革开放的话语权,肯定我们搞的还是社会主义,把具有普世价值的市场经济运作戴上一个新帽子,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算解决了话语权问题了。
这话究竟怎么说?
近 百年来,真正伟大的思想家还是我们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对这个问题他早就讲得非常透彻和明了:“欢喜社会主义是一种进步,但在科学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 义无论是功是罪,它毕竟是人类社会进步所必须经过的过程。没有它,小生产者的社会便没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集中的可能。”
按照这个说法,我们现在是在“补课”。不论怎么说,我们补课了。至于叫什么是无关紧要的。按照小平的意思,姓资还是姓社就不管它了:“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不去讨论了,我们必须补课。
仔细想想,小平同志的“不管”这两个字,真正最终摆脱了主观的教条主义的框架。常言说的好:“生活是常青之树,而理论是蹩脚的。”伯恩斯坦说:“运动就是一切。”
赵 紫阳总书记,在北京富强胡同被“蜇居”15年。他的脑子并没有停止思考。按他的看法,中国是在搞资本主义了。这并没有什么不对。其内容不仅是搞市场经济, 还发展了私有经济,而且在政策上给“资本”这个剥削者平反,定性为生产要素。资本家称企业家,不认为他们是剥削者,而是作为生产力的代表参加分配,其先进 者也可以参加共产党了。赵紫阳说:资本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民主政治加市场经济;一种是专制主义控制下的市场经济。可惜我们搞的是后一种。这就不可避免地积 淀了许多社会问题:腐败严重,两极分化等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以至今日。
中国政治改革滞后,社会在宏观上是瘸脚现象。
    三   

温家宝总理到深圳谈政改,是迫切的心情,认为“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会得而复失。”政治民主是时代的潮流,不适应这个潮流是死路一条。
对他的讲话,姓资姓社的责难这个拦路虎非常及时地又跳了出来。《光明日报》的社论题目就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不可混淆》。
其 实,民主就是民主。民主只有多少之别,只有有无之分。有人曾说:“民主对于国民党是多少的问题,对共产党是有无的问题。”这当然成了右派。但事实上,民主 没有什么两种性质。陈独秀不愧是伟大的思想家,早在1936年在敌人的监牢中还发表文章说:“没有资产阶级民主这个东西。谁要是给民主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 而反对之,谁就是要搞法西斯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认为民主是人类社会几百年发展中形成的好东西。
西 方的民主机制,其发育过程历时三四百年,能说英国的《大宪章》、美国的《人权宣言》、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 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怖的自由,是只代表资产阶级的吗?资产阶级不存在“民享”、“匮乏”的问题了,这都是以民为本的民主概念,不是什么阶级的概 念。
这 样说,是不是丧失了一个党员的立场了?不是,建国前,毛泽东面对世人反复歌颂林肯、罗斯福,发誓要学习这些西方的先进的政治文明。党中央机关报《新华日 报》,就这个问题写了许多的社论和文章,成为导向的主旋律,不是说,不搞西方那一套,而是说,一定要搞西方那一套。其实,可以把话说透,资产阶级是先进生 产力的代表,资本主义社会短时间创造的财富超过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总和(马恩语)。在这个物质基础上,文化的普及、政治伦理的提升是与时俱进的。这从当权 者一个“权力私有观念”的多少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不妨把华盛顿和毛泽东比较一下,就很清楚了。
《光 明日报》的社论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是真正代表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近百年来,在这些国家里可以找到真正的民主这个东西吗?苏联有了《斯大林宪 法》,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大清洗,把列宁的战友多数都杀害了。二战开始时,希特勒高兴的是斯大林已经清理了大量的苏联指挥员。是否可以说,民主这个“德先 生”还没有到达苏联呢?
中 国到今天,国人在政治上的主要诉求是“宪政何时大开张?”我们1954年就有了《宪法》,又经多次修改,到今天还没有立起来。如果立起来了,还需要搞什么 政治改革?但是,走向民主宪政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全党的共识。《宪法》的存在,就证明这一点。什么时候可以过实行宪政这一关呢?唐德刚这位历史学家说: “大概要到2050年可以过这‘历史的三峡’。”刘亚洲将军这位中将、政委认为为期十年,中国“会从权威主义走向民主政治”,“不可避免十年会有大的变 局”。各有不同的估计。
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在深圳、天津两次重要讲话,明确反映了政治理念和政改的承诺,概括得好,这是人民心声的反映,显然还只是一种诉求。
《光明日报》是明显指向温总理的,全文实质上是两句话:我们中国的民主是代表全国人民的。这不是已经很好了吗?深圳的经验也是政治的,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呀。你的那紧迫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这张报纸是旗帜鲜明、反对政治改革,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许多党报已把温总理讲话主要内容都“蒸发”了。对我们国家的现任总理如此,史所罕见!
这说明,矛盾已短兵相接,搏奕不知鹿死谁手,历史真的又到了一个拐点了。
奇 怪的是,1954年制定宪法,至今尚未执行,刘少奇临死前,举起《宪法》,希望得到它的保护,为时已晚。晚清康梁主张“君主立宪”,谭嗣同等六人血染菜市 口。康梁出逃。在慈禧等人看来,立宪不就是要限制我们的权力吗?现在政治改革的诉求实是“党主立宪”,即在党的领导下,执行宪法,以真正体现权力属于人 民。
有人说,西方的民主法制是“姓资”。
我们总不能说我们的宪法也“姓资”吧?
有人说:“中国不能民主,老百姓素质太低。”
我们总不能说“三百年前,美国人民的素质比今天中国人民的素质还高”吧。
始 于所谓“民国”的近百年,中国人民仍然没有享受民权的资格。到什么时候宪法才算数呢?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确是很好。因为规定它是全国人民的最高的权力 机关,没有这个权力,它只是一个橡皮图章。一些代表参加这样的会,理所当然会有人格受辱的感觉,说:“中国最缺少的是民主,最需要的是民主。”
 “党主立宪”的困难究竟在哪里?在于权力私有的一念之间,有权就有一切,反对政改会想出许多理由来,给先进政治文明戴上“姓资”的帽子,就是其一。近些年,中国官僚经济阶级形成。在社会结构上,更为社会民主进程增加了阻力。
 当前的话语权之争,是官僚经济阶层所控制的主流媒体,说当前不受监督的专制主义是最民主的,而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改革的诉求,是要求还政于民。
 “面子是中国的纲领”,鲁迅先生的这句话深刻极了。坚决自称是社会主义,而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自称是“人民共和国”,什么是 共和?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也避而不谈。社会主义不像,就加上“中国特色”这一定语以正名,这样也就取得了话语权,算是名正言顺了。
 在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说:“不管姓资姓社,只要……”这彻底突破了固有的思想框架,是一个伟大的理论贡献,在话语权的问题上,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高峰。
              (2010-09-21)

1 条评论:

  1. 问题在于邓小平争夺话语权的权力就是极权的权谋,它后遗症在于,他争夺六四事件的话语权也是用同样的极权的权谋.
    这种权谋最终会被历史证明是愚蠢的,不道德的,反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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