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众说纷纭，城市居民在中国金融深化初期的心理承受程度也出现了抑郁症状态。换言之，中国实际上已经陷入货币内战状态。
金融调控两难，外资参与内战
中国金融管理当局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型官僚集团，如周小川、吴晓灵（见图）等人实践经验丰富，理论水水平亦相当高。2007未完的一年内5次加息，可以说央行已经把利率政策“操练”到了“格林斯潘水平”。但是，在官方全控的“金融深化”而无真正市场化即全面金融民主缺位的情况下，金融调控已经显出力不从心之态。近期，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公开承认屡次加息虽然对抑制国内经济过热有不小作用，但继续加息会引来更多的外资。
对于这个是难得的实话，我们可称之为“吴晓灵悖论”。只是她没有表达充分而已，应当说：在人民币对美元不断升值的情况下，再提高利率，外资会更加积极地进入，热钱的流径会更大，流动性过剩必将摧垮中国宏观调控体系。实际上，外资已经加入中国的货币内战，并且在国际金融日趋一体化的状况下，没有哪一个国家可避免此状。
最近，外资房地产巨头通过赞助上海社科院研究经费的方式，让后者替他们说话，搞出了《海外资金进入上海房地市场研究报告》。报告的主旨是给外资以国民待遇：鼓励外资投资开发非住宅，住宅开发则以中高端为主。适合国际金融一体化潮流，这样的主张固然没有错误，但是中国的金融制度安排不仅没给外资以国民待遇，更没给国内民间资本以国民待遇。外资本已经具有了不可挑战的圈地优势，如香港李嘉诚的和黄与长实两大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大陆已经储备一千万平方米（折合1.5万亩）待开发土地。在此情况下，再不给国内民间资本国民待遇势必引发更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从而使货币内战转化成北京高层的政治内战。
这种货币战争混杂政治战争的“零星冲突”已经出现，如苏黎保险通过中国宝钢入主新华人寿保险的事件，足作说明。一方面外资通过国内代理进入中国保险业，有利于促进保险业运营的规范化；另一方面，国内保险业者纷纷通过不同的政治管道向政治高层表示担忧乃至”愤怒“，从而使这个未成定局的商业谈判，成为一宗“事件”。
国民抵抗通胀，金融骗局颇生
不管学者们如何实施精确的理论指导，居民们还是“跟着感觉走”，认为物价上涨就是通货膨胀，城市富裕居民越来越倾向选择“去存款化”，较为极端的个案则是：房产与黄金保值资产为1/3，期货投机资产为1/3，股票与保险资产为1/3。
从宏观调控角度将，居民的“去存款化”有利于减轻国有商业银行的存款负债压力，另一方也给股市的虚涨、楼市的坚挺带来了巨大推力，更压抑了中小企业的投资冲动，从而使就业市场越趋小化。在微观活动上，居民的过度金融投机也带了无法抑制的金融诈骗活动。如河北省高级法院在2007年8月份就宣判的三起非法集资案件，共涉及被骗人数6600人，资金额度7.8亿元。其中最典型的诈骗活动就是：以高利息吸收存款，而后将资金导入股市。许多参与“高息存款——炒股得利”流程的被骗者并不是城市相对富裕的居民，而是下岗职工，他们试图通过“如此一博”来改变贫困的生活状况。这些试图一博而变的下岗职工的运作资金并非个人（家庭）积蓄，而是通过从亲朋好友处无息借贷而来的。从这一点上讲，中国的货币内战正在毁坏传统的人际关系。稍有理性的人士很难相信一个为八千万资金进入支付一千“费用”的公司能赚钱，但是现实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中国地下金融的手续费最低者也不低于10%，最高者可达30%。
正如外汇严控时期的地下汇市一样，中国特具社会破坏力量的地下钱庄是中国金融缺乏民主的结果。在另一端，一些较为规范的地下钱庄实际上也给金融管理当局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是让他们继续当“超生游击队”，还是赶快给他们“上户口”，成了比“吴晓灵悖论”更难解答的难题。与此同时，一些聪明的国外游资操纵者们选择了与比较规范的地下钱庄合作的模式，这样一可避免敏感的经济民族主义的攻击，又可避开国民待遇难题。
最有趣的是，这些游资已经不止对准股市与楼市，而且对准了受“去存款化”冲击的小城市银行，与后者订立短期大额拆借协议。之于游资，可稳获“短期厚利”；之于缺钱的小银行，即便花上一笔不菲的中间费用也比吸收零星存款要节省成本。
银行系统突围，金融租赁再“火”
尽管2005年称之为“德隆事件”的新疆德隆实业有限公司兵败金融租赁，其阴影至今未去，并且大名鼎鼎的上海新世纪金融租赁终以被政府关闭而告终，但是国有银行对金融租赁的兴趣未减。因为，对于那些本身确有流动性过剩压力的子系统如中国工商银行，既可摆脱央行的控制新增贷款规模的管制，又可找到一个新业务（政绩）领域，何乐而不为呢？但是，中国的金融租赁行业毕竟是金融非民主制度安排下的子领域，它很容“重复昨天的故事”，变成一些具有权力背景资本家的套钱工具。
新疆的德隆系与上海的新世纪在金融租赁上的败局，几乎每个套钱的环节都有“权力资本”的介入，只不过由黑幕太厚、涉水太深，没有媒体敢全面揭露而已。此外，国家税收政策一直对金融租赁行业采取“歧视性税率”，综合税率在50%以上。
当然，金融租赁行业的复起也意味着温家宝内阁正在努力为十年前朱镕基过猛金融政策之后果埋单，试图转向全面温和，并使用更细腻的调控手段。在1997年朱勒令银行退出金融租赁行业之十年后，银监会于2007年3月颁布新法，称曰《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此法一出，民生、招商、光大、工商、交通、建设共六家银行及时递上申请。虽说六家总计注册资本不过130亿的样子，但是，可以预见中国的货币内战将使金融租赁行业狼烟四起。
中国税收管理当局已经声明，到2008年实行内外税合一。由此，外资企业将面临巨大的赢利压力。一部分外资可能流向印度、越南等国家，但大部分外资及游资仍可在中国的货币内战中获取厚利。除了前述的寻找合适的“地下合作者”外，还要进入更多的领域。比如一旦税收政策对金融租赁的“歧视性税率”修正，外资会大举进入。
外资策略与金融民主
可以预见，外资在中国的长期存在必然迫使金融管理当局采取民主政策，但是在政治民主没有明确远景的困局中，这种压力更容易使货币内战演变成金融崩溃。由于货币内战的升级，中国已经进入了金融的战国时代。保险业黑幕丛丛，人寿保险专以欺诈为生；银行业在流动性过剩的压力下，急寻“泄口”，匆忙闯入金融租赁行业；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完全怪胎化、“作”而不“合”，挪走了大量农村资金进入股市、楼市，凡此等等。
胡温的第二届任期，或许已经面临了朱镕基当年所说的“地雷阵”与“万丈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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