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 嘉活佛简介：两岁时，经十世班禅喇嘛认定为第八世阿嘉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并于青海塔尔寺举行坐床典礼，成为第九世阿嘉呼图克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阿嘉 活佛得到平反并担任塔尔寺主持、中国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全国青联副主席、青海省政协副主席、 青海省佛教协会会长等职。1998年阿嘉活佛抛弃所有的光环和荣华，来到美洲大陆。现为美国印第安纳州佛教文化中心负责人。
时间：2008年8月29日
地点：加拿大加卡加里-美国印第安纳，电话专访
朱瑞：1998年您离开中国时，是直接到了印度还是美国？阿嘉活佛：既不是印度也不是美国，是中美洲的危地马拉。
朱瑞：为什么您一定要和尊者达赖喇嘛取得联系？
阿嘉活佛：因为认定班禅喇嘛灵童的事不能如佛法的愿，所以我的心里很不舒服， 政治需求压制了我的宗教信仰，我别无选择，只得流亡。同时，我也有义务向法王达赖喇嘛说明这件事。虽然中国政府批判了他那么多年，可是，我的信仰是不会变的。
朱瑞：当您在中国担任很多职务，靠拢共产党的时候，仍然信仰尊者达赖喇嘛吗？
阿嘉活佛：信任和信仰是两回事。我对中国政府开始是信任。信任，需要通过具体事物来检验。信仰，是佛教修行的基础，是永不会变化的。
朱瑞：您在中共的统治下生活了几十年，现在，又熟悉尊者达赖喇嘛流亡政府的情况，二者之间有哪些不同？
阿 嘉活佛：我出生时，中国已经解放，我的家乡也包括在其中了。所以说我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首先我经历了毛泽东时代。这是一个革命和专治的时代， 是压迫和被压迫的时代。而后是邓小平时代。尽管还是沿用社会主义的名字，可是，已经资本主义化了。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时代。也是平反的时代，大家都有了 一次深呼吸的机会。后来，是江胡时代。应该是邓小平时代的继续，也应该是一个发挥作用的时代，可是，我感受不深。和毛泽东相比，邓小平和江泽民有着本质的 区别。但就我个人来说，他们的一些作法，我不能接受，比如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认定等，所以，我选择了离开。可是，有些人认为我是背叛，这是对我的不理解。
1958 年，我刚刚八岁，在宗教改革中，作为一个被打压的对象，全部家产被没收，我周围的人们遭到逮捕。如我的经师，他是一个纯粹的修行人，当时被抓进了监狱，还 有我的舅舅，是十师班禅喇嘛的经师，也被逮捕，我父亲甚至死于狱中。他不是什么出名的人，只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牧民而已。就这样，仅仅在我身边就抓了二 十多位 。当然，我是一个出家人，不会有仇恨。不过，从此，我也就没有了对中国政府的任信。到了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看上去好一些，我就在这个时期，修复了塔尔 寺，为了培养寺院接班人，还积极地参与建立佛教学院的工作，甚至把我自己的住地，也改成了学校。在民间，办了红十字会，参与了扶贫赈灾；还为一些民间学校 和诊所，筹集了资金，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这不是说我对某些领导人信任，这是修行 。
这三个时代比较而言，毛泽东时代最具有破坏性，不 过，政府里的腐败现象不多。当然，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另外一回事了。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不那么看重阶级，这是好的一面；不足的是，在这个时期，虽然他们走 的是资本主义的路，却没有资本主义社会里完善的法律，仅仅用政策约束人们，而政策是随时可以制定的。也就是说，领导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为了个人的私益，什么都不管了，连最基本的信念都没有了。
流亡政府这边，从前存在的问题是公共设施和福利不那么完备，尤其在医疗和教育等方面。正因为如此，达赖喇嘛鼓励多投资到教育和医疗上。
朱瑞：是的，上个月在美国的维斯康辛州，我就听到尊者达赖喇嘛说，他不赞成把讲座的收入，花费在更多的建筑和雕塑个人的纪念像上，鼓励用于教育和医疗。
阿 嘉活佛：从六十年代起，流亡政府开始建立一些学校。同时，政府的内部，也进行了改革。如同佛教发源于印度，却发展、储存于西藏、蒙古和汉地。噶厦政府始建 于古老的西藏高原，却在流亡中得到了完善和壮大。噶厦政府的早期管理是皇家的世袭制，而现在，每个部门的管理人员，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并且轮换，跟国际的 管理体制接轨。也就是说，民主制，已在流亡政府里成功地建立起来了。同时，流亡政府还在世界各地设有办公机构，由从前的封闭状态，到向世界敞开胸怀，很成 功地让世人受益于西藏的文化，尤其是西藏的佛教，这是59年以前不能相比的。
流亡政府的一个弱点是对西藏境内了解得不够深入，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政府不可能让流亡政府的人真正进入西藏。
我 个人的感受是，在中国政府的集权下，不仅说话和做事自己说了不算，连灵童转世也受到约束。举个例子，在中国时，每次开会之前我的发言稿，都要经过层层检 查。后来我就说，何必呢，不如你们写，我念就是了。流亡政府这边，有时我也要发言，但是没有人限制内容，他们说，你想说什么是你自己的事，都在你的心里。 当然，他们也约束我，那是在时间上，超时的话，会提醒我。另外，我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参加佛事活动，讲授佛学，在佛法方面不管内容还是时间，都由我自己决 定。
朱瑞：流亡政府已同中国政府进行了多次会谈，但始终没有结果，尤其是第七次会谈，让尊者达赖喇嘛非常失望，请您分析一下为什么？
阿 嘉活佛：毛泽东主张平和解放西藏，与噶厦政府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就说明毛承认西藏政府是独立的。比较而言，没有主张和平解放的地方，就是指用武力解 放。为什么要和平解放西藏呢？显然，就是承认西藏和中国之间如同甲方和乙方。如果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就没有必要签订那个协议。解放陕西、山西、河南、河 北等地都没有签订协议。事实上，这就是早期的一国两制。甚至包括法王达赖喇嘛的出走，毛泽东的说法是劫持，意思是你回来就行了，或者说，还希望达赖喇嘛回 来。在西藏，人们尊奉达赖喇嘛为太阳，班禅喇嘛为月亮。阿沛•阿旺晋美的那个位置，事实上，就是给达赖喇嘛的。也就是说先让阿沛当灯炮，不是当星星、月 亮，都不是，仅仅是一个灯炮，当太阳来的时候，那个灯泡就可以关掉了。
在邓小平时代，提出了只要不谈西藏独立什么都可以解决，就和流亡政 府开始了接触。这并不是说西藏很重要。因为台湾问题没有解决，香港回归问题也没有即成事实，因此，和达赖喇嘛展开接触，是想给台湾和香港看，想让达赖喇嘛 做个榜样。但是，中共错误地估计了西藏的形势。具体地说，五十年代，人们（包括藏人）对中共的信任程度很高。后来，通过大跃进、民主改革，到文化大革命， 人民的态度有了一个根本的改变。但是，中共依然固守从前的概念，认为达赖喇嘛在西藏已被批倒，即使回来的话，也要被群众撕碎，我是说被群众所不容。他只有 感激中国。可是，当法王达赖喇嘛的代表到达藏地的时候，一个震惊中外的事发生了。的确，人们都来了，甚至从很远的地方，拥挤在一起，但不是要撕碎他们，而 是表达一种深厚的思念，诉说他们的委屈和痛苦。从此，会谈就中断了，也没有什么理由。
江泽民时代，又有些不一样。他不是打江山的元老，只 想把十二年的位置坐好，没有拍板定案的魄力。他的既定方针就是回避一切不安定的因素。而跟达赖喇嘛谈判，被认为可能导致不安定，所以，就不谈。有个关于三 条鱼的比喻：对中国政府来说，台湾是一条在海里的鱼，不知道能不能抓住，尽管国民党是共产党的最大敌人，当年拿起枪也主要是对准国民党。现在，台湾在海 里，能摸一下就不错了。比如，奥运会期间，中国政府遵照台湾的要求，把“中国台北”，乖乖地换了“中华台北”，也没有争。再说香港，是一条放进了鱼缸里的 鱼，是专门摆着给人看的。西藏呢，是一条做好的鱼，已经放到了饭桌上，什么时候想吃就可以吃了。从根本上说，中国政府是不想和达赖喇嘛谈的。
但 是，从胡锦涛有了一些权力开始，又恢复了和流亡政府的会谈。也许他想做几个形象工程吧？比如，江泽民时代完成了香港回归（尽管是邓小平的功劳），邓小平的 南方讲话刚刚落实，经济有了一些发展。胡也想青史留名。除了举办奥运会，他恢复了会谈。但是，不是真的谈，他不仅想给台湾看，还想给别的国家看。比如，想 出国访问的时候，就开始谈了，访问完了，就不谈了。三月抗暴，奥运之前，又开始谈了……所以原则问题始终没有谈。不过，听说从2002年到今年三月之前， 会谈的待遇不错，坐在桌子的两边，材料齐全，两方面都交换意见。我是说，对话也公平。可是，今年的五月和七月会谈有了很大的变化。代表说，这是一次最艰难 的谈判。
朱瑞：您认为继续和中共会谈还有意义吗？
阿嘉活佛：我个人认为谈就比不谈好。也许不是百分之百不会有结果。不过，和中国政府接触，不能理想化。还是那句话，接触就比不接触强，中美关系也不是一个乒乓球打出来的。
朱瑞：中共方面有一些评论说尊者达赖喇嘛的胃口大，甚至想要中国四分之一的地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也就是“大西藏”问题？
阿 嘉活佛：举个例子，这里有两个人，一个是汉人，一个是藏人，他们同样说“独立”这个词，汉人说出来可能没有事，而藏人说，就敏感了，也许被抓起来，甚至要 坐牢。“大西藏”其实就是青藏、康藏和西藏，是指青海的六个藏族自治州、甘肃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四川的两个藏族自治州和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这十个藏族 州加上西藏自治区就是中国政府法定的十一个藏族聚集地，就是历史上藏人说的安多、卫藏和康，也就是所谓的“大西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 法》明文规定：“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 仰宗教的公民……”，这和法王达赖喇嘛的说法一点不矛盾。中国政府提了五十年，人们感觉很正常，可达赖喇嘛一提，就成了分裂。但法王的意思是，要真正地实 现自治，真正地保护和发扬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不是仅仅在口头上说说，摆个花架子。可是法王的一片好意，却被说成了要把中国四分之一的土地划出去的“分 裂”行为。不可否认，有的人是真的误解了法王的话，不过，也许有的人理解得很清楚，却偏要那么说，让藏人自己陷入矛盾之中，也有意挑起中国人过分的民族主 义情绪。
朱瑞：您怎么看刚刚结束的北京奥运？现在，中国境内出现了两种声音，有人说，奥运会显示了中国的强大，21世纪将是中国和中国人的；也有人说，奥运会恰恰暴露了中国政府的假、大、空，也就是说，独裁的腐败和丑陋差不多到了尽头。
阿 嘉活佛：能够得到承办奥运会的机会，说明中国已经进步了，有了大国的气派。贵宾之多，规格之高，还有技术处理上的很多优点，以及运动员的金牌之多，加在一 起，差不多完成了无与伦比的要求。但是，这个奥运会并没有像中国政府自己希望的那样完美，成绩中夹杂着很多缺点。和以往的奥运会比，也是问题最多的一次。 比如奥运之前，许诺媒体开放，可还是没有开放；许诺人权改善，却变本加厉。并且在奥运期间，出现了许多造假现象，为奥运会抹上了污点。这也说明中国还没有 完全进步的一面。再说，中国政府孤注一掷地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在了奥运会上，而奥运会仅仅十六天，奥运以后呢？很难估量，经济形式的压力，社会问题的突现， 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中国，平民百姓的平均收入还很低，如果把花在奥运会上的三、四百亿美金中的一半拿出来为百姓改善生活，缓解环境污染，我看更实际。
朱瑞：目前，在西藏，尤其在拉萨，军队、警察、便衣、摄像镜头，随处可见，有人说，是59年、69年和89年之后最恐惧的时候，尤其正在投入实施的“天网”工程，不仅对藏人也是对汉人进行严密监视的一种手段，您觉得这种情况会长久吗？
阿 嘉活佛：根据中国政府以往的行为看，也许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有些事情我们意想不到。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就没有想到以后会对它彻底否定，人们天 天批判的“刘邓”转眼就成了“总设计师”。有希望的八十年代由于出现了六四学潮和拉萨的示威，政策急剧变化，中国的政治反而倒退了许多。目前，虽然中国的 经济发展了，但是，政治仍然在倒退。不过，21世纪，全世界都在走向民主和和平，有些事情，越是控制越适得其反。再说，中国终究要跟世界接轨，从理念上 讲，应该缓解。有时候，也许会因地区而宜。西藏自治区的形势可能会很严峻，因为西藏的头目非常“左”，并且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而内地就不一样，如贵州的 瓮安，尽管其事件在本质上和西藏的三月抗暴是同样的，可是，处理的结果就不一样。在瓮安，有一个巧妙的道歉，比如几个县领导被撤职。
朱瑞：西藏三月抗暴以后，您出席了一些政治会议，同时也接受了一些记者的采访，听说，有人指责您是一个政治阿嘉活佛。您怎样理解这种指责，或者请说一说您每天的日程？
阿 嘉活佛：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很少接受采访，也很少参加佛教以外的任何会议。直到今年三月，我不能不参加一些会议和接受一些采访，因为某些媒体将藏、汉两个 民族仇恨化，而且妖魔化达赖喇嘛等等，这也许能解救中国政府的燃眉之急，可从长远来看，无疑是在播撒危险的种子。我认为我有义务澄清事实，促使汉、藏两族 和解。如果这也算政治活动的话，修行也就被误解为政治了。可是，在大陆时，每年我倒要参加不少会议，政府要我们参政议政，调研视察、跑关系、争项目等等， 简直无空修行。在这边，就是我想去参加那样的一些活动，也没有机会。那时，倒没听说有人指责我是一个政治阿嘉活佛。
一般来说，我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打坐念经，为藏、汉两族和众生祈福，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地按照自己的愿望生活。其他时间，我要做一些管理工作，还有寺院的维修、学习，以及访客等。
朱 瑞：谢谢仁波切。与您谈话，受益匪浅。在中国的时候，常看到您和那些政治领导人一同出现，还听说您很富有，想要什么中国政府就给您什么。那时，我的确认为 您是一个政治阿嘉活佛。不过，1998年那一年，我清晰地看到，您为了唯一想要而中国政府永远不会给您的宗教和信仰，放弃了光彩夺目的物质利益，秘密地来 到可以潜心修行的北美大陆。从那时起，我对您产生了无限的敬意。尤其是今年三月以后，您以宽阔的胸怀，理性地分析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前景，提出了一些中国政 府应该珍视的客观意见。这恰恰说明您是一个如法的僧人，真正的阿嘉活佛。您的心，装的是汉藏两族以及所有生命的福祉。
如果可能的话，下次还要向您请教您个人的修行体会。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唯色博客）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