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在中国公映，果然引起左派势力声讨，在网络发动批斗，指电影丑化女志士、美化汉奸。在中国，创意勃发的人才少，嫉妒优化、批斗成癖的红兵一族有许多。他们长年只接受一种思想的洗脑，看见以中日战争为背景的作品，只可以接受怒目圆睁、昂首挺胸的民族英雄。《色，戒》偏不是一出讲「爱国」、讲「正气」、讲「大是大非」的作品，但中国许多观众言必「大是大非」，或许他们心中并不相信这一套，只想在社会现实中找到缺口，宣泄长期的压抑和愤怒。《色，戒》在这样的社会推出，导演李安需要很大的勇气，令人十分佩服。《色，戒》以中日战争为背景，探讨乱世中的情欲冲突，对于中国许多老人，在情绪和见识方面，都过不了这一关。即使「丑化抗日女志士」，其实也不是甚么罪行，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就是明目张胆「丑化」法国的革命分子，小说里的男女主角，两个是贵族，一个是穷律师，在「革命」的丑陋面目中表露了高尚的情操。
中国的现代文学作品为甚么不好看？正在于作者和读者市场的沉滞和僵化，还加上马克思主义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政治教条，上承孔子儒教温柔敦厚，又以载道的道德要求，在中国做一个创作人，由出生到老死，是一个不断自我阉割的过程。其中有胆敢反抗的勇者，无可例外都先受到政府或民间的道德批判。太多见识浅陋、毫不相干的闲人在旁指指点点，说这个角色为甚么不投入救国的历史洪流，那个场面为甚么不歌颂民族英雄。中国式的思维非黑即白，一部以中日战争为背景的作品，只要背景有一点炮声和烽烟，男女主角就不许在闺房里恋爱缠绵，非要穿上军装一起上战场杀敌、共同就义，才算「激励民心」、「健康正派」，偶有一个跟主流不一样的异类，马上遭受批斗，张爱玲是其中的一位。太平时代的金庸，创作了《鹿鼎记》，因为名气和财富在外，道德分子一时不敢批判，一口气也蹩在心里窃窃私语，说《鹿鼎记》「不像武侠小说」。
《鹿鼎记》偏偏不歌颂天地会首领陈近南这类「民族英雄」，只墨一个没有政治立场、但义气干云的嫖赌混混韦小宝。事实上，优秀的小说，根本不必「歌颂」这个人物，「批判」那个角色，只把人物和事件写出来，让读者自行感受。但中国社会喜欢唠唠叨叨说教，追求千面如一的道德一致，嘴巴上说「和而不同」，实际上要求人人的思想一样，道德规范一样，语言词汇一样，城市规划的面貌和「创作意念」也全国一样，要做起事来，却又内斗互残，一盘散沙，「和而不同」做不到，沦为一个「同而不和」的平庸大国。在如此混浊的状态之下，居然还有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呼唤」要培养足以与西方抗衡的文化「软力量」，其天真或厚颜的程度，令人极为赞叹。《色，戒》不见容于大陆的左派道学家，原因很复杂，他们之中许多人，或许只想藉攻击名人达致扭曲心理的平衡，或许闲没有事做，由日本足球队在中国比赛、赵薇穿一件太阳旗的时装、章子怡演日本艺伎、到李安的《色，戒》的床戏，他们太需要藉炮轰名利双收的红人来填补他们自己生不如死的空虚。对于名著《红楼梦》，他们却不质问为甚么《红楼梦》不墨于「劳动人民」角色焦大对地主阶级贾府的革命反抗，只歌颂贾宝玉的无边风月，因为《红楼梦》的作者死了，《色，戒》的李安还活，批判死人，对于红兵的快感，没有批斗活人之亢奋。网络的科技，为这个怯懦的族群提供了放暗箭的方便，发作集体癫痫症的空间，他们没有信仰，做人没有目的，抨击不合理的传统制度从来无胆，谩骂比他们成功的才华人物永远有力。
在中国式的大虚伪、大躁狂、大混沌之中，最令人欣慰的，就是《色，戒》票房在大陆节节领先，虽然不靠黄金周，也没有官方襄助，硬是向一亿元的大关勇闯，还引致几个精神残障严重的中国观众状告法院，指其中的床戏的刁钻动作，他们盲目仿效，肢体受伤，为甚么编导没有事先劝喻？《色，戒》的导演，身上没沾上一口痰，因为他是旅居美国的台湾人，反倒赚了一大笔，这一身兔起鹘落的轻柔身段，比起《卧虎藏龙》里杨紫琼和章子怡蛇鞭吐信的武打和《色，戒》里汤唯梁朝伟帘卷花灯的床上技艺一样灵巧，这一场戏外戏，才是掌声雷动的真高潮。
——《苹果日报》凌锋推荐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