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大之际，对其人事安排的猜测很是热闹，在中文媒体方面，仍然是多维网最为起劲，而且也还是猜得很准。多维网此举看来是受到一些批评，何频特意发了 一大篇议论。看这番议论，尽管何先生把中国“全官、全民堕落的趋势”归咎于所谓“制度崇拜”很过分，但是他的通篇议论，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恐惧，却不是没有 道理的──
刘军宁与何频的看法显然不同
“靠中共本身制度性的改革，过程、结果都会使这个制度强化，扩张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延长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寿命，而且会软化领导人从根本上改变这个 制度的动力和力量，从而伤害中国持续增长力和社会公平、和谐。”何先生认为，“多维判断”的真正意义就在于“使人们清楚的认识到：这个制度已制度化到了何 种地步，而中国的未来就锁在这个硬化的制度之中”。
那位颇为敏锐的冼岩，看来也有同感，他写道，“十七大区别于以往的最大特征就是，‘规则’的份量越来越重，个人意志的影响越来越小，无论这一个人是谁。正 如何频先生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所说，中共这架政治机器似乎已经苏醒过来，突然拥有了自我意志，其运行不再以参与者的意志为转移。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意志只能 在规则下发生影响，在规则的框架内制造一些变化”。
王力雄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这样说，“打着党内民主旗号的‘党建’，使中共集团更趋于自利，对政治改革更为保守。如果存在着掌握绝对权力的寡头，还可能按其 个人意愿，或是进行毛泽东那种文革式的颠覆，或是做出蒋经国那种解除党禁的突破。而‘党建’消除了寡头，领袖从此不再是为所欲为的‘主子’，只能为本党利 益服务。当前中共的自我谋利趋势，一定程度也是因为寡头的弱化，党内高层和各级负责人要受党的机器制约而致”。
不过，刘军宁对俄国“普京之惊”的一番议论却更值得注意，他写道，“民主政治是宪法下的常规政治，没有什么惊世之处”，“民主政治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政 府的有序更迭”，而“政治领袖最好是中等智慧的人。这样的人当政，谁都可以发现他的错”，“他所掌握的权力就不再具有神秘性和最高性，领袖也将暴露出其公 仆的身份。没有红太阳的国家，才是民众之福”。在这个意义上，“对比‘普京之惊’，中国这些年在政治方面最大的进步就是，由于饱受鞠躬尽瘁之苦，功成身退 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限任制的制度安排逐步得到确立。此中的意义将会在岁月的推移中日益显现出来”。
从过去颇具个人魅力的寡头掌握绝对权力，到现在缺乏个人魅力而凸显党机器之掌握绝对权力，从这个角度想一想，倘若中共的运转越来越显现出一架机器的特性， 那么，对这架机器作预测，多维网的“预测结果”一次次地空前准确，就应该说还算是正常。然而，面对这种非宪政体制下的变化，何频的注意力显然不是在预测本 身，他认为“需要的是对新的领导人的呼唤”，而刘军宁的看法显然不同，因为更有意义的显然不是“红太阳”式的领导人，而是即使非宪政体制下，也推动类似宪 政的制度安排。
笔者以为，这里的问题，应该认真对待。
从毛式专制到共产党专制
在这里，可以先看看家族企业。
一位杰出的创始人，可以领导他的家族企业取得辉煌的成就，使其成为着名企业，然而，这种企业内部往往任人唯亲，企业权力传承一旦出现问题，权力落到平庸的家族后代手里，甚至落在家族里的纨绔子弟手里，则企业的没落指日可待。
一般的看法，认为家族企业这种企业制度比较落后，但是人们发现，世界上许多的企业，许多着名的企业，都是家族企业。要造就这样成功的家族企业，一般的看法 是，要实行“两权分离”，即企业所有权与其管理权分离，聘请职业经理人掌管企业，使其管理职业化。不过，近年来大陆企业界出现一种新的观念，人们以现实为 依据，认为以企业管理职业化改造家族企业之路很难走通，因为问题在于家族企业的社会化，应当从企业分配权的社会化入手，创造出某种比较公平的企业环境，则 管理权的社会化或职业化很容易实现。这时，企业所有权实际上会受到这种社会化进程的影响，但即使企业仍维持着家族控制的格局，对于企业的有效运转、在市场 上取得成功，并没有实质的阻碍。
经济学家们指出，企业在市场上竞争，然而企业本身的组织制度，却并非市场制度，亦即并非根据市场规则，而是通行着等级制的规则。不过，社会化的趋势终究会 影响到企业制度，迫使其注重对人的激励，注重人的自由和创造精神。国外那些成功的家族企业，许多实际上已经脱胎换骨，而中国的家族企业，可以借鉴它们的经 验。
企业是如此，政治的组织又是如何呢？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政党，不是家族企业，但是，在毛泽东掌权时期，一度出现了很明显的家族控制的趋向，甚至到了家族继承权力的边缘，与古巴、朝鲜的情况很有 些类似。叶剑英华国锋组织的政变挫败了毛氏家族的控制欲望，但把握绝对权力的专制体制仍然延续下来。权力分配在少数高层的圈子里酝酿、博弈，直到最后决 定，实际上仍然具有家族控制的基本特点，而同时，由领导人子女掌握党政军权力的“接班”，以及由他们掌握国有大企业而维持国有经济的垄断性，也确实在进行 之中。
这种党专制“家天下”或“党天下”的最显着的特征，是国家军队仍然控制在中共一党手中，规定其为一支“党军”，顽强地抵制着军队国家化的世界性趋势。
在毛泽东时代，不仅出现最高权力向其家族成员集中的趋势，在较普遍层面上的“家族制”特征，则表现为干部的实际“终身制”。改革开放时代，最高权力的圈子 从家族式的“领袖信任”圈子，变化为更赤裸裸地依恃派系实力的少数寡头圈子，与此同时，干部终身制受到很大冲击，政界及其它各界之间的流动也已在相当程度 上为社会接受，干部的“能上能下”，以及问责，也有所体现。
这种种变化的背后，则是党政体制作为一架庞大的机器，逐渐地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了。
党政的基本制度，都是代表大会。党代会的代表，许多都是党的干部，人代会的代表中，政府官员也占相当的比例，而他们一般都是中共党员，同时，军人在党代 会、人代会中都占据相当的比例，他们基本上也都是中共党员。中共通过其组织部门把握、操纵着这一局面，它的宣传部门则力图使人相信，这就是所谓“社会主义 的政治民主”，亦即所谓“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中共严密地控制着国家，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相等，它本身也国家化了，党的官僚控制着党机器，官僚为人处世的“潜规则”弥漫于党政官场。
毛泽东一手坚持他与其亲信的专制，一手造就中共的专制，但他对中共党政专制体制下的官僚作风极为不满。他刻意表现出不受官僚体制约束的个人意志或独立性， 甚至鼓动“小官僚”造“大官僚”的反，他的“继续革命”，则集中体现为把党政官僚作为“走资派”打倒的“文革”实践。他煞有介事地评论《水浒》中梁山好汉 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而一旦发现人们批评他的亲信之矛头实际上是对着他，他就毫不客气地发动大规模“反击”，绝不允许他的权威受到任何挑战。不过，他 无论怎样“无法无天”，其“文革”意图毕竟难以实现，官僚政治顽强地显现出韧性，打倒了能干的官僚，就不能不任用平庸的官僚。
极端的毛式专制遭到否定，取而代之的是更趋规范的共产党专制。
“矫枉过正”的迹象出现在中共十三大，但是，中共官僚保守势力早已盘根错节地蔓延开来，并通过六四屠杀而重新占据了上风。于是，这架庞大的党政机器，避开了“家族企业社会化发展”的前途，向着专制保守的方向全力开进。
与过去相比，这样的现状，是更好了，还是更坏了？
但是，这样的设问之本身，是否过于简单了？
官僚机器的“政治”
对这架机器，冼岩这样描述，“在后集权时代，除了贪腐案发、年龄、健康等原因外，没有人能够令有资格参与决定最终分肥方案的高官退出，即使江、胡也不行。 而依据‘反贪不涉常委会’的潜规则，能够令常委退出的只剩下年龄、健康原因。年龄不到，鬼神没辙；年龄一到，仙佛难留，这就是规则”。
这样看来，后（个人）集权的时代，主导中国共产党权力分配的规则标准，有贪腐案发、年龄、健康等等，却缺少“政治”这个看上去应该最为重要的尺度或者过程。
过去，毛泽东说，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现在，党机器“与时俱进”地更换其理论的政治的包装，口号式的理论概念应有尽有，但“左派”竭力挑起政治理论与路线之争，却白费力气，党机器对此根本不感兴趣。
看看各国的选举，无论是政党的党内选举，或政党之间对决，竞争者的思想理论与政治观念、方针政策主张，都要向选民广泛宣传。过去，报纸杂志平面媒体的宣传 相当重要，后来，电视成为更好的平台，竞选者在电视摄像镜头前同台辩论，唇枪舌剑，成为竞选中的重头戏。近来网络也插手其中，引起更多的关注。在这样的竞 争中，年龄、健康，以及家庭，当然会受到关注。倘若有人有丑闻曝光，就更是热闹。然而，“政治”不会缺位。竞选者缺乏政治与政策主张，或者这些主张缺乏独 特性，就很难避免失败。
在现代民主政治中，这是常态。政治中免不了有幕后操作，但是，有遵循民主规则的公开的政治，幕后操作的空间就受到很大的制约。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是以幕后操作为主导。公开的政治沦为政治表演，在共产党外必须是拥护共产党、颂扬共产党，在共产党内则必须是拥护中央、颂扬中央，表演的最高原则，是与共产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高度一致。
共产党控制了国家，凌驾于国家之上，它付出的代价是自身不能不国家化，成为一个官僚化的政党，官僚习气压倒政治家风范。特别是毛泽东的“文革”实践失败以 后，人们厌倦了共产党的“革命”政治，官僚“政治”正好取而代之。还是一样地限制公民权利、限制人们参与政治的空间，但毕竟相当程度地开放了经济空间，政 治的集权与幕后操作仿佛成为经济自由的必要代价。企业运营、理财吸引了众多的社会精英，成为民众施展创造力的广阔空间，那么，官僚们如何保持其支配力量， 如何显示其平庸，就与民众的日常社会生活更为隔膜。即使中共十七大仍然据说是“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人们的实际感觉却与过去大为不同。在市场经济浪潮 涌来的岁月里，人们厌倦了传统的集权政治，党政官僚如何表演、如何幕后操作，大体上，就只好随它去。
于是，官僚机器的“政治”在民众的政治冷漠中迅速成长起来。其特点，一是顺应市场经济的浪潮，甚至顺应市场经济全球化趋势，一是坚定地保持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相比之下，计划经济时代的官僚，其特权与特殊待遇再多，也未免寒酸，同时，对国家民族的政治热情时时地会有所表现。而改革开放开启了市场经济发展之路，官 僚机器对于支配市场、攫取财富，显示出高度的敏感，它以“发展”为号召，以“政绩”为“硬道理”，忙得不亦乐乎，同时，它很清楚，尽管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 的本性相适应，却不利于保持它所需要的这种“中国特色”，则本能地予以抵制。这样，它对于政治的理论、路线之类，看来是失去了真正的兴趣，对民间的兴趣与 热情也只是冷眼旁观，只要不是锋芒毕露而威胁到它真正关注的“稳定”，一般地也还能够容忍。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高层权力分配过程为派系实力所支配而“政治”缺位，似乎还不难理解，但是，人们的恐惧在于，这样的专制机器似乎再次显示出其“超稳定”的性质。
中国社会曾长期处于一种“超稳定”的结构之中，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将其瓦解，而今，市场经济也被中共专制机器套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笼头，市场化改革释放的能量都被当做这架机器的成就，结果，它如同经过了“涅盘”一般，再度辉煌起来。
市场经济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将其瓦解，不是理论的问题，吾人只得拭目以待了。 --------------------------
原载《议报》第329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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