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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

篡改歷史為愛國——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六（程翔）

作者：程翔
追光者【消失的歷史．專題】2026-7-29

劉蜀永教授還「獨家發明」了「兩種不同性質的抗日」論述。翻新後的「香港歷史博物館」就全面落實他這個發明：大幅增加「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的介紹。

劉蜀永最早在2021年12月8日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歷史研究中心一個學術研討會 [1]，發表「二戰期間香港兩種不同性質抵抗的探討」的偉論。他說：「二戰期間在香港的確存在兩種不同的抵抗。英軍18天的抵抗和港九大隊的抗戰，性質完全是兩回事。英國、日本在香港的矛盾本質是帝國主義國家在遠東爭奪勢力範圍的矛盾。英軍抵抗是為了保衞大英帝國在遠東殖民利益，而不是為了保衞中國，保衞香港的中國人。中共領導港九大隊的抗戰才是衞國保家，為了保衞中國，保衞香港的中國人。戰後英軍重返香港，和中國爭奪受降權，拒絕將香港交還中國，這就說明很有問題」。

他又說：「在香港，有人把英軍的抵抗和港九大隊的抗戰相提並論，甚至有人主張把18天戰役戰死的英方加拿大旅長當作中國人抗日英雄紀念，建議為他修紀念碑、紀念室和紀念園」。劉蜀永認為，極為不妥。他表示，要重點歌頌和褒揚港九大隊前仆後繼、視死如歸的抗戰精神，他們是為中國而戰，為中華民族而戰，他們才是中華民族英雄，應被重點保護的香港抗戰遺址應該是港九大隊的抗戰遺址。

到2025年「抗戰勝利80周年」時，他又在《紫荊網》上發表題為〈在研究香港抗戰史中賡續先輩愛國精神〉的文章，再次提出「兩種不同性質的抗戰」。該文除了進一步闡述其2021年首創的觀點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引述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大會的講話，指出「對國家歷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傳有待加強」[2]。他說：「這使我們深受啟發和激勵」。為了表示受到習近平的「啟發」，他加強宣傳的辦法之一就是改寫香港抗日戰爭的歷史，把中共領導的「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提升到香港抗戰「中流砥柱」的地位。這個論述，有兩個問題。

其一，邏輯問題。劉教授在這裏有一個自打嘴巴的謬誤。既然他先前口口聲聲說中國從未失去香港的主權，那麼英軍保衞香港，理論上就是保衞中國主權下的香港，及保衞香港的中國人。為甚麼現在卻變成「英軍抵抗是為了保衞大英帝國在遠東殖民利益，而不是為了保衞中國，保衞香港的中國人」？劉蜀永甚麼時候承認香港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以至保衞香港不等於保衞中國？甚麼時候承認香港的中國人不是中國人，以至保衞香港不是在保衞香港的中國人？

這個觀點荒謬之處，隨處可見。用劉蜀永的這個觀點，我們可以說美國在中國參加抗日，是在保護美國在中國的利益，保衞在中國的美國人，而不是在保衞中國或保衞中國人。同樣，蔣介石領導的國軍是在保衞國民黨政權而不是在保衞中國，只是保護國民黨人而不是在保護中國人。這種觀點，正常的中國人會接受嗎？

其二，比例問題。筆者從不否認「東縱」的歷史貢獻，例如它在協助一大批流亡在香港的中國文化人安全撤回大陸、在協助營救被俘英軍及美軍、以及協助盟軍截取日軍情報等，都為抗戰作出貢獻，但是否到了一個劉蜀永所想像的重要水準呢？則大有商榷的餘地。我們可以看看在香港保衞戰中，中共領導的東縱港九大隊及英聯邦為香港捐軀的情況。

「東縱港九大隊」為香港捐軀的有多少人？1998年（即香港回歸翌年）重陽節，香港政府舉行隆重的「陣亡戰士名冊安放儀式」，正式承認：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是香港淪陷時期一支正式的武裝部隊，在保衞香港的戰爭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董建華親自把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一百一十五名烈士的名冊，安放在大會堂紀念龕，供市民憑弔 [3]。換言之，「東縱港九獨立大隊」為香港捐軀的人數共115人。

英方呢？根據鄺智文及蔡耀倫合著的《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一書的統計，英聯邦陸軍官兵（不計海空軍、香港警方及國民黨在港最高領導人陳策方面的人員）有約11,000人，其中1,045人陣亡，1,078人失蹤（不少為投降後被殺，亦包括逃出者），另有1,332人受傷。由於受傷數字不包括輕傷、傷後重投戰線及受傷被俘者，故估計實際死傷數字最少達40%。為保衞香港而捐軀的英軍及盟軍超過1,000人，幾乎是「港九大隊」陣亡人數的10倍 [4]（見附表）。

附表：香港保衞戰中英國（包括盟國）及日軍的傷亡情況

國別	陣亡+傷患
英國陸軍	726
英國空軍	8
英國海軍	81
華人士兵	41
印度士兵	526
加拿大軍	293
其他	4
盟軍總數	1679

日本	647

資料來源：鄺智文、蔡耀倫著《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天地出版社， 2013年9月（附錄二：香港戰役雙方傷亡人數第一及第二表，頁362）

從殺敵的情況看，根據《孤獨前哨》的估計，英國及其盟軍殲滅日軍數目接近1,000人，而東縱「港九大隊」呢？不足100人 [5]。筆者曾經很仔細查找「港九大隊」殲敵總數，可惜匯總了各方資料只能得出不超過100人的結論（按：筆者這個不超過100人的結論，是僅指「港九大隊」而言，整個「東江縱隊」就不只此數）。

這就說明，「港九大隊」的貢獻是在「敵後」進行干擾、破壞日軍而非在主戰場殺戮日軍，英國及盟軍則是在主戰場正面迎擊日軍。在這種情況下，劉蜀永又怎能把「港九大隊」捧上天而把英軍踩在地呢？

劉蜀永這種誇大其詞的做法令人想起中共對整個8年抗戰的謬論。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蔣介石領導的中國軍隊共進行大規模的會戰22次。在這22場大規模陣地戰（以兵力達10萬級計）中，中共僅僅參與了兩場（即平型關及百團大戰）。但是中共就把自己宣傳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劉蜀永教授顯然是受了這些謬論的啟發，才作出「東縱」是香港保衞戰的「中流砥柱」力量。

筆者撰寫本文時，適值加拿大正在紀念二戰期間加拿大軍隊遠涉重洋來港支持抗戰的歷史（見附圖）。

加拿大「尼亞加拉軍事博物館」更展出題為“’C’ Force – The Hong Kong Story” [6] 的大量當年被嚴格保密的歷史圖片。這種國際主義精神不但得不到肯定，反而在劉蜀永筆下變成捍衞殖民地帝國的利益，真是情何以堪！

劉蜀永這種突出「東江縱隊」的做法，用他自己的說法是：「是希望通過這段歷史，讓香港市民正確地認識中國共產黨在保衞國家和促進香港社會發展方面做出的歷史貢獻」。正因為這種政治需要，重新開放的「香港歷史博物館」就不成比例地大量增加「東江縱隊」的篇幅，全面落實劉蜀永「褒共貶英」的洗腦意圖。

程翔
資深傳媒人

[1] 見《中通社》2021年12月8日

[2] 見《紫荊網》2025年8月1日

[3] 見〈東江縱隊與香港抗戰〉，載《抗日戰爭紀念網》，2017年11月10日

[4] 見鄺智文、蔡耀倫著《孤獨前哨 —- 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天地出版社， 2013年9月，頁32

[5] 見朱姝璇〈烽火旌旗：香港抗戰中的港九大隊〉，載《解放軍報》2019-06-09

[6] 見 “C” Force – The Hong Kong Story

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

从文天祥死不死，到王虹、颜宁们归不归

原创小西cicero 海边的西塞罗 2026年7月28日

我们有一种无论左右都存在的习惯：

总如此轻易的拿他人的人生，去证自己的道。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一首正气歌，以及他在目睹崖山之役之后慷慨赴死。一直被视为一种象征。

文天祥〈正氣歌〉——人類文明史上的豐碑（上） | 中讀網

然而，在历史的细节当中，文天祥本来有可以不死的契机的。

元世祖忽必烈这个人，在中国历代皇帝中也算个不亚于曹操的奇人，比如面的押来元大都的文天祥，他一度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说文天祥可以以“以大宋宰相之身仕元”，你心怀故国我不拦着，只要你对我不那么强硬就可以了。

对于这个方案，文天祥依然一口回绝，但也不是一心求死，他也退而求其次，提出想脱下官服，“黄冠归故乡”——即出家当个道士，不再对抗元朝，只求在政治之外、宗教之中，聊此余生就可以了。

实事求是的讲，忽必烈时代的元朝，并不是没有答应这个妥协案的可能性，比如南宋的末代皇帝皇帝赵㬎，在投降之后就被封为瀛国公，后来还去了吐蕃出家学佛，成为了一代藏传佛教的大师，活到很大岁数才去世。

元朝的最高统治者没有受宋明理学束缚的皇帝们那么死板，在政治实用主义、和妥协案上，他们其实是不介意给失败者留下一条既不投降、也不殉国、在宗教里了此余生的第三条路的。

文天祥很可能差一点就能走上这条“黄冠归乡”的结局了。但关键时刻，两波人跳出来一起断了文丞相的生路。

第一拨非要他死的人，相对容易想见，也就是他的那些前同僚们——已经跪倒在忽必烈面前的南宋降臣。

当时，元代蒙古高级官员大多动了恻隐之心，准备答应文天祥出家当道士的请求。但南宋前状元宰相、已经降元的留梦炎却对忽必烈说：“天祥出，复为号召江南义士抗元，吾辈将置于何地？”

这话就特别耐琢磨，“吾辈将置于何地？”说的这个“我”，到底指的是谁呢？

留梦炎这句话看似是为了元朝的社稷着想，觉得留着文天祥对大元是个不稳定因素。但实则是利己的：如果文天祥真能活着去当个道士。那相比他来讲，不就衬托的我们这些人太软弱没骨气了吗？所以，只有文天祥变成一具死去的尸体，只有这个时代在投降与赴死之间没有第三条路，留梦炎们这群苟活者的膝盖，才跪得没那么难看。

这帮人的心思，其实是挺容易想到的。

但在那个节骨眼上，还有一派人也急着看文天祥去死，他们是文天祥的“同志”。

文天祥在元大都大牢里跟忽必烈拉扯的时候，他的江西吉安同乡王炎午，在老家洋洋洒洒写下了一篇文章，叫《生祭文丞相文》。

所谓“生祭”，就是人还没死，就提前把悼词和牌位都给你写好了、甚至烧了。王炎午在信里列举了文天祥一生的功绩，最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结论：“大丞相可死矣！……所欠一死耳！”

这篇文章传达的意思就一个：文丞相，你二十岁中状元，四十岁当宰相，领导大宋军民抗击蒙元，功名事业都有了。现在国家亡了，你已经做到了极致，您唯一的遗憾就是还没有死。为了你的名节，为了大宋的脊梁，为了满足我们对亡宋风骨的某种精神图腾，你赶紧去死吧，可千万别为了活命去当什么道士，千万别让你的完美神格“塌房”啊！

这不是王炎午一个人脑子发热，与他同时代，还有大量的“大宋遗臣”怀有相似的心思和言论：

比如谢枋得，这个人在宋末历史上也有名，的确是位坚贞不屈的南宋诗人，崖山之后，他一度隐居在福建。他得知文天祥被俘后，在给朋友的信中虽然大赞文天祥的忠义，但字里行间透出的，却也是一种冷酷的、居高临下的“期盼”：

“文公死，则大宋之气象犹在；文公若不死，则天下无复读书人矣！”

好么，直接把文天祥死不死上纲上线到中华文明将来有没有读书人的高度上，文天祥你不死就是对不起天下的读书人。

另一位移民学者邓光荐更绝，他在文天祥还被囚禁的时候，直接给文写了传——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传是要到人死之后才能写的。

但邓光荐不管这些，直接在传里盛赞文天祥“以死全节”，那意思是文丞相，你快死吧，你看你的传记我都给你写好了。

我们无法确切的知道文天祥最后怎么和忽必烈谈崩了，他临死之前的心境又到底如何——是依然保留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的慷慨？还是已经复苏了对生命的眷恋。总之最后文天祥如上述两波人所愿去死了。而在这场他临死前最后的舆论推动中，我想王炎午们所做的事情，留梦炎们做的推动力更大——毕竟后者只是我们所常见的那种不宽容，而前者是捧杀。

说到底，其实这两波人都是自私的：

留梦炎们是通过毁掉文天祥来让自己不那么自惭形秽，“我自己烂掉了，所以我也容不下任何不妥协的人。只有把你批臭、把你毁掉，我的平庸和下作才显得情有可原。”

但王炎午们在赞颂之外，其实同样把文天祥当成了“工具人”——这些高声要文天祥以死全节的南宋遗臣，其实没几个自己真的赴死的，大多都隐居起来颐养天年了，但他们精神世界完满的前提，是必须有一个道德标杆来“打个样”实现他们的精神神话，于是文天祥就被挑中了。

以别人的死，去证自己的道。无论正证还是反证，这就是中国历史走到宋末元初，在文天祥那个壮丽的悲剧背后，那个耐人寻味的冷血细节。

是的，如标题所见，我想起这个故事是意有所指的。我还想再谈谈最近数学家王虹引发的舆论风波——有两种观点，都让我觉得挺别扭的。

一派人，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是质问她“为什么不回国”的极端民粹。他们拿着放大镜挑剔她为什么用英文授课，苛责她为什么留在海外。这群人就像是留梦炎，因为自己无法达到那样的高度，便渴望将一切不符合自己标准的天才拽下神坛，批臭搞烂，以此来掩盖自己的平庸。

当时另一种声音，也让我觉得齿冷。

昨天我看到一篇文章，直接在标题里要王虹“别回来了”，然后洋洋洒洒写一篇，把很多网民在留言区里随口说一句简单的情绪宣泄敷衍成文，然后获赞无数。

老实说，如果是一个普通受众，看到中国数学家异国成名的新闻，说这样一句感慨，挺无可厚非的。本能反应么。

但一个作者，把这样一个想法敷衍成文，“劝”王虹这样做，这就让人很不舒服了——因为这太像王炎午的那篇《生祭文丞相文》，他是在代王虹做该不该回来的道德判断。

这就让人不禁想问一句，你有什么资格替人家做这种决定？你又不是人家的爹妈？——再说，这年头，就是爹妈也无权对女儿在哪里生活发展做决定了啊。

是的，这些人看似是在为王虹着想，充满了温情的人道主义关怀。但你只要往深处看一眼，就会发现那底下的本质和逼她回国的人一样冷酷——他们是在拿别人的人生，去证自己的道。

他们需要王虹留在海外。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他们自己还有的某些怨气是有理的。他们就像是躲在南方竹林里安全度日的宋朝遗民，自己隐姓埋名，却不断遥祝大都狱中的文丞相“挺住、千万别降”，急切地需要别人用一辈子的代价，来替他们完成一次精神上的自慰。

实际上，王虹站在她的位置上，未来发展要不要回来呢？老实说，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都不是顶尖数学家圈子里的人，我们不了解这个行业的发展状况究竟如何。我们只知道我自己这个圈子环境怎样——比如我是个码字写文章的，别人问我这个行业目前国内现状怎样，我可以给一个负责任的答复。但一旦涉及到其他行业，我就只能“以己推人，想当然尔”了，毕竟隔行如隔山。

那存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顶尖数学家在获得菲尔茨奖之后，国内给他们提供的机会、资金和科研平台，在某些具体方向上确实已经优于国外了呢？

亦或者，这些顶尖数学家可能仅仅是因为亲情、因为故土难离、或者只是在某个深夜单纯地想念家乡的一碗热汤面，就是想做出回国的选择。

老实说，我们谁都不知道。她们的人生只有她们自己清楚，这是纯粹的、属于他们个人的自由选择。无论怎么选，大众都应该尊重。

File:Hong Wang (王虹) - Q103368586.jpg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在他们真正做出这个选择之前，我觉得我们只能呼吁宽容，而不应该对两种选择涂抹任何预设的道德油彩。任何外界施加的预设道德标签都是一种极具冒犯性的杂音：“留在海外就是不爱国”固然是民粹的胡扯，“选择回国就是向现实妥协”也同样是文人的武断与自私。

这样的教训这几年也不是没有，比如同为科学家的颜宁。

我记得，当年颜宁女士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讲席教授职位，选择回国创立深圳医学科学院时，舆论场上也曾掀起过一轮极其相似的、荒诞的撕扯。

一大批人带着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脑补，在网络上“劝”颜宁。在他们的叙事逻辑里，颜宁回国一定是“因为AI技术（如AlphaFold）突破了，她的专业要被取代了，在国外混不下去才不得不回国”。

这话荒谬到连颜宁本人都在个人微博上公开回击：“说这话的人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心里是多崇洋媚外啊？合着潜意识就觉得出国才是升，只有混不下去才能回国，而不是因为更好的环境？都21世纪第三个十年了，某些人骨子里的那些自卑就怎么都去不掉吗？”

然后一堆原本“为她好”的人一翻脸就开始骂人家。

颜宁：即将辞去普林斯顿大学教职，全职回国-观察者网

当然那场争论的焦点，很快就转到“爱不爱国”，“有没有民族自豪感”。

但我觉得这个事从那一刻起跑偏了。此类事件在中国舆论场上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到底谁有权利为选择给于评判。

而在这个争议上，舆论场上左右两种声音其实一直在犯同样的错误——他们都在强迫当事人必须怎么选：你这样选才是对的，因为你这么选才符合我的审美标准。

左边的声音，想拿颜宁、王虹们当集体主义的祭品；右边的声音，想拿颜宁、王虹们当个人主义的炮弹。

在这一点上，不得不说，很多自居“自由派”的人相比左派真的是不遑多让，我私下里跟朋友开玩笑说，这帮人骨子里其实也是“当爹成瘾”，拿别人的死生开涮写文章，真要让他们掌握了权力，还指不定用什么手段去强迫他人。

什么是自由主义？承认自己一孔之见的偏颇与无知，尊重他人的选择，而不以自己的是非判断去胡乱定义之，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

以这个角度而论，当代中国，存不存在真正成气候的“自由派”其实是个很值得疑问的。很多人骨子里其实更接近王炎午们，也只有《生祭文丞相文》才在舆论场上是解气且一呼百应的。

我觉得我们有一种无论左右都改不掉的不好的习惯，就是总喜欢拿别人的人生，去证自己的道。

而这是我为什么要在前天的文章中，呼吁宽容王虹们的原因——我们不应该只在王虹们在做出某个选择时才宽容她们，而是无论她们、我们，过去、现在、将来怎么选，社会都应该宽容。因为这是个体自己的选择，自己的人生。它不应承担任何为别人证道的宏大意义。

让选择自由，给选择宽容。

那才是真正的现代文明。

全文完

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

宋石男 | 屈原不爱厉害国

原创宋氏石男新新新默存 2026年6月19日

屈原：个人主义的共和爱国者

文/宋石男

关于屈原，我们所知甚少。

目前关于屈原生平的专门材料，只有四篇：太史公《屈原列传》、刘向《新序·屈原章》、班固《离骚赞序》、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均是两汉材料。此外，《史记》楚世家、张仪列传中也有关于屈原的零星记载。不过，还有一些屈原作品，可以作为其生平内证，按写作次第是橘颂、天问、抽思、离骚、哀郢、招魂、涉江、怀沙。

在进入屈原生平之前，我们先得回答一个问题——屈原是否真有其人？

怀疑屈原是否存在，大概从晚清廖季平开始，他说离骚自叙部分是秦始皇写的，九章则是秦的九个博士分写的命题作文，但没提供任何证据；然后是胡适，他认为屈原是箭垛式人物，虚构与想象的成分太大（如果不因此否定屈原存在的话，这个看法倒是富含洞见）；再后何天行作《楚辞作于汉代考》，彻底否认屈原存在，更指离骚为淮南王刘安作；稍后朱东润也否认屈原存在。日本汉学家则以冈村繁（这家伙特别喜欢标新立异，把陶渊明说成沽名钓誉之人，把李白说成唐宗室党人、克格勃一样的存在）、三泽玲尔等为代表，都怀疑历史上是否真有屈原其人。

怀疑屈原真实存在的理由，大概一是《史记.屈原列传》存在不少问题，叙事不清，与史记楚世家、史记张仪列传、报任安书等也有矛盾；二是战国时期的史籍，如战国策、世本、竹书纪年等，没有任何关于屈原的记载；三是现在流传的屈原集，是到东汉王逸时才成书，其中不少作品可疑。

屈原列传确实存在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司马迁大幅使用了淮南王刘安离骚传的内容却没清楚标明，以至于我们对传中的议论，究竟哪些文字是司马迁写的，哪些是淮南王安写的，都不能搞太清楚。所以何天行才创造了楚辞作于淮南王安说，但这个说法早已被阜阳出土汉简中的离骚残片推翻，因为阜阳汉简早于淮南王安的时代。

屈原列传的第二个问题，是叙事不清以及与司马迁其他篇章抵牾。但我觉得这只说明屈原列传可能是未完成稿，而且与伯夷列传一样，是司马迁寄托了特别的观念与情感的传记，不重叙事而特多议论。伯夷列传的议论，大概是反天道不爽说，认为没啥公道的老天，命运是无常的。屈原列传的议论，则寄托了司马迁本人的孤愤，他写屈原忠而被谤，写怀王刚愎不悟，很大程度上都是自己和汉武帝的投射。在这种隐秘心理下，太史公于材料取舍和叙事上基本都围绕着士之怨的主题，笔下的屈原和怀王与历史上的样貌有一定差距。在楚国政治上，屈原没那么重要，更没有决定楚国存亡的力量（太史公在传记末尾写屈原亡而后数十年楚国亡，将二者建立了一个隐晦但予人深刻印象的因果关系，这个因果关系事实上是不成立的），怀王也没有像小孩子耍脾气那样地处理外交内政，总体来说怀王还是一代英主，只是颇具悲剧色彩而已。实际上怀王可能是楚国最后一百多年中最伟大的君主，不然秦汉之际楚人也不会用怀王的名义来号召起事了。胡适说屈原是箭垛式人物其实没错，第一个这么干的就是司马迁。

此外，还有不是太史公的问题，而是史书传抄导致窜入字句、颠倒次序以及鲁鱼豕亥等问题。

以上各个因素，导致屈原列传的叙事显得粗疏，不无纰漏。但必须指出，屈原列传的叙事虽存在诸多问题，议论则相当痛快淋漓，可说是七十列传中最卓尔不凡的。

再看史记有屈原而战国文献没有，这不是啥罕见的事。在史记中有记载而战国文献中不见踪迹的人物，多了去了。比如蔺相如、孙武，战国文献中都没记载。再如屈匄，与屈原同时代的族人，是楚国大将，史记楚世家中有他的记载，战国文献中也没有，但后来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证实了屈匄的存在。至于屈原为何在战国文献中没有任何记载，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现在流传下来的战国史籍，只关心政治与战争，屈原主要是文学贵族，没有他的事迹也很正常；二是秦始皇焚书，尽灭六国史籍，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始皇特别忌惮楚族，见田余庆《张楚》、李开元《秦谜》），楚国史籍被灭得应该是最惨的，那原本记载屈原事迹的书就此湮没，也是自然之事。

最后谈谈屈原作品真伪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棘手，现传的屈原二十五篇赋作，有不少我是不信任的。我大概使用两个方法来鉴定真伪，一是史学判断，不能有超出屈原时代的观念和事实，二是风格上的自由心证，屈原的作品，总有一种内在的情感与音乐的韵律，当你读的时候，你内心的情感和音乐也会被奏响。只有对屈原的文字非常熟悉乃至沉迷的人才能够作出这种判断，它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却是我最主要的判断。必须坦承，我所讲的屈原及其作品，只是一种主观拼图。屈原的材料实在太少，作品又无法铁证如山地鉴定归属。关键是，决不能牵强附会、强作解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就让它继续悬在空中吧。两千年来的楚辞学，有许多真知灼见，但也充斥着各种猜谜比赛，太多奇谈怪论和胡说八道。我想要做的，是为屈子心灵寻求一个最小公约数，而不是最大。

屈原当然是存在的，他是楚辞的鼻祖，中国第一个有真名实姓的天才诗人。诗经三百篇那些个作者的姓名，则永远湮没了。

从楚辞与诗经的传承关系，以及汉赋与楚辞的传承关系看，楚辞当作于战国晚期。一种璀璨的文体，酝酿需要时日，而与下一个璀璨文体出现的时间，也必不能过于接近。楚辞的先声如楚人歌、越人歌、徐人歌、接舆歌、孺子歌等，已经为楚辞的出现导夫先路，诗经二南更是楚辞直接的长辈。所以楚辞出现于战国晚期是大概率之事。而就楚辞诸篇而言，离骚必是一人独立完成，且不可能是枪手伪托，就是屈原本人所作。离骚是自传体，而且是中国最早也最天才的自传文学，虽然几乎不讲具体事迹，但其精神自传的性质是谁也无法否认的。自传写到离骚这种地步，不可能由传主之外的人代笔，就像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不可能由司马迁之外的人写出来一样。这是从文学而非历史角度的自由心证。再说了，伪托要有动机，还要有这个能力，伪造离骚的动机在哪里？谁又有这个能力呢？

其实，太史公的屈原列传尽管有不少疏漏矛盾之处，但太史公距离屈原不过一百来年的时间，可以听到耆老口耳相传的故事，还可能见到漏网之鱼的战国史籍特别是楚国史籍，总之他决不可能为一个乌有之人立传。此外，汉文帝（一般以为是汉武帝，误，详见今人王云度考证）招淮南王安为离骚作传，贾谊写吊屈原赋，汉武时严助、朱买臣等人也以楚辞得官，均能证明屈原及楚辞在汉代人心中是真实存在的。说起来质疑屈原是否存在也是民国时期疑古风气作祟，管它可疑不可疑的一概疑之，距离屈原不过百数十年的汉文帝、贾谊、刘安、汉武帝、司马迁、刘向，以及再后的班固、王逸都不怀疑屈原及楚辞的真实性，两千多年后的人凭啥言之凿凿地说屈原不存在，楚辞非屈原所作呢？

如今大多数人一谈到屈原自沉，就说是为了爱国。这说法似是而非。屈原是个人主义者，而且是精英主义者，一定要说爱国，也近似于密尔笔下的共和爱国主义者，而非始于朱熹，成于乾隆，变于民国，定于当代的那种爱国者。

楚辞在西汉始广为流传，但西汉人并不以忠君爱国推崇屈原。司马迁推许的是屈原的人格与志向，“其志洁……其行廉……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扬雄认为屈原不该自沉，应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

第一个炮轰屈原的是东汉人班固，说屈原露才扬己，忿怼君主，文采虽好，只是狂狷之士。班固对屈原不待见，因为他持儒家的道德标准，认为屈原不够忠君，老是数落怀王，也不够中庸，总爱展示自己的个性与才能。抛开班固迂腐的价值判断不论，他其实说到了点子上。屈原个性极强，是狂放张扬的反叛者，而非温良恭谦的忠君者。他也有效忠对象，那就是他内心的准则与理想，而不是某个君主，也不是国家。

战国时代没有现代主权国家的概念，连秦汉后一姓王朝的概念都没有，当然，有天下的概念，也有故土的概念。战国的人不爱什么国，所以殉国者没几个，周游列国的纵横家和打工人倒多得要命。屈原推崇伍子胥，可作为楚人的伍子胥借吴国军队报私仇，大败楚国，还对楚平王掘墓鞭尸。如果屈原爱国，他能对伍子胥赞许有加吗？

战国时忠君观念也非主流，更流行的是合则留，不合则去。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说，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如果一个国家政治黑暗，那么从贵族士人到平民百姓，都可以润，还忠什么君呢？拿楚国人来说，析公、雍子奔晋，伍子胥、伯噽逃吴，文种、范蠡投越，甘茂、李斯入秦，战国中晚期的秦相，三分之一是楚人。所以屈原在离骚中才反复说自己要走，各色人等也都劝他走，但他终于还是没走。他不走，不是忠君，而是忠于自己的理想。他对怀王当然有感情，但那是因为他们曾为共同的理想一起奋斗。

现在问题来了，屈原的理想是什么？两个字可以概括，美政。内涵如何？大概就是举贤授能与修明法度，儒家、墨家贤人政治与法家法制主义的混搭。今天看来没什么出奇的地方，但屈原出奇的本来就不是他的理想本身，而是他对理想的表达与坚持，以及最后以身殉道。

在小说《堂吉诃德》中，一个理发师扮成的骑士跟堂吉诃德决斗——其实不过是打架，堂吉诃德不是对手，被打倒在地，胡子乱了，满脸血污，狼狈不堪。堂吉诃德怎么说的？他说：“我是世界上最倒霉的骑士，我输了，但是我的爱人杜尔西内娅仍是世界上最美的人，这个真理不会因为我的失败而改变，现在，骑士，请刺下你的长矛吧！”

某种意义上，屈原就是战国的堂吉诃德，他的理想或许跟杜尔西内娅一样只是个村姑，他也输了，但他捍卫理想的决心不会因为他的失败而改变，并且可以任凭别人为此对他刺下长矛。

与堂吉诃德不同的是，屈原更加清醒，不像前者常处于幻觉之中，也更有才能，不像前者那么平庸。进言之，屈原本质上是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是精英主义而非平民主义。

屈原的个人主义，当然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现代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强调个人自治和个人自由的道德与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关乎人性的理论，个人主义主张，只有赋予一个正常成年人最大限度的自由和责任，允许他选择自己的目标以及实现该目标的手段，才能最好地服务于他的利益。屈原的个人主义与现代的个人主义有重叠之处，那就是追求个人自由与强调个人责任，也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有浓厚的宗族观念与故土情怀。

在屈赋中，第一人称的出现频率高得惊人，朕、余、吾、我、予……历代辞赋作者，没有人像他这样写作，也没有人像他这样完全从个人出发去思索、去感受、去行动。他站在众人对面，单身上路，永远孤独。他发现，世俗社会总是把一切与众不同的、个体的以及精华的事物都打翻在地，踩在脚下。任何一个与其他人不相似的人，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考虑问题的人，都面临被构陷、被放逐的危险。

离骚最典型。屈原展现自己独立的情操，通过鲜花与香草，“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家家户户都塞满恶草，我却远离它们，绝对不佩戴；他阐述自己坚守的原则，不厌其烦地说理，这些道理与他的生命长在一起，“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无法跟大众挨家挨户说清楚，他们也不可能明白我的心；他打碎神话与现实的藩篱，驾龙骖螭，上天入地，一个人的奥德赛，四处碰壁，“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我让天帝的看门人开门，他却靠在门边看着我一动不动。

离骚如此，抽思如此，哀郢招魂涉江怀沙也如此，就连天问，本来不太容易出现“我”，可他到最后也忍不住写“悟过改更，我又何言？”（老大你要能醒悟改过，我还啰嗦什么？）、“吾告堵敖以不长”（堵敖我跟你讲，楚国这样下去长不了），“薄暮雷电，归何忧？伏匿穴处，爰何云？”（黄昏雷电交加，我该怎么回家？隐居山穴，为何还要说话？）屈原的自我根本压不住，永远都要跳脱而出。

屈原的个人主义又是精英主义的。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我是高阳帝的苗裔，精不精英？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我是栽培精英的师长，精不精英？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我有美好的外貌，又有内在的美德，精不精英？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清醒而干净，精不精英？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命令蛟龙为我架桥，又令西皇来接我过桥，太精英咯！

不过，屈原绝对不是原子化的个人主义或只管利己的精英主义，如果把故土理解成一种共同体，那么我们可以说，屈原是一位共和爱国主义者。

密尔曾这样描述共和爱国主义精神，“在一个共同体中，为共同的自然或历史纽带所联系的人们的一种同呼吸、共命运之感。共同体中的人们，应珍视将其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应感受到其命运相互叠合，对任一同胞的恶也是对自身的恶，他们不能切断这一联系而自私地免除同患难的责任”。

我们不能将屈赋精神与上述完全对号入座，毕竟如托克维尔所言，不能强行将现实的画像嵌入历史的画框，但是，我们可以说，屈赋精神在很多地方，与密尔笔下的共和精神是相通的。“仆夫悲、余马怀，蜷局顾而不行”，就是基于故土纽带的一种同呼吸、共命运之感。“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如果不把皇舆败绩狭隘理解为君主个人成败，而是理解为共同体的兴衰存亡，那么正是不能自私地免除同患难的责任。“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这都是在大声疾呼，对任一同胞的恶也是对自身的恶，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受难而改变内心的善恶判断从而不再正道直行。

屈原当然还没有现代自由的概念，而自由是共和爱国主义的基石。但他有共同善的概念，这是共和爱国主义的另一个基石。屈赋中的香草美人，日月神灵，都是在暗喻共同善，或者通往共同善的路径。如果我的国家没有共同善，并且不公正地对待我，我将不欠它什么，对它我没有任何义务。屈原也懂这个道理，但他仍未选择离开楚国，因为他相信，在故土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在别国也许能过上善的生活，但只有在故土，才能享有独特的生活，无法割舍的生活，倘若故土也能有共同善的话，独特与无法割舍就变成无与伦比的甘美。

好了，既然屈原是个人主义者、精英主义者与近似于共和主义的爱国者，为何却在漫长的岁月中，被牢牢钉在忠君爱国的柱子上呢？

起初是王逸，他既是屈赋功臣，也是罪人。他最早将屈原附会为忠诚的儒家信徒，甚至认为屈赋与六经“一样一样的”。然后是朱熹，他认为屈原文辞“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但“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而其“叙事陈情，感今怀古”，皆“不忘乎君臣之义”，乃“变雅之类也”。从此，忠君爱国就与屈原联系在一起，但还是有人拒绝这四字去准绳屈原，譬如明人汪瑗、周拱辰等。直到乾隆出手，说“屈子之微言大义，彪炳天壤，死而不亡，其道大光”，忠君爱国才成了屈原的激光防伪标记。到了民国，尤其抗战之后，为发扬民族主义，动员大众抵御外敌，屈原再次成为吉祥物，不再忠君，但更爱国了，这次屈原被贴上的标签是“反抗外敌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1949年后，屈原仍被视作爱国者，只是换上了“人民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标签。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组织评选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国选送的参赛选手是屈原，选送前还有内部争议，主要是屈原的阶级性，一个贵族阶级的老爷，送他参赛合适吗？后来以其作品中的人民性消解了这一质疑。但屈原作品中的人民性，其实是个误会，屈原作品中大多数“民”，都是“人”的意思，而不是“人民”。屈原成功当选1953年那届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他作为“人民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名头，从此就难以摇动了。

那么，今天应该如何评价屈原？在我看来，屈原首先是一个文学天才，最后也是一个文学天才，同时拥有与其天才相匹配的人格与意志。他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坚信人格是最重要的珍宝，深信自己的理想将来会得到同情。他上天入地只有绝望的浪漫，洁白清忠全是高举的孤清。他在一去不回的时光里延伫，捍卫自己的本质，显现不可战胜的人类尊严。他用最灿烂的文字描述自己的痛苦，然后跻身伟大。没有一个诗人仅由于他个人的痛苦就能跻身伟大，屈原之所以伟大，因为他的痛苦根植于他的理想，他的理想又为了他的旧乡故土。时之不当，他酝酿自杀犹如酝酿伟大作品，终以自沉完成对生命原则的最后书写。他是中国古典悲伤开端，是这片土地诞生的最好乐器。个人会死，乐器不会死，当我们心灵颤动，乐器就发出共鸣，让我们洁净，同时安宁。

修改于 2026年6月19日

2025年12月16日星期二

李承鹏：你想当街耍流氓，爱国是最好的借口

李承鹏（大眼哥）X

@dayangelcp

Dec 15

流沙河先生有过一次演讲，讲了一些有趣的故事，他说：抗战时期，山西有个“铭贤学院”迁到我家乡来，这个学校是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设立的，从30年代创办就是用的这个钱，后来抗日战争了辗转数千里逃到我们老家，也用的这个钱。但跟美国交恶后，这个钱就没有了，我们这头说“我们革M国家，谁要你帝国主义的臭钱”，从建国以后这个钱就断了。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一个27岁的小伙子到中国来，问“你们国家从前有个铭贤学院还在不在？”大家就告诉他说这个铭贤学院从建国后就迁回了山西，在它的基础上办了一个“山西工学院”和一个“山西农学院”。过了一段时间美国方面就正式派代表来，说是要拨一大笔款给他们。你想我们这边的官员听说有“美圆”来，那个积极性之高啊（笑声），马上把工学院、农学院的党的领导派来组成代表团。但是一接触，发现没有一个真正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人。怎么办？最后才想起山西农学院有个右派分子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于是去把这个扫厕所的教授老头找来，说让你加入我们这个代表团，你走在前面。结果人家美国人还认得到他，从此以后每年20万美圆就没有断过，10万给农学院，10万给工学院。大家才知道，尽管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这个钱就断了，但美国人一分钱都没有动，全部拿来存起连本带利增值了几十年，现在就能够每年拿出20万给这两个学校。这是我一个在铭贤学院读过书的朋友讲给我听的，我听了当时就哭起来了（掌声）。另外我还要讲讲美国人的善良――我们那么多中国人，去偷机场里面美军的军用品，美军从来没有来追查过。每天黄昏后地下摊子卖的全是军用品。偷来的美军皮靴、腰带、衣裳、罐头――最后就是美军卫生用纸，一捆一捆的偷出来在那里卖。美军没有来追查，美国人单纯天真，体谅穷人，晓得你们这个国家没有办法。搞到什么程度，连美国人的枪都要偷。这些美国兵自由散漫惯了，他们进食堂吃饭有个规定：不允许带武器进入。所有卡宾枪都在食堂外的墙边排成一排，结果吃了饭出来发现枪被偷了。美国人说没关系，他自己又去领。美国兵的营房晚上睡觉他们要空气流通不关门，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哇啦哇啦闹鞋子没有了，于是再去领一双。后来我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所在的农场，靠近凤凰山飞机场。当时有个姓黄的老大爷是“贫下中农协会”的XXXXX，属于“无产阶级”。他跟我说：“美国人都是些瓜娃子！”我说：“咋个喃？”他说：“嗨呀，我们净整他们！”说是美国空军因为要有营养，就在天回镇那边买了许多鸡，委托他们去熬鸡汤。“我们只要炖的鸡汤一煮开，就把整鸡捞起来丢在潲水桶里，每天下午挑潲水走时美国人又不检查，结果挑了几十只鸡出来每天晚上在天回镇卖白斩鸡，嗬哟，吃的人还多得很！”（笑声、叹息声）“――美国人居然还不知道，不是瓜娃子吗？” 我讲一下亲自见到的一件事。广汉机场那里有一个小娃儿――那个机场虽然是军用的，但小孩进去美国人根本不管，我就进去很近的看过飞机――有一个小娃儿突然就丢失了，于是那些农民就闹，说美国人把娃儿偷了。结果过了一个月那个美军休假回来把娃儿带了回来，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送他回家。这些我亲眼看见的事情，使我对美国人的单纯善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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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鹏（大眼哥）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