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戴上红领巾的江泽民、李瑞环、胡锦涛、刘华清等中共领导人 今年9月下旬以来,产生了一些关于中共“接班人”的奇谈。
有人说:9月下旬以前,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处于“接班序列”;9月下旬形势突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冒升”到“接班前列”。这类“演义”不符合政治事实,不符合政治程序,不符合政治规则。
今年9月下旬以前,中共不存在“接班序列”。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对李克强有好感,但是胡锦涛没有在中共的任何正式场合提出由李克强做“接班人”,中共也没有任何正式会议确认李克强是“接班人”。胡锦涛对李克强的好感仅仅是个人看法,不是一项通过了政治程序的人事决定。
胡锦涛派在上一届中共领导层内是少数派:9名政治局常委中只占3席(胡锦涛,温家宝,李长春),25名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只占4席(胡锦涛,温家宝,李长春,王兆国),7名中央书记处书记中无一席之地。如果胡锦涛在上一届中共领导层的正式场合或正式会议上提出由李克强做“接班人”,无疑将被否决。
上一届中共领导层在筹备“十七大”时,成立了一个小组负责遴选和考察新一届中共领导层候选人。今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正式通过的新一届中共领导层候选人名单,习近平在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排序中居于李克强之前。今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正式通过了这份候选人名单和这种排序。今年10月9日至12日的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同样正式通过了这份候选人名单和这种排序。今年10月22日的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最终正式通过了这份候选人名单和这种排序。这4次正式会议正式通过的是真正的“接班序列”。在此之前,没有过任何“接班序列”。在这个真正的“接班序列”中,习近平拟出任5年后中共“十八大”的总书记。
胡锦涛派在新一届中共领导层内仍然是少数派:9名政治局常委中只占4席(胡锦涛,温家宝,李长春,李克强),25名政治局委员中只占8席(胡锦涛,温家宝,李长春,李克强,王兆国,刘延东,李源潮,汪洋),6名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只占两席(李源潮,令计划)。所以,胡锦涛派只能接受前述“接班序列”。
在当今的中共领导体制下,已经不存在由现任最高领导人指定下一任最高领导者的政治规则。下一任最高领导者候选人的确定,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下一任最高领导者候选人是否具备主导性的实力;下一任最高领导者候选人是否能够获得领导层的多数票。胡锦涛派在中共内既不拥有主导性的实力,也得不到领导层的多数票,他们从何确立“接班序列”?
今天是美国的“感恩节(Thanksgiving)”。4年前的“感恩节”,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接受“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的直播电视专访时指出:未来的第五代领导人有不同的思想倾向和政治倾向。将来并不是每一个第五代领导人都能够得到公众的认同,都能够得到国际主流社会的认同。对第五代领导人的最大考验是,在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他们当中有谁能够认可民主化的潮流。
九十年代中期,当李克强还是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时,在一个“6·1儿童节”,他刻意带领一批小学的年幼的“少先队员”到中南海向“江泽民爷爷”献“红领巾”,并在现场指挥“少先队员”们无比欢喜地奔向“江爷爷”,一边有秩序地飞跑一边有节奏地高喊“江爷爷好,江爷爷好”,然后把“红旗的一角”系在“江爷爷”的已经不太灵活的脖子上。一般来说,70岁的“江爷爷”不需要“红领巾”了。李克强的这一精心导演是多此一举,是阿谀逢迎,是政治投机。尽管李克强一直是我的朋友,当时我还是对我们的一位共同好友批评性地谈到了“克强的红领巾活动”。一个领导“少先队员”给“江爷爷”献上“红领巾”的共青团干部,不大可能未来领导民主改革。
江泽民1946年加入中共时的入党介绍人,是我的一位亲戚。他们两人在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又是多年的同事,一直保持着亲密友谊。1989年“6·4事件”后,江泽民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有人曾向我建议:通过这位亲戚去沟通江泽民。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不认为江泽民有可能认可民主化的潮流。
什么是认可民主化的潮流呢?
我在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当天发表的题为《需要从第五代开始政治分享》的文章强调,民主化本质上就是政治分享:国家权力和公共职务在各个党派、各个利益集团、各个阶层之间合理分配。这种政治分享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中共外具备政治能力和治理能力的人物,出任若干部的部长和若干省的省长。第二步,实行各级政府领导人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直接选举;实行健康的建设性的多党政治竞争。
(作者是在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 / 2007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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