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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31日星期日

艾未未:杨佳的宣判

时间停留在九月一日早晨十点

一个有罪的人,杨佳今天上午将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宣判。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不久之后,一颗子弹或是一支针剂将结束他度过了28个年头的生命。这个被誉为这个世纪最孤僻的人,这一次走的并不孤僻,他将在中国千 百万公民的瞩目下消失。他的死亡仅仅是中国每年法律宣判死刑的千分之一,是漫长的野蛮历史传统和恐怖的先进文化所消化遗忘的微不足道部分。

不会一同死去的是一个衰败族群的寓言,一个关于普通人如何被暴孽残害的没有新意的故事,纵使善良去仇恨,说谎者逍遥,为罪恶开脱的巨大的现实的一部分。面 对虚伪的肆孽的权力,腐朽的说谎的媒体,死寂败咧追腥逐臭的爱国的人们,你们不感到些许羞耻吗?同一副牌,就那么些张,谁的底牌都清楚,可以重新洗牌,不 老千不偷牌换注,还继续玩吗?没有公平的游戏,没有诚实的胜利,不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祝福,而是对她的最恶毒的诅咒。

你说一党制更符合国情,那好,我们坚决拥护专制,你说公民选举还不成熟,也是,我们支持独裁,你说要有社会主义特色,没人在意,你们就赶紧先富起来。可是咋就不能有言论自由和媒体监督呢,咋就不说实话呢?将现实清楚的告诉众人是那么可怕吗,还有什么舍不得放不下的呢?

有了事实,才有了细节和理由,才将个人的命运和众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有同情和焦虑,才有人性,才能将真实与虚伪,生命与腐朽呈现,才有改变的愿望,有和谐的必然。否则,你丫玩蛋去。 (作者博客)

龚小夏:“谁动了我的口号”

通过选择一个在偏远的阿拉斯加之外几乎无人知晓的佩林,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在一夜之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走了奥巴马在媒体上的风头,也夺取了这位民主党候选人最珍视的政治招牌:变化。新世纪配图:莎拉·佩林在29日的共和党造势大会上

    佩林州长在阿拉斯加的政坛上有点影响的时间才不过六年,却在当地有非常响亮的改革者的名声。这是个共和党具有压倒性影响的州,所以佩林直接挑战的是共和党 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当上州长之前,她告发共和党主席和州司法部长的腐败行为,导致二人下台,而且共和党主席还被罚款一万两千元。之后,她与当时的共和党州 长竞选,竟然以高票将对方打败。在上任后,她一年之内否决了三百多项政府开支。而且她将自己作为州长应该享受的私人飞机、厨师、警卫都免掉。佩林还敢于挑 战在当地最有势力的石油公司,给石油公司增税,同时还大大地压低了输油管的承包建设费用。佩林在本州的支持率超过百分之八十,有时甚至会达到百分之九十, 是美国支持率最高的州长。阿拉斯加的许多人在车后面贴着的话是:最寒冷的州,最热辣的州长(Coldest state, hottest governor)。

   麦凯恩身边的顾问后来透露,在今年二月份的州长大会上,这位外号“独行侠”的参议员第一次见到佩林,就在她身上看到了另外一个“独行侠”。他身边最亲密的 助理从此不断地注意佩林,了解她的政治信念、个人历史、行为方式,以及她处理政务的能力。据说,麦凯恩对她印象极为深刻,很早就将她列为主要的候选人之 一。

   佩林推动的改革,完全是在保守派意识形态的框架下进行的,其宗旨在于尽量减少政府的功能与支出,大幅度降低税收,将权力回归社会。她在社会政策方面的观念 更加保守:反对堕胎、同性恋婚姻、以及政府的枪支管制。在这点上,她与麦凯恩完全一致,这才是她被选中的最重要的原因。

  在俄亥俄州的亮相讲话中,佩林已经公开宣称,在未来的两个月之内,她会和麦凯恩一道,将他们推动变革的信息带到美国的每个角落。于是,报纸上立刻就出现了这样的大标题:“Yes, we can, too!”

   今年的大选的调子就这样定了下来:这不再是布什的老政策与奥巴马的新政策之争,而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两种变革方向之争。
(作者博客)

冉云飞:冉氏新闻评论周刊(72)

一:教育部要求全国中小学生共上《开学第一课》。http://news.sina.com.cn/c/2008-08-28/162816190619.shtml首 先我要为教育部开始注重生命教育和避险安全教育叫好,同时也要为明星们的公益精神深表赞同。但问题是,注重生命教育和避险安全教育是否“共上”且只是“开 学第一课”所能解决的?“共上”这种全国一盘棋的做法本身就是中央极权之产物,违背现代教育理念中的多元化教学方式。与此同时,教育部还在搞抗震救灾英雄 少年和学习赖宁这样违背未成年人保护人的愚民宣传,你让学生、教师、教育部门、家长乃至全社会能够真正意识到爱惜生命、注重安全避险教育的重要性?更为要 命的是,如果不在制度上切实做好防患于未然与事后的惩处工作,如注重校舍质量(四川大地震中的校舍倒塌相关责任人至今未受到任何惩处)、学生安全意识的培 养等,要通过相关法律并且落到实处,否则有了“共上”“第一课”这样类同团体操的“壮观政绩”,依旧挡不住官员们等相关人员对于孩子们生命的践踏。

二:都江堰最大的板房学校开学典礼为主题。http://news.sina.com.cn/c/2008-09-01/061516207773.shtml地 震灾区学校开学以感恩为主题,并无什么不妥。但有感恩的形式,却有糟糕的内容,会使用纳税人的钱财投入的教育变成愚弄纳税人的场所。如教育部门的官员要求 灾区的学生感谢党和政府,这是典型的感恩错了地方。那些帮助过灾民包括学生的个人及相关机构是应该受到感恩(但都不能强迫),而政府却不在其列,更何况一 个党派利益至上的独断专横的党?有何资格要求学生必须感他们的恩?政府救灾做得好,是它的本份,不值得感谢,做得不好就应该受到批评,而还要感谢党就更是 明目张胆的党派利益绑架。对党和政府的强迫性感恩,是几十年来“伟光正”向养他的民众市恩的典型方式。不仅强迫别人感恩,而且还要向别人市恩——亦即向别 人贩卖此种不该感谢的情感——是十足的愚民教育和无耻。纳税人让渡出自己的钱来养政府,请你替他们办事,你还要开足马力自我表扬,强迫别人感恩,真可谓岂 有此理?!

三:质检总局否认通过电子监管码获利遭质疑。http://post.news.tom.com/1E000A9C585.html国 家利益党派化,民众利益部门化,这是当今中国权力寻租的基本事实。此种权力寻租已使腐败制度化,腐败包括权力寻租一旦制度化,其侵害民众利益的能力理为强 悍而无可匹敌,因此对整个社会和谐稳定的伤害丧害尤大。比如今年的劳动法之颁布,看似有利于底层劳动者,其实更利于劳动法的执行部门劳动局的部门利益。这 并不是说劳动法的颁布不应该,而是说怎样堵住劳动局在其间的部门利益冲动。而质检局这种不需要依靠法律来寻租的冲动,就一定更为强烈,因为当今中国的所有 政府部门“作案”都是有目共睹,有极强的示范作用。政府部门之间的寻租、把行业利益和民众利益部门化的冲动非常强劲,比八荣八耻这样的无用口号胜出百倍而 不止。关于质检总局通过自己手中的公权力谋取部门私利的事,媒体应该进一步爆光,律师和企业应该进一步联合起来起诉他们的违法行为,并且惩处其间具体行为 之贪腐行贿,使得利用公权力谋私利的诸种代价进一步提高,从而以警踵武者之效尤。

四:杨佳袭警案今天上午将在上海二中院一审宣判。http://post.news.tom.com/7C000A9725.html没 有程序正义,实质正义何在?软禁杨佳母亲,不让杨佳母亲发表自己意见,不让杨佳自行选择律师,不听取很多律师对利益相关者谢有明律师之质疑,不让媒体深入 报道,不让各方激辩,所有的审判不透明,你就是宣判杨佳一万次死刑,公理公正又何在?任何一次真正对犯人的宣判,不能激起民众半点对法律的遵守,对司法机 关的尊重,你这样的判决对社会的正面示范作用以及对犯人的惩处作用何在?杨佳袭警是事实,但你任何判决必须公正公开公平,否则你只会带来更多的民怨。一次 不公正的判决(何况是一次次!),带给社会的负面效应,胜过罪犯带给社会的不安。换言之,上海二中院的审判,给人不公的印象如此之深,使得杨佳的罪行从某 种意义变得无足轻重。这样的价值倒错,给整个社会造成的价值判断的撕裂——如视杨佳为英雄等——这才是整个社会应该为此忧心的。但遗憾的是,我们的法院与 警方的不公,给视杨佳为“英雄”的这一社会价值判断带来了最新注脚,从而更进一步地助长了民众对暴力的热爱,以及对警察和法院的不满甚至憎恨。警察被袭我 当然深表同情,但有什么样的因种什么样的果,警方和法院再一次证明了杨佳袭警在社会意义的普遍性,包括血酬定律上的“正当性”,因为警方和法院的确让他看 不到公正何在。概言之,不公正不公开不透明违背程序正义之判决,其害胜过许多杨佳加在一起的暴力行为之总和。

五:发改委:景区震毁水电站不再重建。http://news.sina.com.cn/c/2008-08-31/023716203249.shtml水 电部门的私利是中国最有力量的利益集团之一,也是许多高官子女参与其间较多的项目。这样获利丰厚的行业,其间的利益博弈已经严重倾向于强势一方,而让弱者 蒙不尽之害,许多群体事件之发生均与此不无关联。发改委这个说法真是大谬无耻,那么非景区震毁的水电站就可以重建吗?像严重毁损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诱发了地 震的紫坪铺水电站是否因此不在景区,而得以重新修建,再次蓄水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因为紫坪铺虽然离都江堰和青城山双遗产景区很近,但可能在他们的视野 里就不属于景区震毁的水电站。灾后水电站的检查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毁损程度,是否在地震带上,而不是他是否在景区,否则会贻祸无穷。这种选择性失明的思 维,正是导致彭州大型石化工程依旧在震后不公开论证的情况下,强行快速上马的深刻原因。只要有利益,他们就会采取一切办法来忽悠,进而无恶不作,发改委这 个说辞只不过为他们的利益(当然也有发改委的利益)打掩护以伤害民众利益而已。

六:税收增速大幅下滑支出提速 考验减税方案。http://money.163.com/08/0901/03/4KNOG5O3002524SC.html用什么样的方式减轻民众负担,让民众税赋降低,从而令民众得到真正的实惠,这当然值得探讨。国家财政部在社会各界普遍要求降低税赋时候,说明今年的财政收税大幅度降低。且不说就是降低了的增长率依旧在两位数以上,这是在民众不堪生活之苦的CPI上 涨两位数而取得的“成绩”,而财政部门却大叫其穷,真可谓是“自私自利”的好榜样。就算是税收下滑,中国民众的税赋之重与获得福利之少,依旧是名列世界前 茅。减税减轻民众负担固然重要,但重要的是加大财税公开透明的力度,有多少财税是被官员利用各种方式贪污的,如果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中国的税收就是再降 低,其能受惠于民众处也不会减少。换言之,提高每分钱每块钱在民众身上的获益效率,而不是无度地贪腐,民众利益就会获得实质性的提升。也就是说,如果不从 制度上扼制汹涌的腐败之潮对于财税的伤害,那么再降一点民众所纳之税,固然对民众有所助益,但对民众利益的实质性保障帮助并不如想像那般大。

七:拿救灾资金去建办公楼,官德何在?http://www.stnn.cc/life_op/200808/t20080829_855278.html在 一个正常的社会,当公务员当官都应该只是一种正当职业——正当职业只有正当收入——但在我们这里当官却是中饱私囊的上好机会。由于没有真正的监督,从投入 与产出之比上看,在中国当官应该是全世界最好的职业。为什么许多官员每年频繁出国,却始终“爱国”呢?那是因为他越到民主自由的国家,越能感到该国官员的 “窝囊”,他们处处受制,做事不少,而权力并不大。所以他们一方面要出去“考察”——实则贪用纳税人的钱而公费旅游——而另一方面更加觉得在中国当官的美 妙。林达早说了,总统是靠不住的,而我们这里几乎无官不贪的现象,却让民众乃至一些还算有见识的评论家都认为他们还是“靠得住”的,所以他们挪用了资金, 只能质问一个永远也靠不住的“官德”。在没有真正的制度约束官员和保障民众利益的前提下,对官德的盼望和以德治国的宣传,只不过是帮强盗打掩护。让那些追 踪强盗的民众或者机构,改变追踪方向,最终南辕北辙,而使强盗逃脱最终的惩罚。200891858分于成都


专访阿嘉活佛:“我有义务澄清事实,促使汉、藏两族和解。”

朱瑞

阿 嘉活佛简介:两岁时,经十世班禅喇嘛认定为第八世阿嘉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并于青海塔尔寺举行坐床典礼,成为第九世阿嘉呼图克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阿嘉 活佛得到平反并担任塔尔寺主持、中国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全国青联副主席、青海省政协副主席、 青海省佛教协会会长等职。1998年阿嘉活佛抛弃所有的光环和荣华,来到美洲大陆。现为美国印第安纳州佛教文化中心负责人。

时间:2008年8月29日
地点:加拿大加卡加里-美国印第安纳,电话专访



朱瑞:1998年您离开中国时,是直接到了印度还是美国?

阿嘉活佛:既不是印度也不是美国,是中美洲的危地马拉。

朱瑞:为什么您一定要和尊者达赖喇嘛取得联系?

阿嘉活佛:因为认定班禅喇嘛灵童的事不能如佛法的愿,所以我的心里很不舒服, 政治需求压制了我的宗教信仰,我别无选择,只得流亡。同时,我也有义务向法王达赖喇嘛说明这件事。虽然中国政府批判了他那么多年,可是,我的信仰是不会变的。

朱瑞:当您在中国担任很多职务,靠拢共产党的时候,仍然信仰尊者达赖喇嘛吗?

阿嘉活佛:信任和信仰是两回事。我对中国政府开始是信任。信任,需要通过具体事物来检验。信仰,是佛教修行的基础,是永不会变化的。

朱瑞:您在中共的统治下生活了几十年,现在,又熟悉尊者达赖喇嘛流亡政府的情况,二者之间有哪些不同?

阿 嘉活佛:我出生时,中国已经解放,我的家乡也包括在其中了。所以说我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首先我经历了毛泽东时代。这是一个革命和专治的时代, 是压迫和被压迫的时代。而后是邓小平时代。尽管还是沿用社会主义的名字,可是,已经资本主义化了。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时代。也是平反的时代,大家都有了 一次深呼吸的机会。后来,是江胡时代。应该是邓小平时代的继续,也应该是一个发挥作用的时代,可是,我感受不深。和毛泽东相比,邓小平和江泽民有着本质的 区别。但就我个人来说,他们的一些作法,我不能接受,比如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认定等,所以,我选择了离开。可是,有些人认为我是背叛,这是对我的不理解。

1958 年,我刚刚八岁,在宗教改革中,作为一个被打压的对象,全部家产被没收,我周围的人们遭到逮捕。如我的经师,他是一个纯粹的修行人,当时被抓进了监狱,还 有我的舅舅,是十师班禅喇嘛的经师,也被逮捕,我父亲甚至死于狱中。他不是什么出名的人,只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牧民而已。就这样,仅仅在我身边就抓了二 十多位 。当然,我是一个出家人,不会有仇恨。不过,从此,我也就没有了对中国政府的任信。到了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看上去好一些,我就在这个时期,修复了塔尔 寺,为了培养寺院接班人,还积极地参与建立佛教学院的工作,甚至把我自己的住地,也改成了学校。在民间,办了红十字会,参与了扶贫赈灾;还为一些民间学校 和诊所,筹集了资金,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这不是说我对某些领导人信任,这是修行 。

这三个时代比较而言,毛泽东时代最具有破坏性,不 过,政府里的腐败现象不多。当然,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另外一回事了。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不那么看重阶级,这是好的一面;不足的是,在这个时期,虽然他们走 的是资本主义的路,却没有资本主义社会里完善的法律,仅仅用政策约束人们,而政策是随时可以制定的。也就是说,领导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为了个人的私益,什么都不管了,连最基本的信念都没有了。

流亡政府这边,从前存在的问题是公共设施和福利不那么完备,尤其在医疗和教育等方面。正因为如此,达赖喇嘛鼓励多投资到教育和医疗上。

朱瑞:是的,上个月在美国的维斯康辛州,我就听到尊者达赖喇嘛说,他不赞成把讲座的收入,花费在更多的建筑和雕塑个人的纪念像上,鼓励用于教育和医疗。

阿 嘉活佛:从六十年代起,流亡政府开始建立一些学校。同时,政府的内部,也进行了改革。如同佛教发源于印度,却发展、储存于西藏、蒙古和汉地。噶厦政府始建 于古老的西藏高原,却在流亡中得到了完善和壮大。噶厦政府的早期管理是皇家的世袭制,而现在,每个部门的管理人员,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并且轮换,跟国际的 管理体制接轨。也就是说,民主制,已在流亡政府里成功地建立起来了。同时,流亡政府还在世界各地设有办公机构,由从前的封闭状态,到向世界敞开胸怀,很成 功地让世人受益于西藏的文化,尤其是西藏的佛教,这是59年以前不能相比的。

流亡政府的一个弱点是对西藏境内了解得不够深入,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政府不可能让流亡政府的人真正进入西藏。

我 个人的感受是,在中国政府的集权下,不仅说话和做事自己说了不算,连灵童转世也受到约束。举个例子,在中国时,每次开会之前我的发言稿,都要经过层层检 查。后来我就说,何必呢,不如你们写,我念就是了。流亡政府这边,有时我也要发言,但是没有人限制内容,他们说,你想说什么是你自己的事,都在你的心里。 当然,他们也约束我,那是在时间上,超时的话,会提醒我。另外,我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参加佛事活动,讲授佛学,在佛法方面不管内容还是时间,都由我自己决 定。

朱瑞:流亡政府已同中国政府进行了多次会谈,但始终没有结果,尤其是第七次会谈,让尊者达赖喇嘛非常失望,请您分析一下为什么?

阿 嘉活佛:毛泽东主张平和解放西藏,与噶厦政府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就说明毛承认西藏政府是独立的。比较而言,没有主张和平解放的地方,就是指用武力解 放。为什么要和平解放西藏呢?显然,就是承认西藏和中国之间如同甲方和乙方。如果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就没有必要签订那个协议。解放陕西、山西、河南、河 北等地都没有签订协议。事实上,这就是早期的一国两制。甚至包括法王达赖喇嘛的出走,毛泽东的说法是劫持,意思是你回来就行了,或者说,还希望达赖喇嘛回 来。在西藏,人们尊奉达赖喇嘛为太阳,班禅喇嘛为月亮。阿沛•阿旺晋美的那个位置,事实上,就是给达赖喇嘛的。也就是说先让阿沛当灯炮,不是当星星、月 亮,都不是,仅仅是一个灯炮,当太阳来的时候,那个灯泡就可以关掉了。

在邓小平时代,提出了只要不谈西藏独立什么都可以解决,就和流亡政 府开始了接触。这并不是说西藏很重要。因为台湾问题没有解决,香港回归问题也没有即成事实,因此,和达赖喇嘛展开接触,是想给台湾和香港看,想让达赖喇嘛 做个榜样。但是,中共错误地估计了西藏的形势。具体地说,五十年代,人们(包括藏人)对中共的信任程度很高。后来,通过大跃进、民主改革,到文化大革命, 人民的态度有了一个根本的改变。但是,中共依然固守从前的概念,认为达赖喇嘛在西藏已被批倒,即使回来的话,也要被群众撕碎,我是说被群众所不容。他只有 感激中国。可是,当法王达赖喇嘛的代表到达藏地的时候,一个震惊中外的事发生了。的确,人们都来了,甚至从很远的地方,拥挤在一起,但不是要撕碎他们,而 是表达一种深厚的思念,诉说他们的委屈和痛苦。从此,会谈就中断了,也没有什么理由。

江泽民时代,又有些不一样。他不是打江山的元老,只 想把十二年的位置坐好,没有拍板定案的魄力。他的既定方针就是回避一切不安定的因素。而跟达赖喇嘛谈判,被认为可能导致不安定,所以,就不谈。有个关于三 条鱼的比喻:对中国政府来说,台湾是一条在海里的鱼,不知道能不能抓住,尽管国民党是共产党的最大敌人,当年拿起枪也主要是对准国民党。现在,台湾在海 里,能摸一下就不错了。比如,奥运会期间,中国政府遵照台湾的要求,把“中国台北”,乖乖地换了“中华台北”,也没有争。再说香港,是一条放进了鱼缸里的 鱼,是专门摆着给人看的。西藏呢,是一条做好的鱼,已经放到了饭桌上,什么时候想吃就可以吃了。从根本上说,中国政府是不想和达赖喇嘛谈的。

但 是,从胡锦涛有了一些权力开始,又恢复了和流亡政府的会谈。也许他想做几个形象工程吧?比如,江泽民时代完成了香港回归(尽管是邓小平的功劳),邓小平的 南方讲话刚刚落实,经济有了一些发展。胡也想青史留名。除了举办奥运会,他恢复了会谈。但是,不是真的谈,他不仅想给台湾看,还想给别的国家看。比如,想 出国访问的时候,就开始谈了,访问完了,就不谈了。三月抗暴,奥运之前,又开始谈了……所以原则问题始终没有谈。不过,听说从2002年到今年三月之前, 会谈的待遇不错,坐在桌子的两边,材料齐全,两方面都交换意见。我是说,对话也公平。可是,今年的五月和七月会谈有了很大的变化。代表说,这是一次最艰难 的谈判。

朱瑞:您认为继续和中共会谈还有意义吗?

阿嘉活佛:我个人认为谈就比不谈好。也许不是百分之百不会有结果。不过,和中国政府接触,不能理想化。还是那句话,接触就比不接触强,中美关系也不是一个乒乓球打出来的。

朱瑞:中共方面有一些评论说尊者达赖喇嘛的胃口大,甚至想要中国四分之一的地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也就是“大西藏”问题?

阿 嘉活佛:举个例子,这里有两个人,一个是汉人,一个是藏人,他们同样说“独立”这个词,汉人说出来可能没有事,而藏人说,就敏感了,也许被抓起来,甚至要 坐牢。“大西藏”其实就是青藏、康藏和西藏,是指青海的六个藏族自治州、甘肃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四川的两个藏族自治州和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这十个藏族 州加上西藏自治区就是中国政府法定的十一个藏族聚集地,就是历史上藏人说的安多、卫藏和康,也就是所谓的“大西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 法》明文规定:“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 仰宗教的公民……”,这和法王达赖喇嘛的说法一点不矛盾。中国政府提了五十年,人们感觉很正常,可达赖喇嘛一提,就成了分裂。但法王的意思是,要真正地实 现自治,真正地保护和发扬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不是仅仅在口头上说说,摆个花架子。可是法王的一片好意,却被说成了要把中国四分之一的土地划出去的“分 裂”行为。不可否认,有的人是真的误解了法王的话,不过,也许有的人理解得很清楚,却偏要那么说,让藏人自己陷入矛盾之中,也有意挑起中国人过分的民族主 义情绪。

朱瑞:您怎么看刚刚结束的北京奥运?现在,中国境内出现了两种声音,有人说,奥运会显示了中国的强大,21世纪将是中国和中国人的;也有人说,奥运会恰恰暴露了中国政府的假、大、空,也就是说,独裁的腐败和丑陋差不多到了尽头。

阿 嘉活佛:能够得到承办奥运会的机会,说明中国已经进步了,有了大国的气派。贵宾之多,规格之高,还有技术处理上的很多优点,以及运动员的金牌之多,加在一 起,差不多完成了无与伦比的要求。但是,这个奥运会并没有像中国政府自己希望的那样完美,成绩中夹杂着很多缺点。和以往的奥运会比,也是问题最多的一次。 比如奥运之前,许诺媒体开放,可还是没有开放;许诺人权改善,却变本加厉。并且在奥运期间,出现了许多造假现象,为奥运会抹上了污点。这也说明中国还没有 完全进步的一面。再说,中国政府孤注一掷地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在了奥运会上,而奥运会仅仅十六天,奥运以后呢?很难估量,经济形式的压力,社会问题的突现, 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中国,平民百姓的平均收入还很低,如果把花在奥运会上的三、四百亿美金中的一半拿出来为百姓改善生活,缓解环境污染,我看更实际。

朱瑞:目前,在西藏,尤其在拉萨,军队、警察、便衣、摄像镜头,随处可见,有人说,是59年、69年和89年之后最恐惧的时候,尤其正在投入实施的“天网”工程,不仅对藏人也是对汉人进行严密监视的一种手段,您觉得这种情况会长久吗?

阿 嘉活佛:根据中国政府以往的行为看,也许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有些事情我们意想不到。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就没有想到以后会对它彻底否定,人们天 天批判的“刘邓”转眼就成了“总设计师”。有希望的八十年代由于出现了六四学潮和拉萨的示威,政策急剧变化,中国的政治反而倒退了许多。目前,虽然中国的 经济发展了,但是,政治仍然在倒退。不过,21世纪,全世界都在走向民主和和平,有些事情,越是控制越适得其反。再说,中国终究要跟世界接轨,从理念上 讲,应该缓解。有时候,也许会因地区而宜。西藏自治区的形势可能会很严峻,因为西藏的头目非常“左”,并且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而内地就不一样,如贵州的 瓮安,尽管其事件在本质上和西藏的三月抗暴是同样的,可是,处理的结果就不一样。在瓮安,有一个巧妙的道歉,比如几个县领导被撤职。

朱瑞:西藏三月抗暴以后,您出席了一些政治会议,同时也接受了一些记者的采访,听说,有人指责您是一个政治阿嘉活佛。您怎样理解这种指责,或者请说一说您每天的日程?

阿 嘉活佛: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很少接受采访,也很少参加佛教以外的任何会议。直到今年三月,我不能不参加一些会议和接受一些采访,因为某些媒体将藏、汉两个 民族仇恨化,而且妖魔化达赖喇嘛等等,这也许能解救中国政府的燃眉之急,可从长远来看,无疑是在播撒危险的种子。我认为我有义务澄清事实,促使汉、藏两族 和解。如果这也算政治活动的话,修行也就被误解为政治了。可是,在大陆时,每年我倒要参加不少会议,政府要我们参政议政,调研视察、跑关系、争项目等等, 简直无空修行。在这边,就是我想去参加那样的一些活动,也没有机会。那时,倒没听说有人指责我是一个政治阿嘉活佛。

一般来说,我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打坐念经,为藏、汉两族和众生祈福,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地按照自己的愿望生活。其他时间,我要做一些管理工作,还有寺院的维修、学习,以及访客等。

朱 瑞:谢谢仁波切。与您谈话,受益匪浅。在中国的时候,常看到您和那些政治领导人一同出现,还听说您很富有,想要什么中国政府就给您什么。那时,我的确认为 您是一个政治阿嘉活佛。不过,1998年那一年,我清晰地看到,您为了唯一想要而中国政府永远不会给您的宗教和信仰,放弃了光彩夺目的物质利益,秘密地来 到可以潜心修行的北美大陆。从那时起,我对您产生了无限的敬意。尤其是今年三月以后,您以宽阔的胸怀,理性地分析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前景,提出了一些中国政 府应该珍视的客观意见。这恰恰说明您是一个如法的僧人,真正的阿嘉活佛。您的心,装的是汉藏两族以及所有生命的福祉。

如果可能的话,下次还要向您请教您个人的修行体会。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唯色博客)

长平:展出裸体,开放思想

上世纪初期,刘海粟、潘玉良等画家就冲破世俗观念,把西方裸体艺术引进中国。但是到了七十年代末,唐大禧的裸体雕塑《猛士》(图)仍然惊世骇俗,被人斥为 “下流”、“有伤风化“、“不合国情”,要求查办作者。此後,油画、电影、戏剧、行为艺术,一系列的裸体艺术事件引发争论,试探前行。直到今天,政府管理 部门和社会公众仍然没有放弃在艺术作品中寻找色情禁忌。因此,就裸体艺术而言,这三十年只是一个开始,与其说是被欣赏,不如说是被容忍。欣赏无止境,可以 不断地探索;而容忍有限度,随时都有可能禁止。

如今被誉为中国雕塑艺术的里程碑作品《猛士》,以因为敢于讲真话而被割喉的张志新女士为原型,由一个裸体女性骑在一匹疾驰的骏马上奋力张弓的形象构 成。作者希望以裸体形象来表现张志新女士的勇敢、赤诚和质朴,但是很多人无法接受,送展受阻,并引发争论,官方还准备进行大批判。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 夷出面保护,作者才得以幸免,作品于当年底展出并获奖。此时,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

自此以後三十年,裸体艺术在中国的大体轨迹如下:1981年,裸体模特又重新出现在美院的教室里;1983年,电影《原野》被禁,因为女主角的胸前 扣子开了;1988年,电影《疯狂的代价》里出现了浴室裸体镜头;同年,油画人体大展在北京开幕,先後有22万人蜂拥而至,场面蔚为壮观;1993年,电 影《画魂》中出现众多群众演员全裸镜头;1995年的电影《红樱桃》和1999年的电影《红河谷》作为“主旋律影片”,出现裸体镜头;2001年首届人体 艺术摄影展在广州举办;2002年,《汤加丽人体艺术写真》出版;2003年,重庆人体模特大赛决赛中,参赛选手全裸上阵;2007年,电影《色,戒》出 现赤裸性爱场面,被删剪後上映。

这些事件被记录下来,多半是因为它们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争论跟上个世纪初期相比,并没有什麽进步,还是在色情、道德、国情等浅薄 的层面原地踏步,一不小心就转着圈倒退回去了。这反映了整个社会公众被长期教育形成的狭隘和猥琐心态,常常使艺术作品遭遇严重的轻慢和侮辱。

什麽是裸体艺术,为什麽要有裸体艺术?媒体总是告诉人们说,人体是美的,圣洁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我们要学会欣赏。这些道理当然没有错,但是说 得太简单,太抽象和太唯美了,有点假大空的嫌疑。一般人听了这些说法,总是为自己面对裸体艺术的不自在和性意识而感到羞愧。陈醉在《裸体艺术论》中对“人 体美”的定义是:“人体美是以审美感为存在形态的性感、美感和羞耻感的统一。”而吴冠中在1988年北京油画人体艺术展的前言中说得更明白:“西方造型艺 术在人体中探索了几千年,翻来覆去表现着人体,在人体表现中透露了、铭刻着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审美情趣、思想感情和不断递变着的社会思潮。”事实上,艺术 固然表现为审美的形式,但任何审美的背後都是思想。古希腊人的裸体雕塑背後,是他们对奔放的力量的赞美,以及对世界本质的追寻。文艺复兴时期大量的裸体艺 术,表现的是人的觉醒以及人对自由的向往。现代绘画中常常用扭曲的人体来表达画家对多元世界的感受和思考。裸体正因为其性感、美感和羞耻感,以及它的直 接、坦荡和禁忌,才成为一种有力的思想方法。因此,对裸体艺术的限制,本质上是对思想自由的限制。

不妨举一个例子:同样是1979年,正当我们以“下流”、“有伤风化”、“不合国情”的名义批判《猛士》的时候,在美国有一位女权主义艺术家朱迪? 芝加哥,展出了大型装置作品《盛宴》,39个女性生殖器形状变换而成的图案,摆放在39张精致的餐桌上,组成一个象征女性生殖器的巨大三角形,由此表达作 者的女权主义观点。对于这样的作品,你可以欣赏或者不欣赏,理解或者不理解,但是如果用色情、道德或者审美来评判,作者只会感到对牛弹琴了。(完)

作者长平,资深媒体工作者、时评人。(路透中文网)

金 钟:北京奥运后的困局

北京奥运会曲终人散。作为这场里外通吃的盛会的批评者,我们制作了专题给京奥评分,看看我们的批评是否得到证明。极权政府最善于利用绝对的权力,制造排山倒海的气势和激情澎湃的场面,借此动员群众、蒙骗天下,他们才是最大的民粹主义。中共建国之后,就不断地使用和完善这种手段,这次奥运,天赐良缘,他们当然不会放过。除了会前会后全过程的严密控制外,开幕式、闭幕式两场大型文艺表演展现的官方意识和时代精神,让我们看到集中体现在一九六四年周恩来「总导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传统赫然犹存。那就是运用一切手段,露骨地或者巧妙地使艺术为政治服务。   

当年整个大陆刚从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中缓过气来,亿万民众仍然可以因那样一套为独裁者涂脂抹粉的演出感动流泪。再两年,无数青少年唱着《东方红》里面的歌曲冲上一场杀人如游戏的文革战场。天安门广场演出一场场上百万人的红色激情戏。暴君出场,又是多少人欢声雷动,山呼万岁……因此,在财大气粗的今天,用狂暴的烟花和高科技声光包装,超限度刺激感官的掩饰下,使用大量军人出场,高调捧出毛时代的主题曲〈歌唱祖国〉,这样瞒天过海的盛装演出,为巩固政权服务,便是易于反掌的事。当运动员享受着美食美女的招待,当东方式的阔绰媚俗令人手足无措时,中国的人权问题,连同奥运中明目张胆的造假违章行为、压制新闻自由、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地「擦身而过」了。

  
本期报导的奥运成本,破纪录的天文数字,也只有敏感的同胞们才会高度关注,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中国的教育、卫生、环保、住房等方面是何等贫乏落后而又极不公平。而他们没有选票、没有舆论,没有法律保障,只有背后骂皇帝,无语问苍天。千言万语便渗透和折射到境外自由社会的反对运动、异见团体和独立评论上,这是海外杯葛和批判北京奥运的来源与依据。

  
好心的人,期盼中共当局借奥运的风光,启动一点对政治体制明显保守陈腐部份的改革,可是,京奥从头到尾已经显示他们不仅不会触动和权力纠结不清的制度,而且有可能更加强化早已僵硬的体制。因为他们自我感觉超好——奥运的成功正是高度集权的结果,而且这种集权有了毛时代不可想象的优势﹕有一流的经济力的支撑。丰富了他们的统治手段,高压之外还有软的一手,摆平国内外的需求,让精英层先洗脑,精英再洗民众之脑,让密布国内外的统战和特工系统更多样化、更有效地达到目标。

  
最令中南海心花怒放的是,西方社会对中国这一套出神入化的功夫莫名其妙、束手无策,甚至给予认同,甘于被绑架、融入利益共同体。

  以上这些是争取中国进步的人士,在北京奥运之后面对的困局,不容低估。

2008828日香港)

管见:警惕民族主义+社会主义

奥运之年,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尤为引人注目。从「抵制家乐福」到捍卫奥运「圣火」,令人吃惊的是,全国哀悼大地震罹难者的三分钟默哀过后,在天安门广场的人群立刻爆发出一阵「中国加油」的呼喊,从肃穆的哀悼一下子变为狂热激情,实乃世所罕见。

  其实,近现代以来,经济中的市场经济,政治上的民族国家,都在迅速发展,而民族主义则成为一种自然趋势。即使全球化的浪潮一再涌起,也是与民族主义相互影响而共存,无法取而代之。

  苏联将国际主义变霸权主义

   马克思等人很早就意识到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他们看到资本的超越国家民族界线的本性,认为资本的对立者工人阶级,更应有全球的视野,亦即国际主义观 念。然而,全球化毕竟是一个长期趋势。两次世界大战的实际表明,工人政党的国际主义,根本难以阻挡民族主义的冲击,在极端民族主义的狂热面前,它显得苍白 无力。于是,专制的苏联悄悄地放弃了国际主义,将它的国家利益(即所谓「保卫苏联」)包装为「国际主义」,使得苏联的民族主义转化为霸权主义。无独有偶, 法西斯德国将其极端的民族主义包装为「国家社会主义」(亦可视为「民族社会主义」),倚恃国家武力追求民族的「生存空间」。它无情地践踏了民主,结果,民 主国家与苏联连手,将其击败。

  与德国、日本相比,中国更属于后起国家。它在近现代的发展中落后,不仅「生存空间」有限,更因为自身的保守、腐败而招致外侮。民族主义情绪在漫长的曲折发展进程中一次次地激发出来,绵延不断,经久不息。

  「落后挨打情结」与时俱进

  在中国,民族主义有其鲜明的特点,即「落后挨打情结」与「生存空间情结」相结合。

  落后会受欺侮,也有可能挨打,却不一定就会挨打。近代的日本也曾很落后,但它在美国军舰要求其开放的压力下不仅同意开放,而且锐意改革,终于一跃而起。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力求中国仿效日本改革而崛起,正是为了避免「落后挨打」的命运。

   但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已经缺乏古人勾践「卧薪尝胆」的勇气和毅力,反而一味地妄自尊大。以慈禧太后最为典型,她因为不满列强支持光绪皇帝,竟然荒唐地 下令军队配合拳民攻击外国使馆,招致八国联军入侵的后果;即使如此,她也宁愿对外国力量低头,但决不容许光绪皇帝重掌权力。日本以「开明专制」避免了「落 后挨打」,中国却把「开明专制」的希望淹没在血泊之中。这样,纵使甲午海战之际北洋水师对日本海军有相当的优势,也避免不了被日本人痛打。

   不幸的是,中国人妄自尊大而对自身的落后、保守毫无自省,囿于中国自身不适应近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落后体制而不思进取,在「落后挨打」逻辑的庇护下,似 乎是有了某种正当性。进而,形成为一种「落后挨打情结」,似乎一切的外部压力、外来批评,都是不怀好意的外国强加于中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表现。这样 的逻辑,这样的情结,时时地刺激着中国,在长时期里都未能实际转化为刺激发展的动力。

  怀疑列强对中国崛起抱敌意

  直到改革开放,对市场经济发展的束缚松动了,发展的潜力释放出来,短缺的阴影大面积消退,大量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廉价商品进入国际贸易之中,伴随着大波动的持续高增长,使得中国看上去变得强大了。这时,民族主义得到实质性的支持与推动,是很自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落后挨打情结」与时俱进。它与「生存空间情结」很自然地结合起来,视一切外部压力、外来批评均为「列强对中国崛起抱有敌意」,对中国不仅维持专制体制,而且在国际事务中也到处支持专制政权,仍然缺乏自省。

   本来,中国在走向共和之际,孙中山即提出「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的三民主义。在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基础上,以民族主义为战斗旗 帜,从反对满清专制,进而建立民族独立、解放的新国家,而民权主义则为三民主义之核心,以「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结束「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的严重状 态。也就是说,民族主义须与民生主义、民权主义相结合,才可以健康发展,才可以争取真正的共和政治之未来。

   但是,现实之中,与民族主义成长相伴随的,是「落后挨打情结」与「生存空间情结」的结合。可以看到,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内容,即最大限度发展资本主义, 已经代之以发展市场经济,但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又不可轻易放弃,于是就只能模模糊糊地摆出关注「民生」的姿态,掩盖扭曲市场规则的实质;同时,坚决防止民 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结合,与之结合的另外一个东西,即「社会主义」。现实的西藏,就是这样一个最为典型的怪物。

  现今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

   民族主义是市场经济发展到近代以及现代的一种自然趋势,中国人在发展潜力释放的现阶段上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一点儿也不奇怪。然而问题在于,马克思等 人当年否定了「不断革命」,因为即使是最为发达的欧洲,经济发展的状况也「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不能「期望少数人的革命变成 多数人的革命」。但是,后来的共产党人却无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这一实际进展,无视经济发展的状况对于社会主义的决定意义,执意将「少数人的革命变 成多数人的革命」。结果,他们弄出来的「社会主义」,因为缺乏经济必然性的支持,只能求助于国家权力。中国共产党人在西藏的实践,更是要在独特的雪域高原 造出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是国家权力支持下的大汉族「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之完美结合。于是,与德国当年很类似,自然成长的民族主义与这样的「社 会主义」相结合,就很容易成为「民族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它在德国表现为法西斯主义,在苏联表现为霸权主义。它为自身崛起而寻求「生存空 间」,可以无视国际规则,可以敌视普世价值,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原载《争鸣》2008年9月号)

吴晓波: 江南危矣?

刚刚从镇江、苏州、南京归来,每到一地,都听到公司倒闭破产的传言。那日在苏州金鸡湖畔,看灯光朦胧妩媚的夜景,突然想到,过去三年每到这个月份,城市景观灯都因电力紧张而关停,现在的灯火辉煌,却证明了工业用电的宽松。今年,电厂的效益肯定大大滑坡。


这个夏天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艰难,倒闭企业将数以十万计。

三十年,每隔四到五年必有危机周期,这一次的惊恐确乎是大了一点。年底之前信贷恐无调整的时间了。

悲哀的是,2004年,进入重化领域的民企成打压对象,这次支撑了10中国制造神话的中小企业成了牺牲的对象。  政府不救企业也许有它的道理,比如,产业调整云云,那么,失业的工人怎么办?没有听到一点帮助的声音,他们是新的汶川难民。从粮食剪刀差,到廉价劳工,到土地剥夺,再到无情失业,中国的农村人民一直为中国的进步一次次献血

靠强势的紧缩手腕,危机可能在2009年两会之后就会过去的,但是政府的调控手段之单一和高成本模式不改变,下一次付出的代价会成倍增加。

靠政府的输氧,中国的民间资本集团永无出头之日。

我们需要工会,需要民资银行,需要真正为民间资本发言的学者阶层。

浙商的惊恐



又一个来自浙江的企业家潜逃新闻。本月初,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图)突然失踪,据称他欠地下钱庄的资金可能高达20亿元。金乌是国内最大的袜业公司之一, 它所在的义乌市大陈镇是世界最大的衬衫生产基地,也是最大的袜子生产基地之一。而金乌集团近年来一直位列该镇企业的前五强。2008年初,金乌集团的公开 资料声称其总资产为10多亿元,拥有在职员工2000余人。

进入4月之后,浙江板块出现了可怕的产业惊恐,中小企业倒闭时有耳闻,民间借贷成本持续上扬,一些还不出债务的工厂主潜逃,到6月份,连一些大型民营 制造工厂也喘不过气来。来自浙江省的最新数据显示,16月份,浙江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的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5.5个百分点,企业利润总额增幅同比回 17.8个百分点。有1 万家规模以上的企业出现了亏损。而展望下半年形势,当地专家认为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发展趋势较为严峻。今年全省工业增长回落之势已成,还难以判断何时 为底

在三十年的历次宏观动荡中,浙江民营企业是最顽强的一股力量,在每一轮重大的景气打击下,它们都没有出现过溃不成军的惊恐景象,每一次调控来临时,它们总能够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保护自己,找到存活下来的那条缝隙,此次出现的倒闭潮和无所适从的沮丧景象是前所未见的。

在过去三十年的中国,每隔三到五年必有一次宏观调控,依此规律,在2008年前后出现一次大调控并非意外之事。而棘手的事情是,此次的宏观景象跟之前 有很大的区别,与最近的两次相比,1998年宏观调控的起因是亚洲金融风暴造成了消费市场的低迷,中央政府通过启动房地产的方式,激活了内需,并由此带动 了重化工业的繁荣,2004年的那次,则是因为上游产业出现了投资过热景象,决策层进行了选择性的惩罚,将进入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的民营企业一一逼退,同 时在短时间内控制对地产业的信贷,从而实现了经济的软着路。

2008年的景象就全然不同,最重要的两个新特征,一是出现了15年来从未发生的通货膨胀,二 是人民币升值造成外贸的增长压力,调控陷入两难局面。更陌生的是,此次调控突然失去了假想敌,刺激什么或压制什么,都变成了真正的问题,这也许是决策 层最感困扰的地方。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面大量广的中小企业――特别是从事外向型制造产业的企业――就成了最大的牺牲群体,在过去十年里,它们是中国制造的真正创造 者,正是在它们和地产业的双方推动下,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成长,而如今,人民币的升值以及各项成本的持续上涨,变成了两股压迫的力量让它们的呼吸变得越来 越艰难。

事实上,早在两年前,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劳动力密集型外贸企业已经出现了疲软和外逃的景象,特别是鞋革类工厂,它们当年就是从韩国、台湾等地到中 国来的,现在又从这里向人力成本更低的越南等国家漂移,并不是一个太让人吃惊的情况,问题在于,地方政府一直麻木地没有做出任何的对策和准备,他们不 知道如何留住这些企业,或者如何填补它们离去后的产业空白。这股出走的潜流在今年年初被新颁布的《劳动法》所刺激,出现了一个让人吃惊的浪潮,据称,仅广 东东莞一地就先后出走了将近2万家中小企业。

在过去的改革政策逻辑里,民营企业是不需要政策扶持的,它们是野生经济,或者说,只要不去打压,就是最好的扶持了。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官员也善于垂拱 而治,以发挥民间力量为最佳的治理之术。然而,随着民营企业的规模庞大,它们已日渐成为中国产业经济中最重要的支柱性力量,那种不打压就是扶持的政 策思维确实已经到了需要修正的时候。从1981年到2004年的历次调控,遵循的都是宏观吃紧,调控民企的逻辑,可是在此次危机中,造成的因素并非民 企与国企的能源争夺矛盾,而是因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成本上升以及能源危机等内外原因所构成的。面对这一前所未见的形势,政策制订者的智慧面临空前考 验。

在某种意义上,广大的中小企业其实就是当今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它们的危机事实上就是中国经济危机的全部。

近月以来,中央高层密集调研浙江、江苏、山东和广东等省,与当地民营企业座谈,探讨应对危机的策略,这是否表明,政策正在寻找释放的方向?此外,浙江 方面近日发布消息称,从9月份起,该省首批小额贷款公司将正式营业,并原则上允许每个县(市、区)设立一家小额贷款公司。这可能是在灰色地带潜伏了二十年 的浙江地下钱庄群体有可能冒出地面的一条缝隙。不过,人们担忧的是,由于政策面的不确定,它也可能是暂时的,或者竟是一次更强势的收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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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万世师表”是金的?

老师这厢收礼,已非一日矣。大学生送礼,中学生送礼,小学照此办理,现在连幼儿园家长也忙着送礼,不送,自己家孩子都不答应,因为大家都送,有个不送的, 就算老师不给小鞋穿,自己浑身都不自在。大家都送,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就得加码,否则所求肯定不遂。就像晚清捐官,虽然明码标价,但捐的人多了,真要想坐 在官椅子上,还得加钱。这样一来水涨船高,礼金看涨,为人师表者,不亦乐乎。

送礼成了潮流,就意味着商机。每逢高考完了,大学录取之际,各地饭店酒楼,纷纷推出各种档次的谢师宴,教师节到了,各个商家推出谢师礼品。这不,报上说,今年教师节,有商家打造了纯金的微型牌匾,上书四个大字:万世师表。据说,还是康熙皇帝的手笔。

中国的送礼之风,从来都跟商家的商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收礼只收脑白金”的小打小闹,到古董字画市场的畸形繁荣,无不透着商家的机巧。时代变了,商 家造礼的本事也与时俱进,老辈人只听说有专门的礼品匣子,里面装若干块点心,逢年过节,东家送西家,西家送东家。如果想来点大个的,就得专门定制,金佛, 金牛,金老鼠之类,大抵也就是专门送几个高官,普及不得的。过去商家制作礼品,大众化的玩意,是便于人们走亲访友,礼尚往来,高精尖的,则是供少数人特别 攻关,根本比不得今天的商家,居然动辄机械化成批生产,要什么有什么,连你心里还没想明白的,都替你造出来了。

不过,制作纯金的“万世师表”牌匾,专供教师节送礼,还是令人感觉实在太有才了。这四个字是当年康熙送给孔夫子的,孔夫子的传我也看了若干种,没听说他老 人家变着法逼弟子送过礼呀。我不知道,如果收礼的老师尚有一丝良知,面对着“万世师表”四个字,该做何想?做老师的人,难道不知道这样的收金收银,是有愧 师德的事吗?师德既亏,如何做“表”?硬要做的话,也许要在“表”字上加一个女字偏旁还合适些。

古代的老师也收礼,但主要是束修,是以礼的形式送给老师的薪水。学生倒是也有逢年过节,给老师送礼的,但多半出于对老师恪守师德,安贫乐道的一种尊敬,除 非老师本身就是高官,送礼的背后,才有若干猫腻。但凡以师道为担当的老师,断然不可能接受蕴含有贿赂之意的礼,为其如此,方可称为“师表”。

纯金的“万世师表”问世,背后是师德和师道的普遍坠落。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当老师的还可以讽刺一下收礼的官员,现在,终于轮到老师收礼了,收礼的规模 之大,已经引起了商家的关注,还为此制作了专门的礼品,我们的师德,终于和从前老师们所不耻的官德站在同一水平线上了。我们是该庆贺呢,还该凭吊?

我曾经多次说过,教师的道德滑坡,跟教育体制的官僚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把大学、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都办成衙门,把老师视同奴才,听话则有钱,有官,有课 题,还可以出国进修,不听话则什么都没有,让你根本待不住。满以为教师都听话了,什么事都好办了,可惜,听话的奴才,什么都好,就是不要脸皮,什么缺德事 都敢做。是呀,古往今来,谁听说过奴才讲究道德的呢?从来的奴才,利用自己手里操办事情的机会为自己牟利,天经地义。老师手里有什么?可以管学生,开小 灶,拉偏架,穿小鞋,给分数,在这上面动动脑筋,送给老师的各种名目的邪礼,就这样发生发展,乃至发扬光大了。

冉云飞:阴谋泛滥非国民之福

冉按:我知道阴谋是丛林社会的强势选择,但我不是个能欣赏阴谋的人,更不必说因为有人多读几条阴谋而民族主义发炎和爱国主义化脓。当然这并不是说阴谋文化 不值得研究和认真对待,但研究的目的为何实在有商量的余地。因为我向往文明社会的文明政治,进而所带来的文明生活,认为有许多阴谋是无存在之必要的。于是 我此前曾写过一长文名之曰《比傻帝国与中国阴谋》(载拙著《通往比傻帝国》),其中有一小节名为“阴谋的经济学分析”,分析其间的信息不对称与扯皮,对我 们社会的伤害及效率的降低。前不久朋友梁由之兄出了一本《大汉开国谋士群》,当然比不少人都写得有才气。不过我还是拿他的酒杯浇了自己的块垒,于是有如下 文章。今在周末,即去旧书肆探宝,故贴成文聊供诸群一粲。2008年8月31日6:30分于成都


自古及今,吾国是个盛产阴谋的国 家。或许有人会说,这话不对,应该是盛产谋略。阴谋和谋略怎么区分,当然是个不小的难题。但在我看来,谋略也好,阴谋也罢,大多是利用不正当手段和信息不 对称的绝对性来谋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也许有人会说,阴谋完全是用坑谋拐骗来实现——在我看来三十六计无不如此,除非你想当妇人之仁的宋襄公——而谋略可 能有相对光明坦荡的一面。但事实上谋略在生活与历史上的运用,很少能有什么例证达致所谓的“光明荡坦”。所以说中国是个阴谋盛行的国家,的确算是个事实判 断。但问题是,都乐于使用阴谋,而不希望在生活上用制度来规范双方或者更多人的行为,那么我们就会为谋略所误。这和大家都不遵守交通规则,而是用尽办法去 争抢红灯,以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终群起效仿,使得所有人的交易成本提升,大家都受损,是同样的道理。阴谋是有经济学成本的,选择阴谋的国家、民族和个人 都有不可避免的巨大代价,它不会那么便宜我们的小狡猾。

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花在创造文明、给自己确立一个良好而人性的制度上的精力,委实 有限。大约谁都高看自己坑蒙拐骗的短期利益,不愿为公共利益的多赢和人个利益的增长做长期的计划。不特如此,我们传统文化的思考平台也喜欢向后看,像至德 之世、小国寡民、大同社会之类的“后视镜”并不缺乏,却并没有指引一个社会正常向前运行的“大灯”,因而我们的制度使得许多人的生活缺乏理性预期,于是有 奶便是娘的庸俗实用主义盛行。我们的历史与现实,花在打打杀杀的精力极其多,争战盈城、杀人盈野,每隔一个时段便要来一次流血革命,利用暴力改朝换代。大 家都视丛林法则为生活的最高圣经,诚信是喊口号时用的,只是写在书中来欺骗对方上勾的,而实际生活无不充满坑蒙拐骗,军事上的三十六计泛化到我们的日常生 活中。国人的日常人际交往当中,往往是帝王术、兵家诡道、勾距之术、长短经在实际生活里的微缩,我们的生活成了混装各式谋略的大垃圾桶。不聪明的人,一听 说某人有谋略便肃然起尽,必欲学之而后快。而稍微聪明的人,便以自己将谋略学得足够快足够高超而自得。而将谋略掌握得出神入化的人,便常常以你早已入我彀 中,进入我的捕猎范围,中了我的圈套自鸣得意。

有人会说盛产阴谋有什么不好呢?当你看到美国人身上的孩子气、一脸不乏傻气的笑容时,你是 自以为得计,有自以为比他们聪明的满足感,还是有一种悲从中来的感觉呢?当我常年累月看到自己的同胞一脸“借他谷子还他糠”的表情,第一次出国看到他国的 人民身上那种无处不在的灿烂表情时,我有一种被雷倒的感觉,让你觉得用防人之心去面对这样的笑脸是一种罪过。他们的智商不花在人整人这方面,而是花在每个 人如何最大地创造自己的财富和文化方面,因为关涉众多人之基本权利,有良好的公共制度加以保障,他们不必要花那么多谋略来苟活。那种把聪明才智花在勾心斗 角、出尔反尔上,只不过是为了像一般动物一样苟活,还自以为得计,真是再也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梁由之所写的《大汉开国谋士群》里六位著名谋士,可算是几 千来中国谋略遗留下来的精英了,但他们活得有尊严吗?恐怕没有谁敢做肯定的回答。

我承认在丛林法则盛行的时代,谋略文化的价值巨大。当活 命是人活着的唯一诉求的时候,我承认有谋略的人比没有谋略的人,一定更容易生存下来。但几千来我们的谋略文化不仅没有衰减,而且还以许多种方式借尸还魂,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把明哲保身看成一种高明的活命哲学,是不是我们太把活在世上的时间长度,看得比一个人的尊严还重要呢?受胯下之辱的韩信,打战几乎百战 百胜,但仍逃不脱“狡兔死、走狗烹”的结局。难道多活几年的目的,就是为了多杀一些人,帮着建立一个自己的命都朝不保夕的王朝,从中得到更多的屈辱吗?或 许在他那个时代杀人与苟活可能是一种最高的乐趣,但至今的中国人都还欣赏那种做法,向往着如此成就“一番伟业”,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差池?一个谋略发达的 国家,只能说明这是一个前现代社会的丛林社会,离文明社会还比较远。如果这个世界到处都还是丛林法则主宰着,根本没有民主自由这样的制度让人看到一种更为 人性化的远景,那么我们也许可以继续沉浸在中国谋略文化的大海里洋洋自得。可惜,当今之世不成全我们这种全身发了炎却难以治愈的民族主义,那种自我麻醉、 自欺欺人的幸福,被有人比我们活得更幸福、更像人样子、更有尊严而雷倒了。

梁由之兄的《大汉开国谋士群》涉及到的汉朝开国谋士,当然可算 是中国人中最聪明的一群人,甚至可以做不少聪明人的老师。这些聪明人,都是丛林法则时代的佼佼者,历史地看,他们都值得尊佩。哪怕只是为了活命玩出了这些 奇谋诡计,也应该受到我们有限度的尊敬。但令人不解的是,二千年后,我们还在许多方面照搬他们的活命技巧,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错?以为自己的谋略文化可以 包打天下的中国人,当然觉得这不是个问题。但我们可否一问:人活着难道只是成天为了活得战战兢兢,并且在战战兢兢中寻找一点不易得到的快感,并了此残生 吗?难道小民都只是大人物的垫脚石吗?有没有良好的办法,不让我们一天到黑想那些充满坑蒙拐骗的“三十六计”。虽然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我 们在世界各地看到了别国的人民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兹事体大,为什么我们不对现成的好东西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呢?我们想拿而不能拿来,这里面 有什么问题,是什么在阻碍这一切?
梁由之在他书的序言里提到了温功义的《三案始末》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他的影响,这两书我也喜欢,觉得不 错。当初读了梁兄这书的电子版后,就感觉到与某位学者在气质上的似曾相识,搜索枯肠,终于想起几年前读过的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为了应证我的感觉, 我再读他新近寄来的纸本的同时,又重读《中国史纲》,不费力地发现了这一点(第八章至十章),公布出来与大家分享。我想梁兄不会反对我将他暗受的沾溉抖落 出来,从而公布了他知识谱系的一个小角落。我这样说,不是说梁由之的书达到了张先生的高度,张先生文气绵密、表述准确、用词考究,自不必说,就是他最擅长 的考据功夫也深藏在字里行间,这点恐怕是梁由之有所不及的。当然梁由之的书基本上是史学随笔的写作,而《中国史纲》在彼时虽然只是高中教材,但依旧可以当 作学术作品来欣赏。梁由之在所写的六个谋士中,对张良倾注了较多的感情,我想不少读者可能也会对张良产生好感。他的计谋当然是不错的,更主要的是他的气度 与从容。除张良之外的其他五位谋士都难免让人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不能掌握自身命运的局除之感,而这一点连老谋深算的萧何也受尽屈辱。这些谋士中只有张良 是贵族后裔,这一点很重要。张荫麟先生认为在春秋战国的五百多年里,再也没有比贵族阶级的渐次消灭更重要的事件了。后来的谋士再也没有出过像张良这样有气 度的人,大抵与那个曾经有过的阶层之消灭不无关系。无论是“送秦一椎”还是“辞汉万钟”,都可以看得出其间的主动与潇洒,这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活命哲学氤 氲浸淫得出来的,尽管他也充满着难以言传的宿命。

总体来说,梁兄的文字节制而充满激情,他在结构上也许受网络写作的影响,措意难免偶有失 衡,所以在文章中常有一些“小提示”(如关于此点,“将集中在某某章讲述”)。这些“小提示”固然有为读者着想的良甘用心,但另一方面也表明文章结构上尚 有可推敲之处。旁逸斜出自然不是乱头粗服,是一种在假期里的放松,倘若假期无处不在,那么放松也就成了一种负担。

2008年7月之杪修订于成都

(梁由之著《大汉开国谋士群》2008年6月出版)

刘晓波:杨佳式暴力复仇是「原始正义」

  不择手段的复仇或玉石俱焚

  当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第三十个年头,无论对杨佳本人和他的亲人,还是对被杀警察和他们的家庭,此案都是一个大悲剧。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个人报复的性质,更是中国社会悲剧的缩影──制度性的悲剧。

新世纪配图:杨佳

  毋庸讳言,近年来中国屡屡发生震撼性的血案,凸显了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暴戾之气,其主要根源是官权的暴虐统治。杨佳杀警的舆论效应成倍地放大了社会的暴戾气氛。

  在愈演愈烈的官民冲突和越来越重的暴戾之气中,民间应该采取怎样的抗争策略,民意主流是否赞成受害者以暴力手段反抗或报复官权,这关乎中国转型路径的基本抉择。

   我不否认,反抗暴政是受害者的天然权利,但我也不认同反抗暴政的不择手段。个人行使暴力反抗权利的正义性,首先要区分被动的自卫暴力和主动的行凶暴力, 其次,要区分反体制的暴力和个人复仇的暴力,最后还要视暴力反抗的客观效果来界定。如果暴力反抗是个人复仇的主动施暴,其结果是双方的生命代价,那就是没 有赢家的玉石俱焚,也就谈不上正义。

  维权不一定靠暴力反抗

  从个人的角度讲,我同情杨佳,因为他是在穷尽依法维权的手段之后才选择暴力复仇的。但杨佳不是英雄或大侠,因为他结束了六个生命。难道对生命的珍重还要区分警民,难道仅仅因为警察的身份被杀就是活该?即便被杀警察中可能有迫害过杨佳的人,也是罪不当诛。

  我也理解为杨佳叫好的民意,但在中国由人治走向法治的转型中,这种认同绝非中国之福,「侠客」情结背后是仇恨意识,是对法外暴力的崇拜,甚至就是对杀人的崇拜。

   反抗暴虐制度的勇气,不是非要通过「杨佳式复仇」才能凸显;国人的正义感,也不是只有通过「言论泄愤」才能表达;国人的灵魂或良心,也不能只靠仇恨来喂 养。因为,仇恨仅仅是人类的「初级感情」,却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如同「人类头脑中的核武器。」(《仇恨的本质》,小拉什?多兹尔着,王江译,新华出版社二 ○○四年版)事实上,在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杨佳的个人维权也并非穷尽了所有非暴力手段,起码还有一条非暴力维权之路──通过在媒体上公开他的冤情和诉求来 寻求舆论救济。传统媒体不行,他还可以利用互联网,类似杨佳的情况大概还不至于被封杀。

  应以和平方式推进民主化

  十九年前的八九运动后期,我曾发动了最后一次四人绝食,我们发表的《六?二绝食宣言》说:「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宣言》的最后发出这样的呼吁:「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

   十九年后的今天,我仍然坚持「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在杨佳案及瓮安民变的问题上,我坚决反对中共专政机关的滥用暴力,正是「以民为敌」 的独裁统治造就了霸道滥权的专政工具,也造就了「以官为仇」的民间逆反思维和以暴易暴的报复性反抗。但我不赞成民间的「以暴易暴」,因为个体性暴力复仇和 群体性暴力泄愤,并不能解决政治之转型的问题。

  是的, 党主司法的体制性野蛮必须由具体执行人来实施,警察是执行独裁意志和践踏人权的主要工具,每一个侵权个案都是来自具体执法者的滥权。但我仍然不赞成把民间 反体制的行为转化为对具体执行人的暴力报复,无论这执行者是其他部门的官员还是专政工具(警察等)。换言之,当正义无法通过合法方式实现时,不惜用毁灭他 人生命(哪怕是专政工具的生命)来实现正义,这样的正义还是正义吗?

  要走出以暴易暴的怪圈

   从古代到现代再到当代,中国独裁制度及其文化,似乎非有流血的革命不足以革新,正如鲁迅所言,中国的改革之难,搬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瓮安民变」后中共 官权有所反省,「杨佳袭警案」后中共头号电视喉舌央视也做了反思性节目,七月二十四日又发布了《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 问题的解释》和《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这是中共第一次就信访工作责任追究作出系统规定,其中特别规定了「处置群体性事件滥用警力可被撤 职」。以上变化,似乎为暴力抗争推动变革提供了某种合理性与立竿见影的例证。然而,个别暴力事件促成的「进步」并非体制性的而仅仅权益性的,如果中国的司 法进步和政治进步要靠民间暴力来推动,我很难有信心看到中国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前景。

   首先,中国从古至今的政权更迭全部是以暴易暴,至今也没有走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怪圈。暴力革命即使偶然成功,也很难保证那些取而代之的人不走独裁 的老路。当源于暴力哲学的激进革命被用于社会变革之时,既代价高昂又恶性循环,暴力夺权成功了,维持权力也就必然依靠暴力,结果是通向更残暴的独裁。中国 古代农民造反的成功,不过是一个新皇朝代替旧皇朝;毛泽东用枪杆子打出的政权,不过是以空前的党天下独裁代替了古代的家天下独裁。

   其次,在法治已经变成普世文明的时代,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文明不能尊重人的尊严,不能防止公权力侵犯个人自由,不能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那么这个国家 就仍然处在野蛮时代。在这样的野蛮国家,杨佳式法外「正义」的实现是以双方的生命毁灭为代价,至多是毁灭性「原始正义」。为杨佳叫好的民意,让我想起中国 历史上和演义中的众多被逼上梁山的好汉。如果说,中国历代独裁者都会玩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驭民术,那么,杨佳被奉为大侠就是「不杀恶吏不足以快人 心」的泄愤民意。换言之,对不公正司法的暴力反抗,无论是个人性的还是群体性的,很难达成现代文明的司法正义。

   第三,世界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意识到,暴力手段的「成本」极为高昂,不要说法外暴力的使用,即使是合法的暴力,「成本」依然高昂。对于社会制度的 变革来说,选择暴力革命,不仅社会代价过于高昂,而且其结果往往是自由的反面。所以,以暴易暴已经成为非常落伍的政权更迭方式,而非暴力转型,既符合人类 文明的道义准则,也符合社会发展的效益原则,所以才能越来越成为大势所趋的世界潮流。

  当下中国,虽然政权的暴虐性质还没有根本改变,但后极权时代的统治已经进入理智独裁的时期,民间的自发努力也在逐渐扩展自由空间,官民博弈之路也并非只有暴力镇压与暴力反抗,持续累积的非暴力反抗所形成的压力,也会导致官权的妥协和局部制度的改革。

  暴力革命不可能改变体制

   第四,在目前中国的制度条件和民间生态之下,想通过暴力革命完成体制性的除旧布新,可能性为零。因为,第一,从统治集团的角度,当下中国的统治者已经具 有了计算统治成本的理智,可以采取灵活处理的方式平息局部暴力事件。以胡温政权此次处理瓮安事件的方式看,中共高层对民间反抗的暴力化倾向还是特别警觉, 采取了整肃基层吏治、满足民众要求和镇压带头人的策略,随后又出台遏制地方政权滥用警力的责任追究法规。第二,就民间而言,一来占人口数量越来越多的中产 阶层以上的群体,不可能支持通过暴力革命改变体制,而没有精英阶层支持的底层运动是不可能做大的。第三,中共统治方式的精细化、全面化和信息化,让民间的 大规模组织化几乎没有多少操作空间,既没有足够的资金,也吸收不到足够的人员,因而也就很难进行有组织的筹划、准备和动员。迄今为止的暴力反抗事件,大都 是无组织的偶发事件,而这样的偶发性局部暴力事件很难发展为组织性的整体性反抗。

   从客观效果上讲,如果杨佳袭警的发生让民间相信暴力,产生对一场暴力革命的期待,其结果就是更多的暴力反抗就发生。而独裁政权的应对只能是政府不断强化 政治恐怖,不断加强镇压的力度,只能进一步弱化本来就弱小的民间维权力量,中国的社会生态也只能只能从「坏」走向「更坏」。

  从人治到法治是漫长过程

  我要强调的是,社会的政治变革是一个极为现实的过程,绝非只靠道义正确的感召就可以一夜变天。在现实政治过程中,道义目标的实现一定要顾及结果的成败。再正确的道义目标,在现实的政治过程中也要打折扣。

   最后,杨佳案凸显了中国司法制度的深层弊端,让国人再次意识到司法改革的紧迫性。但是,第一,纵观今日世界上法治成熟的国家,皆是长期累积、渐进改良的 结果,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中国是一个法治传统稀薄而人治传统深厚的国家,由无法无天的人治到党主司法的法制再到司法独立的法治,将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改革三十年来,中国的法制建设刚刚进入党主司法或恶法治国的阶段,相较于无法无天的毛时代是进步,但离司法独立的法治或善法治国还有相当的距离,仍然处在 有宪法而无宪政、有法律而无法治的阶段。第二,法治如能治国,法律若要被自觉遵守,必以国民对法律的信仰为前提,在此意义上,法治是建立在人心上的制度。 制定法律和建立庞大的执法机构容易,但要让遵守法律成为国人的内在自觉则很难。时至今日的中国,首先是官权没有发自内心的对法律的信仰,中共提倡的法制不 过是实现独裁意志的工具。其次是民众也没有遵从法律的内在自觉,而是出于害怕受罚的利益计算。所以,今日中国只有坚持渐进的和平转型而反对一夜变天的暴力 更迭,才能驯化崇尚「枪杆子」的中共政权,也才能结束数千年来以暴易暴的历史。

  面对制度性暴虐和野蛮的专政工具,反独裁、争民权的持之以?,已经很不容易了;无论遭遇怎样的暴虐对待,依然持之以?地坚持非暴力抗争,就更不容易。这,不仅要求反抗者坚守清晰而不妥协的道义伦理,更要求反抗者坚守理性而韧性的责任伦理。

  如果正义的实现必须以法外的暴力流血为代价,那么这样的正义至多是原始性的复仇正义。如果以民为敌的官权暴虐与以官为仇的民间暴戾相互激荡,那么只能造成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今天的局部性以暴易暴很可能发展为全局性以暴易暴。

  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今天的民间维权和中国的法治进程!

○○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于北京家中

(原载《争鸣》20089月号)

从“七人帮”到“四人帮” 刘自立――也说说中、西政变的异同

作者:刘自立

近读希罗多德《历史》(汉文新译本),所获多多。其书涉及,
从人到神,从神谕到命运,从战争到和平,内容甚多,涵义甚大,不可一言蔽之。此只举一,就是希氏写到波希战争中一段:大流士等所谓"七人帮"(奥塔涅斯――他让女儿暗查居鲁士的假儿子没有耳朵――为政变正名;加上地位显赫的阿斯帕西涅斯,戈布里亚斯,殷塔佛涅斯,麦伽毕佐斯,海达涅斯――最后,大流士加入。共七人。他们废黜了居鲁士假儿子的皇位),发动政变上台,再行议政,论权:是不是要施行民主制度――含寡头制度和君主制度之选择――最后,大流士主张的君主制度占先。

姑且援引之――

奥塔涅斯主张,应该让全体希腊人全都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他说,"
我认为再不能实行一个人的统治了。……当一个人可以不负责任地为所欲为的时候,君主政治何以能够把国家管理得秩序井然呢?任何被授予这种权利的人,即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也会使他的心态偏离正轨。一个人得到这种权利,以及随即得到的多方面的好处,使他的傲慢油然而生……他们嫉妒其臣民当中最有道德的人们,希望他们快点死;同时他们却喜欢那些卑鄙下贱的人,并且更愿意听信他们的谗言。君主政治最大的坏处在于,他任意废止国家的法律,不经审判而任意处死他人,并且强奸妇女。另一方面。民主政治,首先在于他享有最美好的名声,他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他可以避免一个国王所惯常犯下的种种暴行。各种职位都由抽签决定,工职人员要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负责,而对于他们的评价则取决于人民大众。因此,我的意见是,我们要废除君主政治,扩大人民的权利。因为人民是最重要的。

麦伽毕佐斯第二个发言。他主张建立寡头政治。他说,
他同意奥的主张,只是觉得"没有什么比难于驾驭的乌合之众更加充满了变数。我们设法从一个反复无常的君主的统治下挣脱出来,却又使自己陷于桀骜不驯的粗野乡民统治之下,那真是愚不可及的事情。不管君主做什么事情,他至少大概知道他做的是什么事,但是那些乌合之众连这一点知识都缺乏……让波斯的敌人去选择民主政治吧;让我们从我们的公民中精选一批最优秀的人物,把政治权交给他们吧。

大流士说些什么呢?他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三种选择,
即民主政治、寡头政治和君主政治这三种政体……我的意见是,君主政治要远远强过其他两种。什么样的政治能够比一个由全国最优秀的人实行统治更好呢?这样的人的决策,也同样是全国最高明的,因此他统治民众,民众是心服口服的……"他认为寡头政治容易滋生派系斗争而民主政治政治容易"玩忽职守";他说,"既然单单一个人就给了我们自由,那么。我的主张就是要保留这种君主统治形式。况且我们也不应该更革我们父祖们的优良法制,因为那样做是不好的。"

总之他认为实行民主就是让河流泛滥。让河流泛滥,不好!

"七人帮"中有四个人赞成实行君主制度。于是奥塔涅斯说,
同志们,既然如此,我自己不受所谓国王约束――六个人同意他的意见,"直到今天,在波斯只有奥塔涅斯这个家族仍然是自由的。"(同上书)

那么,这六个人如何决选谁是皇上呢?遂采取谁的马第一个嘶鸣,
谁即是国王。大流士的马夫想出一个点子,让前一夜,大流士的马和母马交媾,再让这匹马出现在第二天的赛马会上。二者一见如故,公马即刻大叫。于是,大流士这个"全国最优秀的人",就做了皇帝。这也同时否定了这个所谓"优秀论"的全部根据。

于是,在两千多年以前的大流士帝国,遂实行了君主制度;但是,
这个君主制度是在碰撞了僭主(寡头)制度和民主制度以后,
方才得逞和实行的。这个事实使人感到,世界历史上民主讨论的悠久和深入。虽然他一时失败于波斯,却未亡于希腊――虽然很多希腊人,斯基泰人或者拉栖代梦人还是更加喜欢僭主,不喜欢民主――但是,民主作为一种政治选择,已经成为希腊民主乃至世界民主文化的一种选项。大而言之,希腊和波斯人议论民主,成为这个地域先验和后验政治学、神学和人伦学的一种已然存在。只是大流士和他的前辈、后辈,没有做出实行民主的确然选择,让其与之擦肩而过。

这个历史现象说明,西方神义和希腊(含波斯神灵)
并不完全拒绝民主之事实。其文化扩张和后来亚历山大之扩张一样,也是到达印度为止。上帝和宙斯毕竟没有在千年时间里(含公元前后几千年)到达中国――按照希书所言,他们当时的西方人认为,再往东,就"荒芜人烟",乃至不比企及之地了。但是,其实在东方,发生着和希腊各族一样的民众和宫廷政治。那些结构类同的阴谋和阳谋,奇迹和尘事,几乎没有不同――不同的,就是中国这里没有发生大流士们讨论的民主――中国这里,也没有产生民主论和自由说。但是,在希腊和波斯却产生了;虽然波斯没有施行之。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非常简单而明显的。东、西方文化中,不管是专制,还是民主,那个文化概念和政治概念一直涵盖着印度以西的人群,政治家甚至皇帝;而在中国和日本,本来就没有民主的国家和政权,即便发生了很深刻的政治变化,让他们和大流士们一样讨论民主,简直在梦想之外。

所有民主之外的所谓正面政治经验和政治统治,对于东、
西方的人们,对于东、西方的政治家们并不陌生。其正面含义往往带有,其一,圣君,其二,清官,其三,稍似民主的皇权让度――大臣的权限(有限权利论),如,奏折权,言说权,选拔权等――这个权限至少在中国是日益退步的――也就是钱穆先生所言,如,言论权和上书权,就是"清不如明"。清所设文字狱也达到"明不如清"。但是,其中圣君说,在考量其扩大疆土,制造繁荣和GDP增长方面,确实做到了民主体制之外的成绩。其文化建设和文字狱齐头并进,使得清朝汉化或者化汉之举,颇为成功。这是任何所谓盛世政治必须秉承的原则,就是某种政治和文化宽容――这个宽容,不可废弃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和《四库全书》之建设――就是这样的文化有限论的产物。换言之,专制和民主既是文化的起因,又是文化的结果――没有文化的民主和没有民主的文化并不对位――专制可以无民主,但是,却也可以不无文化。到了极权主义,其本质,就是消灭和阉割所有传统,所有宗教和严格意义上的所有政治文化。于是,在这个方面,中国人一直以来没有民主,却有文化,而且是伟大文化;这个进程在49年以后完结。

我们说过,希特勒和纳粹文化就是对于西方整体文化的消灭――
其整体消灭的路径和西方国家的形成史,恰恰相反。在查理曼帝国以后,无论是实质上形成的德、意、法国家雏形,抑或是德国神圣罗马帝国,还是其选帝候乃至后来的拿破仑帝国和俾斯麦帝国,其民主文化和帝国文化都是萌芽其中,不死不活,发生影响的(如其《南特敕令》和《黄金诏书》,就是宽容之见,《大宪章》,更是早就"社会主义化"的最早文献――他认同贵族,皇权的守恒等等)。所有的迪斯累里们,梅特涅们,塔列朗们乃至拿破仑、俾斯麦们,都是民主观念的掌握者而不是陌生者。他们可以一时消灭民主操作,解散议会甚至镇压革命,但是他们知道,民主观念的要素就是社会存在的要素。所以,俾斯麦和社民党人过从甚秘,他和拉萨尔几乎要达到政见一致之地步(见《俾斯麦传》)。至于拉萨尔推荐的马克思,则不为"铁血"宰相重视和喜欢。所以,只有希特勒枉顾了这个专制加民主的西方传统,把蕴涵在德国人里的极权主义国家观念发展到极至(
我们可以重温洪堡对于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说――
他的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观念,成为德国官僚主义的一个根据――就跟尼采的超人,成为希特勒个人迷信和崇拜疯癫一致)。所以,大西方民主观念在其发展成为现代民主和现代自由之前,本来就是已经存在的东西,以后,也不会不存在。一个区区希特勒,当然不能扼杀之于永久。

问题出在哪里――对于从"七人帮"到"四人帮"的解读,
究竟要区分怎样的文化异同和民主有无论呢?问题的答案,也许,可以简单一分为二。一个区别是,毛极权,没有任何西方民主的因素,也几乎没有任何中国专制主义政治的积极性和正面性,其存在,不但落后于希腊体制和波斯讨论,简直就是后退于,反动于任何皇权专制。所以,四人帮倒台以后,绝对不会在官场上层,出现大流士们讨论的关于君权和民主之优劣论,也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政治见解的人群载体和国家载体。所有中国人,对于一次政变带来的既不是专制,也并非民主的改变,以为是上到天堂之路,他们欢欣鼓舞,忘乎所以――当然,毛政权之死,四人帮之死,是值得高兴的,但是,事隔三、四十年,人们如果还是陷在既不是民主,也不是专制的政治大概念中,讨论问题,这样的总结,有何意义呢?不必请教亚理士多德,就是去请教"七人帮",他们也会为中国人政治观念之落后西人两、三千年,而感到意外!

以后发生的一切,基本上,也是在重复"七人帮"讨论的问题――
是在千年以后的讨论――这些问题对于波斯和希腊人,耳熟能详。蹊跷的是,这些阿拉伯人,伊朗人和中国人一样,不知道他们的前辈,早就对于民主做过分析,哪怕是否定的分析。而中国人,在讨论四人帮问题的时候,在褒贬老华同志的时候,却少于讨论"七人帮"讨涉及的民主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还是在两年以后,由民间的魏同志提出的(民主现代化)――却马上被邓氏镇压逮捕起来――邓是大流士辈的继承者吗?不是。他根本就是"言不称希腊"的无知者――无知者无畏――是从邓那里开始的。

所以,我们必须明确一个启示,就是中国人应该"言必称希腊"――
因为所有的民主和文化之东、西对比,东、西参照,都蕴涵在这个判断式中了。

毛无知,却因为感觉到什么,做了希腊否定式。

毛对"言必称希腊"的批判,应该抛弃!扔进毛/茅厕!

(原载《自由圣火》)作者供稿

陈永苗:改革是一种政治传销

改革派在试图影响官方决策和试图摆脱全能国家的约束中。尽管终极目的是后者,可是改革派的可靠路径是利用权力来克制权力,利用权威来消除权威。当改革措施要在现实政治中展开,而不是停留在嘴巴上的时候,改革就等于威权主义,等于促进专制权威的稳定。颇为有意思的是,当八十年代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或者改革思考者,一旦进入体制,承受政治事务之复杂,以及把自己的利益名声荣辱捆绑在一起的时候,就立即转变为威权主义者,几乎没有例外。这是一种宏大而不露神色的政治传销,上了贼船,就坑害欺骗下家百姓。

实际上,也只有进入体制,才能试图影响官方决策,这时候改革手段的条件,构成首要的限制和必然性,能不能取代了应不应该。手段本身成为了在场的目的,而目的本身,也就是自由本身却消失了。这里呈现出比较纯净比较理想的公共知识分子或者改革思考者,与成为幕僚的对立,一旦入得侯门便深深如海,就像娶得丑陋的高干女儿,初恋情人便到了九霄云外。

即使身在曹营心在汉,心中的真爱还是初恋情人,可是所做的事情,能做的事情,与当初的理想,一个在泥土上,一个在梦中,打成格格不入的两截。

当手段本身成为唯一的目的,而改革过程的措施,都算是与改革目标南辕北辙的,即使一开始看起来很吻合,路遥知马力,日久就看出来了。改革依赖于既有的政治权威,而且必须为特权利益集团创设租金,才能有效推动。也就是说,只有二者利益一致的时候,改革才能有效推动,那么大部分重大意义上的改革措施,揭开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迷雾,就会发现,只起两个作用,一个强化既有的政治权威,另外一个促成腐败,只有在这两个条件满足之下,有的时候很偶然,或许给百姓带来一些好处。改革派与政治权威看起来同床异梦,可是当终极目的不在场,这时候,能够实现的,仅仅是捍卫政治权威。政治权威是与有野心的狼共舞,可是野心也无法实现,一切努力最后效果服务于政治权威了。

这样的路径下来,那么政改就是从一开始就不可能的。这是改革时代的阿基里斯之踵,一刺就死。任何改革措施,从其原初意图来看,都指向了瓦解政治权威,可是都被乾坤大挪移,成了稳固政治权威。这种冲突在经济改革阶段,可以隐藏起来,但是到了政改阶段,就图穷匕见了,没办法回避。政改要求荆轲那一刀毫无迟疑得刺向秦始皇,可是荆轲已经成为张艺谋电影《英雄》中的无名,刺向秦始皇,仅仅是刀柄。除了被引向继续强化政治权威之外(例如假惺惺的似是而非的政改),没有任何积极效果。依赖政治权威与政改之间,完全是对立的,距离是越行越远,是不可调和的政治对立,不是靠道德劝诫或者说理能够说服的,所以谁在高喊改革,谁就是骗子,这个会在不远的将来,呈现出来。

经济自由主义造成的政改条件时空太少,格局太小,陷入一个死角。当政改的条件已经过去过于成熟,熟透以至于现在已经凋谢情的情况下,不惜一切把希望寄托在政改之上,这是一种绝望的瞎搞。毫无把握的自杀,其疯狂程度,可以比拟毛//东发动大跃进和文、革。


我这里不是否定政改的必要性,而是指出,不能把押宝全部压在政改。在改革时代中,有一种更根本性的迷信就是政治解决一切难题,当经济改革完成之后启动政改,那么一切都好起来,包括过去专制体制遗留下的问题,以及在改革时代中改革措施和市场经济与专制体制混合造成的问题,都烟消云散了,都被净化了,于是"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这里是过去毛//东时代政治救赎或政治解决的遗产,也是政治变革或者革命成功必然带来新天新地,这与1949年的"新的时间开始了",没有二致,不过说得委婉,或者成为不言自明的信条,或者默示的共识。

2008年8月30日星期六

《动向》8月号编辑手记:到底是谁“崛起”了?

2008 年的奥运是一个大舞台,因为是东道主,除了中国自己想要的荣耀,与它相关的所有问题:贫富差距、民族冲突、人道灾难、宗教迫害、环境污染……也都成为全球 关注的热点。因此,各方面都借助这个舞台,争取最大的表演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问题”不仅会更加热门,事实上也的的确确“崛起”了。有兴趣的读者 可从本期特辑看到不同的视角。

然而,要为中国把脉,尤其要把准脉又谈何容易。固然,客观上中共几乎垄断了重要的信息资源,但主观上各位行 家里手也有种种利益驱动,故观察中国常常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本期专题:纪念索尔仁尼琴,学习“严酷的民族经验: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探讨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给国家开 药方”,评论家提出“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止步的终点,应该是“中国的良心”举步的起点。

尽管中共信誓旦旦要开一个“安全奥运”,又 是调兵遣将、又是全民动员、又是把民工访民外地大学生等统统赶出京城,自以为布下天罗地网,结果仍百密一疏,奥运安全也不断失控,奥运开幕第二天就有外国 游客(美国奥运运动员的亲属)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杀死杀伤,还说只是"偶发事件"。更不要说连日来,新疆喀什(东土耳其斯坦独立运动的策源地)、库车等地区 接连发生针对边防武警和公安警察的攻击和炸弹爆炸事件,宣布了多年来中共的高压政策已经完全失败,凭借“北京奥运”的新闻效应,中国原本捂得严严实实的民 族矛盾及其冲突,几乎一夕之间成了国际话题,难道取代美国成为恐怖攻击的目标就是“中国崛起”的标志?

京奥开幕前,北京当局划了三个区域 说是专供示威,实际上演了一出"引蛇出洞"的把戏,申请示威的民众不是被劳教就是失踪得无影无踪,结果中 国人的人权问题、环境问题、中国人的冤屈自己不能讲、不能抗议,要外国人来讲,要让外国人来替中国人抗议?国人皆成"二等公民"。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谁 “崛起”了?

中南海当年争办奥运的本意是要掩盖“六四”突显的合法性危机,而今操办奥运的各项举措非但有违初衷,甚至还加深了危机。可以预见的是,当理性的政治改革裹足不前,陷入合法性危机的中共就越来越难以自拔,结果就需要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本 期的【博文精粹】选刊了龚小夏博客(gongxiaoxia.blog.tianya.cn)的一段背景文字:(7月29日在白宫西客厅,布什)总统上来 就问:我去中国,你们希望我跟胡锦涛主席转达什么样的意见?我的回答的梗概是:总统既然已经决定去看奥运,我也认为应该采取支持的态度。(总统插话:你也 可以反对我。)我认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交流有很大的空缺。美国人要了解中国,在美国有中国中央电视台的频道,大家可以随便看,包含各种意见的书籍和互联 网也可以任意出版或者登陆。而中国人要了解美国,却缺少比较系统的途径,因此在中国人中间造成了许多对美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的误解。总统是否能够利用这 个机会,推动去建立这样一种交流的机制。既然美国人欢迎中国的机构来到这里宣传中国的制度与文化,美国的机构也应该在中国受到同等的对待。我认为,奥运是 一个很好的推动开放的平台。

其实中美之间交流的这种不对称,恰恰是中共以“内外有别”为体,以“对外开发”为用之谋略的一个缩影。

附录:2008年8月号《动向》目录

【长短论】

京奥:中国崛起的“精神鸦片”?

【京华传真】

奥运期间五百万武装人员戒备下

全国百余地区游行申诉……争鸣记者罗冰

李长春四次引退请辞内情……争鸣记者 罗冰

百余省部级高官、中委被举报……穆木英

中央下令清查取缔社会团体……关捷

【小消息】

王瑞林建议废除官本位

沪党代表要求弹劾市政法委书记

江泽民减肥三招

深圳等地高官多千万富翁

徐光春爆粗

中纪委副书记钱包被窃

境外中资高层被训话

十万退休高干吸鸦片

高干不熟国歌歌词

公安流氓黑势力一家

大连公安争「放蛇」

农民土地再革命

粤省委食堂超低价 

十一省区电力紧缺 

沪监狱囚犯集体抗议

【特稿】

替北京奥运算命……(大陆)鲍彤

【神州内望】

2008年中国政治形势透析:
政治改革与“重建国家”……谢效茅

【官场了望】

奥运打造新的政治利益链条……萨豪恩

【权坛迷津】

“中华台北”改成“中国台北”之玄机……观耘闲人

【北京书简】

三娘教子……(大陆)方草


【特辑:京奥梦幻】

北京奥运之特色与水平……管见

凤凰升天 大限已至……(美国)朱学渊

京奥开幕式三阴影

——京奥实为恐怖大比赛……(大陆) 孙缩

政爆经危的京奥 ……林保华

北京奥运会不代表任何机遇……(美国)方觉

【奥运人权】

中共要奥运不要人权……(大陆)昝爱宗

京奥更摧残大陆信访……江河水

【专题:纪念索尔仁尼琴】

举世已无索仁兄……(美国)陈奎德

“良心”的启示

——纪念索尔仁尼琴逝世……虚舟

【众议院】

中共有一次卖国……任百棱

李伟光身上折射着现今世界的两种邪恶……常言

从“党天下”到“档天下”……曾涛 (标题请以此为准)

【星火燎原】

圣战开始了?

——“8·4袭警案”给王乐泉、张庆黎们上一课……鲁直人

是蚁穴还是漏斗?

——唐永明或是绝望股民……禾嘉雨



【谍海谲波】

谍影重重的北京奥运……周文思

【改革30年】

养人不如养猪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30年……(大陆)刘军宁

丧事办成喜事,喜事办成丧事……(美国)李大立

【英伦飞鸿】

同一个世界 不同的梦想……(英国)胡少江

【香港焦点】

评立法会选举参选提名名单……张滔

奥马竞赛未开锣已泄气 ……黄伟国

【北美轶事】

中国的鸟巢和美国的鸟巢……(美国)程凯

中文媒体忽悠华人…… (加拿大)盛雪

【公关形象】

还不如党八股

——读胡锦涛记者招待会报道有感……(美国)程映虹

睁着眼说瞎话的中国政府发言人……周郎

【媒体脉动】

“既念逝者,行自念也”

——我看新京报刊载“伤者”……(大陆)子曰

美国报业面临衰退 炎炎夏日大刮秋风……(美国)高路

【网络健将】

“天沔苕”刘洪波……(大陆) 朱健国

【经世济民】

金融专制妨害民生

——中国大陆高利贷现象透析……(大陆)綦彦臣

【民运先驱】

羊子未了的心愿……郁申树

【史海钩沉】

残暴的政治斗筝与镇压

——从反右到文革到六四……(美国)杨力宇

困境中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信史……肖潇

【编辑者言】




【彩页】



封二:新疆:燎原之星火?




封底:老外代国人抗议的怪像

格丘山:从脆弱到成熟,到孤独

帕慕克在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讲了这么一段话:

"今天的文学作品最需要讲述和调查的是人类基本的忧虑:担心被遗弃在外,担心自己的生命没有价值,以及伴随着这些忧虑而产生的无价值的感觉;集体 的羞辱、弱点、冷落、委屈、敏感和想象中的侮辱以及下一个同类的民族主义自夸和自满……不管何时,我产生这种情绪或看到人们表达出来的无理性、夸张的语 言,我就知道他们触摸到了我内心黑暗的一面。我们经常亲眼目睹西方世界之外的民族、社会、国家,我很容易把它们鉴别开来───屈服于那些有时会令他们做出 愚蠢行为的忧虑。这一切都源自他们对羞辱和敏感的惧怕。 "

这段话很符合我少年到中年时的心态,最初的记忆不是忧虑,是一种恐惧,尤其害怕黑暗。那时候我家吃饭在楼上,卫生间在楼下,我每次下楼去卫生间总是设法拉上我的弟弟。

后来长大了一点,不再困惑黑暗了,开始有了帕慕克说的忧虑:担心被遗弃在外,担心自己的生命没有价值,以及伴随着这些忧虑而产生的无价值的感觉; 集体的羞辱、弱点、冷落、委屈、敏感等等。等这些感情慢慢在心中消失的时候,开始为国家操心了,有了爱国愤青感觉。尤其不能忍受那些强国想象中的侮辱,那 时一根火柴就足以燃起我的爱国熊熊大火,江青的蜗牛事情,也曾使我激动了一番。爱国愤青的感觉在我身上肯定没有占领很长时间,到了我当教师的时候,正在宿 舍中备课,突然听到外面炮仗大响,人声喧哗。一会儿,一个研究生敲开了我的门,他简直不相信他的眼睛," 老师,你怎么还能坐得住,我们打败科威特(足球)了!" 我惊奇地望着他,弄不清我们俩谁疯了。

现在已到了黄昏之年,常常坐在生命的河流旁边,痴痴地望着下山的夕阳,等待着黑夜悄悄地降临大地,想象着上帝赶著他的羊群━━让满天的星斗从晚霞 的金光中慢慢显出来。 忧虑和狂热已经离我太远了,心中只有一片恬静,享受着爱因斯坦说的自身环境中那种一尘不染的纯洁━━孤独。

杜光:一步之遥:从杨佳到“人肉炸弹”

(时政小议之五十六)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826日, 有好几百个访民聚集在四川省高级法院门口,要求法院院长接见。警察到场维持秩序,没有发生暴力冲突,只是哭声、骂声、抗议声、口号声响成一片。访民们高 喊:"打倒腐败法院"、"打倒土匪法院"、"严惩犯罪法院"、"严惩黑法院"。有人甚至高呼:"难道非要我们上访人员变成人肉炸弹,才能解决问题吗?"

"难道非要我们变成人肉炸弹,才能解决问题吗?"读到这个出于激愤的惊心动魄的呼号,我感慨万千,不禁想起了一个多月前发生在上海的杨佳袭警事件。

去年710日 傍晚,杨佳骑着一辆租来的自行车,在闸北区普善路口被警察拦下,他们说杨佳的自行车是偷来的。杨佳被带到芷江西路派出所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扣押审问,查明自 行车不是偷来的,便把他放了。杨佳因扣押时被殴打致伤,多次到闸北分局上访,闸北当局曾派两名警务人员到北京杨佳家中,承诺给予一定的赔偿,了结此事,杨 佳没有同意。在事情没有妥善解决的情况下,杨佳在今年71日独闯上海闸北分局,制造了6名警员被杀、5人受伤的流血事件。

面 对这个不该发生的悲剧,最可取的态度是总结教训,避免再发生类似不幸事故。上海当局应该在追究杨佳刑事责任的同时,查清导致杨佳袭警杀人的原因,接受教 训,改进工作,消除产生恶性事件的条件。但是,从近两个月的情况看来,事情完全朝着与人们的善良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上海当局不但不认真彻查导致惨案的原 因,反而采取种种违法手段,掩盖事实真相,欺骗舆论,欺骗公众。具体事实有:

(一) 关押证人,制造假象。悲剧发生的第二天,杨佳的好友郏啸寅在网上发布《上海袭警事件内幕》,揭露杨佳去年被上海的派出所扣押时曾遭到殴打,以致丧失性功 能,因此才多次上访,要求惩办有关人员,取得相应赔偿。郏啸寅第二天就被警察关押,过了几天,上海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涉嫌诽谤罪批准把郏正式逮捕。

郏 啸寅究竟是揭露真相还是诽谤警方。两相比较,我宁可相信郏的揭露。事件发生后许多网民指出: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促使杨佳采取如此残暴的手段来进行报复?警 方否认刑讯殴打,显然是谎言。但是,一般的殴打拷问只能伤及身体四肢头部骨骼,怎么会有丧失性功能的后果呢?巧得很,我在昨天《北京晚报》第16版的"新闻点点评"里,发现了一条摘自当天《新京报》的消息:"2007630日至72日, 长春三名干警指使四名在押人员向市民张庆嘴中灌盐,并实施殴打、掐睾丸等虐待行为,致其死亡。"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在专政部门的刑讯逼供种种手段中,还 有着"掐睾丸"这类旷古未闻的残酷方式。长春的张庆因被"殴打、掐睾丸"而死亡,杨佳有没有受到类似的酷刑而丧失性功能呢?我认为至少是很有可能的。中国 人的传统观念里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杨佳是个温顺的孝子,因酷刑而致"无后",自然无法忍受;投诉上访又得不到妥善的处理和合理的赔偿,这才铤而走 险,犯法行凶。追根溯源,是警方的刑讯逼供和未能妥善处理,导致杨佳行凶杀人。事实上,警方对于派出所的酷刑使杨佳丧失性功能是是十分清楚的,所以才有两 位警官到北京寻求和解的过程。如果杨佳在上海派出所仅仅受到一般的盘问审讯,两大警官会不远千里,纡尊到北京杨佳家里去解决问题吗?

被 关押的知情人不止是郏啸寅,还有杨佳的母亲王静。事发当天下午,上海警方便派人到北京慧忠里杨佳住处,以"协助调查"的名义,把王静带到大屯派出所,从此 下落不明。杨佳的亲属委托北京忆通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李劲松向北京市公安局、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区人民检察院、闸北区人民法院举报王静失踪,可能是被绑 架,要求侦讯查处,当然不会有结果。既然是"协助调查",完全可以冠冕堂皇的进行,为什么要采取绑架式的关押隔离方式呢?除了害怕她说出事实真相之外,恐 怕再也找不出别的解释了。

(二)违规操作,为杨佳指定官方的辩护律师。杨佳父亲委托北京雄志律师事务所熊烈锁等律师为杨佳的辩护人,熊律师等在715日到上海,却见不到杨佳,也不能查阅有关案卷。17日 下午,检察院约见熊等,出示杨佳的笔录,内称:他只接受他母亲为他聘请的律师,其他律师均不接受。这种拙劣的把戏,明眼人一看便可看穿。首先,杨佳的笔录 是真是假,大可怀疑。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刘子龙律师就对这个问题提出五点疑问,都是上海警方无法辩解的。其次,即使杨佳笔录是真,也是在杨佳和他 母亲被警方严密控制、丧失人身自由、不能与外人接触的情况下出现的。在警方一手操控下演出的这幕丑剧,除了说明警方的卑鄙之外,还能说明什么?

那么,警方为杨佳指定什么样的律师呢?据网上报道,此公大名谢有明,是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这就怪了,杨佳袭击的是闸北分局,怎么会聘请被袭者的法律顾问来做自己的辩护律师呢?据《广州日报》78日 报道,这个谢有明说:"像杨佳犯罪情节这么严重,一般来说,在量刑上几乎没有什么疑问,不出意外的话,估计是死刑。"作为杨佳的辩护律师,他居然在法院审 理之前就宣判了杨佳的死刑,这是完全违背律师的职业道德的。与其说他是杨佳的辩护律师,不如说他是闸北分局的代理人;与其说他要为杨佳辩护,不如说他是在 配合警方。为杨佳指定这么样的律师,充分暴露了上海闸北当局掩盖事实真相的卑劣用心。

闸 北警方用这种瞒天过海、掩耳盗铃的手法,关押证人,操控律师,妄图遮尽天下人的耳目。这样不仅很不光彩,而且也很危险。上海近几年经济发展迅速,但社会不 稳也在不断增长,且不说东八块几千拆迁户的呼声和郑恩宠的冤案,早已在上海以至全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在杨佳袭警案的前后,见于网络报道的就有:(1612日,一位姓周的女士因拆迁问题到杨浦区政府上访,遭到区政府人员殴打,打后被带到派出所接受训话,到晚上11点才被允许到医院验伤。她向媒体投诉后,《上海法治报》记者林宇丹和摄影记者翁磊于627日到杨浦区政府采访,也被区政府的6名保安围殴,翁磊在暴雨积水中被拖走一百多米。(272日,上海一名年轻瓜贩因西瓜被收缴,持刀冲进城管中队,将城管队长和一名警察砍伤。(3717日下午,金山区富茂农贸市场有3名市管人员被一名摊主用尖刀刺伤。(4) 在此之前,崇明岛上曾发生袭警事件,一名警察遇害。官民矛盾如此紧张,是缓解矛盾还是加剧矛盾,考验着上海的领导人。在官民矛盾中,主要矛盾在官府一方。 只有官方彻底改变与人民对立的阶级斗争思维,放弃对人民权利的侵害,改变动辄对人民施暴的惯性,才能缓解矛盾。上海当局处理杨佳案的方式,不是在解决矛 盾,而是在加剧矛盾。杨佳袭警事件不是偶然的,它是官民矛盾尖锐化的反映。如果官方不努力缓解矛盾,反而加剧矛盾的话,那么,就像成都的访民说的那样,出 现"人肉炸弹"也不是不可能的。杨佳和"人肉炸弹"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两者相距只有一步之遥。希望当政者对这个问题能有所认识,有所惕厉。

特别需要指出,从杨佳到"人肉炸弹"的危险,并非为上海所独有。遍布全国的维权运动,暴力镇压的惯性,使全国各地都弥漫着有可能爆发的着火点。成都826日 的群发性事件,就是多年积累的。据有关报道,四川省高院近几年判处了大量冤假错案,不服终审判决的申诉案就达四千多件。四川如此,其他省市恐怕也差不了多 少。遍布全国的有冤无处可诉、上访又遭镇压的访民,都有可能发展成为杨佳第二,甚至成为"人肉炸弹"。这也许有点危言耸听,但我认为把问题估计得严重一 些,可以引起从上到下的重视,更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特别是各级领导人,都应该有这个警觉,认清官民矛盾的严重程度,转变观念,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为官 之道,正确处理已经形成的冤假错案,消除发生恶性事件的条件,把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真正落实到最能破坏和谐社会的要害上。

从杨佳到"人肉炸弹"只有一步之遥,手握权柄的人们,警惕啊!

2008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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