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遵信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10月28日18时在北京逝世，享年70岁。
11月3日上午11时，包遵信先生的送别仪式在北京市东郊殡仪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约200多人前来送别，告别大厅的里里外外摆满了花圈和挽联，82岁的著名宪政法学家于浩成先生致悼词，送别仪式由包先生的挚友张显扬、刘晓波、张祖桦、徐晓等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而日夜操劳筹办，虽有百余人被警方拦截而未能前往，仍得以顺利进行。我因临时被警方拘禁而未能前往，之后访谈几位经办人作为后记。
包遵信的生命价值
于浩成（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原副总干事）：包先生是我国现代启蒙运动的一位先知和导师，他“坐而论道”，又“起而践行”。在“八九民运”中，积极支持和引领广大学生要求政治改革，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在当局宣布戒严后，他挺身而出，担任“中国知识界支援学生联合会”领导人，被判刑五年。刑满后在当局的长期监视、不断骚扰、警告、威胁和迫害下，坚持活动和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作为后死者，我们将接过他的担子，继续为我国的自由民主而努力奋斗。我的挽联：
一生追求真理传播真理堪称 启蒙先导
至死争取自由捍卫自由无愧 维权英雄
张显扬（71岁，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马列所研究员）：包先生是著名学者、中国思想史专家，毕生致力于批判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为中华民族的民主自由而奋斗。一九七六年，我国出现大转折的形势后，思想文化领域中涌现的几次大浪潮：思想解放运动，新启蒙运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他都是声名显赫的参与者。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文化热”为表现形式的新启蒙运动中，他是有数的几位先知和主将之一。当时的三大标志性事件，《读书》杂志、《走向未来》丛书和中国文化书院，包先生都是主要当事人。他因“六四”入狱，刑满后，无工作、无收入、无最低生活保障、无医疗保险，什么都没有，等于被剥夺了生存权。但为自由民主而斗争的初衷不改，他写文章，发宣言，抨击一党专政，积极倡导宪政民主，参加维权活动，提携后学等等。他是公共知识界的楷模，青年学子的良师益友。告别仪式上，有那么多三、四十岁的中青年朋友含悲为他送别，说明老包的事业和精神后继有人，这是可以告慰于他的在天之灵的。
刘晓波（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走向未来》丛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引进西方的现代观念和对中国传统的反省和批判，我从中汲取了不少思想资源。包先生在六四以后的文字对现存的一党专制，中共的夺权史和执政史的基本史实，有了更深刻的清理和分析。他在分析中国民主化之所以长期滞阻不前，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共对世界文明一直采取拒斥的方针。所谓世界主流文明，直白地说就是以英美文化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原则和制度规范”。这段话说明包先生所坚守的信念，非但没有因“六四”悲剧以及他个人所受到的不公正而改变，反而更加坚定和明晰了。
江棋生（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在震撼世界的八九民运中，包先生以思想引领者和政治活动家的身份，发出来自良知和理性的声音，并以自己的道义担当为历史所铭记。在中华大地上有志于他未竟事业的人，做到哪一步才能告慰他的在天之灵？我以为，可以定位在：那些在内心里对一党专政表示厌弃的国人，已经不再迷茫，他们在民间自由民主力量身上的确看到了希望，并敢于公开或半公开地投以敬重和信任的目光。到那个时候，我会动情地唤一声：老包，安息吧！
张祖桦（共青团中央国家机关团委原书记）：我和包先生长期相处，他的大仁、大义、大智、大勇，使我受益匪浅。
徐晓（光明日报出版社原副总编）：尽管许多人被当局阻拦，但却仍来了那么多人，尤其是于浩成和包的女儿包瑗宣读悼词，有那么多的挽联，成为有声音有文字的送别，难能可贵。相比我的先生周楣英（曾参与西单民主墙的民主人士）1994年去世时，当局如临大敌，来了几十辆警车，不准有花圈挽联和声音，不准人们前来送别，而这次却很成功，但这未必是当局执政能力的提高和进步，似乎没料仍有那么多人冒着风险前来。我和甘琦、许医农等人的挽联：坐看星云独钓银河。
俞梅荪（法律人）：在上世纪80年代我与包先生相识，2000年我有幸和他相处共事达半年，深受启蒙，他是我为人为学的楷模。送别那天我被拘而未能前往，从图片和录像中看到，那一排排的送别者和一排排的花圈花篮望不到边，非常肃穆、壮观，似赶上1992年6月我参加送别全国政协主席并国家主席李先念在八宝山的国葬场面，而包先生的葬礼却是在警方重拳打压之下，前往者需要具有冲破阻力的勇气，可见民心所向，民意不可欺。送别大厅的无数挽联，是对包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激情燃烧，力透纸背，其中三幅如下（其他见下篇）：
走向未来未竟神州启蒙业 囚居京城锻造华夏自由魂（主挽联）
笔下风云际会 独立迎风而立（独立中文笔会）
启蒙未尽 死不瞑目（张思之）
送别包先生时，在殡仪馆内外约有上百名警方的便衣人员严密监控，不少车辆里的警察用电话指挥，现场气氛很紧张。不少警察身穿殡仪馆的制服乔装工作人员，监视并制止人们摄影留念；悄悄拿走了准备散发的《包遵信生平》，刘晓波为此与便衣人员交涉未果，还差一点打起来，直到送别结束，人们散去时才索回。
由于《生平》被收走，张祖桦把摆放在送别大厅里的《生平》大展牌，搬放到送别大厅的门口，人们围上来仔细观看，被乔装成殡仪馆工作人员的警察制止。张祖桦坚持护着牌子不让拿走，又被步步紧逼，驱赶至几十米以外（见附图）。在警方的骚扰下，送别在一个小时里匆匆结束了，有八、九十人久久不愿离去，聚在某餐馆追思，午饭后才散去。
对包先生的去世，国内媒体概不报道，但却在世界各地被广泛关注，世界三大通讯社美联社、路透社和法新社，都从北京向全世界报道。美国纽约时报等平面媒体、ABC美国广播公司、香港凤凰台等电视网、欧洲、澳大利亚、港台媒体等纷纷报道。
当局的愚蠢、恐惧与暴力
在送别日的前四天，包先生的老友、流亡美国的严家祺（中国社会科学院原政治研究所所长）在大洋彼岸一再呼吁并喊话：“北京市长王岐山是包遵信的朋友，二十多年前曾任包遵信主编《走向未来》的编委，大家都会欢迎王岐山市长前来送别，王市长如果不能参加，务请关照有关部门，不要设置障碍，不要干扰追悼会。友谊高于政治，没有一位大政治家不懂得这一点。”
于浩成：包先生病危，我去医院探视，次日派出所长来盘查问我是否去过？还有哪些人去过？如此对待生命垂危的人，令人发指！他去世后，警察来劝阻我去送别，我严词拒绝，又要求我不能提“六四”，真是荒唐。我抗议这种无法无天、肆无忌惮的侵害公民人身自由的行径。
张显扬：在送别的筹备期间，警方4次上门劝阻，之后又要求我“在送别现场要把握住自己”，真是荒唐之极。警方的打压，大概有这样五种手段：一、日夜看管，不让出门，如对江棋生、曹思源、刘苏里等；二，在殡仪馆门口抓捕，如对李海、刘荻等；三，把人拘禁在派出所，如对俞梅荪、浦志强等；四，通过党政系统“打招呼”，包先生原来所在的几个单位的老同事，就是这样被阻止的；五、还有就是把人堵在半路上。这是全国性的大行动，约百余人受阻而未能前往，如此重拳打压包先生的丧事，可谓丧尽天良。
刘晓波：受包师母委托，我们筹办为包先生的送行。他的一生有十八年与“六四”相关，官方却要求在送别时回避，这是对其亡灵的亵渎，更是对我国当代史的刻意掩盖。当局大规模的阻挡人们前来送别，有悖天理人心和法律，使生者愤怒，使死者无以瞑目，不仅蛮横之极，而且愚不可及。
江棋生：官方不准在送别时提“六四”，是因其犯下了“六四”屠杀的反人类罪，禁令只能表明其蛮横与无理，恐惧与虚弱。那么多人不畏寒风、不惧阻遏，从本市和外地纷纷赶来送别，并保持理性和克制。官方竟悍然出动大批警察，不需要任何理由和法律手续，像堵枪眼一样，把我们死死地堵在家里，还在追悼会上试图抢夺死者的生平材料。可见当局所谓在奥运会前改善人权的承诺，所谓构建和谐社会，不过是愚弄民众的谎言。官方的悖逆不道，使人怒火中烧。
俞梅荪：10月23日，得知包先生在医院病危，我因被警察日夜看管而未能前往探视。包先生去世后，我见到严家祺先生喊话王岐山市长给予关照。想到80年代我曾见过王岐山，与他同为国务院直属研究机构的热血青年同事，想必葬礼能够仰仗市长大人而不被非难，故我不必事先离家出走。不料在葬礼的前夜，警察上门劝阻被我拒绝，进而被推搡而摔在地上，眼镜被摔坏。之后，被拘禁在派出所里，我要求找王市长被警察拒绝后，又两次被推搡扭打而摔在地上，肩膀被扭伤，相机被摔坏，失去自由达26小时。他们公然彻头彻尾地违反《警察法》，如此搅局闹丧，伤天害理。莫非严先生的喊话，反而促使王市长调动警方重拳出击？在如此混沌的世界里，严先生的美好愿望却适得其反。
被警方拘禁的有齐志勇（“6．4”伤残者）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刑事传唤，羁押在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选定的地点，达37个小时；浦志强律师被叫到派出所扣留达5小时。
被警方堵截而未能前往的还有莫少平律师、李和平律师、王力雄、刘苏里、胡佳、余世存、张先玲、王国齐、刘凤钢、王美茹、贾建英、刘京生、谢福林、陈子明、刘军宁、唯色、薛野等和外地的约达上百人。
治丧活动的组织者和前来送别的人们，始终保持理性和克制，希望送别活动在平静中进行，不愿发生任何意外，以使亡灵得以安息。而警方却悍然出动，搅局闹丧，挑起事端，扰乱社会秩序，不顾“十七大”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警方如不搅局闹丧，前往送别者至少可达400多人。
11月10日，江棋生等20位未能前往者和丁子霖、于浩成等32位声援者，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区国保大队提交的《包遵信葬礼缺席者声明》（见下篇），其中的一些法律人还要为此与警方打官司。
大无大有包遵信
徐晓：我与包先生交往仅五年，他为人真诚朴实，刑满释放后没有任何收入，和两个十来岁的儿女，靠其妻一人的低收入工资维生，十分贫困，要不是常有人接济他的生活和治病，他岂不要惨死街头吗？我顶着单位的压力，参与操办丧事，看到很多人出钱出力，包先生如此边缘和落魄，竟受到海内外这么多人的热诚关爱，使我深为感动。
俞梅荪：10月24日，我向朋友们发出包先生病危的信息，立即收到《开放》杂志蔡咏梅托我转交的捐款，还有人索要包夫人的帐号，以便通报其朋友们捐助医疗费。据前来劝阻我的警察说，近年，他的低保生活费和医保已经解决，使我很欣慰。后来，我见到其家人得知，低保生活费并未解决，至于医保，当地社区曾按照北京市对六十岁以上老人统一发给医保蓝本，在包先生住院期间，家人用蓝本刷卡，试图报销一部分医药费，但却由于其中的某个程序不完全而并未生效。家人在包先生的遗物中发现其16年前的狱中日记，几乎每天都有测量血压的记录，均在170/100至200/150之间，却未经治疗，可见他的血管就是这样在长期超高血压的状态下变得越来越脆弱，以致近年来不断发生脑溢血。2004年春，包先生脑干大出血在医院抢救，各方人士捐款达几十万元而得以手术，包先生起死回生后，将余款奉还。
俞梅荪：我发出包先生去世的讣告，立即收到不少回复。林凌（82岁，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博导）来信：“我认识包先生，最近还读了他主编的《富饶的贫困》（走向未来丛书1986年版），现在的西部还远远没有走出富饶的贫困，可见包先生和该书作者的远见卓识。他70岁就走了，令人惋惜。如有包先生的代表作，望寄我拜读。”戴煌（81岁，新四军抗日老战士、新华社记者）来电话，托我向包家转达哀悼之情。有的年轻人虽不知包先生为何人，得见其简介，纷纷前往送别。还有的托我转交挽联（见下篇），其中一幅：
风雨如晦，遵信如在，中华盼再生；
鸡鸣不已，人心不死，自由总可待。
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夕，先生给香港记者题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中华再生，指日可待。”（武宜三敬挽）
包遵信的安息地
十一月九日，张显扬、刘晓波夫妇、张祖桦、江棋生、俞梅荪等，陪同包先生的夫人、女儿和女婿，一起来到北京西山毗邻戒台寺、西峰寺、潭柘寺的陵园，为包先生选墓地。这里是他生前喜欢的风景区，大家一致决定让他在此安息。这里安葬着吴祖光夫妇，陈景润、马季、李苦禅等一代风流人物，想必包先生的在天之灵在这里不会寂寞。
包遵信遗言的启示
最近，包先生在新作的草稿中写道：“我国要跨入现代民主制度转型的门槛并不难，只要开放党禁，还政于民，放弃一党专制，就可打开通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大门。然而，这个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被时下执政党叫得最响的口号，轮到自己时却总是兑现不了，原因当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被用谎言与欺骗所编造的历史尚未得以清算，甚而连世人皆知的历史真相，也被列为禁区，不许说，不许写，试图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这种霸道的行径，连希特勒治下的德国也不曾有过。在谎言与欺骗所编造的历史殿堂，尽管似乎‘巍峨辉煌’，却经不起事实的戳穿，早晚都有颠覆的可能。”
孰料十余天后，包先生突发脑溢血而昏迷数天后逝世，他最后的遗言，正是对送别活动被警方打压原因的深层诠释。
学术无良知就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良知就是社会的毁灭。
（本文原载《动向》杂志，2007年11月号，修改于11月19日）
下篇预告：年轻人的送别感言、挽联内容和献花圈者的名单等。
附图：
1，送别追悼会全景。
2，左起，于浩成致悼词、刘晓波、张祖桦。
3，左起，张显扬（哭者）、包的夫人王淑苓和儿子、女儿，向包遵信遗体作最后诀别。
4，包遵信的夫人王淑苓和儿子、女婿。
5，包遵信的灵柩，中立者张显扬。
6，前来送别的人们。
7，左起，张祖桦、张显扬在送别大厅包遵信的遗体前泪流满面。
8－1，送别结束时，张祖桦把摆放在送别大厅的包遵信生平介绍的大牌子，放到送别大厅的门口，人们围上来仔细观看，被穿着殡仪馆工作服的警察制止。张祖桦坚持举着牌子不让拿走，又被步步紧逼，驱赶至几十米以外。（据目击摄影者说）
8－2，张祖桦举牌，王天成（1992年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行政法学读博士生时，因纪念六四而被判6年刑）等上前合影，被穿着殡仪馆工作服的警察制止。
8－3，左起，张祖桦、陈永苗（自由撰稿人）、王天成（法学博士）。
9，哲学家黎鸣（白头发侧面者，包的老友）答外国记者问，在殡仪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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