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為偽史背書的丁新豹——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七 （程翔）

作者：程翔
追光者 【消失的歷史．專題】 2026-7-30

在篡改香港歷史的「鐵三角」中，丁新豹甘心以自己的學術地位為被篡改的香港歷史背書，這是筆者覺得最無奈也最可惜的一人。

筆者與丁教授是同齡人，我們都身受英國殖民地教育而各有所成，67暴動更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親身經歷。1997年之前，大家都對英國深懷感恩，對左派暴動深惡痛絕。這些都是我們對香港歷史的共同認知。我們這一代人，不會叫人去戀殖，也不會煽動他人去反共，但我們對同齡人貶英抬共的作為很不以為然，只因他們故意歪曲歷史。

丁新豹教授是香港歷史的權威，在香港史研究的領域裡，他曾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名字。他的《香江有幸埋忠骨》，除了從歷史上奠定香港作為「顛覆基地」（顛覆滿清政府）這一重要功能之外，更在學術研究上開創了從墳場研究歷史的方向。

他的《人物與歷史：跑馬地香港墳場初探》是「墳場研究」的另一力作，該書涵蓋了更廣泛的早期來港西方人和華人精英的生平，通過墓碑拼湊出早期的國際化香港面貌。他作為歷史學家奠基之作是《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詳細描述了香港開埠初期，各種身份複雜的.族裔（如買辦、苦力、商人）如何在英人與清廷之間尋找生存空間，從「小人物」視角重新詮釋了開埠史，打破了單純的「殖民侵略」或「漁村神話」的二元論。

筆者不厭其煩地縷述丁教授對香港歷史研究的貢獻，就是想指出，作為一個對香港歷史有深刻認識的人實在不應該去背書被篡改後的偽史。可惜近年來，隨著香港政治氣壓的劇變，這位曾經的史壇泰斗發生了令人不安的轉變。從博物館詞彙的更動到對敏感歷史事件的重新定性，丁教授以其崇高的學術地位，為一套經過高度政治修剪的「偽歷史」提供了學術合法性。他出任香港歷史博物館顧問，就等於以他備受尊敬的學術地位為偽史批出一張「合格證」。這種轉向，不僅是個人學術節操的爭議，更是香港史學界的一場深刻悲劇。

一，以「今日之我」 打倒 「昨日之我」

丁教授為迎合政權，不惜以「今日之我」 打倒 「昨日之我」。作為香港歷史博物館前總館長，他是2001年舊版「香港故事」展的首席策展人。在那套敘事中，他客觀地呈現了香港作為「中西都會」的崛起，側重於展示香港如何從一個小漁村發展為國際都會，強調英治時期的法治、基建及中西文化的融合，充分肯定了英國建立的制度的重要性。然而，在今天翻新後的展覽中，舊有的敘事邏輯幾乎被全面否定，在展板上，英國在香港百多年的痕跡就僅僅剩下三條街道的中英文名，而他竟以專家顧問的身份，親手參與了對「昨日之我」的推翻。

面對公眾的質疑，丁教授試圖以「當年民俗比例太重」、「現在需回歸主權視角」等說辭自圓其說。但我們不能接受這種辯解，因為這並非學術上的「精進」，而是邏輯上的「自閹」。如果他過去三十年的研究是基於嚴謹史料，那麼為何當下的政治口徑一變，那些曾經成立的制度貢獻就瞬間成了必須抹除的「污點」？這種隨風而擺的論述，不僅無法自圓其說，更證明了翻新後的敘事並非出於求真，而是出於投誠。

二、 制度邏輯的斷裂與「偽史」的構建

丁教授深明香港的「割讓」過程，在新展覽中卻支持將「割讓」改為「割占」，表面上看是民族情感的宣洩，實則是對歷史因果鏈條的肆意破壞。歷史學家的天職是解釋事物發展的複雜性。香港之所以能從一個海盜出沒的島嶼一躍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核心不在於某種天然的「同根同源」，而在於割讓給英國後，客觀上引入了一套當時中國完全缺失的制度基礎設施——普通法系、自由港政策以及廉潔的文官制度。新展覽刻意將「制度帶來的繁榮」偷換為「華人血汗與背靠祖國的必然」。這是一種選擇性失明，當他放棄了解釋成功的真實原因，轉而通過修改詞彙來尋求政治正確時，他所提供的敘事便淪為了背離歷史基本事實的「偽歷史」。

三、 為平反活動背書與參與者的合流

新展覽將「六七暴動」改為「反英抗暴」，標誌著當年的左派暴徒要求為自己罪名平反的意圖又向前邁進一步。令人遺憾的，是近年來丁教授與以石中英（楊宇傑）為代表的「六七暴動」參與者漸行漸近。石中英先生從2010年開始，就憑藉著其個人財富開始推動為他們參與1967年暴動的歷史平反，在這個過程中，丁新豹不時出席他們的活動。例如，丁教授曾受邀參與石中英主持的《流金歲月》節目及相關歷史座談。他在交流中曾探討「官校學生為何左傾」等社會學背景，這種視角表面上看是學術中立，但在客觀上為「平反者」提供了歷史語境：將暴動解讀為「愛國青年受港英壓迫後的反抗」。 史學家與歷史當事人保持距離，本是維持客觀性的底線。然而，丁教授卻以學術語境為這個群體提供平反的溫床，支援博物館將「六七暴動」定名為「反英抗暴」。

丁教授受邀參與《流金歲月》節目截圖

雖然館方強調更新是基於「學術研究進展」和「專家意見」，但這種意見顯然更傾向于以中方及參與者立場重新定義事件，即從「搗亂社會」轉向「反抗剝削」。石中英等群體長期推動的「反英抗暴」敘事，正好契合了當前「去殖民化」的政治大氣候。丁教授與他們的接近，使他能更直觀地接收這些「民間愛國論述」，並將其通過博物館這一權威平臺制度化。 丁教授支持的這種改動，通過模糊「土制炸彈」和「殺害無辜市民」的事實，側重於強調「社會不公」，實際上是為了平反左派的政治名譽而犧牲了歷史的全貌。

在這種深度結合中，丁教授的角色從史實的研究者變成了「平反」論的贊助人。他利用學術權威，將那場帶有強烈文革輸出色彩、造成無辜市民傷亡的暴力騷亂，重塑為一場單純的「愛國反壓迫」運動，並將這種敘事通過博物館這一權威舞臺制度化、凝固化。這種對道德底線的褻瀆，正是通過他這位權威學者的背書，才得以堂而皇之地推行。

在當下的香港，民間記錄者正處於最黑暗的時刻。當資源被抽離、舞臺被封鎖、安全感消失殆盡，言行動輒惹來官非的環境下，可幸還有無數獨立記錄者在「螳臂當車」的無奈中守護著那一點點真實的碎片。在這樣的背景下，丁教授的選擇顯得尤為令人扼腕。他本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為歷史的真實性爭取哪怕一點點的空間，但他卻選擇了站在龐大建制力量的一邊，用學術地位築起了一道屏障，將那些不合時宜的真相排斥在外。當權威不再保護弱小的真實，轉而為強權修剪記憶時，這不僅是學術的淪喪，更是對歷史的褻瀆。

丁教授或許認為，他在做一種「撥亂反正」的工作，是在為香港人尋找民族認同。但這種建立在刻意忽略制度貢獻、粉飾暴力污點之上的「認同」，是經不起時間考驗的。一個成熟的社會需要的是能訓練思辨能力的人。當學者為了晚年的地位與政治順位，不惜推翻自己親手建立的學術大廈，這種「自圓其說」便成了對歷史最深刻的嘲弄。丁教授以其畢生學術聲譽，為這套服務於當下的「偽歷史」站臺，這無疑是香港史研究史上一個很沉重的遺憾。他展示的，不僅是一個學者的個人轉向，更是香港在《國安法》下，學術獨立被迫屈從於政治正確的無奈。丁教授的案例之所以具有代表性，是因為它展示了當「知識」被「權力」收編時，歷史是可以如何被扭曲的。我們這些感到「無力」的民間記錄者，雖然沒有豐厚的資源、沒有華麗的展廳、甚至隨時身陷囹圄，但我們手中握著的每一份剪報、每一段口述，都是對抗這種「修剪記憶」最堅韌的屏障。

（本系列全部完）zhenx

程翔
資深傳媒人

為拚全球首例想昏頭？《科學》揭露上海6歲女童死於腦部基因編輯試驗

 udn  轉角國際 udn Global  過去24小時

2026-7-27

2026年7月23日，美國《科學》雜誌（Science）與學術誠信監督平台撤稿觀察（Retraction Watch）聯合刊出調查報導：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一名6歲女童，在2025年3月下旬接受全球首例以腦部為標的的基因編輯治療後，於術後第7天死亡。院方倫理委員會兩天後召開緊急會議，認定死亡與治療「確定相關」（definitely related）。但在這篇報導之前，院方從未對外公布這起死亡事件。直到這篇報導刊出3天後，上海交大醫學院才成立專責工作小組展開調查。

早在《科學》雜誌和徹稿觀察的報導刊出之前，主持試驗的神經科學家仇子龍團隊在今（2026）年2月18日，便已將基因編輯療法的動物實驗成果發表在《自然》（Nature）期刊上，但論文中並未提及那場已經做過的人體試驗，也沒有提到女童因此死亡。家屬向期刊與校方申訴無果，最後決定寫信給撤稿觀察。

基於隱私考量，女童一家要求《科學》以化名處理。報導中父親化名 Jason、母親為 Linda、在這起事件中死亡的女兒則是小美（Mei）。小美試驗經費中的86萬美元（約新台幣2,791萬元）由這對夫妻的積蓄與親戚湊出。

仇子龍過去曾在TEDxXujiahui（徐家匯）上分享基因治療技術。 圖／TEDxTalks

女童發展遲緩，家屬出資基因治療

小美4歲那年，幼稚園老師把小美的媽媽 Linda 拉到一旁，說小美畫圖和寫字都不如同齡的孩子，語言發展也慢。2023年上半年小美診斷出全面性發展遲緩（Global Developmental Delay, GDD），基因定序找出病因是 CHD3 基因突變，屬於遺傳疾病史奈德斯布洛克-坎波症候群（Snijders Blok-Campeau syndrome），目前全球已知病例僅 237 人。

蒙特婁大學（University of Montréal）醫學遺傳學家、同時也是發現史奈德斯布洛克-坎波症候群的坎波（Philippe Campeau）告訴《科學》雜誌，帶有 CHD3 基因突變的人壽命正常，但症狀輕重差距很大。他也提到，基因編輯療法或許對中、重度患者可能帶來革命性的改變，「至於症狀輕微的人⋯⋯就比較有得討論了」，而小美的症狀落在較輕的一端。

知道小美屬於全面性發展遲緩之後，媽媽 Linda 辭掉工作全職照顧女兒，爸爸 Jason 則擔心課業變難後女兒和其他同學的差距會拉開，女兒可能永遠無法獨立生活。

圖片僅供示意。華人家長總是希望孩子能贏在起跑點，這也讓小美的爸爸擔心，小美今後的發展會落後於其他同儕。 圖／路透社

那一年，小美一家人加入一個自閉症與類似神經發展障礙孩子的家長互助群，這是小美一家人第一次聽到仇子龍的名字。仇子龍曾在2023年夏天的一場公開演講中，談自己曾針對雷特氏症（Rett syndrome）患者進行基因治療，群裡有人去聽，把簡報貼上來。隔週 Jason 寫信給仇子龍，說自己理解基因治療需要複雜的實驗、可能要花數千萬人民幣，即便如此他告訴仇子龍：「我們願意也有能力承擔這些費用」，「看著孩子每天受苦，是我們做父母最痛的煎熬」。

13分鐘後，仇子龍回信了。

小美爸媽和仇子龍約在仇子龍任職的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松江研究院見面。小美爸爸 Jason 先說明來意，強調他們要的是治療小美，不是資助研究。仇子龍則在那次見面說：「老實說，如果你們去年來找我，我不敢說我們做得到，我們現在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暗示小美一家現在正是時候。談過劑量與免疫風險之後，小美的媽媽 Linda 和仇子龍說：「做這件事對我的心理成本非常高，但我願意試，因為你已經證明非常值得信任。」這對夫妻因為技術資訊太多，錄下許多對話，後來交給《科學》與撤稿觀察。

小美一家很快便將第一筆錢匯了出去，收款方是另一所大學的附屬基金會，接著是一家負責製造病毒的美國公司在中國的關係企業，以及負責猴子實驗的四川委託研究機構普萊美行之生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PriMed）。

圖片僅供示意。小美參與的基因治療還在試驗階段，需要更多生物實驗結果，所以找來四川的普萊美行之生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負責靈長類實驗。 圖／路透社

依小美爸媽提供的訊息紀錄，仇子龍另外要求他們直接付錢給團隊其他成員。2024年4月，Jason 在校園附近一間咖啡店跟負責實驗室工作的楊侃談費用。Jason 得知光是製造臨床級病毒就要花費逾25萬美元，說自己「有點壓力」。而楊侃要的比仇子龍原先開的更多，楊侃和 Jason 說：「如果你做完那些病毒注射，卻沒有適當的人來分析結果，一切就都白費了。」《科學》查閱的銀行紀錄顯示，整個計畫期間這家人匯進楊侃個人帳戶的錢是13萬美元（約新台幣422萬元）。

仇子龍本人沒有開口向小美一家要過任何東西，但依家屬提供的紀錄，Jason 每隔幾個月就會去拜訪仇子龍，飯錢都是 Jason 付，另外送過多支 iPhone、一台 iPad 和一箱茅台酒。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生醫倫理學者 Jeremy Sugarman 說，在美國，若父母因走投無路而提供過多的金錢或禮物，他會憂心其中存在「不當引誘」。本案記者 Brendan Borrell 則在《科學》7月23日的 podcast 上說，這類由父母出錢的試驗往後只會更多，「關鍵是要有某種防火牆來保護這些家庭」。

仇子龍和小美一家的知情同意書上說的又是另一個故事。文件載明：「參與本研究不會對您產生任何額外費用，所有費用由申辦方藍啟心途基因科技（Lanqi Xintu Gene Technology）承擔。」《科學》指出，中國法律禁止向未經證實的療法收費，而藍啟心途基因科技是仇子龍創辦的公司，所以名義上並沒有向小美一家收錢，但負責這場試驗臨床端的新華醫院醫師余永國似乎意識到這個矛盾，一度說：「表面上不是你在出錢，但實際上都是公司出的。」又說：「你出過力，你就有份。」

圖片僅供示意，非當事醫院。 圖／路透社

不需要藥監局點頭的「研究者自行發起臨床研究」

中國的生醫監管是雙軌制。大型醫院的非商業性「研究者自行發起臨床研究」可以測試新型基因療法，不必經過國家藥品監管機構審查，通常只要在全國臨床試驗資料庫進行登記，再通過當地機構的科學與倫理審查即可，而各機構的細緻度不一。這次試驗監管鬆散、未公開死亡資訊，寫過中國科研保密文化的肯特大學（University of Kent）社會學家張悦悦（Joy Zhang）說，這「顯示了制度所訂與實際落實之間的落差」。

新華醫院倫理委員會在2025年1月2日批准了小美的這場試驗。說服委員會的證據之一是楊侃等人拍下的猴腦切片影像：神經元染綠、基因剪刀 CRISPR/Cas9 染紅，使用病毒載體 AAV9 將基因剪刀送進腦部後，小腦的放大視野幾乎整片紅，顯示 CRISPR/Cas9 順利抵達基因編輯目標。

《科學》請專家評估這張圖，其中4位表達疑慮，包括《自然》原稿的一位審稿人；投稿版沒有對照組，無從證明染紅的就是基因編輯工具；普渡大學生物化學家 David Sanders 判定它「完全沒有說服力」，因為無從判斷染紅的部位真的是因為基因編輯工具抵達目標位置，還是將整個腦部染紅；另一位不具名的神經科學家則說，這些批評或許成立，但他沒看到數據操縱或影像造假。

楊侃等人於2026年2月發表在《自然》雜誌上的研究顯示，在未經基因療法的療法的情況下，猴腦的神經元呈現綠色，但是在投入病毒載體AAV9後，畫面幾乎呈現紅色，顯示AAV9和基因剪刀順利抵達目標位置，所以看不太到綠色範圍。 圖／nature

猴腦實驗真正的病理結論，是在小美的手術獲得倫理委員會批准之後才出來的。四川普萊美行之生物科技的靈長類病理報告日期是2025年2月17日，比倫理委員會點頭晚了1個半月，距小美接受治療還有1個多月。

普萊美行之生物科技病理報告的結論是：4隻接受治療的猴子不論劑量高低，全部出現中度到重度肝損傷。曾在1999年主持過美國傑西．基爾辛格（Jesse Gelsinger） 試驗的威爾森（James Wilson）說，光是這個結果「就應該促使他們追加進行更低劑量的研究，以確定（靈長類的）最大耐受劑量」。

其中一隻接受高劑量試驗的猴子還出現腎損傷，很可能是血栓性微血管病所致，而這也是使用腺相關病毒（AAV）作為病毒載體的基因治療的已知反應。但普萊美行之生物科技沒有在注射後第1個月的觀察期間採集數據，所以無法斷言。

美國亞利桑那州罹患罕見疾病的傑西．基爾辛格（Jesse Gelsinger）是世界上第一位參與基因治療人體實驗而死的受試者，當年他才18歲。美國也在這起事件後禁止這場實驗的負責人威爾森（James Wilson）5年內不得參與任何臨床實驗，並要求所有和基因治療有關的臨床實驗都需要美國FDA稽核。 圖／維基共享

依上海市楊浦區衛生健康委員會的文件，倫理委員會批准前並未審閱這份最終報告。《科學》記者 Borrell 在 podcast 節目上直指，這份研究「從未提交給醫院的倫理委員會」。Jason 和 Linda 說，仇子龍向他們講過報告結果，但不覺得那有什麼要緊。至於小美在實驗時被注射的確切劑量，Borrell 說家屬手上沒有紀錄，外界也不知道。

2025年2月19日，一家人到新華醫院簽署知情同意書。文件把血栓性微血管病列為可能風險，寫明一旦發生需要「及時處置」。同意書中沒有任何一處寫明這些後果可能致死，Jason 和 Linda 說，仇子龍與其他醫師在對話中也從未提起。史丹佛大學法律與生物科學中心主任 Hank Greely 說，首次人體試驗一定要向當事人說明死亡的可能性。

新華醫院給小美的兒童版同意書用了一個比喻：「你的『書』有一個小錯誤，讓你生了一個影響成長的病。時間久了，它可能變得更嚴重。」文件請小美自己在同意欄勾選是或否，還寫到：「如果你不想寫字，可以畫一個笑臉代替名字」。

依家屬提供的錄音，余永國當時告訴他們，小美最大的風險是體內可能已有對抗病毒載體的抗體，「除此之外數據顯示相對安全」，而小美在接受基因治療前的檢驗結果是沒有抗體，這代表不需要擔心小美體內有抗體會攻擊注射進入小美體內的病毒載體。Borrell 說，知情同意書可以把所有可能發生的事列成一份清單，「但你坐下來後，醫師跟你說，什麼都不用擔心」。

圖片僅供示意。如果在進行人體實驗時，醫生和你說「什麼都不用擔心」，你會選擇相信專業？還是感到遲疑？ 圖／路透社

注射病毒的第7天，女童死亡

小美在2025年3月下旬入院，隔天接受注射。醫師從她下背抽出略多於一茶匙的脊髓液騰出空間，再把數以兆計的病毒推進脊髓腔。3天後小美開始發燒，這是人體對 AAV 病毒的常見反應。仇子龍在她燒退時來過一趟，保證孩子很快會好轉。依這對夫妻的說法，他們送仇子龍到電梯口時，仇子龍提到《自然》已經接受論文投稿，只需稍作修改，還說小美的治療會是更大的新聞——這將是全球第一例腦部基因編輯療法。

但小美的病情沒有好轉。注射之後她一直沒有排尿，腎臟嚴重受損，醫師限制她攝取水分，小美渴得難受，血小板也降到危險數值。這正是同意書預告過的症狀。小美隨後被送進加護病房，她對母親說：「媽媽，我想回家」便消失在病房門後。24 小時後，也就是注射第 7 天，小美死了。

兩天後，醫院倫理委員會開了緊急會議，認定小美的死亡與治療確定相關，死因是血栓性微血管病——正是1個多月前那份猴腦病理報告裡，注射高劑量病毒的猴子出現腎損傷時無從排除的那一種情況。

接下來幾週，小美爸媽要求仇子龍撤下《自然》論文，以免誤導其他有相似孩子的家庭。小美父母說，仇子龍起初同意，但後來就不再回覆。

圖片僅供示意。 圖／路透社

一張罰單，兩樁對照

2025年9月，上海市楊浦區衛生健康部門對新華醫院開罰約3,600美元（約新台幣11.7萬元），列出的事由是未妥善監管該試驗、未在國家資料庫登記為商業資助研究。余永國以負責醫師身分被列名，小美爸媽說院方要求他接受口頭告誡。更早之前，楊侃已退還收到的全部款項。仇子龍的公司為試驗投保，但小美爸媽說沒有人向他們提出賠償，他們也沒有更多要求，只是責怪自己問得太少、太相信仇子龍的權威。

然而，從基因治療的事故史來看，這筆罰金的落差就很清楚。1999年9月，18歲的傑西．基爾辛格（Jesse Gelsinger）參加美國賓州大學一項基因治療試驗後，死於免疫反應引發的多重器官衰竭，成了史上第一位因為參與基因治療人體實驗而死的受試者。基爾辛格之死讓整個領域的研究冷了將近10年。事後賓州大學支付逾50萬美元（逾新台幣1,622萬元），計畫主持人威爾森（James Wilson）被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禁止從事人體研究5年，違規事項之一正是沒有在知情同意書上揭露靈長類病理研究觀察到的不良反應。威爾森就本案受訪時說：「公開揭露⋯⋯是這些領域能安全前進的必要條件。」

即便是中國，也有更重的前例可循。2018年賀建奎秘密製造基因編輯嬰兒，隔年被深圳市南山區法院以非法行醫罪判處3年有期徒刑、罰金人民幣300萬元，中國政府事後因此強化了生醫研究規範。據《南華早報》當時的報導，當年有120多名中國科學家連署公開信譴責賀建奎，執筆者就是仇子龍。他對該報說，那項計畫「完全無視生物醫學倫理原則，在未證明安全的情況下對人體進行實驗。我們只能用瘋狂來形容這種行為」。

2018年中國生物學家賀建奎宣稱他成功利用基因編輯技術，培育出一對具有天生抵抗愛滋病能力的基因改造嬰兒，引發軒然大波。在賀建奎遭到全球輿論撻伐之後，被中國當局關了3年。 圖／美聯社

「通向希望的第一道曙光」？

仇子龍的論文於2025年初投出後，2026年2月18日刊出。但論文中刪除了小美爸媽的基因數據，致謝他們「參與與支持」的句子被刪掉，論文對小美一家的貢獻只留下一句：「從臨床前研究到臨床轉化之間的落差，仍是重大挑戰。」

由小美爸媽出資的小鼠實驗看來全部重做，猴腦影像換成新數據；對照組是應審稿人要求才補上的，但專家 Mike Rossner 指出，對照組與實驗組看來在不同時間、用不同顯微鏡設定處理，難以作為比較。論文中隻字未提猴子的肝腎問題。替《自然》審過原稿的坎波說，改版落到他的信箱時，他沒察覺改動幅度有那麼大就批准了。

仇子龍和楊侃的論文刊出時，距小美死亡已將近11個月。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神經科學家 Kevin Bender 在《自然》同期評論寫道：「這些有希望的結果，或許能為有效臨床治療的開發鋪路。」但 Kevin Bender 當時並不知道已經有一個女孩用過這套療法，而且已經死了。

中國央視隔天（2026/2/19）也報導了這項成果，寫「從動物到真正能用到病人身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很多細節需要打磨」，並稱這「可能是通向希望的第一道曙光」。

論文刊出後，在小美一家加入的家長互助群裡，有家庭說打算去找仇子龍談自己的孩子，將仇子龍的基因治療視為解救孩子的解方。小美爸媽看到群組裡出現這些反應後，於是向仇子龍所屬大學的院長遞出申訴，要求調查並撤回論文，「以免更多孩子受苦，也免得我們的血淚白流」。

圖片僅供示意。小美的爸媽發現互助群裡的其他家長，看到報導中宣稱仇子龍的實驗結果有望用在病人身上紛紛想找仇子龍之後，便希望仇子龍撤下論文，避免再有更多孩子因為這項實驗而死。 圖／路透社

《自然》副主編 Victoria Aranda 於2026年6月回覆，稱他們提出的倫理問題「不在我們資料誠信的職權範圍內」應由校方處理。後來《科學》與撤稿觀察詢問《自然》雜誌時，《自然》則表示在論文刊登前並不知情這些問題與醫院受罰一事。

校方答得更早：2026年4月30日就告訴家屬，不對仇子龍採取任何行動，付給楊侃的錢屬於臨床試驗的「研究服務費」，但楊侃因其行為被約談誡勉；至於《自然》論文，校方說它「與你們資助的實驗無關」。

兩邊都求助無門後，這對夫妻寫了一封電子郵件給撤稿觀察。Borrell 說，他們最初的訴求很單一：那篇論文沒有完整揭露發生過的事，應該撤下來。

新華醫院隸屬於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仇子龍也任職於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下設的松江研究院，但在《科學》與撤稿觀察的報導刊出之前，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都沒有針對小美之死做出回應。 圖／報系資料庫

在《科學》的報導刊出之後

替《科學》與撤稿觀察檢視此案的7位專家橫跨遺傳學、病毒學與生醫倫理，他們關切到，團隊向家屬描述風險時低估了風險、忽略動物實驗的安全訊號，以及在成功機率不高的情況下仍然推進。專門開發基因治療用病毒的學者 Steven Gray 說：「這根本不該進入試驗。」至於仇子龍本人、上海交通大學、新華醫院、余永國與楊侃，在報導刊出前都沒有回應該調查的多次詢問。

但事情在《科學》與撤稿觀察的報導刊出後不到3天情況出現變化。《經濟觀察報》7月24日報導，該報當天撥打仇子龍與新華醫院的公開電話都沒有結果，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宣傳部門的一名工作人員只說「目前還在調查中」。

7月26日，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發布「情況說明」，稱針對「我院研究人員仇某某發表的相關醫學研究論文，以及附屬新華醫院開展的一例臨床研究」的報導，已「成立專項工作組，對事件進行全面調查」，並「堅決反對違背科研倫理違規開展醫學科學研究」。這份說明沒有寫出仇子龍的名字，只稱他是「仇某某」。

小美的死亡在體制內走了將近16個月，換到的是一張3600美元的罰單、對兩名當事人的告誡，以及一篇沒有提到她的論文；報導揭露死亡事件後3天，校方組成專項工作組。截至7月27日，仇子龍本人仍未公開說明，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與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都沒有公開回應，《自然》也沒有對那篇論文加註編輯關切或撤稿。

至於小美參與的那場試驗在美國 ClinicalTrials.gov 上的登記，《轉角國際》7月27日查閱時仍停在2025年3月6日的版本：狀態欄寫著「招募中」，收案人數是預估的1人，申辦人登記為余永國本人，而主要評估指標「藥物相關嚴重不良事件發生率」的欄位下，沒有張貼任何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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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翔

追光者 【消失的歷史．專題】 2026-7-23

翻新后的「香港历史博物馆」特点是「贬英反殖、隐恶诿过」，上文谈了它「贬英反殖」的一面，本文谈它「隐恶诿过」的另一面。新展览掩盖另一个关键事实。即：割让给英国后的香港，得以免受共产主义灾难的折磨。英国的存在使香港免受共产主义的摧残从而获得发展的空间。这是一个「识时务者」不会公开谈论的话题。

英国治下的香港不仅仅是一个贸易港或金融中心，而是客观上成为香港的保护伞。在1949年之前英国的存在使得香港免除了大陆军阀混战、国共内战等战乱造成的动荡，在1949年之后更扮演了「中华民族救生艇」的角色。这个角色并非英国主观努力的结果，而是英国政权的客观存在本身就对香港形成一个保护伞，阻挡了共产主义灾难延及香港，使香港成为一个「避难所」。这是香港得以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的无形助力。

1.地理意义上的「避难所」：人口的数次大迁徙

从1949年中共建政到1979年这30年间，香港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的人口涌入，每一次都因为内地的重大政治动荡。

1949年前后：是逃离政权更迭的资本家、知识份子和前国民政府官员。他们不仅带来了资金，更带去了上海等地的工业技术和文化底蕴。

19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是「大跃进」与「三年大饥荒」期间，成千上万的内地民众冒死泅水或翻山越岭逃往香港。英国政府虽然有边界管制，但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多采取默许或安置政策，救下了无数人的性命。

1966-80文革中后期：是逃离政治迫害和武斗的红卫兵、知青及普通民众。他们都说，从大陆到香港，这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跨越，更是从「饥饿与恐惧」向「生存与尊严」的跨越。

2.制度意义上的「安全岛」：财产与人权的保障

英国建立的普通法系和私有财产保护，为那些在内地失去一切的人提供了重新开始的法律保障。1949年前后，大批上海、天津、广州的实业家（如包玉刚、董浩云、邵逸夫等）带着机器、资金和管理经验移居香港。当内地进行「公私合营」和没收私人资本时，香港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让这些企业家得以保全。这批「避难」的资本直接催生了香港的纺织业、航运业和影视业，让香港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从转口贸易到工业化的转型。可以说，香港的繁荣是建立在「内地人才与资本逃港避难」的基础上的。这种财产与人权的保障让香港成为了华人世界最安全的财富避风港，从而助长香港的经济发展。

3.文化与血脉的「存续地」：保留了中华文明的火种

当内地在文革中经历「批林批孔」、毁灭文物、批斗知识份子，断绝传统文化时，香港在英国的「无为而治」下，反而完整地保留了大量中华文化的精髓：成为延续中华文化血脉的「避风港」。像钱穆、唐君毅、牟宗三等这些儒学大师在香港创立了新亚书院，坚持用繁体字教学，传承儒家思想。钱穆曾明确表示，留在内地文化必亡，唯有在英治下的香港才能为中国文化「招魂」。在钱穆的感召下，新亚书院聚集了中国大陆一批南下避秦的大师级的硕学鸿儒如牟宗三、牟润孙、夏书枚、严耕望、左舜生等，多不胜数。国学大师饶宗颐也曾公开表示，他坦承「没有香港就没有现在的饶宗颐」（见人民网：《根基机缘荣誉——饶宗颐的百岁人生》，2018年2月7日）。在很多香港知名的文化人中，很多都有像饶公般的经历。对于繁荣香港文化居功厥伟的南来文化人，皆因逃避共产主义灾难啊！可惜这些事实都不能见诸于官修历史。

4.资讯与救济的窗口

在内地封闭的年代，香港是外界了解中国真相、中国了解世界动向的唯一缝隙。香港的自由报刊及各家外媒驻港机构记录了内地的真实情况。如果没有香港这个视窗，外界（甚至内地人自己）都很难知道大饥荒和文革的残酷真相。

此外，香港也保存与内地的血脉相连。1960年代，几乎每个香港家庭都有过给内地亲戚寄包裹的经历，里面装的是食油、面粉、白糖、旧衣服等。这些包裹在那个配给制的年代，是无数内地家庭活下去的救命草。这种民间的温情在最严酷的政治环境下维持了人性的一丝光亮。

所以，如果没有英国提供的这个法律和地理上的「避风港」，近代史上无数优秀的华人大脑、厚重的家族财富以及宝贵的传统文化，可能早已在连番的政治运动中灰飞烟灭。这是英国对香港最大的「意外贡献」，就是在这个原本荒芜的岛屿上，建立了一套基于契约、法治和尊重人权的文明框架。这个框架不仅护佑了香港本地人，更像一盏明灯，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为数百万走投无路的中国人提供了生的希望。这种「避难者」的共同记忆，早已化作了香港人血液中对「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极度渴求。

这些都是香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香港人的共同集体记忆，中共现在极力否定这段历史，是因为这段历史无声地控诉了其过去政策的失败，同时掩盖一个尴尬的事实：在最困难的时刻，是英国管治下的香港，给了中国人一条生路。

应该正确看待香港的殖民地历史

中共强行抹去香港殖民地历史，除了对外要彰显主权，对内防止香港独立外，实际没有任何理由去否定英国对香港的贡献。中共的思想祖宗马克思就很客观地分析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 double mission ），即破坏的使命（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如封建割据、闭关锁国、陈旧的生产方式）和建设的使命（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如铁路、电报、自由报刊、建立现代军事、培养具备现代治理能力的阶层）[1]。将这一理论套用在香港历史上，不仅适用，而且能极好地解释为什么香港能成为一个「奇迹」以及为何今日的争议如此剧烈。

香港历史就体现了这种双重性：

一是破坏的（摧毁旧秩序）。英国通过武力强行将香港从大清帝国的封建体系中剥离（此举被视为「国耻」），其对清朝的打击包括：

• 打破闭关锁国：香港从一个孤立的渔村变成了全球贸易链条的一环。
• 瓦解封建法权：英国法律取代了大清律例（虽然早期保留了部分习俗），废除了衙门式的行政，代之以专业的文官制度。
• 冲击宗法社会：西方的合同精神冲击了传统的宗族人情关系，为资本主义的萌芽清除了障碍。

这些冲击，都是令当时的政权感到备受威胁的。

二，建设的使命（建立现代文明的物质与制度基础）

英国夺取香港后，立即进行治理和建设，包括：

• 物质基础：自由港地位、现代航运、电讯及金融基础设施。
• 法律制度：普通法系的引入。马克思曾预言，殖民者虽然为了掠夺，但客观上播下了现代社会的种子。香港的司法独立和产权保护，正是这颗「种子」长成的参天大树。
• 现代阶层：英国培养了一大批接受西方教育、具备专业素养和国际视野的华人中产阶级和精英。这群人后来成为了香港社会的中流砥柱。

英国的「建设使命」客观上为后来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提供了现代化的样板。 [2]

中共目前的定调，实际上是只承认「破坏」而不承认「建设」。官方叙事强调殖民统治是掠夺、羞辱和不平等的（破坏性），但极力淡化或否定英国在建立法治、自由和公民社会方面的贡献（建设性）。

香港人的反感在于，他们目睹了英国留下的「建设性成果」（法治、自由、专业主义）正在被一股专政的旧力量所改写。英国确实通过掠夺和不平等条约「破坏」了旧秩序，但它客观上建设出的那套法律与自由的框架，不仅让香港成为了逃避共产主义灾难的「避难所」，更让香港人产生了一种独立于「母体」之外的文明认同。这种认同，正是目前中共试图通过「改写历史」来彻底根除的东西。

程翔
資深傳媒人

[1] 他在1853年撰写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这两篇文章中，分析了不列颠殖民主义对于印度殖民地的影响和作用。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作了总结性的概括：「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则指出，英国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他说：「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2] 孙中山先生在母校香港大学演讲，明言他的革命思想来自香港，乃因英国对香港的统治，无论社会治安或市容皆井然有序，遂燃生革命思想，见《国父在香港大学演讲后翌日（1923.02.21）香港华字日报之记载》，香港大学图书馆。

 

[1] 他在1853年撰写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这两篇文章中，分析了不列颠殖民主义对于印度殖民地的影响和作用。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作了总结性的概括：「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则指出，英国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他说：「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2] 孙中山先生在母校香港大学演讲，明言他的革命思想来自香港，乃因英国对香港的统治，无论社会治安或市容皆井然有序，遂燃生革命思想，见《国父在香港大学演讲后翌日（1923.02.21）香港华字日报之记载》，香港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