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弘：鲁迅与毛泽东的歧途

图：鲁迅、许广平和儿子周海婴

从少年时期开始，我就敬仰鲁迅，热爱鲁迅，后来又敬仰毛泽东，并相信他们的思想主张是一致的。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使我对此产生了怀疑；1957年以后，这种怀疑逐步变成了明确的认识。到了今天，这一认识更加具体、更加清晰：鲁迅与毛泽东走的完全是两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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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感谢周海婴先生，是他把1957年毛泽东关于鲁迅的那次讲话公諸于世，让人们知道，如果鲁迅还活着，毛泽东只给他两条路：闭口，要么坐牢。由此使人们知道了毛与鲁迅的真实关系，也证实了我对这一问题的判断。我是从1955年 反胡风以后开始产生怀疑，怀疑毛对鲁迅的言论的真实性。我本人生性笨拙，好读书而认死理，反胡风运动中受到审查批判以后，我认真读书，深入检查，极力想弄 明白自己错在哪里、胡风错在哪里，胡风的思想与毛与鲁迅以及马克思的思想的关系。不幸的是，我越读越想，越觉得胡风的思想与鲁迅及马克思的思想接近，而与毛的思想不同。有这 样的想法，自然就成了右派。后来，在“文革”中，有一老一少给了我启发，促使我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我的一个参加了造反派的学生告诉我，“越学习毛主席著 作，就离马克思主义越远！”年青人也有这样的体会，可见不是我们几个老右派的偏见。就在这同时，当年和鲁迅在一起，后来又在延安亲历了整风并亲耳听过毛在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吴奚如老人，告诉了我许多“左联”和整风中的真实情况，于是，我的想法就清楚了：鲁迅所代表的，是五四新文化传统，毛所代表的，是一 种反五四精神的极左思潮。

现在已经清楚了，当年毛是在利用鲁迅这把“刀 子”，如同他利用斯大林那把“刀子”一样。人利用刀子，是看中了刀子的锋利，但用处和用法各有不同。毛看中和利用的是鲁迅的战斗精神、硬骨头，问题是这种 精神缘何而来？向着什么又为了什么？显然，在这些方面毛与鲁迅是有着根本区别的，也就是说，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现状和出路的看法和主张，不但完全不同，而 且刚好相反，这可以从他们的一生行事和全部著述中看得很清楚。毛在他的生命的最后阶段，曾说自己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夺取政权和发动“文革”。这两件事主要涉及两个阶级，即农民和知识分子。毛一生重视并依靠农民，憎恶并不断整知识分子。鲁迅同样特别重视这两部分人，同情农民而寄希望于觉醒的知识分子，同时又忧虑未觉醒的阿Q们的“革命”。毛是站在农民，特别是离开了土地的游民的立场上看世界看问题的，鲁迅是站在人类理性的立场上看世界看问题的，因而，毛是从恨、仇恨出发，鲁迅是从爱、仁爱出发的。这种不同，就集中反映在他们那两篇最著名的代表作中。

这就是《阿Q正 传》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它们都写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辛亥革命之后，日寇入侵之前。这期间有过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但时间都很短。另外还有两件 事，“五四”和“三一八”，这两次学生运动都是以政府的退让和民间力量的胜利而告终。徐世昌和段祺瑞政府比之于后来的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应该说是理性和宽容的。那是一个共和民主蹒跚起步、民间力量开始壮大的历史转型时期。当时的政局不稳，社会混乱，人们普遍感到失望和不满。鲁迅在许多文章中表达了这种失望和不满，说得最清楚的是他给许广平的信：“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 ，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当时中国的问题的看法。《阿Q正传 》就是这样一部启蒙主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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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阿Q正传》的内容，鲁迅自己说得很清楚，说他写的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国民”，描绘的是“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为此他才写了阿Q的革命。当时有人认为这一情节不真实，像阿Q那样的人怎么会做革命党呢？鲁迅说，“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便会做的。……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到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真是不幸而言中，小说写于1921年，以上这些话是1926年十二月写下的。就在这同时，湖南湖北已经出现了阿Q似的革命党。而且，就在鲁迅写上面这些话的两个月以后，毛泽东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这场阿Q式的革命大唱赞歌，大喊“好得很”。更其不幸的是，到了二三十年乃至四十年之后，真的还有这种革命——“土改”、“文革”不是更为酷烈的阿Q 式的革命吗？

人们都把阿Q的革命当做笑谈，鲁迅却是怀着悲悯和深深的忧虑写这些章节的，嘲讽的文字背后是他那“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含泪的目光。阿Q那样的革命理想、革命道路，正是中国人的祖祖辈辈陷于不幸的根源之所在——“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杀死以往曾经卑视我、轻慢我的那些人——复仇、攫取，用暴力夺取权力、财物和女人，把自己以往身受的不幸和屈辱转嫁到别人身上，这就是阿Q的革命，他的希望、抱负和前程的全部内容。

对照一下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写的不是同样的内容吗？1927年湖南农村颳起的那场风暴，那场阿Q式的革命，在毛的眼里和笔下，就成了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而且是民主革命运动。他宣称：“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的最后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毛的这种看法和态度，也反映在他对《阿Q正传》的评论中，他多次谈到“不准革命”一节，指责假洋鬼子而为阿Q抱 不平。他说鲁迅只看到农民落后的一面，没有看到农民的革命性，是因为他没有农民运动的经验。毛与鲁迅的这些分歧，源于他们那完全不同的历史观和文化观。人 们都知道，毛和鲁迅都重视历史、爱读史书，可是却忽略了他们所读的史书大不相同，而且读史书的目的也不同。鲁迅爱读野史，因为其中保存有未被官方掩盖和篡 改的历史真相。毛读的史书主要有两类，一是《资治通鉴》一类官方的“资治”也就是传授专制主义统治经验的书，一类是《三国》一类的通俗演义，是讲游民造反 经验的。鲁迅读史书，是为了认识并揭露专制主义，告别那样的时代，抛弃那些遗产。毛热中于读史书，则是要从中吸取专制权谋和造反经验。

由此可见，鲁迅和毛的立足点不同，所见也不同。鲁迅是站在现代知识分子的角度，以理性的目光审视历 史，看到了二千年的兴衰治乱，全都没有挣脱专制主义，被统治的奴隶们和压迫他们的统治者都被专制主义的精神绳索捆绑着，而这正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落后的原 因。鲁迅在谈中国历史时，常常使用“强盗”、“流氓”这两个词，说一部中国史就是强盗、流氓抢椅子的历史；椅子就是权力，统治地位。所以，一部中国历史， 由暴君和暴民所主宰，其中的治乱更迭，朝代变换，都未能走出“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毛则不同，他把整个历史看成是相互对立的两个敌对阵营，一边是贵族、地主、资产阶级，一边是奴隶、农民、工人阶级，前者富贵所以反动，后者贫贱所以革命；他所追求的革命就是“均贫富，等贵贱”，就是复仇、翻身。——这里的根本区别在于，鲁迅是站在超越了暴君和暴民的人类理性的立场上，要人们走出奴隶的时代，抛弃那种既有兽性又有奴性的专制主义文化遗产，告别阿Q式的革命道路，去寻求、去创造“第三样时代”——民主自由的新时代。毛是要吸取前辈造反者的经验，走阿Q的革命造反道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不是说的很清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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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前的反右运动，六十五年前的延安整风，其精神实质完全一致，一脉相承。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指导这种运动的圣经法典，到了今天，应该能伸直双膝，挺直腰杆，用平视的目光来重新审视这个小册子了。

周扬在“笑谈历史功过”时提到了两点：一是《讲话》的关键是“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问题，二是当年的文艺座谈会和毛的讲话，都是由延安文艺界的论争引起的。那次论争实际上是三十年代上海文艺论争的继续——当年鲁迅与周扬、徐懋庸的冲突，是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冲突，鲁迅坚守的是作家的独立人格和写作自由，而周扬所坚持的是党性、政治原则。到了1942年的延安，所谓“歌颂”、“暴露”之争，实际上依然是上述个人与组织、文艺与政治的冲突。周扬还是那个周扬，是投到毛泽东麾下的“奴隶总管”；萧军也还是那个萧军。按照鲁迅的教导，继续着做“精神界战士”的努力。周扬身后是毛，萧军身后是鲁，可见，问题的实质还是鲁迅所代表的启蒙主义五四新文化思潮与毛所代表的蒙昧主义游民造反意识之间的冲突。

《讲话》里有三大理论支柱，这就是：皮毛论、工具论、源泉论。当年，这是三条绳索，三根棍子，威力无穷。今天看来，全都是传统的旧货色，一点也不新鲜。这里，只点一下它们的要害。

皮毛论，这是全部讲话的关键和 核心，也就是周扬所说的“结合问题”的理论依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纯粹的国货，与马克思无关，讲的是东方皇权专制时代的读书人——要么，在 “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充当皇帝的臣仆，要么，在“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去寻找新主子，做造反枭雄麾下的“秀才”、“笔杆子”，此外别无选择。可是， 辛亥以后，特别是1916——1949年 间，已经有大批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和专业知识的现代知识分子，不愿再做奴隶，在创造“第三样时代”。胡适和他的弟子储安平、殷海光，接近国民党又敢于 批评国民党；鲁迅和他的传人胡风、萧军，接近共产党也敢于批评共产党。不幸的是，毛泽东把历史拉回到了朱元璋、洪秀全的时代，腐朽的皮毛论竟成了整治知识 分子的“革命理论”。在这个问题上，鲁迅与毛的看法和态度是完全不同的，重读一下鲁迅的这段话就明白了：

“由 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知识者的任务。……他们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众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 自己的喽啰。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门外文谈”）——按毛的理论，知识分子只能做“喽啰”和“戏子”。

工具论，说的是文艺与政治的关 系，规定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充当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武器。这是毛文艺思想、文艺方针的核心价值观，多年来为害最烈。可是，毛死后几年，邓小平、胡乔木就抛 弃了这根绳索，但他们不敢非议先皇，只说“不再提”了。实际上，这是新的“文以载道”论——载马列之道，为领袖立言，这是对五四文学革命的背叛。。

至于那个“源泉论”，说的是文 艺与生活的关系，关键是那个“唯一”。他说工农兵群众的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于是，作家本人的生活经验和生活感受被排除 了，作家的自我，他的主观精神、意志感情和个性等等，也都被排除了，于是，他就成了没有头脑和灵魂的“笔杆子”、“留声机”、“党喇叭”（郭沫若自称）。 于是，就有了“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革命文艺创作经验，从《白毛女》到样板戏，不都是这样制作出来的吗？可这与艺术创作又有什么关系？ 《讲话》和《实践论》里所谈的“文艺创作”都与真正的文艺创造无关，基本上都是哲学常识和宣传方法。

还有，毛所批判的那几个“错误 观点”：人性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文艺的任务在于暴露、还是杂文时代等等，实际上都是正确的或有道理的。倒是毛的那些批判分析，无论在美学上还是哲 学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受到毛批判的观点，主要是鲁迅的，鲁迅思想的精华。

毛就站在五四和鲁迅的对立面，这还不清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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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本来是清楚的，但是，毛一直打着鲁迅的旗帜反对鲁迅精神，打着五四的旗号否定五四传统，几十年来造成了许多混乱和纷争。胡风早就看出了这一点，所以有“双包案”、“狸猫换太子”之说。胡风说的是周扬、何其芳、林默涵们，而真正的假包拯、死猫子在毛那里。

毛的文化观、文化革命的思想理论，集中反映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这两本小册子里。从1942年开始，到1980年 代，思想文化领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论争——从延安整风到“反对自由化”，全都与这两个小册子有关，是矛盾斗争的关键。关于《讲话》的是非，前面已经 谈到，这里只说《新民主主义论》。可悲的是，至今还有人迷信这本小册子，认为后来的种种灾祸都是背离了“新民主主义”所致。殊不知，这本小册子里所说的全 都是“权宜之计”，因而也正是祸害之源。这里只谈与本文论题有关的，那就是“三假”：

一、假无产阶级：毛氏的“新民 主主义”之“新”，就在于革命性质和领导权的归属：属于无产阶级。实际上他所说的无产阶级，就是农民，特别是他最看重的“赤贫”，也就是乡村流氓无产阶 级。事实胜于雄辩，从井冈山到黄土高原，哪来的现代工业无产阶级？有的，是农村流氓无产阶级。他多次说过农民比工人更革命的话，在给周扬的信里，说农村在 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比城市更先进。可见，毛笔下的“无产阶级”，指的就是阿Q那样的农村流氓无产者。在这个问题上，《新民主主义论》不过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理论版、理论表述，其中的真假是非，这里就不赘述了。

二、假五四：他把五四运动拉长到抗战时期，然后切为四段，否定前面1915——1919年间最重要的启蒙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而肯定后来反五四之道而行的“左翼十年",这不是明显的以假五四取代真五四吗？新文化运动始于1915-1916年间，文学革命始于1917年一月，这都是思想文化运动，与后来的俄国十月革命、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不是一回事。毛是在以后者否定并取代前者。

三、假鲁迅：他极力赞扬那个被“四一二”激怒而向左转后陷入混战之中的鲁迅，利用他的失误，把他塑造成一个带着“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家”头盔的横眉怒目的红色战神，以取代那个崇尚“托尼思想，魏晋文章”的思想家、文学家的鲁迅。关于这一点，前面已有所论及，不再多说。

这“三假”和前面谈到的《讲话》里的“三论”，共同构成了毛的文艺思想和文化革命理论，要而言之，主要就是两条：游民造反历史观、文以载道文学观，这两“观”就是这套理论的“纲”，抓住了它们，就可以“纲举目张”，全面掌握或全面批判这套东西了。

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就是确立毛在文化领域的绝对权威的盛典。在此之前，1948年开展了两场大批判：南（香港）批胡风，北（哈尔滨）批萧军，为全国文代大会清道路、壮声威。事非偶然，这两个人都是鲁迅最亲近的传人。文代会由周扬、郭沫若、茅盾唱主角，这三个人又恰恰是鲁迅不喜欢的人。在鲁迅眼中，周是“奴隶总管”，郭是“才子+流 氓”，茅是脚踩“革命”与“文学”两只船的聪明人。这三个人所作的报告也很有讲究：周扬正面宣讲毛的新方向，郭沫若按照上述“三假”论证新方向是五四传统 的继承和发展，肯定其正统合法地位。茅盾则以《讲话》中的“三论”为标准，全面否定国统区的文艺，重点批判胡风。——顺便提一下，周扬的“文艺沙皇”的身 份是早已公开的，郭茅二人则不同，他们的公开身份是文化人、民主人士，而实际上是以这种身份出现的地下党员、特别党员，他们的言行都是在执行党的政治任 务，是在起不带铃铛的带头羊的作用。可见，这个三驾马车也是一种政治组合。以往把这次大会称为“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并不恰当，应该是“改元的大会， 改制的大会”——改尊五四为尊延安、尊毛，改自由结社的民间组织为官办的翰林院式的机构，从而把这些人“包下来”，“管起来”。

从文代会结束到1957年 之间，文艺界一再整风、批判，是因为毛急切实现他那“根据地领导全中国”的农村包围城市文化战略，而城市人并不“喜闻乐见”那些简单粗糙的宣传品；特别 是，原来周恩来领导的地下文化人没有亲历延安整风，心目中的五四和鲁迅还是原来的，这就有了“地下派”与“延安派”的矛盾、也就是“土洋”之争。《武训 传》、《红楼梦研究》、胡风派的受到批判，就都与此有关，孙瑜和赵丹、冯雪峰和俞平伯以及胡风，不都是“地下的”及与之有关的吗？这些大批判全都是政治上 的以势压人，没有多少道理。更谈不上学术水平。对此，人们只有惊愕、怀疑。无知者随着起哄，无耻者积极紧跟，有识者沉默或敷衍，有骨气如吕荧者就免不了厄 运。这一切，和另外的政治运动一起，在人们心中埋下了怀疑、不满和希望，希望是局部的、暂时性的失误。那时的中国人决不会想到，毛竟然比蒋更专制、更坏而 且坏到不可比拟。

1957年 的“鸣放”，是一次爆发，一次五四精神的回光返照。苏联和东欧的变化，“双百”方针的提出，使得人们把心头多年淤积的怀疑、不满和希望化为公开的言论，对 历史和现实、国际和国内的诸多问题提出质疑，发表看法。周扬把文艺界的这种情势称为“一场大辩论”，其实全国皆然，都在大辩论。辩论的关键问题是真假民 主、真假社会主义。从“鸣放”到“反右”，也就是从辩论到讨伐，结果当然是追求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的人输了，毛泽东赢了。这是知识分子与毛泽东的一次 辩论。辩论变为讨伐，输的当然是知识分子，因为枪杆子在毛手里。有道是，知识分子遇到毛泽东，真是秀才遇见了兵——有理也说不清。

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样，这 次又是北京大学和文坛最热闹。热闹的议论中有两个焦点：胡风问题和现实主义问题。胡风一案完全是毛一手所为，而现实主义问题涉及对文艺现状、对苏联文艺， 特别是对《讲话》的质疑；提出这样的问题，简直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在这两个问题上发议论的人，多半是和鲁迅有关或敬重鲁迅的人，特别是，当年被张闻天、周 恩来信用的鲁迅派重要人物冯雪峰，还有丁玲、艾青、聂绀弩、黄源等等都出来了，几乎形成了鲁迅派向延安派反攻之势。和1942年 在延安的那次论争一样，周扬的身后是毛，雪峰等的身后是鲁，“反右”也是“反鲁”。毛亲自勾名字，周扬按名单抓右派。上层与鲁迅有牵连的全部落网，下面一 般知识分子中有点“精神界战士”棱角的，也都逃脱不了。——延安整风中毛从知识分子手中夺取了最高权力，这次“反右”，他把知识分子全部打翻在地，让他们 不能开口。于是，中国变成了鲁迅所意想不到的真正的“无声的中国”；由此，开启了通向灾难——“大跃进”和“文革”的大门。而且，今日的思想空虚、文化断 裂、道德败坏、廉耻丧尽，不全都是从那时开始的吗？

这是一段民族的苦难史，更是知 识分子的苦难史，这里的一切，全都与鲁迅和毛泽东这两个伟人有关。一个奋力推着历史向前走，一个拼命拉着历史往后退。于是，我想起了鲁迅的话来：“要估定 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这段话出自《战士与苍蝇》一文，写于1925年，今日读来，简直是谶语。是预言！

二00七年二月于深圳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