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19日星期一

管见:专制的“超稳定”如今再现

中共十七大之际,对其人事安排的猜测很是热闹,在中文媒体方面,仍然是多维网最为起劲,而且也还是猜得很准。多维网此举看来是受到一些批评,何频特意发了 一大篇议论。看这番议论,尽管何先生把中国“全官、全民堕落的趋势”归咎于所谓“制度崇拜”很过分,但是他的通篇议论,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恐惧,却不是没有 道理的──


刘军宁与何频的看法显然不同


“靠中共本身制度性的改革,过程、结果都会使这个制度强化,扩张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延长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寿命,而且会软化领导人从根本上改变这个 制度的动力和力量,从而伤害中国持续增长力和社会公平、和谐。”何先生认为,“多维判断”的真正意义就在于“使人们清楚的认识到:这个制度已制度化到了何 种地步,而中国的未来就锁在这个硬化的制度之中”。

那位颇为敏锐的冼岩,看来也有同感,他写道,“十七大区别于以往的最大特征就是,‘规则’的份量越来越重,个人意志的影响越来越小,无论这一个人是谁。正 如何频先生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所说,中共这架政治机器似乎已经苏醒过来,突然拥有了自我意志,其运行不再以参与者的意志为转移。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意志只能 在规则下发生影响,在规则的框架内制造一些变化”。

王力雄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这样说,“打着党内民主旗号的‘党建’,使中共集团更趋于自利,对政治改革更为保守。如果存在着掌握绝对权力的寡头,还可能按其 个人意愿,或是进行毛泽东那种文革式的颠覆,或是做出蒋经国那种解除党禁的突破。而‘党建’消除了寡头,领袖从此不再是为所欲为的‘主子’,只能为本党利 益服务。当前中共的自我谋利趋势,一定程度也是因为寡头的弱化,党内高层和各级负责人要受党的机器制约而致”。

不过,刘军宁对俄国“普京之惊”的一番议论却更值得注意,他写道,“民主政治是宪法下的常规政治,没有什么惊世之处”,“民主政治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政 府的有序更迭”,而“政治领袖最好是中等智慧的人。这样的人当政,谁都可以发现他的错”,“他所掌握的权力就不再具有神秘性和最高性,领袖也将暴露出其公 仆的身份。没有红太阳的国家,才是民众之福”。在这个意义上,“对比‘普京之惊’,中国这些年在政治方面最大的进步就是,由于饱受鞠躬尽瘁之苦,功成身退 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限任制的制度安排逐步得到确立。此中的意义将会在岁月的推移中日益显现出来”。

从过去颇具个人魅力的寡头掌握绝对权力,到现在缺乏个人魅力而凸显党机器之掌握绝对权力,从这个角度想一想,倘若中共的运转越来越显现出一架机器的特性, 那么,对这架机器作预测,多维网的“预测结果”一次次地空前准确,就应该说还算是正常。然而,面对这种非宪政体制下的变化,何频的注意力显然不是在预测本 身,他认为“需要的是对新的领导人的呼唤”,而刘军宁的看法显然不同,因为更有意义的显然不是“红太阳”式的领导人,而是即使非宪政体制下,也推动类似宪 政的制度安排。

笔者以为,这里的问题,应该认真对待。


从毛式专制到共产党专制


在这里,可以先看看家族企业。

一位杰出的创始人,可以领导他的家族企业取得辉煌的成就,使其成为着名企业,然而,这种企业内部往往任人唯亲,企业权力传承一旦出现问题,权力落到平庸的家族后代手里,甚至落在家族里的纨绔子弟手里,则企业的没落指日可待。

一般的看法,认为家族企业这种企业制度比较落后,但是人们发现,世界上许多的企业,许多着名的企业,都是家族企业。要造就这样成功的家族企业,一般的看法 是,要实行“两权分离”,即企业所有权与其管理权分离,聘请职业经理人掌管企业,使其管理职业化。不过,近年来大陆企业界出现一种新的观念,人们以现实为 依据,认为以企业管理职业化改造家族企业之路很难走通,因为问题在于家族企业的社会化,应当从企业分配权的社会化入手,创造出某种比较公平的企业环境,则 管理权的社会化或职业化很容易实现。这时,企业所有权实际上会受到这种社会化进程的影响,但即使企业仍维持着家族控制的格局,对于企业的有效运转、在市场 上取得成功,并没有实质的阻碍。

经济学家们指出,企业在市场上竞争,然而企业本身的组织制度,却并非市场制度,亦即并非根据市场规则,而是通行着等级制的规则。不过,社会化的趋势终究会 影响到企业制度,迫使其注重对人的激励,注重人的自由和创造精神。国外那些成功的家族企业,许多实际上已经脱胎换骨,而中国的家族企业,可以借鉴它们的经 验。

企业是如此,政治的组织又是如何呢?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政党,不是家族企业,但是,在毛泽东掌权时期,一度出现了很明显的家族控制的趋向,甚至到了家族继承权力的边缘,与古巴、朝鲜的情况很有 些类似。叶剑英华国锋组织的政变挫败了毛氏家族的控制欲望,但把握绝对权力的专制体制仍然延续下来。权力分配在少数高层的圈子里酝酿、博弈,直到最后决 定,实际上仍然具有家族控制的基本特点,而同时,由领导人子女掌握党政军权力的“接班”,以及由他们掌握国有大企业而维持国有经济的垄断性,也确实在进行 之中。

这种党专制“家天下”或“党天下”的最显着的特征,是国家军队仍然控制在中共一党手中,规定其为一支“党军”,顽强地抵制着军队国家化的世界性趋势。

在毛泽东时代,不仅出现最高权力向其家族成员集中的趋势,在较普遍层面上的“家族制”特征,则表现为干部的实际“终身制”。改革开放时代,最高权力的圈子 从家族式的“领袖信任”圈子,变化为更赤裸裸地依恃派系实力的少数寡头圈子,与此同时,干部终身制受到很大冲击,政界及其它各界之间的流动也已在相当程度 上为社会接受,干部的“能上能下”,以及问责,也有所体现。

这种种变化的背后,则是党政体制作为一架庞大的机器,逐渐地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了。

党政的基本制度,都是代表大会。党代会的代表,许多都是党的干部,人代会的代表中,政府官员也占相当的比例,而他们一般都是中共党员,同时,军人在党代 会、人代会中都占据相当的比例,他们基本上也都是中共党员。中共通过其组织部门把握、操纵着这一局面,它的宣传部门则力图使人相信,这就是所谓“社会主义 的政治民主”,亦即所谓“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中共严密地控制着国家,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相等,它本身也国家化了,党的官僚控制着党机器,官僚为人处世的“潜规则”弥漫于党政官场。

毛泽东一手坚持他与其亲信的专制,一手造就中共的专制,但他对中共党政专制体制下的官僚作风极为不满。他刻意表现出不受官僚体制约束的个人意志或独立性, 甚至鼓动“小官僚”造“大官僚”的反,他的“继续革命”,则集中体现为把党政官僚作为“走资派”打倒的“文革”实践。他煞有介事地评论《水浒》中梁山好汉 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而一旦发现人们批评他的亲信之矛头实际上是对着他,他就毫不客气地发动大规模“反击”,绝不允许他的权威受到任何挑战。不过,他 无论怎样“无法无天”,其“文革”意图毕竟难以实现,官僚政治顽强地显现出韧性,打倒了能干的官僚,就不能不任用平庸的官僚。

极端的毛式专制遭到否定,取而代之的是更趋规范的共产党专制。

“矫枉过正”的迹象出现在中共十三大,但是,中共官僚保守势力早已盘根错节地蔓延开来,并通过六四屠杀而重新占据了上风。于是,这架庞大的党政机器,避开了“家族企业社会化发展”的前途,向着专制保守的方向全力开进。

与过去相比,这样的现状,是更好了,还是更坏了?

但是,这样的设问之本身,是否过于简单了?


官僚机器的“政治”


对这架机器,冼岩这样描述,“在后集权时代,除了贪腐案发、年龄、健康等原因外,没有人能够令有资格参与决定最终分肥方案的高官退出,即使江、胡也不行。 而依据‘反贪不涉常委会’的潜规则,能够令常委退出的只剩下年龄、健康原因。年龄不到,鬼神没辙;年龄一到,仙佛难留,这就是规则”。

这样看来,后(个人)集权的时代,主导中国共产党权力分配的规则标准,有贪腐案发、年龄、健康等等,却缺少“政治”这个看上去应该最为重要的尺度或者过程。

过去,毛泽东说,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现在,党机器“与时俱进”地更换其理论的政治的包装,口号式的理论概念应有尽有,但“左派”竭力挑起政治理论与路线之争,却白费力气,党机器对此根本不感兴趣。

看看各国的选举,无论是政党的党内选举,或政党之间对决,竞争者的思想理论与政治观念、方针政策主张,都要向选民广泛宣传。过去,报纸杂志平面媒体的宣传 相当重要,后来,电视成为更好的平台,竞选者在电视摄像镜头前同台辩论,唇枪舌剑,成为竞选中的重头戏。近来网络也插手其中,引起更多的关注。在这样的竞 争中,年龄、健康,以及家庭,当然会受到关注。倘若有人有丑闻曝光,就更是热闹。然而,“政治”不会缺位。竞选者缺乏政治与政策主张,或者这些主张缺乏独 特性,就很难避免失败。

在现代民主政治中,这是常态。政治中免不了有幕后操作,但是,有遵循民主规则的公开的政治,幕后操作的空间就受到很大的制约。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是以幕后操作为主导。公开的政治沦为政治表演,在共产党外必须是拥护共产党、颂扬共产党,在共产党内则必须是拥护中央、颂扬中央,表演的最高原则,是与共产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高度一致。

共产党控制了国家,凌驾于国家之上,它付出的代价是自身不能不国家化,成为一个官僚化的政党,官僚习气压倒政治家风范。特别是毛泽东的“文革”实践失败以 后,人们厌倦了共产党的“革命”政治,官僚“政治”正好取而代之。还是一样地限制公民权利、限制人们参与政治的空间,但毕竟相当程度地开放了经济空间,政 治的集权与幕后操作仿佛成为经济自由的必要代价。企业运营、理财吸引了众多的社会精英,成为民众施展创造力的广阔空间,那么,官僚们如何保持其支配力量, 如何显示其平庸,就与民众的日常社会生活更为隔膜。即使中共十七大仍然据说是“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人们的实际感觉却与过去大为不同。在市场经济浪潮 涌来的岁月里,人们厌倦了传统的集权政治,党政官僚如何表演、如何幕后操作,大体上,就只好随它去。

于是,官僚机器的“政治”在民众的政治冷漠中迅速成长起来。其特点,一是顺应市场经济的浪潮,甚至顺应市场经济全球化趋势,一是坚定地保持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相比之下,计划经济时代的官僚,其特权与特殊待遇再多,也未免寒酸,同时,对国家民族的政治热情时时地会有所表现。而改革开放开启了市场经济发展之路,官 僚机器对于支配市场、攫取财富,显示出高度的敏感,它以“发展”为号召,以“政绩”为“硬道理”,忙得不亦乐乎,同时,它很清楚,尽管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 的本性相适应,却不利于保持它所需要的这种“中国特色”,则本能地予以抵制。这样,它对于政治的理论、路线之类,看来是失去了真正的兴趣,对民间的兴趣与 热情也只是冷眼旁观,只要不是锋芒毕露而威胁到它真正关注的“稳定”,一般地也还能够容忍。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高层权力分配过程为派系实力所支配而“政治”缺位,似乎还不难理解,但是,人们的恐惧在于,这样的专制机器似乎再次显示出其“超稳定”的性质。

中国社会曾长期处于一种“超稳定”的结构之中,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将其瓦解,而今,市场经济也被中共专制机器套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笼头,市场化改革释放的能量都被当做这架机器的成就,结果,它如同经过了“涅盘”一般,再度辉煌起来。

市场经济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将其瓦解,不是理论的问题,吾人只得拭目以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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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29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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