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特稿2007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把它的“创新理论”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吹得天花乱坠，那么，就免不了还是要对它的十七大报告作一番分析。
江泽民掌权十三年，弄出一个“三个代表”思想，而胡锦涛则接二连三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让人眼花撩乱。不过，都是概念、口号，只有一个的时候显得很重要，弄得多了，就要选择。选一个最能体现胡总书记思想的概念当然不是儿戏，看来中共理论家们真是动了一番心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噢，中选的是“科学发展观”。
比较而言，“三个代表”虽然是“重要思想”，毕竟只涉及建党理论，而胡记三概念，都涉及整个社会发展，自有某种优势。至于选中“科学发展观”，将胡记概念概括为“重大战略思想”，似乎又减弱了它们的理论色彩，或者说，邓、江还算是思想家或理论家，而胡总书记则自命为战略家了。
但是，似乎更有些不伦不类。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很难说它们是“战略思想”，“战略思想”其实只针对着“科学发展观”。当然，这难不住中共的理论家们。他们竭力地构造其“理论体系”，当然就要理顺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看看，“科学发展观”果然有“战略”性，一下子，将三个概念串了起来。
串是串起来了，那毕竟只是表面功夫，进入具体论述，就还是露出其苍白的本质。
中共十七大报告论述其“科学发展观”，要求“转变发展方式”，其分析的根据，是指出目前“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它们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
也就是说，建国迄今的发展之所以还不够“科学”，是基本国情的表现，是目前社会主要矛盾的表现。那么，国情及其表现，矛盾及其表现，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据说，“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但是，报告中的分析本身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无论对国外经验或本国实践，在理论上都缺乏把握的能力。它号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却对马克思学说的薄弱环节毫无贡献，它号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是在社会基本矛盾及主要矛盾的具体分析方面，迟迟没有真正的进展。
△在马克思学说薄弱环节上无所作为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前景，指出了其内部孕育的社会化趋势将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取代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全球化对于资源、环境的沉重压力，地球的自然资源环境是否能够支撑人类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是否能够支撑到新社会的到来，这些重大的问题，在当时，基本还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这是马克思学说的一个薄弱环节。
马克思认为，社会经济的基本规律，是“按比例分配劳动”的规律，在市场经济中，劳动异化为价值，则这一基本规律的实现形式，为价值规律，它在资本主义阶段上，则表现为剩余价值规律。将这一思想扩展到人口再生产方面，意味着分析人口再生产中的比例关系，而人口与经济的领域，尽管与自然生态有密切联系，基本上还是“以人为本”，以人的需要为本。在当时，诸如增长的极限、资源及环境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制约，人们在理论上注意得不多。
不过，一些基本的分析还是有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更具体而言，“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以及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讶的是：人们为取得上述成果而作出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影响，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他警告说，“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可以说，这是马克思学说当时对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论述。
到上个世纪，随着“增长的极限”观念出现，人们对于发展的环境及生态制约的认识逐渐深入。可是，中国共产党对此不仅毫无作为，反而表现出自以为是的狂妄，摆出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姿态。不错，马克思学说的这个方面是薄弱环节，而且，许多发展问题在马克思的时代不可能展开论述，而这正是后人展现创造力的地方。然而，中共的表现证明，它根本缺乏理论创新的能力。
中共的理论家们，看家的武器是中共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以为，有了这一制度，就扭转了乾坤。面对“按比例分配劳动”规律，他们杜撰出所谓“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将“有计划”提高为规律，完全忽略计划在经济中的成长过程。对于资源及环境的制约，他们将其视为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事情，似乎有了“社会主义”制度就自然地摆脱了这种制约。这种态度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中共长期忽视经济增长对环境的破坏性，长期忽视污染的存在与发展，长期陶醉于资源的“地大物博”，同时，在国有体制压抑创新、压抑技术进步的基本环境下，长期忽视资源效率提高。
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对市场经济的封锁与限制有所放松，经济活力涌现，增长加速，矛盾就迅速地发展，而中共对此缺乏思想准备，且囿于传统观念及特殊利益束缚，犹犹豫豫地被动应付，致使矛盾迅速地尖锐化起来。
不过，在改革开放初期，思想禁锢在相当程度上被冲破，出现了较明显的多元化趋向。这种状况，本来有利于中共有所改变，在自己的“先进性”方面有所作为。
当时，国家确定到20世纪末经济“翻两番”、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一千美元的目标时，科学家们经过计算发现，能源增长有其限度，而能源效率难以迅速提高，能源基础对于增长将构成严重制约。他们对中共提出了警告，迫使其修正了计划目标的指标。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上半叶就出现的征兆。它表明，资源环境的制约已经迫在眉睫，而人们也已经意识到这种制约。
但是，中共表现出的，是它的“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官僚化特征，对问题征兆的意义缺乏深刻的把握，在发展的战略思想上没有相应的重视，只能在发展中亦步亦趋。
于是，人们看到的是，中共对于人口、资源、环境生态，“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是以取得“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
人口方面。中国大陆人口迅速增长，到文革后期已号称八亿，比建国之初时增加了近一倍，而且增长势头强劲，九亿、十亿的关口在短期内迅速突破。从文革动乱走出来的中国，渴望着经济增长能够改善人民生活，而人口增长则对经济增长造成沉重压力。中共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态势面前慌了手脚，匆匆忙忙地将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并且，很快就向着“仿佛是同一方向”跨出了一大步，匆匆忙忙地放弃了温和的家庭计划型的“一个不少，两个正好”政策，改行严厉的行政控制型“一胎化”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状态，理所当然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但中共顽固地将“计划生育”与“一胎化”等同起来，顽固地拒绝批评，坚持自己的做法。数十年间，在造成无数民间痛苦的同时，计划生育部门成长起来，形成了它的部门利益。它沾沾自喜地吹嘘“少生×亿人”的成就，无视老龄化的严重影响，以“专业权威”姿态胁迫中共不动摇地支持其维持“一胎化”政策。
依国际经验，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会出现生育意愿减弱、人口增长逆转的趋势，而老龄化即为新生人口增长难以抵消老龄人口增长的自然后果。这种情况，目前在欧洲、日本尤为典型（俄国情况较为特殊），它们为改善人口状况付出了艰苦努力，却成效不彰。中国也正在出现明显的老龄化发展趋向，生育意愿下降的情况也已经出现，而且，这种状况基本上不是社会发展之自然结果，而是“一胎化”政策的恶果。这一政策若继续长期维持不变，自然结果逐渐出现，将与人为的政策影响形成共鸣或共振，中华民族的灾难就会降临。
不言而喻，中国共产党如何对待其一手推行数十年的“一胎化”政策，是对其“科学发展观”的严峻考验。
资源及环境方面。中国经济要增长，要现代化，对资源的需求是巨大的，而它的问题则在于，它的资源基础相对薄弱，且资源利用效率较低。面对“增长的极限”，人们的对策，一是争夺现有资源，一是以技术进步应对，提高资源效率，寻求替代资源。随着经济实力增长，中共政府迅速露出在全球范围争夺资源的嘴脸，受到广泛关注，而在技术进步方面，则囿于国有体制支配地位的制约，尚无起色。国有企业缺乏技术进步的内在冲动，它惯于恃强凌弱，依靠行政力量和行政垄断欺负民营企业很在行，在技术创新上显示实力则相形见绌。而改革是“增量改革”，民营企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需要一个过程，初期时往往利用现有技术，甚至依赖于过时的技术；它们形成技术创新的实力，直到最近几年才出现明显的迹象。
于是，近数十年来，在市场化进程中，强烈的资源饥渴症，明显的资源利用低效率，仍然维持着，同时，环境污染恶性发展，且数起严重的水污染事件都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业绩”。可以看到，这里环境污染的特点是，空气污染已极其严重，但在国有体制的支配下，民众只能被迫忍受，而水污染恶化到一定程度则导致生存危机，恶性事件在短期内四处显现，陶醉在“先进性”之中的中国共产党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但是，它还是那样犹犹豫豫，还是那样瞻前顾后，左怕国有企业治理污染成本高企而削弱其竞争力，右怕延缓增长、减少财政收入而动摇执政根基，不敢下功夫根治污染。
不过，最清晰地显现中国共产党之本质的，是它一贯以“长官意志”排斥不同意见、漠视科学与客观规律，不惜以环境破坏、资源浪费为代价，强行推动建设项目的强势执政作风。这方面，三峡工程决策最为典型。现在，有识之士反复痛陈的三峡工程之弊端正在逐一地显现出来，山体滑坡、水土流失、诱发地震、水体恶化……，水力坡度以及砾卵石淤积等问题的威胁正在积累，更不用说，大规模移民已经造成巨大的人间痛苦，而且新一轮的更大规模移民又在施行。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如何对待其强行推动的三峡工程，以及如何对待其执政期间出现的普遍性严重污染与生态恶化势头，也是对其“科学发展观”的严峻考验。
若论及发展的科学性，其基本意义有二，一是发展须与自然（资源与环境）相协调，一是发展须与人的生活质量改善相联系。而中国共产党的所谓“科学发展观”，对国有体制支配下的现行发展方式缺乏深刻的分析与反省，仍然强调的是其“第一要义是发展”，是“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那么，就不能不深入推敲：其所谓“核心是以人为本”，其中的“人”，不能天真地以为是通常意义之“人”，其实却是一心一意要“执政兴国”之“党”。
究竟是否如此，当然有客观的衡量标准，那就是，要看中国共产党对于弊端尽显的“一胎化”人口政策和三峡工程，是否真能有所反省，做出根本性调整，对于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于它在种种神圣名义下造成的这种种弊端，是否能真下决心予以治理。
△在矛盾分析上也无所作为
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的论述之一，是“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并谈及“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看上去，中共的理论家们似乎雄心勃勃，他们力图把“科学发展观”从经济发展的层次，提高到社会发展的层次，对社会基本矛盾，亦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也展开分析，有所贡献。
可是，其实只是看上去有点儿那个意思，实际上，口号就是口号，概念还是概念，所缺的，就是实际内容。
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展开分析，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使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进入到较为具体的层次，对其在资本主义阶段的具体表现，亦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展开了他的分析。
对马克思学说的发展，最根本的，是发展其基本矛盾的分析。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要求分析矛盾的具体形式──对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不断地以实际发展状况做出检验和修正，而对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推行的变革，对其引起的社会变化，也同样做具体的分析。
可是，中国共产党推行其“社会主义”五十多年了，在这方面，还是毫无建树。所谓“继承与发展”，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尽管吹得漂亮，到底也还只是吹嘘，实际内容基本上是一张白纸。
中共十七大没有自己的理论创见，只好模仿五十年前八大的决议，认为目前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中共八大在反对个人崇拜、推动集体领导与党内民主方面有所作为，但在理论上有错误。它的政治决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样，实际上是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作为社会基本矛盾，而后人概括其精神而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基本矛盾的体现，是主要矛盾。这就在理论上出现了背离马克思学说基本理论的危险。
“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根本否定了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性和决定性作用。这一危险实际上在列宁时代就出现了，普列汉诺夫在其“政治遗嘱”中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但这一批评直到近年才公诸于世。
毛泽东看来也有对马克思学说的敏感，他反对八大决议的这个提法。不过，他显然缺乏理论分析的能力，只是指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仍存在矛盾，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其矛盾状态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在理论上，这种说法其实毫无意义，因为，按照马克思学说，任何社会的基本矛盾，都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其矛盾状态可以说都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毛泽东的缺陷，是将一般矛盾与特殊矛盾混为一谈；他专门论述过“矛盾论”，可事到临头，他自己还是在矛盾分析上败下阵来。
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对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一向采取着一种犹犹豫豫、自相矛盾的态度。它敢于承认生产力的决定性，甚至敢于取代工人阶级，自己来担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一在马克思学说中有特定涵义的角色，但是，它又不敢正视生产力性质对于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它害怕，遵从了马克思学说这一原理，将根本动摇其“社会主义”的根基。同样，它一般地承认生产关系决定于生产力性质，承认社会主义是生产社会化趋势的产物，但具体到中国社会，它本能地感觉到，宣扬“社会主义”的先进性，保持“落后的社会生产”之类的提法，从而模糊矛盾分析的焦点，对维持它的执政地位，有理论上的好处。
其实，基本矛盾分析并不神秘，也没有多大的困难，需要的是有理论勇气──如马克思所说，“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
目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经数十年运行，其基本矛盾已经很清楚，即国有体制与现实生产力性质及其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社会主义”所处的实际生产发展阶段，与资本主义相当。其中，工业化进程颇为坎坷曲折，生产的社会化在缓慢发展，然而，私人占有一度被消灭，市场经济受到严格限制，而国有体制逐渐地发展，即使在市场化改革中，也仍保持着它的支配地位与力量，甚至还有所增强和发展。另一方面，民有体制在市场化改革中再获生机，也在逐渐发展，其中既有纯粹的私有，也有混合所有的股份制，只是，尽管这种民有体制在曲折成长，在蚕食着国有体制，但整体而言它还处在国有体制的支配之下。在边缘地带，国有企业“私有化”，开辟出某种中间状态，也同样是在国有体制支配下才得以出现这一畸形的状态。
显然，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保护下维持着。这种所谓“社会主义”是“中国化”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学说之科学社会主义已没有多大关系，但它对于维护国有体制的垄断性和支配力量，对于维系民众对其的信任和信心，却至关重要。中共十七大高调表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显示出它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国有体制支配地位的坚定决心。为此，它不会任由市场经济正常发展，会运用其实力坚持控制市场、垄断资源，而国有体制与现实生产力性质及其发展之间的矛盾，也就会在相当的时期内继续存在。未来，倘若改革有实质进展，倘若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崩溃，取而代之的，可能是某种混合型的占有体制。究竟如何，目前还无法断言，可拭目以待。
至于有人提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已是“弱势群体日益贫穷与特权阶层日益富裕的贫富的悬殊矛盾”，作为一种分析或一家之言当然未尝不可，但它与马克思学说范畴的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有相似之处，也有区别。不过，参考这类分析，可以认为，多数民众与少数权势阶层之间的矛盾，正在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它体现着社会的基本矛盾。
应该看到的是，民众与权势阶层之间，贫富悬殊最为显眼，但它毕竟只是矛盾状态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经济生活中自由程度的悬殊差别，以及政治参与程度的悬殊差别。改革开放以来，前者有了很大的变化，后者也有很大变化，但变化的方向似乎相反。在经济中，自由的空间有所扩大是事实，但个体经济近年来出现萎缩，国有垄断力量在增强，也同样是事实。在政治上，实际的言论自由有所发展，控制力量有某种程度的减弱，但同时也有相当程度的增强，更重要的是，权势阶层运用其迅速增强的实力而影响立法、司法与执法，出现了很强的势头，这种状况，与公民权利被严格限制的状态，恰成鲜明对照。
中国共产党已经没有勇气面对或正视这样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当年的毛泽东还有一点儿承认矛盾的勇气，还有一点儿对马克思学说的敏感，而今，中共因为要把国家控制在自己手里，自身不可避免地国家化，也就不可避免地官僚化，并且在毛泽东的“文革”失败后官僚化更恶性膨胀，全党笼罩在官僚习气之中，对马克思学说要求的矛盾分析，当然避之唯恐不及。
这样分析下来，可以看到，尽管中国共产党为它的“科学发展观”堆砌了许多溢美之词，其实际内容，终究是苍白无力的一堆概念与口号。它所谓“发展”，只是一句空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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