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汪兆钧的公开信
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近日发表的公开信引发海内外各界的关注，在这封4万多字题为《对策和谐社会》的公开信中，他指出了中国房产、股市、物价、腐败等各方面的社会危机及其对策的同时，并提出要停止镇压法轮功、开放信仰自由、让海外民运人士回国共建民主、军队国家化，海峡两岸统一等敏感问题。由于这些问题的现实、敏感和尖锐性，他的胆识、良心和善行得到社会各界的敬佩和赞誉。
向政改的死水投下一块石头
中共十七大前后，有很多海内外的政治团体和有政治倾向的个人向中央进言，表达对中国时局的关切，提出主张和建议。无论是以宪政民主推进政改，还是以毛泽东时代的老路批评经济改革；这些来自不同方向的声音，观点各异、左右且不论它，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都承认当前存在严重、甚至是深刻的社会危机。而这些恰好是汪兆钧在公开信中所指出的，也是17大召开前就存在的社会现实。人们之所以在17大召开前后呼吁政治改革不能再等，其根据就在这里。可惜的是，17大并没有直面这些问题，提出有效的对策；而是采取鸵鸟政策，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其结果，整个社会对17大以冷漠对之。即使那些温和的知识分子，也对17大表示丝毫不感兴趣。说它“充其量是分权的問題，跟国计民生沒有任何关系。”直言者更是如此，明确表示“沒有希望。不抱任何希望。沒有可能往前推动。”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国家里，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紧要关头；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却召开了这样一届无关痛痒的大会。其平庸和无所作为可见一斑，难道党内各派的抢滩分权比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更重要吗？既然中共的政治改革没有可能推进，人们对此当然不抱希望。这个僵局有可能打破吗？总不能周而复始地等待、失望，再等待、再失望吧？汪兆钧的公开信的发表，无疑向政改的死水投下一块石头，但这能够激起千层浪吗？
汪兆钧信中提到的诸多问题，无一件不是事关大局。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哪一个问题的下面不是埋着火药桶？股市泡沫、通货膨胀、贪污腐败、失地农民、下岗工人等等，任何一个问题若处理不当，都可能引发社会的动荡，而这恰好是人们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从改革开放至今，不是一直高举安定团结的旗帜，并以此作为拖延政治改革的口实吗？但现实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任何一位与基层有所接触的人们的心里，谁都清楚在所谓经济繁荣、歌舞升平的背后，众多的不公平、不公正，众多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随时可能走向冲突并酿成大祸。如果这只是个别的，中共所谓把问题掐死在萌芽状态或许有效，当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普遍的、爆炸性的，那就不是把萌芽掐死而是把雷管引爆！不要以为这是危言耸听，这正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面对还是逃避？这是中共当局必须正视的现实。鸵鸟政策是行不通的，因为这里并非沙子而是火药，谁敢把自己的头插进去？这也不是，那也不行，不知中共如何应对。
汪兆钧的公开信带了一个好头
汪兆钧在公开信里说出了他对这些社会危机的对策，但对中共来说，可以说事事难办。公开信所涉及的问题，无不直指一党专制、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根本。其中，“六四”、法轮功至今是国内最敏感的话题，这种连话都不允许说的事，要解决谈何容易？至于开放言论、信仰自由、让海外民运人士回国共建民主、军队国家化，海峡两岸统一等等，其难度都不在前两个问题之下。如果其中任何一个问题能向前迈出一步——哪怕是半步或稍有松动，我们都有理由认为汪兆钧先生的公开信有了实质性的意义；但这种可能性却很小，因为我们清楚中共专制集团的运转机制；无论是政治理念还是权力意识，要中共迈出这一步难于上青天。“六四”之所以以武力镇压收场，其要害就在于中共感到他们的权力受到威胁。于是就党同伐异，于是就枪林弹雨。邓小平何等聪明的人物，竞不惜把他改革开放的政治声誉也赌将上去，可见权力二字在他们眼里何等重要。新一代的政治领导，大多是文革中的过来人，谁人不知文革中那句名言：权权权，命相连，他们对权力二字恐怕比上一代看得更重。如果他们中真有人能自觉地接受他人监督，把权力作为社会之公器与诸位共享之，恐怕是天方夜谭。毕竟他们并非民主社会中人，政治观决定了他，权力观决定了他。闹哄哄的议会民主，哪里有几个人说了就算来得痛快？
但无论怎样讲，汪兆钧的公开信带了一个好头，尤其在这个死寂的社会里，这封公开信表明“中国人还是很有潜力的，任何时期都会涌现出有胆识的人。”（李普）这封信之所以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说明人们对政治改革的迫切愿望。这正是政治改革的基础所在，也是人们呼唤政治改革的信心所在。在汪兆钧先生的公开信发表后不久，另一个在安徽经商的郑存柱也发表了他的公开信，所谈的问题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他认为，随着社会收入差距、腐败现象、官民冲突等问题的暴露，使得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发迫切；十八年前因六四而停滞的政治改革应该提到日程上，因为现在的时机已经熟透了。郑存柱明确表示，他发这封公开信是受到汪兆钧先生的鼓舞。由此看来，汪兆钧所为会不会引起连锁反应，开一代普通民众上书议政的新风呢？接踵而至的郑存柱说明会有的，汪、郑两位先生也认为还会有的。正如鲍彤所说：“社会总是要进步，讲话的声音会越来越大。这种呼吁是不可能被抑制的，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
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个成功的商人能以天下为己任，不以自己的衣食无忧而躲进桃花源里，在当今万马齐喑的中国，这位汪先生的作为确实非常可贵。无论是汪兆钧的声明还是公开信，字里行间都能读到他的诚意与良知。虽然这样的公开信不一定会有实质性的结果，毕竟一个公民行使了自己表达的权利。诚意和良知能得到善待吗？这是在庆幸汪兆钧行使表达权的另一个担心。这就不得不看当政者如何回应，关心还是漠然，接受还是反对，悉听尊便。但无论怎样，那种动辄将公民视作敌对分子，那种以怨报德的事万万干不得了。当然，最要紧的是中国社会危机这个现实不能不面对，结果如何？我以为还是要看看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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