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渊：朱嘉明不能成为索尔仁尼琴的根本原因

附录 / 朱嘉明: 中国为什么没有索尔仁尼琴？　

学渊评：闻人朱嘉明先生的文章引起了很多读者的注意，我同意他的许多观点。但也不能同意他的一些认识。要问‘中国为什么没有索尔仁尼琴？’大家无妨首先问自己‘我为什么不是索尔仁尼琴？’如果每一个人都公开几条原谅自己的理由，那么中华民族的机会主义特征也就统统表露无遗了。

文章批评了著名的‘第二种忠诚’，但是他又说：‘中国知识分子缺少足够的觉悟和勇气捍卫普世价值，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因为很多普世价值本身就是中国传统的组成部分，本身就是“国粹”的一部分。讲民族主义，讲爱国主义，也应该承认普世价值。’就完全是一个错误。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人本’、‘民本’，根本就不是具有普世价值的‘科学人道主义’；而所谓‘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实质则是‘国本主义’、‘皇本主义’，或曰‘皇权高于人权’的‘专制主义’，这就是中国 ‘国粹’，也就是中国布尔什维克能维系‘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党本主义’文化背景。

朱嘉明说‘讲民族主义，讲爱国主义，也应该承认普世价值’，实际上是乞求‘党本’荫蔽下的‘人本’，即贬了值的‘人本’，当然也就是对‘党本主义’的‘第二种忠诚’，或是朱嘉明自己不能是索尔仁尼琴的根本原因了。

附录：

朱嘉明: 中国为什么没有索尔仁尼琴？　　　　　　　　　　　　　　　　　　　　　　　

很多人的真正价值，是在死后盖棺定论时才得以承认；更有的人死后很久，不能盖棺定论，不能得以承认。但是，也有的人，在生前其价值就已经被世人所肯定。刚刚去世的索尔仁尼琴就是这样一位。

在相当多人的印象中，索尔仁尼琴似乎仅仅是俄国一位持不同政见的文学家，是一位过时的非主流的知识分子。恰恰相反，索尔仁尼琴从来代表的是一种俄罗斯的主流人文精神，是超前的，而绝非落伍的历史意志，是俄罗斯的进步趋势。索尔仁尼琴所否定和反对的列宁、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以及前苏联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特别是支撑这种制度的“意识形态”，才是俄罗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段支流。

说索尔仁尼琴是俄罗斯的“良心”是不够的，索尔仁尼琴是一座桥梁，把一度几乎被泯灭的俄罗斯传统人文精神和被十月革命中断的俄国历史连结起来。没有索尔仁尼琴所代表的这种精神，俄罗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历史性回归，再生，重建和复兴是不可能的。

作为个体，索尔仁尼琴实在是了不起。因为，索尔仁尼琴不是不自觉地，被动地，而是自觉和主动地挑战他所生活其中的极权统治。古拉格群岛，绝非是前苏联斯大林时代独有的情况，一切经历过斯大林体制的极权国家，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古拉格群岛。中国，在毛泽东时期，留下了多少这样或那样的古拉格群岛式的悲剧，然而，却没有产生中国的索尔仁尼琴，没有人像他那样，于黑暗中写出《古拉格群岛》，揭露斯大林时代那令人发指的黑暗。如果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最早预见到了这种极权制度，必然导致奴役人性的历史逻辑；如果说，《一九八四》以卡通的方式全面地描述了极权制度的各种特征；那么《古拉格群岛》，则提供了一幅有血有肉有生有死有悲伤有眼泪的历史真实画面。这是对斯大林的极权时代强有力的控诉，是对极权制度的“柏林墙”的第一次冲击。索尔仁尼琴用他的良心和良知撼动在当时根本无法撼动的极权制度。

由于索尔仁尼琴，俄罗斯人民像法兰西人民憎恨巴士底狱，德国人民憎恨拉斯维辛集中营那样憎恨古拉格群岛，认为它是斯大林时代的象征。

从一个比较宽广的历史角度看，索尔仁尼琴现象在俄国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萨哈洛夫，赫鲁晓夫和索尔仁尼琴有着相同的精神资源，那就是曾经体现在普希金、托尔斯泰、妥斯陀也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作品中的那种对人类的怜悯心、同情心，对人的自由和价值的崇尚，简言之，根深蒂固的人道主义。历史是需要积累和沉积的。正是因为有了索尔仁尼琴、萨哈洛夫、赫鲁晓夫，后来才可能产生戈尔巴乔夫，也因为戈尔巴乔夫顺应历史潮流，才为叶列钦和普京提供了历史机会。

是的，前苏联解体了，红旗不再飘扬在克林姆林宫上空，但是经过叶列钦和普京时代，俄国毫无疑义已经走向全面复兴。在中国，那些思想僵化的人，曾经夸大和妖魔化苏联解体后的暂时困难，简单地否定“休克疗法”，并以此恫吓和压制中国共产党内和社会要求政治改革的声音，似乎俄国已经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历史证明他们错了。在过去二十年间，不论俄国发生了多少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困难和危机，俄罗斯的主流不是复辟到列宁和斯大林时代，而是咬紧牙关，继续选择今天的道路。因为，这是一个把人的自由、人的价值看作永远比面包更重要的民族。

肯定索尔仁尼琴，不得不肯定赫鲁晓夫的历史地位。赫鲁晓夫做所谓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需要巨大的勇气。没有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特别是将斯大林大清洗的真相的全面和彻底地揭露，没有那个“解冻”时期，前苏联的解体不知道要延迟多久？在中国，赫鲁晓夫被毛泽东认为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防止像赫鲁晓夫一样的人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曾经被打成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然而，无论是刘少奇还是邓小平，都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因为他们都没有勇气不论在毛生前，还是毛死后，全面真实地评价毛泽东，更没有历史勇气批判毛泽东领导他们参与建立的这个制度。

凡是经历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人，都可能记得，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的大辩论，和中国方面的“九评”。这场辩论，其实是“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舆论准备；是毛泽东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理论资源。毛泽东死后，“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却从来没有对“九评”和那场大辩论中所持的立场，甚至没有对中国共产党“反修”的那段历史进行过深入地反省。我认为，修正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列宁、斯大林代表的共产主义的第一次反思。由于中国没有经历过修正主义时代，以至于，在改革时期，还断断续续地呈现“反修”的色彩，至今，我们还能时时处处感到它的后遗症。因此，被一再赞誉的中国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没有经历过修正主义时代，无疑是中国改革一个致命的历史缺陷。

人们常常认为，毛泽东比斯大林似乎好很多，因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对他认为的党内敌人，即“叛徒、特务、走资派”并没有施行肉体消灭。但是，人们没有看到，斯大林所面对的反对派，不论是托洛斯基，布哈林，还是其他人，都曾经有过和斯大林从理论到实践上的面对面针锋相对的对抗，他们是有种的。而在毛时代的中国，敢于公开顶撞毛泽东的，拒绝检讨的，除了彭德怀，似无第二人。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初，在中国和中国之外，一些人一度寄希望中国共产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其实，完全不可能。至于叶列钦、普京这样的人，更难产生于中国执政党。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始自一九五六年，人道主义全面渗透前苏联共产党。在中国，人道的、人性的精神，自从被毛泽东摧毁后，再没有在中国党内和社会上得以生根发芽。文革结束后，不仅人道主义始终没有得以真正正名，反而遭到进一步的批判。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过一场关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异化”问题的讨论，人道主义问题被正式提出来，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遭到围剿和打击。周扬

集一生之经验教训，终于认识到了人道主义的真谛，然而却死于对人道主义的领悟。如果说，人道主义的精神可以被中国共产党普遍接受，中国现在有一股批判和反对普世价值的思潮，把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都冠之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标签，甚至是西方敌对势力颠覆中国的工具。其实，普世价值的本质就是说，他是人类奉行的最基本的价值准则，它是超民族的、超阶级的，超文化的。正是由于普世价值的存在，才维系了人类文明的存续。中国知识分子缺少足够的觉悟和勇气捍卫普世价值，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因为很多普世价值本身就是中国传统的组成部分，本身就是“国粹”的一部分。讲民族主义，讲爱国主义，也应该承认普世价值。

作为中国人，作为经过毛泽东时代，对斯大林和前苏联历史有过种种记忆的中国人，对索尔仁尼琴的死，不免会有很多感慨。为什么中国没有索尔仁尼琴式的作家？为什么中国没有成就中国的索尔仁尼琴？

回顾新中国文学史，那些因为写小说，写诗歌，写戏剧，写电影被打成右派、右倾分子、敌对分子的人们，少有自觉挑战毛泽东者，他们绝大多数的“反动”作品其实本质上都是颂扬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革命的，是要表现“第二种忠诚”的。在中国，不仅没有出现过类似《古拉格群岛》、《日瓦格医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样的作品，就连清末民初那样的具有批判态度的政治讽刺小说也从来没有。“文化大革命”后，那些受过批判的作品和作家，绝大多数是被“平反”的，他们中的不少人为得以“平反”而感恩戴德。而我们所看到的索尔仁尼琴，从来不期望也不需要他反对的制度对他的作品和本人的“平反”。这不是个人的尊严问题，是历史的信念问题。

索尔仁尼琴生于一九一七年，按中国的老话说，“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理应与十月革命有着天然的情感。索尔仁尼琴不是这样。他继承了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俄国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精神。凡是对俄国文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十九世纪以来，俄国文学的最大贡献还不是批判所谓的农奴制度，而是赞同人性的解放，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对人的热爱。托尔斯泰是集大成者。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的座标系就是人道主义。为什么要批判极权制度，就是因为它反人性、反人道。

在中国，不要说与共和国同龄的知识分子，即使前朝的知识分子，前前朝的知识分子，甚至皇帝，都放弃了自身独立价值。在毛时代，我们看到老舍，赵树理，邓拓还有众多知识分子之死，即使死，也是要证明自己对毛泽东和党的热爱，证明他们并没有想反对这个制度。他们和索尔仁尼琴的这种本质差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悲哀和悲剧所在。

索尔仁尼琴的觉悟，他的自觉挑战，应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反省的一面镜子。

索尔仁尼琴还具有深刻的历史批判精神。他是少有的一个人：不仅敢于否定斯大林，还敢于否定列宁，否定布尔什维克，否定十月革命。他清楚地看到俄国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民主化之路被所谓十月革命打断，俄罗斯人民从此走向被奴役之路。索尔仁尼琴预感到，俄国终究要回归到十月革命前的轨道。也许在当时，他的卓识远见并不那么清晰。但是，具有这样历史感的人，且不讲二十世纪的俄国没有几个人，在世界范围也没有几个人。历史证明，索尔仁尼琴对了。苏联终究解体，在新的历史层面上，苏联重新回归到那个被中断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从叶列钦开始到普京，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大体成形。

我不禁想到，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从清末民初，中国已经开始向市民社会和民主社会过渡。宪政体系虽经曲曲折折，到抗日战争前，已经开始走向成熟。结束一党专政，在抗日战争以后，已经成为全国共识。然而，这个历史趋势，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彻底被打断，如同中国的市场经济、现代化进程被中断一样。中国不仅有一个对市场经济回归的问题，也有一个早在百年前形成的现代政治制度的回归问题。中国经济改革以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种被深藏的历史要求，几经复苏，但都没有成功。俄国走向现代社会之路被中断了八十余年，而中国势必走向宪政民主，这是历史的宿命，根本不能阻挡。

正是因为索尔仁尼琴的历史洞察力，使得他是一个在历史进程中极有耐心和毅力的人。索尔仁尼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也经历过漫长的流亡岁月。他面临着许多历史的诱惑，也有很多机会运用他的影响力。但是，他在整个海外生涯过程中，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思考和生活。在叶列钦请他回国之后，他依然维持这样的风格，树立了一个与名利场保持距离的楷模。我敢说，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现在的中国是少而又少。

当然，索尔仁尼琴真的幸运，他活到了九十年代，又活到了二十一世纪，看到了大大小小的古拉格在俄国的消失，他看到了俄罗斯走向复兴之路，他看到了他所坚持的精神如何成为俄罗斯的主流价值，真的为他高兴。俄罗斯因为有了索尔仁尼琴而骄傲，也让世界对他们刮目相看。

生物学有一套成熟的“基因”，以及“遗传”和“变异”的理论。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也存在“基因”，“遗传”和“变异”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深受十月革命影响，今天在官方理论上还在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被称之为和古巴、朝鲜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但是，来自十月革命的，来自布尔什维克的遗传基因，在中国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异。在一个社会中，常常是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决定了这个民族的精神气质。最显著的一点是，中国缺乏真正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在科学界，中国没有萨哈洛夫；在文学界，中国没有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大师；在政治领域，中国没有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者，更没有像叶列钦那样来自共产党而结束共产主义的人物。在专制体制下，趋炎附势者有之，苟且偷生者有之；在转型期，受利益趋使放弃原则者有之，被各种势力收买专事权贵者有之。这一切就如同在中国一九一一年共和之前，只有纨绔的八旗子弟，而俄国的贵族子弟却敢于成为走向绞刑架、走向西伯利亚流放之路的十二月党人。

如今讲民族精神，讲爱国主义，其实，都必须建立在每一个个人的尊严和信心的基础之上。索尔仁尼琴的历史贡献不仅仅是一种良心和良知的体现，坚持良心和良知。索尔仁尼琴代表的是一种民族精神，他和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列钦在精神气质上有一脉相承之处。

第一次听到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他的《古拉格群岛》，是在文化革命中期。而真正认知和理解索尔仁尼琴，则是在我的流亡生涯开始之后，我常常把他当作楷模之一。

我有一个多大的遗憾，一九九○年春天，有人安排我去见正生活在新英格兰的索尔仁尼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见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