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 NewCenturyNet: 凌沧洲：追问民族复兴核心价值

2008年3月3日星期一

凌沧洲：追问民族复兴核心价值

——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雍乾盛世？

如果我没记错，“中华民族复兴”的口号是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后提出来的，时值苏东波之后，马教图腾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失灵，此地肉食者也意识到这种思想原动力的危机，转而回首几千年中国传统，寻找新的思想原动力，去争夺道德人心高地，不管是否成功，毕竟在有着几千年传统的中国，在人民的心中，对古老帝国尊严的复活，对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兴盛，有着天然的亲近和最原始的本能。

图为凌沧洲在茱丽叶故居

单从策略和技术层面讲，不能不承认这一思想资源的转向对肉食者续命确有效果。而一部分追求自由人权民主的人，在这一问题上也颇为短视——追求自由就与民族情感、民族尊严矛盾？追求自由就不能同时高擎起民族情感、民族尊严和民族复兴的旗帜？

然而回首９０年代至今在思想界和文化界的寻求民族复兴的行动，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印在大众传媒上的足迹——先是辫子戏甚嚣尘上，然后是大规模开设所谓讲坛，最后以所谓“大国崛起”的电视片而告一段落。

辫子戏和讲坛的作用很大但也激起反弹。在满清中国尤其是所谓康雍乾盛世，文狱如麻，这些残暴的统治者却以明君圣人的形象，在主流媒体、大陆电视的辫子戏和讲坛上风靡了十余年，不仅极大了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极大地扭曲了中国人民追求自由的记忆和历史真相，假如孙中山、黄兴、章太炎、邹容死而复生，一定不知今夕何夕。辫子戏虽然使皇阿玛、奴才、格格的形象在一部分青少年中扎根，使之不知我古中华盛世究竟为何；然而在网络激起的批判风潮，激起的汉民族意识的觉醒，激起的汉服风潮，恐怕是操控所谓“民族复兴”议题者意想不到的。

而大国崛起的层层宣传效用，又在去年年底经不住小女子胡紫薇引用法国外长的“价值观输出才算大国”的轻轻一捅。从传播学上来讲，还有什么价值观比混合着绯闻、性、政治传播得更快呢。

不管怎么说，经历了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的胡乱折腾，明白权力运作奥秘的人们终于又重新祭奠起传统的法宝了，穿着满清服饰祭奠孔子的表演有之，呼吁保卫国学提倡读经者有之．．．．传统与权力的结合又迎来了“灿烂”的春天，最有力的转向，就是今年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也开始放假，可以看作这块大地继续向传统回归的信号。

但是，如果我们穿透漫长的中国历史与传统，我们将会发现，究竟人们要怎样去进行中华民族的复兴，尤其是要复兴中华民族的什么传统，复兴中华民族的什么核心价值？何谓中华民族，人们是否都认同自梁启超时代提出的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这才是每一个关心祖国文明进程，关心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关心自己和同胞的幸福的公民们要不断扪心自问，不断在媒体上公开研讨争鸣的问题。

１８９５年，严复先生说：“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如果我们把中国古代的圣贤的学说，当作修身养性，反躬自省的工具，当作认识世界和人性的一种参照物，这些学说自有其研究、发扬的必要；然而，我们要是想在中国古代圣贤的学说中找出诸如自由的价值观、找出权力制衡、共和民主的理念来，那就有点像大海捞针了——我们固有文明中缺乏伯里克利、西塞罗、孟德斯鸠、洛克、伏尔泰的思想传统和自由价值观，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当我们拨开诸子百家在政治理念上基本上都提倡定于一尊的概念，探求古中国人民追求自由的行动和实质，倒也不难发现：古中国人民在追求民族自由和个人自由上不乏勇气与可歌可泣的先例。难道陶渊明的“归去来兮”、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不是一种追求个人自由的姿态？难道文天祥、林景熙、郑思肖、史可法、张煌言、何腾蛟、瞿式耜等人的行为不是一种追求民族自由的壮举？难道崖山之战“浮尸十万出碧海”的壮烈场面，不是古中国人民不愿意沦为被征服的奴隶而作出的悲壮选择？这些是不是我们一代代中国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传统文化的遗产？

古中国并非彻底的没有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指数在汉唐时还颇高，只是到康雍乾之时才开创第一个谷底。

今天谁大言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先请看看我们古中华帝国的繁荣盛世，它的君王和人民的选择。让我们先看看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时君王和人民的胸怀气度。

公元前178年，汉文帝废除诽谤、妖言罪，展示了一代明君的理性与宽容。汉文帝说：“古代治理天下，朝廷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疏通治理的道路，同时也接纳建言的人。现在的法律中有诽谤妖言之罪，这使众臣不敢尽情言说，而君主没办法听到自己的过失。这怎么能招徕远方的贤良之人？应该废除这条法令。老百姓有咒骂皇上的，官吏认为是大逆，要有别的言论，而官吏又以为诽谤。这是小民之愚昧无知，却要处死，我很不同意。自今以后，有触犯这条的不要加刑。”（《史记》《汉书》中均有记载）

贞观之治时的唐太宗李世民更是能宽容各种不同意见，成为君主体制下的杰出领导人。当时君臣对法律的尊重，可看李乾祐劝阻李世民要想处决役使门下干私事的县令裴仁轨。李乾祐说：“法令，陛下在上面制定出来，下面所有人都要遵守，这就成了陛下与天下人都得共同遵守的法律，并不是陛下独有的。裴仁轨犯的是轻罪，而判的是重刑，这就与划一的法律相违背，执法如果不按条律，天下人就会手足无措。”李世民从善如流，勇于改过，裴仁轨被免于司法处分。

即使在武周当政，酷吏已兴，暴虐天下的时候，当明堂被烧毁，仍有左拾遗刘承庆上奏，请武则天闭门思过！而当北门学士刘祎之被迫害，刺史王本立宣读武则天手敕，刘祎之说：“未经过凤阁鸾台，怎么能称之敕？”足见古中国的专制也不是铁板一块，皇权也有有限的权力制衡。

被当代媒体吹捧的满清中国的“康雍乾盛世”，盛世的数据既为网民质疑，文字狱更为人们痛恨。满清征服者王朝执掌中国以后，直至其衰亡，没断绝过对中国自由志士和知识分子的迫害。从《明史》案一直到《苏报》案，这个王朝集合不宽容之大成，登峰造极，前无古人，对打造中国人民的奴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难道这些斑斑血迹和谎言、罪恶都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蒸发吗？难道这些负面的价值与遗产不需要在伟大复兴的价值观中剔除吗？

如果人们是真心诚意地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请想想汉文帝的宽容和废除以言治罪，在我看来，那就是古中国所能达到的言论自由高度；正如同在暴秦之后，伟大的汉帝国的兴起，义军首领刘邦先生与关中人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废除秦苛法。这是早期与人民权力界定的精神契约，是对暴虐的秦政治——尤其是禁书，焚书、烧人的一种批判。

如果人们是真心诚意地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请想想古代明君不时的反躬自省，他们的谦虚精神——即使是官样文章，我也经常看到古代皇帝们的诏书中自谦德行微薄，治理国家如履薄冰，虽自许为受之天命，但从不自称一贯正确，更不会在皇宫外墙刷上“吾皇英明万岁万万岁”之类的标语；同时每逢灾荒——比如水旱蝗灾、风灾、雪灾、地震、瘟疫，就征求言论，赦免轻罪犯人，甚至下罪己诏，古代皇权敬畏上天，有天道的制衡，还有水可覆舟的敬畏。

如果人们是真心诚意地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请反思古已有之而满清中国为盛的文字狱黑暗传统，警惕它们复活并肆虐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如果一些网民们讥讽的“前清、后清”话题越议越烈，那么，一万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也只是停留在嘴上说说而已，徒然为自己增添困扰。

古今中外，文字狱可能得逞得了一时，但能长远么？左拉的《我控诉》，为无辜者德雷福斯声辩，法国政府要抓他，逼得他流亡英国，谁丧失了道德人心高地，谁赢得了不朽声名？！浙江人文风气之盛，在满清时就屡遭文字狱陷害，先有《明史》案７０多位受难者，后有自由志士、民族英雄吕留良被刨棺辱尸，今天，透过重重历史迷雾而作正义的指控，透过我们的笔触，究竟是满清统治者可耻还是自由思想者可耻呢？最可笑的是满清腐朽的末年，想借《苏报》案打击章太炎与邹容，最后落个“以刑促炒”，本不知其事的人知其事，本没读其文的人读其文，推动了进步思想的传播，是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呵呵！

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结社自由。明代中国的书院和社团的繁荣，构成中国人民自由史上的一道亮光。１５９４年，顾宪成在江苏无锡创办东林书院，与一群学者讲学，讽议朝政，评论人物；１６３３年，张溥在苏州虎丘开复社大会，到会者千余人，叹者观前所未见。请问，顾宪成、张溥等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精英结社，可曾谦卑地怀揣一堆银子或“主管单位”的批文，去乞求朝廷恩准放行，然后美其名曰“结社自由”了？

让我们一起重温中华民族的伟大时刻，一起看看这伟大的结社自由、专制传统下有限的自由是如何在１６４４年后陷落和毁灭的——１６６０年，满清朝廷立法：严禁士子立社订盟；１７７４年，满清所谓盛世明君乾隆弘历先生命刑部定聚众结盟罪。这是古世界空前的践踏人权的恶法，征服者们用杀戮、牢狱和枷锁阻吓中国人民追求自由和结社的勇气和热情。

进入２１世纪后，此地媒体一个有意思的吹吹打打现象是，弄出一堆指数在媒体上报道，比如幸福指数，快乐指数。据说指数盛行的时代，也正好是被双轨了的统计局长邱小华在任的时候。一年多以前，我有一首诗歌嘲讽道：“这是被“双规”了的统计局长/据说他的落网源于/遗落在飞机上的色情杂志和公文包/在他出任局长的岁月/这片大地“指数”辈出/幸福指数快乐指数满意指数/而独独忘记了他自己的淫贱指数/以及向恩主叫床的分贝指数。”（《夜听盛世大地的淫声和悲声》）当然，这些贪腐的官员永远不会想到也统计自由指数。

热爱自由的人们，对古中华文化感兴趣的人们，其实不妨自己探究古中国的各项自由指数——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自由、游行自由、财产自由、平等的自由、申冤的自由、迁徙自由、生育自由以及免于恐惧的自由等等指数，甚至可以研究古中国人民拥有武器的自由以及养马自由的指数，看看这些自由指数在哪个时代跌至谷底。比方说，在征服者王朝蒙元时代，下达了无数次不许汉人拥有武器、不许拥有弓箭、不许炼铁的禁令，又比如说，在满清时代，下达了多少次不许汉人越省进香的禁令。

虽然历史不可能完全拷贝，但传统的生命力是很强大的。传统以何种变种还魂转世，寄生在所谓“民族复兴”的躯体上，不能不让人仔细考量。

让我们和热衷中华民族复兴的人们一起回顾历史，即使在满清王朝被推翻之后那么脆弱混乱的时候，中国创造出了有限的民主传统，当代法国汉学家阿兰·佩雷菲特称中国历史上只有短暂的４５天的民主，“1911年10月10日，．．．．革命迅速地蔓延开来。汉人把满人从1644年以来强迫他们蓄留的辫子剪了下来，作为解放的象征。共和国在南京宣告成立。1912年元月1日，新的国家正式产生了。格里历代替了中国的星相历时，孙中山当了总统。2月14日他让位于一名独裁者袁世凯。中国在4000年的历史中至今就有过这45天的民主。”（《停滞的帝国》第８８章）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９日，由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集会，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选出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佩雷菲特认为从孙中山当选到孙中山和平移交权力，是为“民主”。虽然不是普选，不是公民人手一票，毕竟聚合了中国当时的民意，顺应中国的广大民意。那么，北洋军阀时期就没有民主了？北洋军阀曹锟要当选中国总统，还得收买议员投票，是为“贿选”。然而即使是贿选，总还要过把形式，投票选举一把，也可以看作议会对行政权力的有限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