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一向轻视妇女，更视儿童如无物。中国文学三千年，等到清代的《红楼梦》，才有一部专讲女人的小说经典，三国、水浒、西游，都是男人的书；但以儿童为对象的创作一部也无。十九世纪是欧洲神采飞扬的年代，涌现了大量儿童文学：英国的《艾丽斯漫游仙境》、丹麦的安徒生童话、德国的格林童话，衍生成熟而完善的儿童心理学。以此人文基础，西方舆论不可原谅中国人社会对儿童感受和权益的政治剥削。中国人以为把林妙可小朋友训练成一个职业笑容灿烂的「成人小天使」，就可以博取西方的好感，以为正在换乳齿的杨沛宜的样貌见不得人，变成北京奥运向国际显示最大的文化误解。林妙可这种笑容，本质上与七十年代结大红蝴蝶结的小红领巾去北京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大叫「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排场并无差别，只是在「改革开放」之下，多了几分酒楼大门口眉开眼笑接客的商业味道。对于中国，如此苦心，已经是全力做到最好，它不知道这样做绝对无助于「与国际接轨」，它以为禁绝北京吃狗肉、劝喻其国人不要喧哗吐痰、勿辱骂取胜的外国运动员，已经做到「国际」的期望，万万没想到百密一疏，「国家」的面子，最后竟栽在一个小女孩的面孔上，演化为一场文化冲突的《夺面双姝》（Face-off），与吴宇森多年前导演的荷里活电影同名，可谓不幸。北京奥运开幕礼的公关灾难，发生在中国矫意求工的「完美」之中，而不是中国人所恐惧的「不够完美」。太过完美，反而是问题，像林妙可这种看似一百分的「上帝杰作」。不必完美，反而就是完美，像门牙不工整、但真实而自然的杨沛宜。「伪唱事件」暴露的是中国哲学没有仔细探讨过的「悖论」（Paradox），中国人会觉得更为愤怒，更认定是西方专对中国百般挑剔，一场奥运，可以令北京满布西方的建筑设计硬件，会把中国与「国际」的心理距离拉近吗？不可能。
京奥的「李代杨僵」风波，当然也不见得没有人认为不妥。至少揭发真相、曾经留学法国的陈其钢就觉得有问题，但「事不得已」，因为有「政治局领导人」的命令。「艺术总指挥」张艺谋也一定不会服气，因为挑选演员卡士（Casting），是导演的基本创作权力。现在一个「领导」在头上一句话就扭转大势，正如中国画家韩美林具名设计的福娃，也被这个「领导」「提意见」这样改一笔，那个「领导」也「补充」那里加一块，改成了韩美林老先生大为光火的俗品。八十年代初期，中国上代明星赵丹死前有一句著名的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发出卑下而微弱的抗议，当年画家黄永玉画猫头鹰，开一眼闭一眼，也被指「形象有问题」，是在咒骂社会主义祖国，受到批斗。中国两千年来文字狱大盛，中国人从来没有享有过真正的创作自由，严格来说，这也是「文化差异」，中国没有错，错的是赵丹之流投错了胎。「领导」在专机上，不会随便「指导」飞机师怎样开专机，叫他不要按这个掣，该按那个钮；也不会向发射火箭的工程师「提意见」，下令他把火箭射上天空喷出的烟火的弧度弯一点，看上去更有美感，因为飞机火箭，砸下来是要丧命的，「领导」要负责任，但林妙可的样子美不美，电视剧《鹿鼎记》韦小宝该娶几多个老婆，「领导」个个都可以管一管，因为「创意」比科学更抽象，而且天不会塌下来。但是林妙可事件，凡事差不多，明明是小事，都被传媒「渲染」，都好像天塌下来的样子，许多中国人一定想不通。只有一个人，及早想通了，就是半途辞去「艺术顾问」的真正国际级大导演史提芬史匹堡。史匹堡如果当「顾问」到最后，美国观众就会指摘，伤害儿童自尊，也有他史匹堡的一份，他也要适度「问责」。命运开的玩笑，似乎史匹堡退走的时机刚刚好。毕竟，他在美国拍《雷霆救兵》的时候，美国国防部没有那个「领导」来片场指导他怎样摆镜头，觉得主角汤汉斯还是不够正气、有辱美军形象之类，史匹堡保住了事业的清誉，史匹堡是国际创意的大师，今日有此成就，准确的判断至为重要，而且没想到苏丹达富的鲜血，迫令他抽身而退，还要讲一点点运气，这一点，赵丹和张艺谋不幸羡慕不了这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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