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及今，吾国是个盛产阴谋的国 家。或许有人会说，这话不对，应该是盛产谋略。阴谋和谋略怎么区分，当然是个不小的难题。但在我看来，谋略也好，阴谋也罢，大多是利用不正当手段和信息不 对称的绝对性来谋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也许有人会说，阴谋完全是用坑谋拐骗来实现——在我看来三十六计无不如此，除非你想当妇人之仁的宋襄公——而谋略可 能有相对光明坦荡的一面。但事实上谋略在生活与历史上的运用，很少能有什么例证达致所谓的“光明荡坦”。所以说中国是个阴谋盛行的国家，的确算是个事实判 断。但问题是，都乐于使用阴谋，而不希望在生活上用制度来规范双方或者更多人的行为，那么我们就会为谋略所误。这和大家都不遵守交通规则，而是用尽办法去 争抢红灯，以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终群起效仿，使得所有人的交易成本提升，大家都受损，是同样的道理。阴谋是有经济学成本的，选择阴谋的国家、民族和个人 都有不可避免的巨大代价，它不会那么便宜我们的小狡猾。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花在创造文明、给自己确立一个良好而人性的制度上的精力，委实 有限。大约谁都高看自己坑蒙拐骗的短期利益，不愿为公共利益的多赢和人个利益的增长做长期的计划。不特如此，我们传统文化的思考平台也喜欢向后看，像至德 之世、小国寡民、大同社会之类的“后视镜”并不缺乏，却并没有指引一个社会正常向前运行的“大灯”，因而我们的制度使得许多人的生活缺乏理性预期，于是有 奶便是娘的庸俗实用主义盛行。我们的历史与现实，花在打打杀杀的精力极其多，争战盈城、杀人盈野，每隔一个时段便要来一次流血革命，利用暴力改朝换代。大 家都视丛林法则为生活的最高圣经，诚信是喊口号时用的，只是写在书中来欺骗对方上勾的，而实际生活无不充满坑蒙拐骗，军事上的三十六计泛化到我们的日常生 活中。国人的日常人际交往当中，往往是帝王术、兵家诡道、勾距之术、长短经在实际生活里的微缩，我们的生活成了混装各式谋略的大垃圾桶。不聪明的人，一听 说某人有谋略便肃然起尽，必欲学之而后快。而稍微聪明的人，便以自己将谋略学得足够快足够高超而自得。而将谋略掌握得出神入化的人，便常常以你早已入我彀 中，进入我的捕猎范围，中了我的圈套自鸣得意。
有人会说盛产阴谋有什么不好呢？当你看到美国人身上的孩子气、一脸不乏傻气的笑容时，你是 自以为得计，有自以为比他们聪明的满足感，还是有一种悲从中来的感觉呢？当我常年累月看到自己的同胞一脸“借他谷子还他糠”的表情，第一次出国看到他国的 人民身上那种无处不在的灿烂表情时，我有一种被雷倒的感觉，让你觉得用防人之心去面对这样的笑脸是一种罪过。他们的智商不花在人整人这方面，而是花在每个 人如何最大地创造自己的财富和文化方面，因为关涉众多人之基本权利，有良好的公共制度加以保障，他们不必要花那么多谋略来苟活。那种把聪明才智花在勾心斗 角、出尔反尔上，只不过是为了像一般动物一样苟活，还自以为得计，真是再也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梁由之所写的《大汉开国谋士群》里六位著名谋士，可算是几 千来中国谋略遗留下来的精英了，但他们活得有尊严吗？恐怕没有谁敢做肯定的回答。
我承认在丛林法则盛行的时代，谋略文化的价值巨大。当活 命是人活着的唯一诉求的时候，我承认有谋略的人比没有谋略的人，一定更容易生存下来。但几千来我们的谋略文化不仅没有衰减，而且还以许多种方式借尸还魂，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把明哲保身看成一种高明的活命哲学，是不是我们太把活在世上的时间长度，看得比一个人的尊严还重要呢？受胯下之辱的韩信，打战几乎百战 百胜，但仍逃不脱“狡兔死、走狗烹”的结局。难道多活几年的目的，就是为了多杀一些人，帮着建立一个自己的命都朝不保夕的王朝，从中得到更多的屈辱吗？或 许在他那个时代杀人与苟活可能是一种最高的乐趣，但至今的中国人都还欣赏那种做法，向往着如此成就“一番伟业”，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差池？一个谋略发达的 国家，只能说明这是一个前现代社会的丛林社会，离文明社会还比较远。如果这个世界到处都还是丛林法则主宰着，根本没有民主自由这样的制度让人看到一种更为 人性化的远景，那么我们也许可以继续沉浸在中国谋略文化的大海里洋洋自得。可惜，当今之世不成全我们这种全身发了炎却难以治愈的民族主义，那种自我麻醉、 自欺欺人的幸福，被有人比我们活得更幸福、更像人样子、更有尊严而雷倒了。
梁由之兄的《大汉开国谋士群》涉及到的汉朝开国谋士，当然可算 是中国人中最聪明的一群人，甚至可以做不少聪明人的老师。这些聪明人，都是丛林法则时代的佼佼者，历史地看，他们都值得尊佩。哪怕只是为了活命玩出了这些 奇谋诡计，也应该受到我们有限度的尊敬。但令人不解的是，二千年后，我们还在许多方面照搬他们的活命技巧，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错？以为自己的谋略文化可以 包打天下的中国人，当然觉得这不是个问题。但我们可否一问：人活着难道只是成天为了活得战战兢兢，并且在战战兢兢中寻找一点不易得到的快感，并了此残生 吗？难道小民都只是大人物的垫脚石吗？有没有良好的办法，不让我们一天到黑想那些充满坑蒙拐骗的“三十六计”。虽然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我 们在世界各地看到了别国的人民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兹事体大，为什么我们不对现成的好东西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呢？我们想拿而不能拿来，这里面 有什么问题，是什么在阻碍这一切？
梁由之在他书的序言里提到了温功义的《三案始末》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他的影响，这两书我也喜欢，觉得不 错。当初读了梁兄这书的电子版后，就感觉到与某位学者在气质上的似曾相识，搜索枯肠，终于想起几年前读过的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为了应证我的感觉， 我再读他新近寄来的纸本的同时，又重读《中国史纲》，不费力地发现了这一点（第八章至十章），公布出来与大家分享。我想梁兄不会反对我将他暗受的沾溉抖落 出来，从而公布了他知识谱系的一个小角落。我这样说，不是说梁由之的书达到了张先生的高度，张先生文气绵密、表述准确、用词考究，自不必说，就是他最擅长 的考据功夫也深藏在字里行间，这点恐怕是梁由之有所不及的。当然梁由之的书基本上是史学随笔的写作，而《中国史纲》在彼时虽然只是高中教材，但依旧可以当 作学术作品来欣赏。梁由之在所写的六个谋士中，对张良倾注了较多的感情，我想不少读者可能也会对张良产生好感。他的计谋当然是不错的，更主要的是他的气度 与从容。除张良之外的其他五位谋士都难免让人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不能掌握自身命运的局除之感，而这一点连老谋深算的萧何也受尽屈辱。这些谋士中只有张良 是贵族后裔，这一点很重要。张荫麟先生认为在春秋战国的五百多年里，再也没有比贵族阶级的渐次消灭更重要的事件了。后来的谋士再也没有出过像张良这样有气 度的人，大抵与那个曾经有过的阶层之消灭不无关系。无论是“送秦一椎”还是“辞汉万钟”，都可以看得出其间的主动与潇洒，这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活命哲学氤 氲浸淫得出来的，尽管他也充满着难以言传的宿命。
总体来说，梁兄的文字节制而充满激情，他在结构上也许受网络写作的影响，措意难免偶有失 衡，所以在文章中常有一些“小提示”（如关于此点，“将集中在某某章讲述”）。这些“小提示”固然有为读者着想的良甘用心，但另一方面也表明文章结构上尚 有可推敲之处。旁逸斜出自然不是乱头粗服，是一种在假期里的放松，倘若假期无处不在，那么放松也就成了一种负担。
2008年7月之杪修订于成都
（梁由之著《大汉开国谋士群》2008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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