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在这一连串的悲剧的反抗面前，中央开始关注，不然禁声多年的《人民日报》何以说出：“以身体当筹码，用生命要权利，无奈的选择，原因就在于诸种公力救济方式的失效”。接着其它官媒也相继说话： 新华社播发的《牢记拆迁悲剧发出的警示》中则强调，“暴力强拆甚至致人死亡事件屡屡发生，这是对人民权利的极大漠视和严重侵害，也是对法律精神的肆意践踏。” 《凤凰周刊》记者邓飞根据前方记者和钟家姐妹的反馈，在微博上直播了发生在昌北机场的围堵战。钟如翠姐妹如何遇到“围攻”，如何退入厕所坚守等情节全部呈现在网民面前。邓飞说，这是电影《保持通话》的现实版。两名女子被多人堵在机场的卫生间里，依靠手机和外界联系诉说她们的困境。
今天（9月20日）《人民日报》又发文说：“如何避免制造拆迁的“火药桶”，从根本而言，还需尽快在法治轨道上，理顺拆迁各方利益关系，明确政府职能和治理机制”。在舆论的密集关注下，江西抚州宜黄“9·10”拆迁自焚事件有了最新进展。县委书记、县长被立案调查，率队拆迁的常务副县长被免职。这真是大快人心，人心大快！
在此之前的几个月，国务院办公厅曾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城镇房屋拆迁立项前要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特别是被拆迁人的意见，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国土资源部更是一再发文，严禁各地方政府直接插手土地开发、拆迁。遗憾的是这些三令五申的明确禁令，都没能化作一些地方的执行力、改变某些领导干部的“土霸王思维”。 从“野蛮拆迁”到“暴力反抗”，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导火索，危及国家安全的命根子。
我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给予媒体充分的自由采访和自由报道。“宜黄事件”之所以能迅速及时地的处理，就是舆论起了作用。没有舆论的监督就没有社会的公平公正，也没有国家的安定团结。贪官污吏不怕纪委、不怕反贪局，不怕上级领导部，就是怕记者曝他们的光。要解决当前危及国家安全的贪污问题，中央一定要开放舆论，准许百姓说话，准许民间力量查核贪官。如再禁言禁声，不准媒体实施监督作用，毁灭共产党执政权力的不是“国内外阶级敌人”，而是打着共产党旗号的各级贪官墨吏。
正如近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文章中说：从“野蛮拆迁”到“暴力反抗”，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导火索。对地方政府而言，要完成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使命，必须能够正确处理和应对这一矛盾冲突。一方面，要恪守职责本分，把坚持以人为本、维护公平正义放在首要位置，彻底切断官商瓜葛的“强拆利益链”;另一方面，在处理拆迁纠纷时要时刻省察：对被拆迁人的利益考虑是否周详，是否为其提供了公平顺畅的利益诉求通道?决不能把民众当对手，把维稳大局“地方化”乃至“个人化”，并以此排斥司法救济、干预媒体监督。
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如是说：“在21世纪初期，影响世界最大的两件事，一是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但不能因为“城市化”而葬送国家的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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