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踟蹰在柏林与汉城之间（陈奎德）

——奥运综合征（四）

京奥地位未定

北京奥运终于落幕了。

聚讼纷纭，见仁见智，毁誉不一。然而有一点似可肯定，北京以至中国，在这两周多之内成为全球关注和聚焦的重心。

历史将如何为北京奥运定位？

虽然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慷慨赠予“异乎寻常”（exceptional 北京译为“无与伦比”incomparable，有自谀之嫌）之颂词。然而考虑到过去历届奥运也被奥委主席唱起各类颂歌，诸如“历史上最好的覆盖面最广的”（汉城）、“勿庸置疑最出色的”（巴塞罗那）、“最有特色的”（亚特兰大）、“最成功的”（悉尼）、“心满意足，非常非常满意的”（雅典），甜言蜜语轮番轰炸下来，京奥也就不那末“异乎寻常”了。

平心而论，由于中共特色社会主义的“举国体制”，北京奥运在纯粹体育方面收获甚丰，中国金牌数跃居首位，各国运动员亦打破了多项世界纪录。在营造开幕闭幕的气氛方面用心良苦，在整体组织与管理方面也效率甚高，同时，在反复交涉与舆论压力下，北京也终于放弃了对一些国际媒体的封锁管制。这是京奥的可圈可点一些进展。

然而，在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动用巨大的警力和舆论一律的宣传来封杀任何意外和负面新闻，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在大规模奥运人员与信息流动的今日，不可阻挡地，中国的如下制度缺陷仍然赤裸裸地呈现于世人面前：

1）不受监督地把纳税人款项用于奥运，挥霍巨大，没有制度规限。

2）中国人权状况之劣昭然于世：奥运前夕系狱的胡嘉、杜导斌等异议人士仍被收监；奥运期间对西藏仍严加镇压；仍旧封锁异见人士、西藏僧侣、中国基督徒、法轮功修炼者主办的各类媒体，“自由采访”的承诺远未兑现。

3）千古笑柄——恩准的“示威公园”：空无一人。两位年近八十的老年妇女申请者被捕，竟被“再教育”。

4）假模假式的中共做派曝光天下：假唱、假龄、假足印。

5）摧残儿童少年身心、奖牌挂帅的血泪斑斑的恶魔式职业体育训练。

6）刘翔退赛事件凸显的普遍脆弱的国民心理及其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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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以来，我们曾经设立过两个坐标：把北京奥运参照于1936的柏林奥运和1988的汉城奥运。综合上述种种矛盾状况，可以看出，对京奥的历史定位，现在为时尚早。它取决于未来中国的走向，取决未来中国的国家定位。

即是说：北京奥运，虽已闭幕，但历史地位未定。它的地位，取决于未来。

柏林与汉城之间

诚如狄更斯在《双城记》所云：“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里，把“时代”换成“奥运”，仍可成立。它取决于中国下一步的走向。

倘若后奥运的中国，所有因奥运而出台的宽松政策全盘收回，人权领域大步后退，新闻自由无影，国家主义发飙，则中国走向更加极权化法西斯化。据此历史后果，北京奥运即是1936年柏林奥运的翻版。

倘若后奥运的中国，保持并推进因奥运而出台的宽松政策，批准已经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开放民营媒体，实行国家大赦，释放所有因政治及宗教信仰所关押的良心犯，公开1949年来的历史黑幕和冤狱，开放党禁。若此历史后果，北京奥运将是1988年汉城奥运的后继。

简言之，北京奥运的位置，踟蹰在柏林与汉城之间。

人们注意到，北京当局的当下举措，接近“柏林”而抗拒“汉城”。然而，这里并不存在历史宿命论。考虑到源自古希腊的奥林匹克精神与法治精神的某种历史血缘的深刻联系，即西方的体育竞赛与现代政治秩序有源远流长的精神关联。从长远看，北京当局的目前举措与此是背道而驰的、是非奥运的。时间并不在北京一边。

目前的中国情势，具体而言，是内政更加柏林化，而外交则逐渐汉城化。国际社会的关注与聚焦，是一种驱动力，势将强化一种互动关系，把中国驱策入国际互动的格局。这里所指的互动，主要不是指早已存在的经济领域，而是指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互动。事实上它已经迫使北京在环保和信息交流等方面对国际社会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虽然，笔者并不苟同某日本记者所断言的：后奥运的中国将不可逆的走向民主，但也并不认同柏林奥运之后的德国之运即是京奥之后的中国宿命。

北京，是走向36柏林，还是走向88汉城？谋事在人。北京奥运的终极命运，依赖于国际社会持续不断目标清晰的压力和吸引力，更依赖于中国人自己长期的韧性的推进与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