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全區被軍管，內蒙古遭肢解
批判滕海清
毛澤東關於制止挖肅和反新內人黨運動擴大化的最高指示，對內蒙古的形勢起到火上加油的作用，迅速將受害者的反抗浪潮，從零星小火變成燎原大火。隨著挖肅的責任者倉皇撤退，數十萬被釋放的受害者，包括大量受害家屬，湧入呼和浩特，或前往北京，呼籲伸張正義。
一九六九年四月，黨的「九大」結束後，內蒙古代表團返回呼和浩特。五月下旬，高樹華率領一個五人代表團，到包頭宣講「九大」精神時，我和趙宗志，到昆都侖賓館去探望他。明顯看出，受到最近事態發展的鼓舞，高先生精神很好。跟我們打過招呼後，他立刻轉向我們的大字報底稿問題。高說，他已經在大會開幕前，把材料交給周總理祕書張作文。張一開始不願意接受，但聽說涉及內人黨問題後，同意轉交給總理。張告訴高，近幾個月來，總理辦公室收到數百份有關內人黨的信件和資料。一九六八年十二月，集寧一中的造反派起草了一封信，最早列舉了滕海清挖肅政策和挖內人黨運動的十大問題。
高樹華接著說：「你們對滕海清左傾冒險主義的批評完全正確。現在，蒙古族受害者紛紛趕往呼和浩特和北京，要求嚴懲兇手，並給他們和親人平反昭雪。『批滕聯絡站』如雨後春筍，在全區各地湧現，可能很快也會在包頭出現。人們關心的是，如何才能盡快結束挖內人黨運動造成的災難。」
果然，幾天以後，包頭市革委會常委、出身於伊克昭盟的齊景林，首先在包頭提出，必須批判滕海清，盡快為內人黨受害者平反。據說他是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孫，也被打成內人黨嫌疑犯。另一位市府革委會常委、內蒙古師院包頭分院畢業生李金寶，來到我們電機廠座談。齊和李同時向我們學生團體尋求支持，因為我們大多數人，都是前「呼三司」的造反派。
經過幾次協商，我們同意合作建立「包頭市東河區批滕聯絡總站」，最終打算在包頭組建二十多個分站，主要目的是動員包頭的中學師生，以及機關工廠的內人黨受害者，起來討還公道。
在兩位革委會領導和前造反派戰友的支持下，市政府在東河區賓館，給我們分配了一套漂亮的客房，有三間臥室、一間辦公室和一間會客室，還配了兩部電話、三台油印機，以及一輛由舊巴士改裝而成的廣播車。成員有五人，包括趙錄、趙宗志和我，還有負責廣播的張蘭芝（師院同學），以及來自包頭搪瓷廠的汽車司機李振剛。
我和趙錄，向電機廠革委會報告我們的「批滕」計畫時，廠長許春山大力支持：「咱們就是應該批評滕海清的錯誤。如果你們需要幫忙，儘管說話。」他隨後指示工廠車隊，為我們的廣播車提供汽油和維修。從一九六九年六月一日起，批滕聯絡站開始正式運作。
我和趙宗志，負責編印廣播稿，翻印抗議傳單。除了在鬧市廣播，我們也向行人散發傳單，跟各單位的受害人建立聯繫，公布他們的案例和平反要求。
一九六九年夏天，可能是滕海清一生最艱難的時期。隨著中央決議的傳播，他不僅要在白天，去各地舉行的一場又一場群眾集會上，做深刻檢討，面對數千名憤怒的受害者，做自我批評；到了晚上，他還必須主持會議，維持搖搖欲墜的革委會日常工作。
當多數前造反派動員起來，參加「批滕」時，挖肅積極分子分裂為兩派：批滕派（批判滕海清）和保滕派（保護滕海清）或「五二二派」，後者源自中央五月二十二日的批示。批滕派要求高錦明取代滕海清，作為正確路線的代表，而「五二二派」則認為，內人黨錯誤是集體性的。雖然滕負有主要責任，但包括高錦明在內的其他領導人，也並非無辜。簡單來說，前者偏向支持高錦明，後者偏向支持滕海清。
從一九六九年五月下旬開始，蒙古族受害者大批湧入呼和浩特，尋求正義。許多群眾團體，甚至政府機構，都把辦公室變成了批滕聯絡中心或批滕聯絡站，要求中央嚴懲滕海清等挖肅人士，恢復高錦明及其支持者的職務，以建立正常秩序，使受害者盡快回復正常生活。大多數政府部門處於癱瘓狀態，或完全停止運作。滕海清等常委們，甚至找不到安靜的開會地點。
北京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迅速落實政策，以防止內蒙古陷入更大混亂。在這種情況下，內蒙古非但沒有做出持續努力，來關注受害者，給他們甄別平反，甚至反其道而行，進一步加深挖肅災難。事實上，隨著滕海清和軍方持續施壓，局部的挖肅戰役仍繼續進行中。例如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也就是「五二二指示」發布一星期後，十名新內人黨成員在哲里木盟被捕。五月三十一日，一名新內人黨嫌疑人在當地被毆打致死。內蒙古革委會派出調查小組，卻發現飯店房間的電話線被切斷。在哲里木盟軍分區司令趙玉溫的命令下，調查小組日夜受到監視，趙玉溫是全區最重要的挖肅災難主導者之一。
高樹華拒絕站在高錦明一邊，不想加入批滕派。雖然在對抗內蒙古軍區的時候，高錦明曾經是他的摯友和盟友，但後來，高錦明試圖把他打成烏蘭夫黑幫分子，高樹華始終耿耿於懷。
儘管高樹華嚴厲批評過滕海清，也認為滕打擊高錦明不對，但他同樣不認為高錦明在挖新內人黨運動上完全正確，最終，高樹華決定加入反高保滕的「五二二派」。
遺憾的是，我們在包頭批滕聯絡站的工作，只持續了幾個星期，不得不提前離開。一九六九年六月中旬，我和趙宗志，再次被革委會召回《內蒙古日報》報社，這次是批判滕海清。張培仁把我們的大字報底稿，交給金鋒一份，金鋒很高興，希望我們能提供滕海清操縱報社記者的材料，儘管滕海清仍然在位，但已經眾叛親離，失去權力。在去呼和浩特的火車上，我跟宗志反覆討論，決定還是謹慎行事：跟上次批判高錦明一樣，我們僅公開討論我們在報社的工作情況，而不討論我們對挖肅和反新內人黨運動的個人觀點。
我們抵達呼和浩特時，發現那裡一片混亂，《內蒙古日報》也不例外。金鋒要我和趙宗志去調查基層狀況，並把我們觀察到的問題寫成內參。六月十八日，我們在鐵路局禮堂參加了一場批滕大會。進入大廳，發現座無虛席，群情激憤。一位年輕的蒙古族寡婦，抱著嬰孩走上舞台，講述她丈夫如何被毆打致死。隨後，她轉身面向滕海清，高聲大喊：「你還我丈夫！還我兒子的父親！你太狠毒了！⋯⋯我們孤兒寡母，往後可怎麼活呀？」嬰兒開始哭泣，她試圖把孩子塞給滿臉尷尬的將軍，「就是這個人，殺了你父親。去吧，去向他要爸爸！⋯⋯」
舞台上方，懸掛著白色的大橫幅：「貫徹落實毛主席的『五二二指示』，憤怒聲討滕海清的擴大化錯誤」。幾位受害者發言後，滕海清開始自我批評，他說：「高錦明、秦維憲等同志對我的批判，是完全正確的。就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從哪裡去找新內人黨，也不知道證據是什麼。」此言一出，聽眾怒不可遏，大家衝上舞台，一位披頭散髮的婦女，往滕的耳朵就是一掌，被滕的兩位隨扈，以及鐵路員工勸阻。在他們簇擁下，滕海清從後台落荒而逃。
蒙古族受害者尋求正義
儘管有很大局限性，但中央的五月二十二日批示，特別是毛澤東的認可，還是給受害者帶來一線希望：看來錯誤將會糾正，正義終能伸張。
然而，受害者的忍耐是有限的，當加害者仍然掌權，受害者的冤屈遲遲得不到平反，有些受害者開始尋求個人報復，將憤怒的矛頭指向滕海清及其追隨者。上文提及，內蒙古開始分裂為「保滕」和「批滕」兩大陣營。批滕陣營主要由挖肅運動的蒙古族受害者，以及有良知的漢族造反派組成；而保滕陣營，則以漢族軍民中的權力追隨者為中心。他們認為，這是維持個人權力、保護自己、免於蒙古族受害者報復的最後希望。這種分歧的存在，以及中央政府繼續支持滕海清，使平反成為空頭支票，讓暴力對抗持續升溫。就連滕本人，也無法逃脫受害者及家人的追打。幾週之內，滕每天更換住所。有一次他的蹤跡被發現，遭拖出防空洞，但他的警衛幫他逃脫。與一九六七年四月他首次抵達呼和浩特時的經歷相比，似曾相識。只不過這一次，追捕他的不是內蒙古軍區的漢族士兵，而是廣大的蒙古族受害者。
當然，回顧輝煌歷史，蒙古人不再是曾經的戰士，無論是作為十三世紀的世界征服者，還是作為十七至十九世紀支持清朝的軍事力量，甚至也沒有一九二○到三○年代爭取自治的衝勁，或在四○年代末的國共內戰中，曾經支持中共那樣的動機和野心了。
正如周恩來的結論所說，即使遭受有辱人格的酷刑，蒙古人也沒試圖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國。據巴彥泰稱，從一九六四至七四年間，從達爾罕—茂明安旗（簡稱達茂旗）逃往外蒙古的二十五人當中，沒有一個蒙古人。這值得注意，因為該旗共有一萬零八百名蒙古人，有八百三十一人作為新內人黨成員被挖出來，二百六十六人在挖肅戰役中被殺。因此，北京成為他們討回公道的唯一去處。毛澤東發出最高指示後，再也沒人有權力或有意願，阻止受害者向北京去告御狀了。大部分上訪者不會說漢語，所以官方要從中央民族學院請人翻譯。儘管周總理沒有親自接見他們，但有傳言說，就連周恩來，在聽到他們的故事後也哭了。
周總理這種迎合大眾心理的形象，使受害者認為，只有地方流氓才是罪魁禍首，而中央領導人，特別是毛和周，非常關心少數民族的疾苦。可以肯定，至少自一九六六年以來，周恩來與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其他成員合作，是監控內蒙古局勢的主要中央官員，因為他在北京軍事接管內蒙古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從挖肅和反新內人黨運動，直到馬後砲式地承認「擴大化」，對無辜的蒙古人大開殺戒，最後威脅到了中共自身的統治能力。
一九六九年夏天，在官方認錯和中央下令停止大屠殺的鼓舞下，一群五十位蒙古族寡婦，從內蒙古西部草原來到呼和浩特，向內蒙古當局申訴，要求賠償。她們每個人都因酷刑而失去丈夫，要求內蒙古革委會派代表，到當地逮捕施加酷刑和謀殺的加害人，並為她們的丈夫平反。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我們在鐵路禮堂講台上看到的兩名婦女，一名抱著嬰兒，另一名試著襲擊滕海清，就屬這群人。
許多婦女懷抱嬰孩，帶著單薄的行李抵達呼和浩特，在路邊架起爐灶做飯，晚上就睡在政府主樓的階梯上。起初，警衛試圖用刺刀趕走她們，但她們呼籲伸張正義，讓軍人難以下手。她們展示丈夫沾滿血跡的衣物，有人還隨身攜帶一些刑具，向路人解說，吸引了市中心街道上所有願意聆聽她們控訴的人。常有成百上千人，聚在一起聽她們訴苦，許多人傷心落淚，更多人咒罵滕海清。
呼和浩特居民，雖然也在運動中遭受苦難，但根本不知道農村牧區的情況如此糟糕。如今，市民透過這些生動的個人敘述來了解真相。這五十位寡婦中，多數是幹部遺孀，有的本身也是幹部，所以會說漢語，能跟呼和浩特的漢族居民口頭交流。
此時，位在新城內蒙古黨委北側烏蘭夫故居的滕辦一片混亂。他們既害怕中央的譴責，也害怕蒙古族受害者的暴力復仇。因此，滕海清下令警衛保持克制，試圖安撫抗議者。寡婦們發現看守不開槍也不抓人，就衝破大門，占據了滕辦。當我跟趙宗志採訪她們時，看見孩子在辦公室跑來跑去，在地毯上大小便，現場一片狼藉。
正當「寡婦上訪團」鬧得不可開交之時，百名「孤兒上訪團」也來到呼和浩特。這些失去雙親的孩子，被新成立的「批滕總協調組」集結起來，以秦維憲（師院漢族）、扎爾嘎勒（內大蒙古族）、王建喜（內蒙古總工會蒙古族）和那順巴雅爾（內蒙古革委會蒙古族）為首。他們都是前造反派領導人。有些受害者年紀很小（五、六歲），有些則兄弟姐妹同行。許多人免費搭火車，身無分文，也沒有糧票。然而，與一九六六年大串連時的紅衛兵不同，我們當時靠著毛澤東和軍隊的支持，免費乘車吃飯，而這些孩子為了生存，不得不在途中乞討。批滕總協調組試圖提供住所和食物，來幫助寡婦和孤兒，但飯店和賓館房間已經住滿，所以內蒙古革委會，不得不同意向災民開放豪華的新城賓館。
我們為《內蒙古日報》撰寫內參，訪問了一些會說漢語的受害者。孤兒們講述他們遭到的迫害與孤立。當父母雙親都被監禁或殺害時，孩子失去食物來源，無處安身。還遭同學毆打，父母被咒罵。有的被迫在衣服上貼個「狗崽子」或「黑崽子」的標記，是階級敵人的孩子，甚至連鄰居們，都不敢公開救助他們。
寡婦上訪團有三位大媽，給大家展示一根蒙古馬鞭，木柄長二尺半，牛皮繩長約七尺。鞭子上面沾滿乾枯的血肉。人們一眼就能認出，文革前階級鬥爭展覽館裡，常常陳列同樣的鞭子。展覽解釋說，在萬惡的舊社會，牧主常用馬鞭鞭打蒙古奴隸，如今，共產黨用馬鞭鞭打內人黨嫌疑犯。「同樣的鞭子，折磨死了我們家畢生致力於革命的親人。」三名寡婦聲淚俱下，對全神貫注的觀眾說。她們還展示了被酷刑扯下的手指甲，解釋年輕的漢族打手們，如何用鋒利的尖刀插入指頭，拔掉整片指甲。
隨著挖肅罪行廣泛傳播，滕海清等人意識到事態嚴重性，紛紛撤退。挖肅積極分子們，很快關閉了挖肅辦和群專，焚燒檔案，湮滅證據，紛紛逃離或轉入地下。知青打手們，則從犯下暴行的地方消失，但當地幹部和打手，卻難以逃跑。最終，滕海清將數百名（或許上千名）參與酷刑的軍官，調往河北和山西的新崗位。據統計，八百名有挖肅血債的解放軍官兵，被迅速調往位於內陸地區的新單位，繼續拓展他們的職涯。
內蒙古革委會和內蒙古軍區，試圖阻止受害者發動新一輪報復攻勢，急忙聯合下發《第一六五號文件（六九）》，其中規定，「任何檔案都不能對外公開。凡被錯挖為內人黨分子（包括其他反動組織成員）的人，必須徹底解放。」依照新規定，給他們捏造的相關材料，必須當眾銷毀。
《第一六五號文件》敦促要理性、溫和，呼籲人們忘記舊怨，展望「光明的未來」。受害者和加害者被告知：要團結起來，建立「新內蒙古」。但他們不應該忘記，兇手仍然掌權，而受害者的親屬和同事，包括死去或傷殘的人，仍然被罵為「叛徒」，並沒有獲得任何形式的賠償。
內蒙古革委會也宣布，所有挖肅檔案，將在軍警監督下公開焚燒。每個單位，都被下令燒毀所有檔案，不許閱讀或拿走。大約一星期之內，每個單位的檔案都被當眾燒毀。《內蒙古日報》編輯部大樓前，全體工作人員，都目睹了檔案袋從辦公室裡拉出，並被當眾燒毀的過程。在武裝警衛的眼皮底下，十五麻袋的文件被高高堆起，付之一炬。就這樣，內蒙古革委會銷毀了它犯罪的關鍵證據，剝奪了受害者今後尋求正義的機會。
報社軍管會正副主任石克（主管挖肅跟行政）和金鋒（主管編報），試圖與旁觀的受害者握手言和，其中包括被長期關押的前副主編扎爾嘎勒，但遭大家冷落。在自治區直屬文宣單位中，《內蒙古日報》是受挖肅影響最小的單位之一。如果在酷刑較少的報社，加害者與受害者之間的對立都如此嚴重，那麼，重災區的情況更可想而知了。
程鐵軍，澳門大學社會系榮休教授。1943年生，原籍中國河北饒陽縣，1959年隨父親移居內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念中學，親身參與且見證了內蒙古在文革時期的慘狀，以及蒙古人如何遭受民族迫害。2001年在澳門大學任教期間，與內蒙古最重要的造反派領袖高樹華合寫回憶錄《內蒙文革風雷：一位造反派領袖的口述史》（2007年）。現居美國加州，為自由撰稿人。
烏．額．寶力格，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研究橫跨中國與內亞地區，特別關注蒙古人在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革命、意識形態與文化轉型，以及在國家主導的暴力與種族迫害過程中，如何努力建立自身的認同與主權。寶力格認為蒙古人兼具征服者與被殖民者（被壓迫者）雙重身分，可為當代探討國族建構、主權、定居者殖民主義與種族滅絕，到多民族國家中的少數民族治理，以及外交與國際關係等議題，提供豐富的研究素材。
馬克．塞爾登，紐約州立大學賓漢姆頓分校社會學與歷史學榮休教授、康乃爾大學東亞研究計畫資深研究員、《亞太雜誌》創刊編輯委員，近年與潘毅、陳慧玲合著有《蘋果背後的生與死：生產線上的富士康工人》（2015年），與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合著有《中國社會：變革、衝突與抗爭》（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