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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30日星期五

刘晓竹:请温总理破釜沉舟

2007.11.30

十 七大之后,温家宝要火烧眉毛治三害:一是经济过热、二是物价上涨、三是资产泡沫化。如果明年春天治三害仍然无功,那么入夏就可能发大水,共产党的江山面临 着灭顶之灾。实在说来,早在十七大之前,就应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且容易得多。但是,胡锦涛为了十七大戴稳乌纱帽,把该办的事情都压下来,错过了时机。更为 严重的是,十七大壮大了权贵集团,深化了体制痼疾,这事情就更难办了。

目前,共产党两个有办事能力的人,一个是温家宝,一 个是吴仪。十七大吴仪黯然出局,更显得温宰相形单影只,腹背受敌:一来有个昏君在位,即使你有王安石的济世之才,怎经得住胡神宗在后庭放水?二来京城权 贵,多方牵制,动弹不得啊。三来各路诸侯,合纵连横,十面埋伏。因之,温宰相治三害,实是一场硬仗,非破釜沉舟,难取胜也。

破 釜沉舟就是豁出去,背水一战。破釜者,俗称砸锅,一要砸特权,二要砸锁链。砸特权者,兴人权也。砸锁链者,破中宣也,开言路也。惟有如此,温宰相才能凝聚 朝野人心,才能振奋攻坚士气,才能轻装上阵,一句话,才能打赢治理三害这一役。也惟有如此,中国经济才能在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实现真 正的起飞。既然温宰相只有这一任了,何不放手一搏?何必还要顾忌假大空的锅碗瓢盆?何必在乎一小撮人的坛坛罐罐?民之所欲,大刀阔斧,请温总理出手吧。

破 釜之外,还要沉舟,俗称弃船。这船就是一党专制,胡锦涛认为它是“先进”的宝贝,放之四海而不沉。但是,这种破船实在已经漏洞百出、腐朽不堪,既不经风, 也不挡雨。若用它在岸边养鳖畜虾,尚可敷用,摆渡过江,河底之行也,蒋干过江,大可不必了。因之,温总理不妨借鉴西楚霸王的办法,进行一系列的爆破行动, 干脆沉了不中用的破船。或许,断了归路,满朝文武即可明白,惟有在民主法制的路上奋力向前,才有生存的希望。实在说来,这也是拯救时局的唯一办法。

温 总理最后五年任期,或随波逐流,或破釜沉舟,没有其他选择。若随波逐流,即胡假大空,温不办事,铁达尼号岂有不沉之理?反之,若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或可 挽狂澜于既倒,使国家渡过转型危机,人民获得自由与幸福。温家宝先生素来表达爱国爱民的情怀,现在是见真章的时候了。关键时刻,究竟以社稷百姓为重,还是 官僚特权为重?是人民的总理,还是寡头的掌柜?一念之差也。我们拭目以待。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刘晓竹)

安希孟:三十六计中的瞒和骗Cheat

图为作者安希孟

中国是个“阴谋大国”,相信自己无所不能,看不到人的有限性,盲目夸大自己的力量,因而中国人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办大事的中国人专门造假满天放卫星遍地丰产田。中国的36计,不仅仅是用于敌国纷争,军事计谋,而且用于人际关系市场诈骗官场应酬情场角斗科学技术和欺骗自己——瞒(disguise)和骗(Cheat):亩产30万斤粮食放卫星。西方也有第三纵队、特洛伊木马,但美人计西施貂蝉,群英会蒋干中计, 独吾中华特产也。36计,在中华也是交友处世商场文坛文抄公之术骗婚骗保诈死诈降假学历假论文假博士——知识产权商标来自外国——这为西人所鄙薄。诡诈、奸诈、奸慝、为人喜欢使用计谋,这乃国人独有西方人所无。西人按章办事,循规蹈矩, 近乎痴呆。

   三十六计,集阴谋诡计之大成,全是乱违法乱纪的勾当,公安人员见得多了:瞒天过海,围魏救赵 ,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声东击西,无中生有, 暗渡陈仓,隔岸观火,笑里藏刀,李代桃僵,顺手牵羊,打草惊蛇,借尸还魂,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釜底抽薪,混水摸鱼,金蝉脱壳,关门捉贼,远交近攻, 假途伐虢,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假痴不颠,上屋抽梯,树上开花,反客为主,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走为上。全是渣滓垃圾小人行径。

   搞阴谋的人,独断的人,专制的(Caesarean despotic)的人,集权主义者,无所不能。东方极权主义无所不知。刘向说:夫权谋有正有邪;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夫正者,以权谋公,故其为百姓尽心也诚;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为百姓也诈。合法的政治阴谋结为死党以权谋公,文化革命抓一小撮,就可以使用阴谋!商场上无中生有”“借刀杀人”“美人计”“离间计” “瞒天过海” “金蝉脱壳,走私、造假、偷漏税,来自传统。

  希腊哲学不理会智谋,罗马史家李维称计谋是“非罗马精神”。费厄泼赖,属西方的产物。克劳塞维茨认为施用计谋是智穷才竭的表现。洛克把阴谋家看作狡猾的猴子。 联邦德国前总理科尔看了36计之后说计谋是吾中华人民的独特杰作:“有时也会让我情不自禁地发笑。它加深了我对古今中国的了解,更重要的是,那些在您笔下得到生动解释的计谋,显示了人类普遍的行为方式。就此而言,它将教会读者深入观察与他或亲或疏的人的行动。”我们可以再一次为国际友人的颂赞,为中国独特文化而自豪。但必须说明,这是国粹!国粹,额上一个毒瘤,一人独有,别国所无也!他看到了中国文化,看到了中国的的“计谋人生”——假货充斥,肇事逃逸,就是3672 谋。

吴稼祥:女性器官拒绝任何祭坛

——也谈《色戒》

国人对《色戒》有过巨大期待。

尤其是某个年龄段的女性公民,听说梁朝伟的宝贝蛋终于露了馅,既惋惜,又渴望;又听说国内公映版的《色戒》把梁蛋给骟了,既惋惜,又愤然。先是惋惜它不为 自己露,后是惋惜它只为别人露。于是,《色戒》在香港上映期间,到香港出差的大陆女性突然增加。梁朝伟的肉蛋一时间成了金蛋。

如果说李安这部片子只是想用梁朝伟的肉球吸引观众眼球,再次觊觎奥斯卡奖,那是不公平的(假如奥斯卡奖只对美男子的球感兴趣,那就变成金球奖了)。至少女 作家阎延文就不这样看。在她看来,梁朝伟的蛋其实是烟幕弹,李安是要用美男子的色相美化汉奸。她引用未注明出处的台湾评论家的话说:《色戒》“是用‘色欲 ’的诱饵,引诱中国观众去参加一个‘颠覆’汉奸反面形象的仪式”。她认为,张爱玲小说原文中的易先生,是个“矮小的男人”,头发微秃,一脸“鼠相”,而李 安选择的《色戒》男主角梁朝伟,却是风度翩翩、儒雅温情的中年美男子,从形貌上对汉奸易先生进行了视觉美化(参见阎延文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433c4a01000b6v.html)。

按照阎女士的逻辑,当年中国人只是因为长得丑才留在上海,才去当汉奸,长得漂亮的都去了延安;或者说,日本占领军挑选伪政府工作人员的标准是相貌,相貌越 丑被录取的可能性越大,小白脸要想被录用,先要毁容。不知道阎女士认为汪精卫先生长得如何,是不是要承认他是汉奸,就要否认他是民国四大美男子之首;要承 认他是美男子,就要否认他是汉奸?让阎女士失望的是,汪精卫既是美男子,又是汉奸。阎延文如果做了阎王爷,应该判汪精卫下两次地狱:第一次是因为他当了汉 奸;第二次是因为他用形貌美化了汉奸。

不错,李安确实不是简单地图解张爱玲原著,而是深化了被原著点到为止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不是性交姿势,不是性发泄和性虐待,不是被阎女士认为的那枚用来 “收买”王佳芝“灵魂”的钻戒,更不是对汉奸的美化或对革命者的丑化,而是不能被作为牺牲品的女人的性与爱。女人为了某个崇高目的,可以牺牲生命,但不能 牺牲性与爱。性与爱对于女人,是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甚至比任何虚拟的价值更宝贵。记得我上大学时,看梁羽生的《萍踪侠影》,里面有个姑娘对向她求爱的救 命恩人说,“我可以为你去死,但不可能爱你。”这就是女人。

作为女人,而且是历经沧桑女作家,张爱玲知道性与爱对于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但当时还没有走出校门的王佳芝、邝裕民和梁闰生们,还不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 他们当时还分不清爱国和演戏的区别,也分不清演戏与真实人生的区别。直到角色要求王佳芝不是往脸上添涂油彩,而是要从她那个最应受呵护的地方破除一块薄膜 的时候,她可能明白了,这已经不是演戏,而是牺牲。戏中的角色是可以还原的,洗掉脸上的油彩就行了;牺牲则是不可逆的,世界上最好的整形外科医生也不能修 复一块破碎的处女膜,以及伴随它破碎的处女之梦。那东西如果违反它的所有者意愿而破,那是强暴;如果它的所有者不是因为性爱而让它破,那就是牺牲。王佳芝 的破,当然是为了爱国,而不是为了爱人。

既然是牺牲,就应该物有所值。理应让王佳芝痛苦的是,世界并没有因她的牺牲而有任何改变,她的处女膜破损了,国家并没有完好,要杀的那个人,还在杀人。张 爱玲体验着王佳芝的体验,所以她说,她“第二次下手”是“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不要“白牺牲了童贞”(张爱玲:《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这就是说,王佳芝第二次同意对易先生下手,已经不是报国,而是报复了,要易先生用他的命来偿还她的“童贞”。

王佳芝的悲剧是,她的处女膜与阴道发生了冲突。当她的阴道接纳了易先生以后,阴道的快感排斥了处女膜的痛楚。记忆中的处女膜的痛楚一淡,阴道快感就有往心 里爬的危险。她起初是抗拒的,甚至在心里嘲笑“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到胃”和“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的说法。一定在某个时刻,她忽然发现这种抗拒是徒劳 的:她已经爱上了那个别人要她杀的人。不错,杀了那个人,可能对他们所说的国家有好处,而她自己却要做第二次牺牲:第一次牺牲了处女膜,第二次则要牺牲阴 道,而阴道还连着她的心。

不确定的只有一件事情:易先生也爱自己吗?当易先生为她买了一枚六克拉粉红钻戒时,她心里的疑问变成了感动:它与火油钻一样贵重,易太太还曾经抱怨自己的 先生不愿意给她买火油钻,这回王佳芝没有要求,他主动买,难道这不是爱的证明么?爱是女人的一切,是不能被牺牲的,要牺牲,就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王佳 芝的选择,这个选择只有两个字“快走”。

由于不懂得爱,不懂得女性器官是爱的容器,造成了剧中爱国者邝裕民的悲剧,也造成了今天某些评论家,包括本文开头提到的阎延文对《色,戒》的误读和谬评。 也许张爱玲和李安只想告诉读者或观众一件事情:人性,个人价值,特别是女人的爱,是不能以任何名义牺牲的。女人只和自己的所爱站在一边,她不会爱一个不爱 自己的东西,甚至国家。

换句话说,女性器官和它所承载的爱,拒绝任何祭坛。

风向转换:民主国际的对华外交


作者:陈奎德(图)


共产国际(the Comintern)已经消亡,现在是建立民主国际(the Demintern)的时候了。

杭廷顿 Huntington, Samuel P.

风乍起

正当“中国崛起”的颂歌不绝于耳、喧哗赫赫的北京奥运会准备张灯结彩之际,在纸醉金迷夜夜笙歌踵事增华的背后,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是,北京的外交天空上,却升起了一片片日益扩展的浓云。它使中南海的主人寝食难安, 夜不能寐。

何事致此?一言以蔽之:外交风向变了。

中国人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近代民主国家的外交史上,宏观而言,实际上也有一个周期更替律:或可曰:三十年地缘政治外交(Geopolitical Diplomacy),三十年价值观外交 (Value Oriented Diplomacy),风水轮流转。

当然,三十年者,比喻而已;同时,“地缘政治外交”和“价值观外交”也不是纯而又纯绝无混杂的。但是,确实存在外交哲学的取向重心之差别。人所共知,在西方民主国家外交史上,外交取向重心的轮流转换,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诉诸人们所熟知的二十世纪,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是实施地缘政治外交的典型,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和罗纳尔德.里根 (Ronald Reagan) 总统,则是价值观外交的代表。

如今的风水,是向价值观外交倾斜。

战略迁移:以共同价值为旗

鉴于中共以其“低人权”和廉价劳工优势吸纳资本,它作为一个保持共产专制制度国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崛起,势必对世界格局产生冲击,从而诞生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第三帝国崛起时的类似情势,构成了对世界秩序挑战。因此,民主国际的整体外交构想必定需要有相应的调整,提出新战略,亮出新旗帜,以因应这一历史性挑战。

在这一外交战略倾斜的历程中,美国是稳定性的长期支撑力量,而德国则是风向转换的先驱,在它们所引领的风潮推动下,在共同价值以及各自长远国家利益的考量下,法国、新西兰、日本、奥地利、澳大利亚、前东欧国家等…..各主要民主国家均不甘落后,纷纷跟进,举其荦荦大者,我们看到:

首先,最富于象征意义的,是倏然而起的“达赖旋风”。它指各民主国家首脑不顾北京的抗议和阻挠,纷纷在官邸或重要场合会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系列旋风:澳大利亚总理会见达赖喇嘛,新西兰外长会见达赖喇嘛,奥地利总理会见达赖喇嘛,德国总理会见达赖喇嘛, 达赖最近又访问日本九天,……风生水起,蔚为大观。达赖一路走来,气度从容,春风化雨,凤凰来仪。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高潮,当是1017美国国会向达赖颁授地位崇隆的金奖,布什总统亲自颁奖并致词。 这种盛大的规模和热潮,这种各国几乎不谋而合的外交姿态,在几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它戏剧性地宣示了潮流的转换,彰显了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价值鸿沟。而对北京,它无疑是一场无声的精神性示威,是中南海难于下咽而又不得不下咽的一剂苦药。

其次,人们注意到,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不久前出台了一份德国新亚洲战略构想的文件,要调整过去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政策,强调了德国政府必须和中国保持相对的距离,加强与日本、印度等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亚洲国家的关系。

此外,欧盟委员会在200610月公开了一份对中国的政策文件,语气冷峻;随后,欧洲理事会在200612月又发表了一份更强硬的23点“结论”,确信“台海两岸的稳定对东亚及更广泛的国际社会是不可或缺的”;2007年初,一份“中国战略文件”出台,对中国现状的判断,语调悲观。

由于近年来美国对密切跨大西洋战略关系的意识强化,美德、美法关系获得正面调整,自伊拉克战争以来的美欧裂隙逐步弥合。特别是英国、法国和德国领袖的换届,更有助于改变早前的中、欧政治氛围。过去一直迁就中共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和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现在都已鞠躬下台,取而代之的则是对中国更持怀疑态度、对美国更加友善的布朗、默克尔和萨科齐。萨科齐在当选之后曾表示,“在美国需要的时候,法国永远会和美国站在一边”,不久前又在美国国会发表回顾法美友谊的热情洋溢演说,并在两伊问题上呈现出亲美立场。在对待中国的态度问题上,萨尔科齐不仅因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点名批评过中国,而且,他访问中国的日程,是排在就任半年之后以及访问德、俄、美及北非之后。而默克尔,作为在前东德成长起来的总理,其表现更为激进,对她,本刊已多所解析,兹不赘述。

总之,诸种迹象表明,美英德法四大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利益和观点经过评估,有了更多的协调和默契,出现了向美靠拢的迹象。譬如,欧盟最终仍然维持了对华武器禁运,就是新的“大西洋共识”的政治后果。

20078月,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访问印度,提出了“大亚洲”设想,其中包括印度、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却没有中国。他解释该设想时说:“我们拥有自由、民主和尊重基本人权等共同的根本价值观以及战略利益”。

20079月,关于“亚洲北约”的构想开始进入国际性博弈的阶段。来自印度、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新加坡海军的舰艇,在印度洋展开了大规模的演习。演习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印度提出的在亚洲建立类似北约组织的军事同盟构想。该演习显示,印度已经着手把这一构想转化为现实。实际上,北京自己也指美日印澳四国加强合作是“亚洲北约组织”的开始。于是,亚洲的一个新的地缘军事结构正在孕育之中。

人权:缺席审判北京

人权领域,历来是北京的软肋。中国的恶劣纪录导致西方主要对中国日益高涨的批评。各国纷纷指斥北京未能履行其奥运承诺,未能开放其允诺的“新闻自由”,在有些方面甚至开了倒车。欧洲公众、企业和政府对中国的情绪已经发生明显改变,欧洲与中国关系从伙伴关系向强烈竞争的关系转变,中欧的所谓“蜜月”早已烟消云散了。

在欧盟新成员国中,尤其是在前东欧国家如捷克、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当中,一直对中国的人权纪录进行了严厉抨击,这些国家的国民都有在共产制度下生活的惨痛经历,他们比世界其他国家国民,更有洞察力,更能够透过北京的宣传和“做秀”的表象,直抵真相,更真切深入地体会和想象当代中国的人权状况。原因无它,那是血泪凝成的洞见。

而多年来单刀直进不假辞色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美国,最近更强化了其音量。最近,美国国会民主党和共和两党议员共同提出决议案,对中国关押、虐待、处决良心犯的行为加以谴责。该决议案呼吁中国政府停止骚扰未向政府登记的宗教团体,立即释放良心犯,并对被中国政府关押及处决的良心犯家属表示同情与哀悼。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16,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雅虎公司在中国记者师涛被中国政府判刑入狱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再次举行听证会。师涛及王小宁两人都在雅虎公司把他们的电邮资料提供给中国政府后被逮捕并判处10年有期徒刑。雅虎公司首席执行长杨致远 (Jerry Yang)以及该公司执行副总裁迈克尔.卡拉汉(Michael Callahan)出席作证。师涛的母亲高琴声及另一位受害者王小宁的妻子俞陵也到场聆听,坐在杨致远和卡拉汉的背后。在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兰托斯的严厉质询和呼吁下,雅虎创办人杨致远和执行副总裁卡拉汉向受害者家属道歉。事后,双方达成庭外和解,雅虎公司并承诺成立雅虎人权基金,以帮助因追求言论与新闻自由而受迫害的中国公民。在这场国会听证会中,形式上是议员们质询和批评美国的雅虎公司,实质上是一场缺席审判,真正的被告是远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共。听证会实质上是在审判北京当局迫害记者压制新闻自由的反人权罪行。毋庸置疑,这场听证会,中南海诸公料已仔细收听收看,想必如芒刺在背,如针毡在臀,他们在虚拟的被审判席上,坐立不安,毛骨悚然。

这是新一轮“软力量”竞争的先声。西方主要民主国家,已经厌烦于对中国那若即若离的“大市场”扮演求婚者的角色了。

成也经贸, 败也经贸

这当然不是指西方各国已经不在乎经济增长,不在乎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了。事情并非如此。西方外交风向的转换,有两个最基本原因:

其一,国家的基本利益、其国民的基本福祉,是综合性的,它不仅关乎经济方面的民生水准,也关乎个人自由与尊严,关乎基本的立国原则。

其二,更现实的是,近期中外经贸关系,本身也导致了各自由市场国家对中国的不满乃至反感。最近几年来,西方各国在与北京做生意的经验中,常常感受到了高度的不公平感和无奈感。中国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仍由政府主导,它有一套不同于国际规范的“潜规则”,而中国一些受保护的行业(如传媒、石化、银行)的市场准入,被政府设置了高度壁垒,货币又不能自由兑换,而别国的知识产权,在中国被广泛窃取。再加上中国劳工的低人权状态(如不能组织独立工会来保障自己权益等等),以恶化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导致双边贸易极不公平、极不对等,出现了巨大的贸易逆差。

最近,欧洲公司日渐强烈地表现了它们对与中国做生意的挫折感。各种歧视性的贸易和投资的做法,让与中国做生意的欧洲人怨声载道,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践踏,对其金融服务行业、分销网络和受保护的行业的市场准入所设置的障碍,更令其沮丧。

中国的工业间谍特别是尖端技术的间谍活动,也影响了美国与欧洲对中国的情绪。特别是对企图侵入德国总理办公室和英国外交部及五角大楼的计算机网络,更强化了这一感受。

中国产品安全问题在中国与西方经贸关系中,已成为持续了好几个月的严重问题。虽然最近几个月来,中国急于打击劣质产品,以图重建人们对“中国制造”的信心。但是,中国出口海外的海产、汽车轮胎、牙膏和儿童玩具等引发的一系列产品安全丑闻,仍然导致其他国家不断采取禁令和召回产品。

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文章指出,虽然欧中双边贸易红红火火--2006年为2540亿欧元,2007年有望超过3000亿欧元--但是,欧洲工作的外包,迅速飞涨的贸易赤字(欧中贸易赤字正以每小时1500万欧元的速度增长,可能将从2006年的1280亿美元涨至2007年的1700亿欧元),还有中国市场准入所引发的越来越多的担忧,正让欧盟各国政府和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感到不安,后者正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进行猛烈抨击。

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去年大约是17百亿美元,预计今年升至创记录的23百亿美元。欧盟官员把不断增长的对华贸易逆差归咎于他们所称的中国人为压低货币兑换率,他们说,这让中国占有不公平的贸易优势。欧盟给中国官员施压,要求中国增加对欧洲产品的市场准入,并改革中国的货币兑换制度。

事实上,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的民调显示,在过去一年中,欧洲公众对中国的积极看法已经下降了15%20%。在经济关系上﹐从基本图景看,最近两三年中,欧洲与中国关系已经从伙伴关系转向了强烈竞争的关系。

有鉴于此,可以说,中国的外交环境,是“成也经贸,败也经贸”,怨不得所谓“阴谋论”的。

冷战残局

有人会说,所谓“价值观外交”是陈旧的冷战思维的复活。

不必讳言,价值观外交的确带有意识形态特征。然而,它植根于现实的土壤,它有现实政治和经济的依据,它溯源与现实的政治版图和政治理念的竞争,我们不能鸵鸟式地视而不见。特别是,一个与国际主流体系格格不入的庞然大物,正在拼命地扩张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它正在把自己标榜为一种新的模式——“中国模式”,或称“北京共识”,以挑战主流世界的生存模式。这一严峻的事实是不容漠视的。

人们常常不经意地谈到“冷战终结”。实际上,这是一句容易误导文明人类的断语。试想,一个经济迅速膨胀的、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政府,迄今仍不肯放弃自己作为共产党国家的招牌及其基本的政治统治方式,拒绝三权分立式的宪政民主,拒绝新闻自由,拒绝政党政治,我们有权利绝对精确地断言冷战终结了吗?事实上,冷战只是在主战场上终结了,但在亚洲,尚未签订“共产主义投降书”,甚至,连“停战协定”也迄今未签。在此情势下,侈言弃绝“冷战思维”,只能被视为是一种“麻痹战术”而已。 事实已经很清楚,“价值观外交”正是在这一历史际遇下应运而生的。它的使命是解决“冷战的残局”,清扫最后的战场,从而真正导向和平的终局。至于北京当局,面对价值观外交的挑战,是明智地以内政改革相回应,融入文明人类的基本价值体系中去呢,还是仗着“财大气粗”,坚持共产招牌,并向国际主流社会摊牌呢?倘若如此,那就可能是最后一场战斗了:共产主义vs. 自由主义。

何去何从?也许所需时间不长,我们就可以看见中南海的抉择了。让我们拭目以待。

胡少江:欧盟迫使中国在汇率问题上让步


2007.11.30

两 天前,中欧第十次峰会在北京举行。欧洲方面参加这次峰会阵容强大,除了欧盟轮值主席国葡萄牙总理苏格拉底、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和欧盟的贸易专员曼德尔森 等之外,在峰会之前还专门派出了欧元集团主席容克、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与欧盟经济和货币事务委员阿尔穆尼亚组成的欧元区“三驾马车”前往中国。“三驾马 车”在峰会前高调访华,显示双方在人民币和欧元的汇率问题上的矛盾进一步突出。

虽然此次峰会双方也讨论了其他一些例行的问 题,但是会谈的重点显然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近期内人民币对欧元的剧烈贬值、二是欧盟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三是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其中核心是 人民币汇率问题。这三个问题均并非始自今日,双方就这三个问题所进行的磋商也从未间断。但是欧盟方面过去对双边的磋商一直采取低调。近来欧盟显然对中国在 这些问题上的进展失去耐心,以至于态度日趋强硬。

欧洲态度趋硬的客观原因是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长期以来,无论是在中国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还是在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老练的欧洲基本上处于二线。它习惯于将一些棘手的问题交给山姆大叔去应对。所以当中国和西方在经济、贸 易、汇率等方面产生纠纷的时候,美国常常处在谈判的前锋,充当白脸的时候居多。在很多场合,美国谈成了,欧洲只需要要求中国给于其同美国的同样的待遇即 可。欧盟在这种“搭便车”的游戏中得到了不少好处。

但是,近年来美国政府通过美元剧烈贬值的方式将欧盟推向了第一线。由于 长年的贸易逆差和今年夏天以来发生地对西方经济影响深远的由次级房贷所触发的危机,美元对欧元贬值的速度加快。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人民币在两年多的时间内 对美元的升值已经达到了近百分之十,但是对欧元却呈现了快速贬值的态势。在东、西两个方面的夹击下,欧元的大幅度升值对欧洲的国际竞争力和欧盟各国的就业 压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正是使得欧盟近来不得不站在第一线旧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压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方面在减 少中欧贸易不平衡和改善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进展缓慢也是欧洲改变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欧盟统计局公布的中欧贸易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从以二零零三年起,中国 在美国之后成为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二零零六年欧盟从中国的进口和向中国的出口分别达到了六百四十亿欧元和一千九百五十亿欧元。与此同时对中国的贸易逆 差也达到了创纪录一千三百一十亿欧元。正在中国访问的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在一次会议上抱怨道,他在北京访问期间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正在以每小时一千五 百万欧元的速度增长。在欧盟方面看来,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人为干预和中国在双边贸易上的一些保护主义措施是双方贸易不平衡扩大的原因。

欧 盟和美国是中国的最大的两个贸易伙伴,依赖出口来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很难抵御他们同时施压。正因为如此,虽然中国政府在公开场合仍然一如既往地强调在 汇率等问题上不会向外来的压力低头,但是中国的态度明显有所松动。首先是中国在上周五承诺要扩大人民币汇率变动幅度的弹性,这实际上是在暗示人民币升值的 速度将相对加快。同时中国也同意成立中欧货币问题高层工作小组,以便定期磋商和解决中欧双方在汇率问题上出现的分歧。从明年开始,人民币汇率问题对话将正 式纳入中欧金融领域磋商机制中。应该说,这是欧洲迫使中国做出的一个重大让步。(RFA)

胡平评中共对台新政策:软不下去,硬不起来

在中共十七大前夕,台湾朝野正为"入联公投"和

"返联公投"而搞得热火朝天。因此很多人预言,中共将在十七大上对台湾问题作出强硬表态.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中共在十七大上对台湾的表态非但没有更硬,反而看上去好像比以前更软。

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对包括民进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发出呼吁:祇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中共都愿同他们交流对话,协商谈判,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报告还进一步提出:"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我们还记得,十六大政治报告有一句重话:"我们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十七大政治报告居然不提了。在十七大政治报告发表后的第二天,《南方都市报》发表"对台政策新主题:更强调和平发展 专家阐述十七大报告对台政策调整"的文章,由李家泉等"著名台湾问题专家"解读胡锦涛政治报告,证实对台政策发生重大改变,由"和平统一"调整为"和平发展"

我以为这表明中共的对台政策陷入困境。早先有人说,和邓小平、江泽民时代相比,胡锦涛的对台政策将会是"硬的地方更硬,软的地方更软"。但如今的情况却是,要软软不下去,要硬硬不起来。

乍一看去,中共对台立场似乎在软化。其实不然。不错,十七大政治报告没有再提"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但那不等于说中共就已经打算放弃使用武力。 11月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曹刚川发表讲话说,如果陈水扁胆敢制造"台独"重大事变,解放军必将采取断然措施,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可见中共在这一点上并未退让。说到结束敌对状态, 达成和平协议.我们知道,早在1996年5月20日,李登辉在第9届总统就职典礼上就郑重呼吁:"海峡两岸,都应该正视处理结束敌对状态这项重大问题,以便为追求国家统一的历史大业,作出关键性的贡献."但当时却被中共扣上台独的帽子。事实上,台湾早就放弃用武力"反攻大陆"。若要两岸和平,大陆祇要作出相应的表态就行了,不一定还非要再谈判不可。

另外,中共呼吁双方谈判对话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它仍然象过去一样坚持以下两点:一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一是要求党对党的谈判。而我们知道,在台湾,无论蓝营绿营都拒绝把一个中国作前提, 祇同意把一个中国作议题.更重要的是,中共始终提的是党对党的谈判,台湾则坚持政府对政府的谈判。这中间的差别很大。两岸关系本来是该由政府出面谈判的,任何政党,包括执政党,都无权越俎代庖。大陆是党国体制,党政一体.许多大陆人由于长期生活在这种体制下习焉不察,看不出党对党谈判与政府对政府谈判二者之间的重大区别.中共之所以坚持党对党谈判而拒绝政府对政府谈判,是因为它想绕开台湾的政府,是因为它不肯承认台湾政府的存在。台湾方面当然不会接受。问题是,如果大陆摆出我中央你地方的架式,台湾自然不会来谈,如果大陆摆出我唯一合法政府你叛乱团体你伪政权,台湾就更不可能来谈。台湾方面坚持两岸政府的对等地位,可是对中共而言,一旦承认了双方政府的对等地位,差不多就等于承认了两岸分裂分治状态,就等于承认了一个中国两个政府或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中共又不干了。由此可见,如果中共真的要软化它的对台政策,那就应该把台湾当作对等的政治实体, 不再封杀台湾的国际空间.而祇要中共继续拒绝承认台湾政府的对等地位,它的政策就不可能真的变软。这就是我说的"软不下去"。

"硬不起来"是比较简单,比较明显的:文攻武吓都试过了,无济于事,且适得其反。既然中共眼下还不敢真的动武,所以它想更硬也硬不起来。

接下来,中共能做的不过是拖。这就引出我以前提出过的问题:时间会站在哪一边?从长远看,两岸在自由民主基础上和平统一的前景是乐观的,但在短期内, 两岸恐怕仍将渐行渐远.大陆人应当认识到台湾想获得国际承认、想参加联合国的愿望是正当的;在中共持续封杀的情况下,有更多的台湾人产生独立的愿望也可以理解。台湾人应当认识到,祇要大陆还是一党专政,台湾就不可能获得它应该获得的国际空间;而伴随着中共实力的增长,台湾自身的安全也越将受到威胁.因此,不论是出于人权民主的普适价值,还是出于台湾自身的利益,台湾都应该对大陆的民主化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支持。

原载北京之春2007年12月号

张成觉:折戟沉沙话战神——林彪

图为1966年9月9日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是中国国防部长林彪。右上角写着:中国人的噩梦。

日前网上有报道称,获悉林彪死讯后,蒋介石老泪纵横。对此,我是相信的。因为林彪毕竟乃其得意门生,虽是敌对阵营的骁将,辽沈`平津两战役,令国军损失百 万之众,但岁月流逝,‘往者如斯夫’,剩下的是早年师生情谊,还有英雄重英雄那种惺惺相惜之感。更何况,蒋已年高,易动感情,与其笃信儒家的性格完全一 致。

由此想到,毛蒋争雄,前者席卷神州,后者退守孤岛的结局,实非偶然。林获毛知遇,为其所用,可见毛将将有方;蒋为林洒泪,流露真情,属人性使然。以心狠手辣言,蒋逊毛多矣。终失天下者,岂非与此攸关?

回顾1927年林以见习排长参加‘南昌起义’起,戎马生涯,功绩彪炳,堪称共军战神。然而最终命丧异邦,尸骨无存,至今死因成谜,实在令人慨叹。其中,所谓座机油尽迫降之说,疑点重重,旧事重提,不无意义。

36年前的‘9。13’事件,的确扑朔迷离。‘中共中央文件’一口咬定:林因刺杀毛之阴谋败露,一家三口仓皇出逃,叛国投敌,飞机燃油将尽而迫降,机身擦地起火爆炸,林夫妻父子悉皆遇难。言之凿凿,煞有介事。

然而,西方某哲人说得好:你可能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能永远欺骗一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上述说法,到底经不起中外专家学者推敲。由于飞机坠毁事 实俱在,而且有目击者证实,飞机‘先起火,后坠落,再爆炸’。这就否定了‘先迫降,后起火,再爆炸’的官方结论。坠机原因乃成为瞩目的焦点。

鉴于机翼上有一大洞(中共驻蒙大使许文益承认亲见),这只能是导弹攻击所致。而中方又否认发射导弹,故有论者判断,是苏军导弹击落林彪座机。所举理由有 六:(1)至今无证据显示,叶群林立果出逃前已联系苏方,故肯定林彪出逃苏毫不知情。(2)中共驻蒙使馆人员目击,苏军驻蒙最大空军基地位于乌兰巴托至温 都尔汗途中,林座机盘旋时正好在其上空。(3)蒙外交部次长永栋曾告日本记者,该飞机一入境即被跟踪。(4)勃列日涅夫得悉机毁人亡后连说三声‘可惜’! 意味着非因迫降而是苏军误击所致。(5)蒙方坚称该飞机为军用侦察机,入境执行低空侦察任务。(6)苏方早有击落一切入境飞机的密令。(《林彪与文化大革 命》,吴润生著,明镜出版社,2006年,245-246页)

本来坠机之谜不难由‘黑匣子’帮助解开,但中方迄今从未向苏方要求索还‘黑匣子’,个中原因无疑耐人寻味!

年前海外有一新说法:中共军方通讯系统有意误导苏方,将该飞机作为军用侦察机频频联络,从而假手于彼,将林击落于蒙古境内,以便定其‘叛党叛国’之罪。果如是,则自然无需索还‘黑匣子’了。(同上,240页)

综上所述,说林彪出逃是‘叛国投敌’,堪称查无实据。中共高层可能也自感理屈心虚,今年以来,颇有若干为林恢复名誉之举措。诸如建军80周年战史展览,十 大元帅再无删去林彪;‘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开幕,林之后人应邀出席。等等。然而,全面洗刷林所蒙污垢,看来尚需时日。据说,这是‘要林’还是‘要毛’的大 问题。二者不可得兼,目前只能舍林而取毛。

关于‘9。13’事件的发生,有一重要细节不应忽略。那就是:9月12日晚8时,林立果赶到北戴河后,即到林彪寝室,父子俩加叶群三人密谈。林立衡对此生 疑,要林之内侍小陈以送茶为名入内探听。陈复命称:‘我看见首长(指林彪---张注)一边流泪一边说。。。什么。。。起码是。。。民族主义者。’林立衡闻 此,急转身飞奔而去,向北京报讯。这里面,‘民族主义者’一词,表明林彪内心深处的情结。联系其一生事迹,应可证明强加于彼的‘叛国投敌’罪名之虚妄!

回到本文开头,蒋介石之所以为林之死而伤心,相信和师生俩共有的民族主义情结有关。抗战八年,艰苦卓绝,蒋领导全国军民坚持到最后胜利,有目共睹。而林彪 则亲至最前沿,在平型关打了八路军抗日的第一个大胜仗(到底歼敌多少兹不细论),受到蒋的嘉许。终蒋一生,连毛也不得不承认其为民族主义者。


与此相反,毛则以中共一党私利为依归,抗战时期‘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郝柏村语)。应付者,实为摩擦,即与‘友军’(国军)兵戎相见。他还派 潘汉年与日伪‘交换情报’,55年潘蒙冤入狱,实即其‘灭口’手段。凡此种种,可见什么‘国家’‘民族’的利益,根本不在毛的心上。而蒋之所以在六十年代 说:‘我不相信林彪这个人会忠于毛泽东。’应是有所据而云焉。

(07-11-30)

2007年11月29日星期四

观耘闲人:无悬念但有玄机

——中共十七大会议内幕传闻

十七大的人事布局以政治寡头分利更均衡为结局,形成了无悬念但有玄机的未来五年政治走向。在明春两会上,胡温将在国务院人事构成上大做文章,从而进一步压缩江系的政治空间,以洗十七大不得不向江系低头的“耻辱”。

中共十七大高层人事布局终于在1022日上午,几无悬念地揭锅。如果说勉强还有个悬念,那就是为什么外界一直看好的王刚没能进入常委并出任中纪委书记。北京耳语证明,这是江系势力阻止胡温借反腐败压制江系的成功布局。被邀请参加十七大并与胡锦涛邻座的江泽民,先是在军内活动,声称有意“北伐”,而后又在各代表团之间游走,指责胡温的反腐败已经“破坏了党的高层团结”。胡的智囊班子也不示弱,抛出准备已久的“反腐败文化建设论”,由中央电视台在十七大常委亮相前借接受访谈的学者之口说出。

总的来看,十七大的人事布局以政治寡头分利更均衡为结局,形成了无悬念但有玄机的未来五年政治走向。

刘云山没进常委,知识分子鼓掌

如果说江系铁定了要拿下纪检与政法两大要害,而王刚终因年龄大贺国强一岁且“缺乏地方工作经验”(江泽民语),给贺国强作了垫底,那么刘云山没有出线,就可以理解。刘云山主管意识形态,处处与知识分子为敌,其亲信邬树林搞出了“禁书大案”,实际上丧送了他的前途。

刘、贺、王三位江系亲信以贺国强与曾庆红关系最好,并且贺又在福建多为贾庆林挡风遮雨地善后,故又得贾的保举。但是,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并不看好未来两年的意识形态环境,因为刘云山虽未进入常委,但仍在书记处。与李克强作为团派代表人物的强劲晋位相伴随,李源潮也得为政治局委员并成为书记处成员。但是由于他较习近平与李克强年龄要大,只好埋头工作,等待十八大时任一届常委,接替贺国强或周永康退下后的位置。不过此中变数复杂,无人确知那时风光。贺国强虽以第一书记之名统领可称为中共“盖世太保”的中纪委,但是“高龄何勇”(1940年生,大贺三岁)是中纪委的实权人物又忠于胡温,想必不会让贺国强一手遮天。

远华走私案一日不结,“福建问题”就会随时成为斗争焦点,甚至说保不准会出现贺国强与老上级贾庆林在政斗白热化的时候被同时拿出来“祭刀”的可能。

这样来论,也非空穴来风,因为:(一)书记处的成员已经是“准政治局委员”,何勇此时连任书记处书记,比作为新常委的贺国强更有实际影响力;(二)王刚虽然被“内部差额”掉,没法进常委,只是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改为正式委员,但是他也没在书记处任“继续干活”的差事。这个闲身子将接替哪一个“出了事的常委”,也成了今后一两年的莫大玄机!

周永康似罗干为老主人看家

十七大常委定为九人,使核心权力层面仍遵守江泽民定下的“权力分散化”规矩。周永康在九人之中出任政法委第一书记亦是定局,但他如李鹏派系的罗干一样,是进到圈中为老主人看家的。江泽民力荐周永康接替罗干,最大的用意是压制权力核心层有人提出“重新评估打击某功政策”问题。实际上,早在200512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内部就有相应的“意见草本”,要求“重新评估打击某功政策”,只是慑于江泽民的余威而没形成统一分发的“绝密参考”而已。

周永康晋位常委并接任政法委第一书记,还不只在江的力保及他本人作为政法委副书记的职务便利,实在是奥运会救了驾。面对法轮功高调抗议2008年北京奥运会(如传递人权圣火)的声势,周永康作为安保最高首脑极力向外国政要说帖,声称已证实某功有破坏奥运的整体方案。国外来华考察的奥运专家与有关学者,对此深信不疑。

北京高层人士的秘书圈子里有一个玩笑,说是法轮功“把永康同志‘选’进了常委”。虽为调侃,也不无道理。在另一端,李和平被打一案也将随着周晋位为常委,成为“无头案”。

今挂子孙衣,陈云家族衰败

与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得为中央委员相比,同为1945年出生的陈云之子陈元作为中央侯补委员“原地踏步”,并在167位侯补委员中处于第141的低位。而习近平的政治股票一路高涨,突显了中共体系内家族政治与传统政治的分量。在胡耀邦被诬犯了严重错误之时,习近平之父习仲勋勇敢地站出来与邓小平、陈云“较劲”。虽未能保住胡耀邦,但其行节为人称道。而陈云呢,借“八九·六四”事件不但压迫邓小平“壮士断臂”,废了赵紫阳,而且还接受了陈云推荐江泽民代赵的建议,开了中共“傻子当国”的先例。

在北京旧贵族圈子里,人们对邓小平家族虽颇有微词,但对陈云家族则“敢怒不敢言”,因为陈云整人之法颇为老辣,被旧贵族们称为“康(生)老第二”。据传,陈云在临终时曾无奈地对亲信们说:“千万别再得罪右派,北京早晚是右派的天下。”不管是此说真事还是传闻,都说明中央党内深受义气文化的影响,正然如中共元老薄一波留给孩子们的法宝只是一句“古话”那样——多种花少栽刺,他年所免挂子孙衣。

薄熙来随和对世人,能比老贵族后人陈元更抢先机,能够比经济界的长才周小川与马凯更得人缘,该是他老爹真训的实践。

“薄惩”假学历,侯补委员吃亏

中共十六大以后,有关智囊机构如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学者们开玩笑说:“紫阳听一伙人的,泽民听几个人的,锦涛听几伙人的。”虽然此说不乏对胡的追捧,但是它从侧面上证明中共研究机构对高层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

一份称为《社会公众对党的中高级干部假学历质疑》的报告,据悉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笔,由国家行政学院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辅助完成。报告指出:党的中高级干部追求假学历已经成为“时尚”,大家都知既假又软却乐此不疲,所以打击假学历应当作为反腐败文化建设的一个重点来抓。甚至有体制内人士大胆地指出:“锦涛同志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是党校批发假文凭的高峰期,今后主政应深以为戒。”在党内高层生活会上,胡锦涛为此作了检讨,温家宝则建议十七大开会时的资格审查机构“要在中央侯补委员这个层面搞个试点”,以期有所纠正。后来,在十七大中央侯补委员中得票较高的前十名,即少有假学历者,如得票第一的王新宪所报资格(即推荐简历)只写为“函授大本”,得票第二的济南市委书记焉荣竹则只报为“大专学历”。得票为后十名的侯补委员则受假学历之累,如原为十六届侯补委员而在十七大仍排倒数的上海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女),其“在职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副教授”的简历成为代表们诟病的一个突出案例。殷为167位侯补委员中的第164位。

在倒数前十名之外,仍受累于假学历的突出个案非北京市委副书记王安顺与河北唐山市委书记赵勇二人莫属。王安顺作为曾经的明日之星,因“在职研究生学历”排在167名中央侯补委员的第154名,赵勇则以实质大专学历而报为“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名列第157位。

原政治行情不如王安顺的北京市副市长吉林,则比王安顺得票靠前50位。原因是在协助刘淇筹办奥运方面有功,并且没有假学历。

胡温新策略端视明春两会

胡锦涛在十七没能大胜,但他倾向于习近平与李克强作他与温家宝的新助手的打算,已经准确无误地表现出来。从人事结构上看,不论从地方上来的是谁,也不论原政治局委员晋位的是谁,地方与中央机会均等并且地方更具跳跃性的现实已经摆开。作为党的总负责人,胡不会甩开党的机构,但是他的“科学发展观”与“一心一意谋发展”,是需要事务性班子来落实的。

正如传言所云:整个政治局的变化也落实了胡曾达成的共识——常委微调、委员大动。但是,在这个共识之下,胡温启用地方实力派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在新进的十人中,地方实力派为六人,占一半以上。尤其北京市的党政双首长均进入政治局,实属罕见。当然,北京市长王歧山“进局”预示着他将成为主管金融经济的副总理人选。此结构也表明:胡温力图绕开复杂的高层权力斗争漩涡,取得地方的最大支持。此外,在明年春季人大、政协两会上,胡温肯定会在国务院人事构成上大做文章,从而进一步压缩江系的政治空间,以洗十七大不得不向江系低头的“耻辱”。

王歧山的备位与薄熙来的上升,足以说胡温宁可把更多的权力资源交给口碑尚佳的太子党,也不愿再向腐败的江系妥协。因为他们明白:贾庆林的“保住”与周永康的晋位,肯定为他们换来老百姓的一片骂声。

(原载《动向》杂志2007年11月号)

【刘晓竹点评】飞雄冤案,锦涛指纹

点 评】壮哉,张青女士。风萧萧兮易水寒,夫君此去尚未还。不过,在我看来,郭飞雄不但会复还,而且不会等到五年之后。中国正在起变化,胡锦涛不能一手遮天。 显而易见,郭飞雄冤案是胡锦涛一手操办的,也是他直接授意的。因为他留下了一南一北两个指纹。起诉郭飞雄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广东,一个是沈阳,第一把手都 是他的亲信,即张德江与李克强。实在说来,这两个人都在拼命往上爬,且愿意表现开明,因之,这种明显的、漏洞百出的冤案躲还躲不及呢,为什么要找这种麻烦 呢?显然是因为这个案子得到最高层的授意,为胡锦涛办事,当然硬着头皮也要干。有鉴于此,郭飞雄案要记在胡锦涛头上,流氓攻击政治犯生殖器也要记在胡锦涛 头上。不但历史学家要记下这一笔帐,而且不久的将来,我们还要追究胡锦涛以及所有同犯的责任。我们还要推动国际法律界做一些资料准备,未来在冰岛国际法庭 上,不妨起诉那些肇事者。

本台首发:郭飞雄妻子张青致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公开信(二) -

作为他的妻子我决定每周三绝食抗议,我将抗议不止、鸣冤不止、无限期坚持!在此,向国际社会、世界人权组织、正义媒体,社会各界崇尚公平、正义、法治、人权的人士寻求援助请您们声援郭飞雄。 [自由亚洲电台]

尊敬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您好!

首先向您表示祝贺-- 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

我在今年八月中旬曾给您写过一封公开信,并且用特快专递寄给您,您的办公室签收了,不知您在百忙之中是否看过那封信,信的内容是申诉控告广州、沈阳 警方相关人员对我丈夫郭飞雄的刑讯逼供及广州市检察机关相关人员法庭上伪证陷害的事实。今天再次写信给您,则是向您汇报我先生郭飞雄的冤案的近况 --他已被成功地构陷罪名并被一审判决,有期徒刑五年,罚款四万元。

11月 14日,星期三早上,我从广州市天河法院得知对我的先生郭飞雄的一审判决结果:有期徒刑五年,罚四万元人民币。法官问他:你对判决有什么意见?我先生在法 庭上以极其平静缓和的声音说:我只说一句话:"你们是在用曲折的方式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做广告宣传,你们和我都在中国的民主事业中扮演着一个历史角色。我感 到很荣幸。 "

我开始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开始了我的每周三的绝食抗议,因为我对中国政府对我丈夫所做的无耻判决强烈不满,今天是星期三。从此往后,每周的星期 三,就是我的绝食抗议日。无限期坚持 !我的先生郭飞雄,他在黑暗的监狱里,为他的理想和信念,在以自己的身体承担着无边的苦难。我在每一个绝食抗议的日子都会静静的思索为什么发生这一切?如 何发生的这一切?为什么说一句真话就这么难?为什么纠正一个错误的冤案就这么难?为什么政府欺负无权的人民到如此地步?在每一个绝食的日子我会更清晰地记 住,他在这个冤案里所受到的惨无人道的身体摧残和精神摧残。我要让世人知道郭飞雄冤案的真相。

一、郭飞雄案件的真相

今天,我们有必要展开来谈一谈司法部门是怎样编制这个谎言,制造冤案的。

自 2006年9月14日被拘捕以后,律师会见时他多次言说他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遭受刑讯逼供,其中最惨无人道的是:他被手脚穿插定镣在木板床上 42天,对这种让人的身体弯曲着,连呼吸都困难的非人道对待,他为此绝食绝水25天,抗议这种酷刑。虽然经历了如此的酷刑折磨,他仍然坚持着零口供,案件 上到检察院后,检察院以证据不足退回补充侦查。案件在缺乏主要有效的直接证据而进行不下去的情况下,广州市公安局郭飞雄转押至以凶悍残暴著称的辽宁沈阳警 方手中。去了沈阳之后,案情就奇迹般的起死回生,进入法院起诉阶段。也就是突然有了案件所必要的有效证据。这让所有关心这个案件的人士表示怀疑,充满好 奇。这份因为仅仅去了一趟沈阳,经历过沈阳警方办案人魔力之手,就彻底改变案子的命运的所谓证据,终于在千呼万唤后走上前来,它是一份郭飞雄的有罪供述, 也就是说,在这个两次以证据不足退查,历时十个月后才开庭的案子,支持这个案子所指控的罪名成立的唯一有效的关键核心是:郭飞雄自己证明自己有罪!!并且 没有其他有效书证物证支撑。

在法庭上,对于这样一份供述,辩护人莫少平问郭飞雄,这份供述是否在刑讯逼供或刑讯逼供的威胁下做出的? 郭飞雄说:是。他说,他在沈阳时,曾两次在晚上被办案人陶忠革-杨乃新1207专案组带到秘密关押地点,使用更加惨无人道的酷刑 --坐老虎凳4小时,双手反绑在身后吊起来,打耳光几十下,最下流无耻的是 --办案人陶忠革杨乃新用高压电警棍电击他的生殖器。他们在无耻使用了刑讯逼供的"核武器级别" 的电击生殖器暴行之后,他们得到了他的有罪供述。这次使用核武器级别的刑讯逼供,并成功的获取了他们所迫切需要的郭的口供,时间为2007年 2月12日。就是这样,变态的办案人陶忠革、杨乃新还不罢手,他们在3 月19日再次使用同样的暴行。3月 24日,在陶忠革、杨乃新现场督阵的情况下,赶来的广州警方录下他的另一份供述。他们法庭上使用的就是这样两份供述。

法庭上,辩护人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使用刑讯逼供所得的口供不能作为证据,依法不能采信。公诉人说没有刑讯逼供,并拿出证据证明没有刑讯逼 供,他们出具的证据是在沈阳时与郭同仓人的证言,说没听郭说起过受到刑讯逼供的事情,并说从没有在晚上带出去审问过。还有陶忠革,杨乃新做恶行凶者自己证 明自己没有刑讯逼供的证言 !!!郭飞雄看过公诉人提供的证据之后说:公诉人提供的是伪证!!!他说他有两条铁证证明法庭上公诉人提供的是伪证!他说:现在公诉人出具的 2月12号的供述上是杨乃新、黄振山的签名。事实上, 2月12号晚上,提审并对我进行刑讯逼供的是陶忠革、杨乃新等。黄振山只是一个普通的办案人。他说,这样一来,就变成了两拨人,这是明显的漏洞,这是铁 证!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从 2月12号的提审单和讯问录像就可以知道。现在公诉人提供的是编制的伪证!这是第一。

第二,他说,同仓人的证言也是伪证!这不可能是同仓人的证言。我只要一个人出庭作证就可以证明现在公诉人法庭上出具的是伪证。同仓的大连人王强。他 也遭受过同样的酷刑,并且沈阳警方用高压电警棍彻底摧毁了他的生殖器,现在黑糊糊一片。他说。他不仅对同仓的人说过他受到高压电警棍电击生殖器的酷刑,还 看过王强的伤处。他要求从这两点查下去。他说:这就是铁证,就这两样就足够证明检察机关出的是伪证!他说下次开庭一定要大连人王强出庭作证。

为此,在开庭后不久,他要求见律师,让律师带信给我,让我写信给中央领导人,申诉控告他在羁押期间所受到的酷刑、申诉控告法庭上检察机关有关人员伪证陷害的事实。

胡锦涛主席,这就是我8月中旬给您写那封公开信的原因。以此公开郭飞雄案的真相,希望能够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组去查证。因为,控辩双方有着明显的分 歧,这分歧又是整个案件的关节点 --辩方说有刑讯逼供,证据依法不被采信;控方说没有刑讯逼供,并出证证明。郭飞雄在看过检察机关相关人员出具的证之后,他说这是伪证!要求彻底调查。在 这样的不能蒙混下去的僵持情况下,公正的做法是,立即成立独立调查组查证。经过彻底调查证实之后,重新开庭审理,以确凿的证据,回应法庭上最关键的分歧 --郭飞雄的供述是否在受到过用高压电警棍电击生殖器的情况下作出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信服!

开庭后不久, 7月底,我接到法院通知,检察院要求补充证据延期,法院批准。在漫长的四个月的检察院和法院的共同延期期间,作为郭飞雄的妻子的我、他的辩护人莫少平、胡 啸以及外界关心的人都以善意的方向去猜度预测这次延期,可四个月之后的今天,法院拿出的判决是如此的不公,如此的无耻!政府公检法部门串通一气,互相庇 护,公安机关办案中的刑讯逼供、法庭上检察机关伪证陷害、法院开庭审理时阻扰并剥夺被告说话的权利,在控方与辩方就刑讯逼供问题存有巨大分歧时,作为仲裁 人的法官,对分歧置之不理,根本对郭飞雄提出成立独立调查组彻底查处刑讯逼供、并在法庭上指出明确的线索去查证刑讯逼供的合理要求,没有给予任何回应,他 们不听也不看,关起门来做出宣判。这样的判决怎么能让人信服!!!

郭飞雄案是一个传奇性的案件,将留存下来。留在司法历史上,留在人们心中。留下来见证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社会的艰难奋斗的历程中他所受到的迫害。他这 个特殊的案例,因为他个性刚毅坚韧,使得一心想要借用法律的名义打击他的政府部门在整个构陷罪名的过程中,丑态百出,使得中国的司法腐败一次性地完整地展 现在人们面前。在这个案件中公检法三大系统是这么陈列他们的超凡 "魔力"的 --警方的刑讯逼供、检方在法庭上伪证陷害、法院执行不公正的审判,对法庭上控辩双方的至关重要的分歧置之不理,作出不公正的判决。在这个案件中,人们看 到公检法三大系统是多么密切的配合在一起,在这样一个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中,他们也能肆无忌惮、细节纷呈、丝丝入扣的配合作假陷害,那么人们不难 推想,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会有多少不公正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在中国监狱,有多少犯罪嫌疑人,像辽宁省看守所里的大连人王强一样,被警察的高压电警棍烧掉 了生殖器。郭飞雄案件,从广州警方于 2006年9月 14日为拘捕郭飞雄,在外绑架其家人,行搜身,抢夺其家人钥匙,警方自己用钥匙开门入室拘捕郭飞雄开始,到进到监狱之后,上演的是一系列耸人听闻的活剧, 让世界人民观看,他们是怎样在玩弄法律,利用职权、使用暴力去构陷一个罪名,他们摊开来一步步告诉世人,他们是怎样成功的迫害政治异见人士、维权人士郭飞 雄的。

这其中,作为被动主角郭飞雄,在这一年时间,我们看到一系列关于他的图景--这些图景强烈震撼,就像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图景一样,其惨烈和震撼无法从 我的脑子里消失,它固定下来,留存下来,让人们看到在推动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社会的艰难进程中,在推动中国的人权和法治的过程中,郭飞雄所承受的打压何其巨 大和锐利。

(一)坐在自家书房电脑旁,突然被从背后蹑手蹑脚悄然而至、齐声高喊的广州警方按住、抓捕的郭飞雄。(这样的一个瞬间,其惊悚程度堪称六星级。)

(二)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被疲劳审讯,13个日夜不许睡觉的郭飞雄。

(三)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15天绝食绝水抗议中国政府镇压维权运动的郭飞雄。

(四)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被警方戴上沉着的脚镣100多天,每向前迈出一步,脚下的铁镣就哗啦哗啦响的郭飞雄。

(五)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被手脚穿插定镣在木板床上42天,身体弯曲,连呼吸都不顺畅的脸色发青的郭飞雄。

(六)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为抗议酷刑,绝食绝水25 天的消瘦、苍白、虚弱的郭飞雄。

(七)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被广州市公安局九处的恶警罗伟国等拔头发、搔痒连续侮辱20 多天的郭飞雄。

(八)被广州市警方从南中国城市移送转押到寒冷的北中国城市沈阳的车上的郭飞雄。

(九)在沈阳,被沈阳警方办案人戴上对付死刑犯的黑头套,在月黑风高之夜,被押到秘密关押地点暴打的郭飞雄。

(十)在沈阳,被沈阳警方办案人带到曾关押折磨过张志新并致其疯狂的臭名昭著的牢房的郭飞雄。

(十一)在沈阳,被沈阳警方办案人陶忠革、杨乃新等带到秘密关押地点,坐老虎凳4小时的郭飞雄。

(十二)在沈阳秘密关押地点,被凶残的办案人双手反吊着,靠双手肩关节支撑全身重量的郭飞雄。

(十三)在沈阳秘密关押地点,被办案人陶忠革、杨乃新用通电的高压电警棍电击生殖器的郭飞雄。

(十四)因不堪电击生殖器这种酷刑冲向玻璃欲自杀,因钢化玻璃未破,自杀未遂的郭飞雄。

(十五)被沈阳警方把他与死刑犯关押在一起,眼露凶光的绝望的死刑犯伸手要挖他的眼睛时,正奋力砸破窗户玻璃与之抗争的郭飞雄。

(十六)在秘密关押地点,被办案人变态狂 --陶忠革、杨乃新用未通电的电警棍伸进裤子里面、用非常凶恶的动作冲击男性生殖器达5、6 分钟之久的郭飞雄。

作为他的妻子,我真的不能理解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一切,我禁不住要向您--尊贵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发出心里的困惑和疑问--他究竟做了什么要承受这 样一串串的非人道对待?!这是人权吗?这是法治吗? 这是和谐社会吗?这是2008年即将举行全球盛事奥运会、并向世界承诺改善中国人权的国家所陈列出来的"人权、法治、和谐社会 "的景象吗?这个案子所展示开来的一幅幅图景,把这一切罗列在一起,看一眼,哪怕是看上半眼,都是人啦,人心也都是肉长的,对这一切,您看得下去吗?对" 人权、法治、和谐社会"的政府所罗列出来的这些图景,人们看得下去吗?

在中国政府镇压维权运动的几个典型的案例中,山东盲人律师陈光诚的案件中,打破了多少律师的头?盲人陈光诚,在监狱里高声叫喊: "我喝水"的情景,能不能唤起多少还有点良心的中国政府官员一点点不忍和些许难受?一个盲人在监狱里不能自理,经常挨饿,甚至挨打,家人多次申请监外执 行,都被拒绝,这是以人为本吗?是不是早就被时光掩盖,同时也掩盖了行凶者的凶残丑恶?

2007年11月 14日,广州天河法院对郭飞雄案开庭宣判,我出席旁听。8:30 左右,他被两名法警带进来,他的目光向旁听席投射过来,我向他招手说我在这。他匆匆看我半眼,就坐下来,他问,律师怎么没有来呢?法官做了解释后,开始宣 判。跟上次开庭审理案件时不同的是,法官这次没有像上次一样,故作威严的使用高音量的声音,而是用低了八度的声音宣读,读完之后,法官问郭飞雄对判决有什 么意见?郭飞雄用平静得像是在听着别人的事情的神态说:" 我只说一句话:你们是用一种曲折的方式在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做广告宣传,你们和我,都在中国的民主事业中扮演着一个历史角色。我感到很荣幸。"

郭飞雄在说着这句话的时候,法庭现场的每一个人都凝神倾听他说话,他说得不快不慢。他平静从容的语气里有着异样震慑力,言辞一颗颗从他的口中出来, 在场的人都用心捕捉着每一个音节,以期听得清楚明白。法官在听完他的声明之后,愣神片刻,忘了他的法庭主持人的角色,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匆忙继续他的职 责,竟然说错了话,他手掌伸向在座的公诉人,嘴上说的却是 "请辩护人...哦,错了, ...公诉人对判决有什么意见?"虽只是片刻的分神口误,但,这表明郭飞雄的那句话显然是有力量的。真正的力量和威严来自正义、良知、来自人性的善、来自 在危境中、在被动状态中的泰然自若。

法官在法庭上宣判郭飞雄有罪的时候,法官梁皓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出了差错,他慌张的说:"哦,错了。 "这一瞬间也会被法庭的摄像设备留存下来,被人的记忆留存下来,这一定是人类社会更深邃,更神秘、更自然合法的力量使法官不由自主在这样的历史性时刻说" 错了 ",法官在这样的时刻,他没能绷得住他那至关重要的一刻钟,竟然从他的口里说出了"哦,错了。这是象征性的时刻,这是神秘的力量经由一个法官之口在这个时 刻说:错了!!它有着非凡的意义!我离开法庭的时候,眼睛的余光看到法官与他在法庭上一向坐得笔直的形象完全不同,他俯身向前倾向桌子,似乎在清理手中的 判决书,但,更像是正在为他说出 "错了"这话而懊恼着。这个时刻和这句话,我都不会忘记。它们会留存下来,永远,永远 !!

宣判后,法官问郭飞雄,你上不上诉?他说;我要见过律师后,再决定上不上诉。

他被法警带出法庭时,他边走边问我。金宝(我儿子的名字)有没有上学?我说,没有。法庭里一个女书记员叫我拿判决书。他被带走。

拿了判决书,我匆匆赶回家中,我的儿子独自在家,他今年本该上小学一年级,在今年 5月报名后,在6月 4日遭到政府的公立小学拒绝。我看见他正熟睡在床上,一时心里五味杂陈。

对郭飞雄的打击可谓全方位展开 --去年,他还是自由的时候,遭到一系列的警方的暴力殴打;拘捕之后,是更加惨不忍睹的法西斯式的身体摧残和精神摧残,但这些并没有打击他的信心和意志。 现在,政府一步步以他们的行为向世人揭示了他们是怎样制造郭飞雄冤案的。判决下来了,有期徒刑五年,罚金四万元。而我因为受到丈夫株连,被警方有意破坏工 作而长期失业,我们的儿子被政府的公立小学拒绝接收,失学在家。我们这样的一个家庭,在广州,因为被切掉了一切与外界、与社会应有的根本性的连接 --工作与学习之后,它完全成了漂浮在这个和谐社会上空的一座岛屿,这个位于广州城的十楼的家庭,的确是一座孤岛。政府究竟把他当成什么人在对待呢?他究 竟怎么了要承受如此密集的严酷的打击呢?对发生在他身上、发生在他的家庭的这一切,让人们看得下去吗?

偶尔有那么一个瞬间,我的脑子里会掠过这么一句话,我们到底生活在那里?!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是如此荒诞不经,竟然让人怀疑自己眼所见的真实。朋 友说为什么这些事情都给你们碰上了呢,怎么连孩子上小学都上不了?现在不是义务教育吗?我只能对她说:在我们这么大的专制国家里什么事不能发生?

二、律师的辩护意见,可谓客观冷静,滴水不漏,说理透彻充分,可是,在政府铁了心要实施政治迫害的郭飞雄案件中,就是没人听!

律师认为,本案的事实与证据并不确实充分,对其指控的依据仅仅只有郭飞雄的供述,此外,没有没有任何证据来佐证他的供述。并且,此供述是再两次用高压电警棍电击生殖器之后,在电击他生殖器的沈阳警方办案人现场督阵的情况下,做出的口供,依法不予采信。

指控郭飞雄犯有非法经营罪所依据的具体的《司法解释》、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不合宪、不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根据宪法规定,公民是享有出版自由的,受到法律保护。

三、关于本案的程序上,漏洞百出。

1、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那是发生在五年前的夏天的事情,当时,案件办理过取保候审,交两万元保证金,现场没收10万元。而这 10万元并没有随案从沈阳警方手中移送到广州警方 2006年9月 14日重新指控的这一次的案件中。也就是当时案件做过处理,罚没当场的现金十万元,一年后,解除取保候审,退回保证金二万元。这其实是做过经济处罚,已经 结案的案件。仅仅因为为了打击郭飞雄,参与维权运动,出于政治打击,才无视法律,违背" 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再次提起。

2、同案不同审。被警方作为主犯的郭飞雄的案件还正在被广州天河检察院第一次以证据不足为由,退回公安局补充侦查并被广州警方转押到沈阳警方手中的 2月上旬,作为同案犯的江伟,就已被广州天河区法院判决,有期徒刑3年半。那么,身为被警方指控为案件的主犯的郭飞雄,在尚未经由法院审理,就已经被预定 为有罪,这也是法律吗?!

3、关于案件的涉案金额的问题,有两套标准,按警方认定的经营额20多万,属非常严重,追究时限 5年以上;以另一套计算办法--非法所得才四万元,追究时限在五年以下,那么,这个案件在 2006年9月,连提都提不起来。它已经过来追诉时效。律师认为在多重够罪标准同时存在的时候,应该从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去决定如何追究责任,可重可轻时, 应取其轻。

四、郭飞雄遭拘捕的实质背景---出于政治打击的需要。

近几年来,他多次参与维权运动,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并走在维权运动的前沿。郭飞雄三次被警方非法暴力殴打,三次拘捕,三次拘捕期间都绝食绝水 抗议。在 2005年9月 13日,因参与番禺"太石村罢免事件" ,被广东番禺警方拘捕后,连续绝食绝水59天抗议。太石村事件后,他被广东警方拘押近4个月后,释放,当当局并没有就此放过他,广州警方登门每个围攻跟踪 郭飞雄,并三次非法暴力殴打郭飞雄。在高智晟律师被当局拘捕后,郭飞雄积极营救他,一个月后,于 2006年9月 14日,在家中拘捕。他早在拘捕前的五年就停止了一切经营活动,这次对早已处理的案件再次提出指控,完全出于政治打击的需要。

刑法的经济性或节俭性的角度,办案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取,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政府所做的是,区区经营数额 20万,利润仅4万元的小案件,他们竟然花掉 150万元的巨资,动用100多警力,175 次讯问,不过,175次讯问中有90%的讯问内容是关于 "太石村罢免"等维权事件。仅仅从这些数字上就可以看到这是一典型的政治迫害案件,要不是有这种目的,谁会傻到要做这样赔本赔到如此地步的事情。

以上是郭飞雄案的真相。他自2006年9 月14日入狱之后的遭遇,和政府如何替他构陷罪名的过程,在这里,参与他的案件的公检法部门的所做所为,把他们所代表的政府形象展示在人们眼前。对这个案 件中所出现的刑讯逼供的事实,郭飞雄本人,他的律师,还有我,都为此向有关部门、向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胡锦涛先生您写了申诉控告信,说句大实话,我是对这些申诉抱有信心的,我不相信这么简单透彻明显的冤案,在中国政府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开启耳目,看一看, 听一听人民的声音,没有一个人在意政府的形象,去理智的、公平合理地对待这个案子,去纠正一个错误,现在让冤案进行下去,在这个案件中,我们看到中国政府 动用酷刑、法庭上作伪证陷害、法院作出不公正的判决,面对这样的判决,作为郭飞雄的妻子,作为一个崇尚公平正义人权法治的人,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政府在 把郭飞雄冤案进行到底的同时,也就是把我推向了永不停歇的为我的丈夫讨回公道的漫漫长路。这是命运抛给我的使命,我接过它,面对这一使命。人争一口气,树 活一张皮。我要拿出精卫填海的执着、愚公移山的斗志,为中国政府强加给他的罪名抗议不止、鸣冤不止!!!中国走向人权、法治、自由民主的道路上遍布坎坷, 但愿我们这个家庭所付出的牺牲,所承受的不公,能多少唤起当局的反思和良知。

祝平安!

张青
2007年 11月14日起草
2007年11月28日第三个周三绝食抗议日完成

文学的人性观——听吴式南先生讲文论

傅国涌 整理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听到吴式南先生讲文学理论,内心豁然开朗,一片光明。原来干巴巴的概念也可以以那么生动的形式来表达,原来空洞的理论也可以变得如此有 血有肉。我就这样走进了吴先生的文论世界。他的文论不是干燥乏味的照本宣科,而是他对生活、对人、对文学作品的心灵体验,是他长期以来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 考,是从人本身出发的,充满了丰富的人性内涵,我把他的文论称为文学的人性观(也不知道吴先生认为是否妥当)。

吴式南先生早在50年代初上大学时就才华横溢,那时他最感兴趣的是美术评论,尤其是研究漫画,《文汇报》曾整版发表他的评论《有笔如刀——评华君武画蒋介石》。他因此和华君武、叶浅予这些画家都成了忘年交,他们曾给他写过好多信,后来全都在“文革”中付之一炬。

1957年春夏之交那场民族灾难、知识分子的灾难降临时,他已经在一所师专教书。年轻、正直、善良的吴先生,无非说了几句真话,就被打成右派。从此,他在 农村一呆就是二十年,他自称是挑了二十年的大粪。直到70年代末才重返讲坛。非人的右派生活使他的两鬓过早地发白了,也就是在这漫长的黑暗的二十年里,他 在田间地头,在昏黄的灯光下,蛙声虫鸣之中开始思考文学理论,其实他是在思考人、人性的本身。所以他所理解的文学问题,就是一个人性的问题。

回忆二十年前那些青春岁月,听吴先生在课堂上讲文论课,或者在他家里谈文学,依稀还感到温暖。

吴先生是我的恩师,他教过我做人、做学问的道理,在我的生命中遭遇不幸的时刻,他曾给过我关怀与鼓励,他用自己一生的坎坷经历安慰我这个学生。在我的心 中,他永远是一个博学、深思、有独立见解、有专业造诣的老师,一个饱经沧桑的慈祥长者,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曾失去联系多年,但我心中一直深深地思念着他。

本文是我根据当年的课堂笔记整理的,同时参考了吴先生发给我们的讲义。昨天徐晋如从广州打来电话,说很想看看此文,网上有题却点不开,希望我能在这里再贴一下。

人性与文学:鲁迅、梁实秋的争论

20年代末、30年代初鲁迅与梁实秋发生过一场著名的人性观之争,这场争论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文学理论史和文学史。

1929年年轻的文学评论家梁实秋在《新月》杂志发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提出文学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有不同的地方,遗传、教育、经济环境、生活状态不同,但有相同的地方,人生现象有许多都是超阶级的。“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

1930年3月,鲁迅针锋相对发表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提出了那个有名的驳论:

“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 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拣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会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 的......”

在那个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剧烈的时代,鲁迅从时代和阶级意识看人性是可以理解的。他抓住了人性中的一些变量关系,无疑也是十分深刻的,但这只是一个深刻的 “片面”,是只着一点,不顾其余。经不起从不同的角度,全方位、多视角地审视人性的内涵。鲁迅自己其实也指出了屈原和焦大人性中的共同点。屈原和祥林嫂, 一个是楚国的三闾大夫,大诗人,一个是目不识丁的农妇,但在他们身上我们同样可以找到人性的相似性。人性毕竟是一个恒量,具体条件下的变异并不能掩盖其实 质上的共通,人心总是相通的,因为人心是血肉做的。

人的喜怒哀乐自然也是相通的。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无论在资本家或穷人都是相同的。穷人之不会开交易所只说明他不会遇到这种懊恼,但折本的“懊恼”对穷人是一样的,如果说穷人对于折本感到高兴那才是怪事。

对于老太婆的拣煤渣,人人都觉得辛酸,煤油大王不会去拣煤渣并不说明他认为拣煤渣是一件乐事。

灾区的饥民当然是填饱肚子第一,不会有闲情逸致去种兰花,但他决不会以为种兰花是一件丑恶的事。

林黛玉的美丽和诗才,她的爱情的高尚和痛苦,难道焦大会反感吗?焦大由于年龄悬殊和地位的不同,自然不可能去爱林妹妹,但林妹妹的美在焦大的心中同样是不会泯灭的。

所以鲁迅提出的这些证据都没有证明阶级性可以取代人性。穷人、老婆子、灾民作为一个人,他们的人性是全面地存在的,只是局限于特殊的环境条件暂时领会不到而已,并不能因此就否定了人性的普遍存在,美好的人性仍是存在着的。

吴式南先生提出,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理应补充鲁迅的另一个“片面”,同样深刻的另一面,还人性以本来面目。他还举出了这样一个例子:毛泽东当然是一个激 烈的阶级论者,但就是他60年代初曾与何其芳谈到“共同美”的观点,他引用了孟子的话:“口之于味,有同嗜焉”,说明共同美的存在。他同时谈到中国古典文 学的共同基调是“悲怆”,这“悲怆”是能够引起千百万人所共鸣的。几千年来我们所处的时代都是悲怆的,吴先生理解这“悲怆”就是一种共同人性的基调,笼罩 在几千年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之上的悲怆性氛围,正是长期以来人们在专制罗网的压抑下所折射出的普遍人性的闪光。

毛泽东对文学的这一理解显然也不是从单纯的阶级立场、革命价值出发的,而是着眼于从人性的整体感受来把握文学的内在本质。梁实秋对人性的体会和他对文学的认识,今天看来,仍有其无法否定的价值。

还“人性论”以光辉

长期以来我们曾经一听到“人性”二字就把它归为资产阶级的论调而嗤之以鼻。其实,“人性”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难道说无产阶级就是不讲人性的吗?这是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最大污蔑。你不讲“人性论”,难道还要讲“兽性论”吗?

人性,作为一面旗帜,的确是欧洲近代资产阶级率先举起来的,这是资产阶级为人类文明史所作的巨大贡献,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吴先生以充满了热情 的笔调讴歌——这是一面多好的旗帜啊!我们终于从愚昧、无知的噩梦里醒过来,我们不再相信欧美资产阶级都是一些脑满肠肥、荒淫无耻、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 人。人道主义、人性论和批判的现实主义,就是他们留给全体文明人类的珍贵遗产,是两面永远金光闪闪的旗帜。

文学的核心是人性,是人性的全面呈现。文学没有国界,能够超越一切民族、阶级的界限。如果说文学有什么世界性的永恒主题,那就是人性,全面的人性。人性的 旗帜就是文学唯一的也是最广阔的旗帜。就因为人类的文学中闪动着如此丰富、如此深邃的人性之海洋,文学女神才是那样百看不厌、青春永驻,既神秘又激动。在 人性——人道这面总旗帜下,《诗经》与荷马,泰戈尔与但丁,屈原、李白、杜甫、李贺、李商隐与莎士比亚、歌德、拜仑、海涅、勃郎宁夫人,普希金、惠特曼、 波德莱尔和徐志摩、闻一多、穆旦,马尔克斯、海明威、卡夫卡与曹雪芹、鲁迅、沈从文、巴金.......等等文学心灵之间完全是相通的,所以我们的心灵也 能为东西方的文学作品所激动。这些文学家、诗人,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民族、不同时代,却有共同的语言,那就是人性的语言。他们璀璨晶莹、五彩缤纷的文学世 界都是全面人性这株长青树上所开放的奇花异卉和结出的黄金果。

吴先生对文学的理解来自他对文学自身充满血肉的观照,他提出的文学的人性观击破了黑格尔——别林斯基模式,超越了托尔斯泰、普列汉诺夫模式,也走出了我们 熟悉的“现实——政治斗争——形象化工具”模式。他着眼于活的有血肉的人,着眼于人的整体内在世界,着眼于人的灵性——内在世界在外在世界中的全面折射, 是真正的“人”的文学本质观。他心中的文学是活生生的,与天地、人生同呼吸、共脉搏。文学就是激荡人性、疏导人性、陶冶人性、完善人性。

以任何功利的、实用的、狭窄的眼光看文学,都是对文学本来面目的亵渎,他们是蒙在美丽的文学女神身上的一层层灰尘。而在文学女神的左右手里,各持一把人性 的标尺,一把是讴歌人性的真、善、美,另一把是鞭挞人性的假、丑、恶。文学的法庭始终掌管着人类的心灵,为崇高的全面的人性而斗争,就是文学最神圣的使 命。

文学的本质是表现全面的人性,也就是表现人的生命、心理、欲望、意志、理想、行动在与人的外在环境(民族、社会、时代、地域等)的相生相克中,所感发、迸 射出来的喜、怒、哀、乐以及追求和抗争,爱情和创造,崇高和滑稽,庄严和痛苦,正常和扭曲等。展现的是人性的丰富多彩的不同侧面。因此他说:“文学是社会 的事业,更是生命的事业。对文学的感受和评价,不只要用大脑来思考,更是要用全身心的感觉和体验。”这是心灵与心灵之间的默契,情感与情感的交融,生命与 生命的拥抱,人生与宇宙的媾合。

在文学中,“情”就是“真”,即是“善”、是“美”。美国的名著《飘》(gone with the

with,中译本现在译为《乱世佳人》,吴先生说虽然民族味十足,但很俗,而原题隐喻确切,传神地表达了小说的情韵)里的女主角赫思嘉的所作所为,在知上 是逆历史潮流的,在行上(生活方面)是非善的,但她的人生追求、价值观念却完善地体现了:“1、必须富有;2、决不因潦倒而忧伤;3、不受任何人的支配” 这一“美国精神”,是一种普遍人性的美的感情,最终又是符合于大善和大真的。所以小说才在全世界不胫而走,历半个世纪而不衰。甚至在原作者不幸逝世40多 年后,还有人要从80个作家里遴选出一个女作家,以500万美元的惊人代价为之“续貂”,花三年才脱稿,以22种文字同时出版。这是人性的永久魅力,是 《飘》所表达的丰富生动的人性世界造成的轰动效应。

吴式南先生从人出发,从文学本身出发,他高举人性的大旗,用一个个鲜活的例子,还给了“人性论”以光辉,还给了文学以本来面目。他常说他的文论“一切从文 学的自身出发,注重于心灵的感受。自信文学乃人类的共享,学术为天下的公器,务以全人类、全天下作为思考的基准,持全方位、全开放的通达眼光。言必由衷, 贵求其真;思必实证,贵求其是”。所以他的文学人性观句句都是肺腑之言,没有经院的死气、学院的迂气、取宠者的哗气、学究的奴气,这个曾经当了20年右派 的知识分子,我们透过他对文学的研究也能够看到他傲然独立的人格。没有这种人格力量,他也不可能完成他的思想升华,在超负荷的劳动中,在田间地头抬起头来 仰望星空——文学的、人性的星空。这是一个失去了人性温暖的人在没有人性的年代里对人性的渴望和呼唤。

四大古典小说:全面人性的例证

什么是人性?全面的人性是什么?到底有没有共同的人性?这本来是一个并不深奥而十分明白的问题,只是由于过去理论界的封闭和对左的政治路线的屈从,把它人为地划为禁区,以至幽闭了作为人的应有的起码的良知。

人性是人的客观存在,人性就是人的存在的“现实”。人如无人性,与动物何异?人是生命和肉体之身,与天地万物同构,自然有生物性、自然性(永远都无法泯 灭)。生命、肉体、生理、心理就成为人之自然因素。人又是社会的细胞,群体中的一员,他必然有理想、道德、实践、创造等要求,人的社会性、理性自然也是永 不泯灭的。如果说人是“生物、心理、社会”的合一,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性(含生命、肉体、心理、欲望)与人的社会性(含道德、理想、实践、创造)的合一。美 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五种根本需要画成一个金字塔形的五步台阶:最低的是生存的需要(包括安全、饮食),然后是爱情、友谊、荣誉等的需要,最高层次是自 我实现的需要。

这五个层次,其实也就是人的全面人性的具体表现,无论帝王、总统还是乞丐、流民,无不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一切斗争,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纠葛,一个人的命运所遭际的悲欢,一个性格所产生的优和劣、常和变、光辉和扭曲,都跋涉在这个五级人性台阶上。

所谓具体的人性,也就是人的这种全面普遍的人性要求在一个具体的时代环境、民族环境以至家庭环境、地域环境中的相生相克、千姿百态及其无常变化。所以,人性自身是一个恒量结构,但他在实践中却又是一个变量的形态。一方面人性是永不泯灭的,另一方面人性又无限丰富。

伟大的文学作品就是同时展现了人性的这两个量值之间既错综又平衡的情况,凡是表现了全面人性的作品,总是有着它自身固有的生命,因为它是“人”的文学;凡 是远离人性的作品,即使暂时如何走红,到头来总是纸花纸人,朝生而夕死的。人类文学的长廊无非就是一系列表现全面人性的画廊。阴阳两气相合相克构成宇宙与 万物的本原,这是天地万物的大道,而自然性和社会性这两大基本特征的相辅相克则构成了人性的本原,也是人性的大道、文学的大道。

千古流传的中国民间四大传说(白蛇传、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家女)为什么会如此有口皆碑、百看不厌,赢得东方人乃至全世界的喜欢呢?最根本的原 因,无非在于它们都以一种超人间的传奇性的力量(包括环境)表现了普遍人性中基本冲突:爱情与压迫,欲望和抑制,理想和现实,命运和不屈,善良和邪 恶......之间通过非人的幻想力量所进行的曲折斗争和胜利。

什么是天理?古人说天理就存乎人欲之中。俗谚:一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佛云:人有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惧。这两个“七”字正是最质朴最明白地概括 了最普遍最大量最起码的人性要求。这是文学发生的基元。文学,人类的文学创造,正是在一种现实——非现实的幻境中发射了、满足了、升华了人的这种全面的人 性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个清代人曾说文学(小说)与男女、饮食是“鼎足为三”,未为过也。

再看中国的四部家喻户晓、老幼喜爱的传世小说,它们最基本的价值,只有在全面人性的典型表现这个根本点来看,才能找到最佳的阐释。以人性为标尺,拿这四部 小说与人的生命历程相参照。《西游记》代表了人性的童年、少年时期的天真和幻想,放诞和浪漫;《红楼梦》代表了人性之青年时期对爱情和婚姻问题的激动和思 考,狂热和追求;《水浒传》

代表了人性之中年时期的血气方刚和爱爱仇仇、雷厉风行;《三国演义》则代表了人性之中、老年时期的成熟和权术、智慧和争斗。《西游记》和《红楼梦》还共同 探索了人生之终极皈依问题,近乎一种宗教的解脱了。如此看来,中国几千年来古典文学历史所传世下来的这四部小说,仿佛是历代人民经过长时间的筛选,把他们 作为对自身全面人性的主要历程的系统参照与对于宇宙轮回之大道的根本体现而予以图腾式的信奉的。

相比之下,《金瓶梅》虽然有很高的艺术手腕和对人性某个侧面精到的挖掘,但究竟太偏离了、太浮浪了,它对全面人性的哲理性探讨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这是它 难以广泛和公开传播的根本症结。《西游记》虽然是一部非写实的神话小说,吴承恩却在一个“顽猴”身上灌注了何等饱满伟大的英雄的人性,在一个猪猡的躯体之 中移植了多少酣畅淋漓的芸芸众生的灵魂。这才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所以万古不灭的魅力所在。

吴式南先生对四大古典小说的独特解读让我大开眼界,终身难忘。

人性的呐喊

是人性构成了文学既共时又历时的生命的秘密,如果没有了人的灵性的浇灌,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人类的文学是由什么酿造而成的。

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描写了一个叫安娜的女人由于厌恶她年老的丈夫而与一个青年军官私奔,抛弃了丈夫和孩子。后来又被军官所抛弃,安娜心灰意 冷,就卧轨自杀了。但如果你这样介绍,就大煞风景了。你根本就不能从中感受到安娜的美丽和痛苦,她的爱情的颤动,火热的对幸福的渴望,作为一个年轻而美丽 的妇女,不幸的恋人以及真诚的母亲,她最后以死来表示对上流社会虚伪、自私、黑暗的抗议。

否则你就无法理解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有一个排的红军战士竟喊出:“为了安娜·卡列尼娜,冲啊!”这样鼓动对法西斯拼杀的口号。在这里,一个俄罗斯上层社会 的不幸女人竟成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祖国的神圣象征,成了人的幸福和美好的象征。在这里,安娜的旗帜变成了一面追求高尚人性的旗帜。

同样,如果说《红楼梦》只不过是写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她们之间的爱情纠葛,后来由于情场失败,一个痛苦而死,一个则做了和尚......,这是对《红 楼梦》最残忍的阉割!曹雪芹呕心沥血所创造出的那些天才的篇章,如苏州姑娘的多情和痛苦,孤傲和脆弱,热烈和压抑,薛宝钗的绵里藏针、中庸之道,凤辣姐的 笑里藏刀和调包计,以及在热闹的婚礼声中潇湘馆里绝命的叫喊:“宝玉,宝玉,你好......”等等,这些千百年来一直震撼心灵的最强音,是充满了人性的 丰富和美丽,庄严和丑恶,痛苦和毁灭,向往和叹息的最具有生命力的声音。

曹雪芹无疑是中国古代最深广最热烈的人道主义者,《红楼梦》就是一面闪耀在中国几千年黑暗王国尽头的最为光辉灿烂、最为五彩缤纷的全面人性的旗帜。

他们都是血泪凝成的诗篇,尼采说他最喜欢读的是那种用“血”写成的书。这“血”,吴式南先生认为就是指人的灵性最为深沉、最为浓烈的浇灌,是人性的呐喊。

人性的符号

现代主义大师和鼻祖卡夫卡的代表作《变形记》,描写一个人早晨醒来忽然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仍具有人的意识),于是发生了一连串的悲剧,最后只得愤愤地、默 默地、孤单地死去。故事当然完全是荒诞、超实的。但淋漓尽致地揭示了现代人的悲剧:生活变化无常,人际之间非常冷漠。强烈地表达了现代人们的压抑感、无常 感、危机感。吴先生说卡夫卡的《变形记》和《城堡》、《审判》这三部小说就其对西方现代生活和人民命运的显现,对现代社会人性内涵的揭示来说足以抵得上巴 尔扎克九十七部的《人间喜剧》。

海明威的名著《老人与海》是以写实的方法描写的,但它的精神完全是现代型的,小说的自然环境是大海,主人公是一个人类的象征或符号,“老人”与大海的风 浪、和鱼类搏斗只是一种隐喻性的情节。它的精神和主旨是表现人类的永恒性的悲剧命运和在大自然(也包括人类自己)的搏斗中永远不失败、永远没有被击倒的英 雄气概。海明威希望“人在失败中要仍然不失尊严”,要永远地奋斗和追求。这个象征无疑是现代人类伟大的启示录。“老人”的性格特征虽然缺乏现实主义的细腻 和鲜明,但他的所指和内蕴却是异常地巨大。这种象征性寓言性的文学情境构造是现代人类的一大精神符号的创造。

一切文学创造都只是一个文化的符号,一个象征全面人性的符号。蒋和森评论《红楼梦》就是一个伟大的省略号或者伟大的感叹号,外国有评论家说易卜生的剧本是 一个伟大的问号。对雨果、托尔斯泰、海明威、卡夫卡等人的作品,也是如此。以这种带着强烈灵气的符号来描述或评价伟大文学作品,才算是传神地表达了这些作 品的本质。

所以宋代有个独具慧眼的批评家,竟以一个“气”字,一口评定了历史上六部文学经典的不同特征,他说:“论语气平,孟子气激。屈原气悲,庄子气乐。史记气 勇,汉书气怯。”这“平、激、悲、乐、勇、怯”即是作家自身灵气的特征。抓住灵气一点,以一个字就总括了他们各自心灵的底蕴和特色。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有一首题为《豹》的诗:

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

缠得这般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

它好象只有千条铁栏,

千条铁栏后便没有宇宙。

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

在这极小的圈中旋转,

仿佛力的舞蹈围绕着一个中心,

一个伟大的意志在其中昏眩。

有时眼帘无声地撩起,

于是有一幅图象浸入,

通过四肢紧张的静寂,

在心中化为乌有。

这首诗之所以出色,当然不是因为他就豹写豹,也不是写什么人的力量制服了猛兽,那都是平庸、肤浅的表现。里尔克的慧眼就在于站在人性的追求自由意志这个最庄严的角度来观照巴黎动物园中的“豹”—— 一个强劲的生命在“千万条铁栏”中被困扼,一个伟大的心灵在单调和乏味之中被折磨,世界的一切“图象”都在“紧张的寂静”中“化为乌有”。

里尔克通过这个动物的悲剧形象,揭示了人和环境的悲剧关系,自由意志和客观世界的深刻冲突。这是一个普遍的全宇宙性的主题。深刻而普遍的人性揭示,使这首诗具有全人类的内容和意义。

从这“豹”,我们会自然联想到人类普遍性的社会命运,会联想到一个个崇高心灵所遭遇到的痛苦,如被缚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被压在雷峰塔下的白娘子、 被投入牢笼的邹容、遇罗克、张志新、李九莲......以至被终身囚禁的张学良将军,透过铁栏中的“豹”我们仿佛看见了一幕幕人生的悲剧。这一深刻的人性 观照,早已超越了动物园里的“豹”,超越了千条铁栏。

豹与人,在里尔克的诗里化为一体,豹有了人性中的悲剧色彩。也只有那些闪烁着人性光芒的诗篇才真正能够打动人心,有着亘久的魅力。

吴式南:文学的人性观

文学是千面神,是千手观音,她的面目千姿百态,她的色彩万紫千红;而且任何时候,文学总是呈现着全方位开放的形态。这给人们带来无尽的迷恋,无尽的思索, 无尽的解答。文学是“人人心中有”,却“人人讲不清”。唯因活在人们的“心”中,文学才显其永恒;也唯因人人都讲“不清”,文学方显其本色。如果能够讲尽 了,讲清了,也许就没有文学了。文学永远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向人们做着蒙娜丽莎式的永恒的微笑。“你真美啊,请你停留一下吧”。(浮士德)

那么吴先生心中的文学到底是什么呢?他说这是个愚蠢的问题,回答也是灾难性的回答。

因为文学就是人类自身,文学无法下定义。现代思维的多元方法可以启发我们对文学是什么作出综合的与多侧面的回答,但文学没有标准答案。

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过奢了;说“作品是人生的教科书”太夸张了;说文章(学)是“经国之大业”,把文学太抬举了(廖沫沙有诗“岂有文章倾社稷, 从来误国皆佞臣”);说文学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是危言耸听。她是人类内心的冲动,痛苦的解脱,苦闷的象征。研究文学只能从她的实际出发,把文学还给她 自身,还她以真面目。

从哲学角度看,文学是心与物、人性与生活的二元复合;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文学是内动与外感、表现与再现的二元复合;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文学是人类相互交流情感的代码;

从结构主义角度看来,文学是语音、文字、语词、句子之间的最优性排列系统;

从审美学角度来看,文学是隐喻性和象征性的美听美想的美文创造。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文学是对特定时代、社会、民族的精神和生活的描摹和折射;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文学是展示一定社会、一定人的感觉、情绪、表象、愿望、意向、追求、梦幻等等意识与潜意识的奔腾之流;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文学是对一切奴役与剥削制度的揭露与抗议,是对民主、自由、人权的追求与歌颂,是前进的火光,奋斗的号角;

从接受学的角度来看,文学是对读者的召唤性结构引发其再创造,并最后到达完善自身的双向过程。

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文学是人类进化与心灵发展历程的阶梯式的图腾标志,是实现人、社会、自然三者高度和谐的不倦追求。

我们之所以需要文学、爱好文学、谈论文学,列宁临终前夕还在阅读杰克·伦敦的作品《为了生命》,蒋介石临死时床头还摆着宗教小说《荒漠·甘泉》,可以说文 学就是我们人类自身。她与饮食、男女这三者是共同支撑人类生命之三鼎足。饮食是人类生命存在的需要,男女是人类生命延续的需要,而文学是人类生命躁动所折 射出来的血与肉的轨迹。它表现为对痛苦的寻求解脱,对邪恶的不断抗争,对爱与美的始终执著,与对希望和理想的不倦追求。文学与人类共同着生命,哪里有人类 有生活,哪里就永远有文学。

对人类而言,精神的贫乏难以忍受,生命的躁动高于一切,因此才有了文学,文学就是人性与生命的根本需求。

说文学起源于劳动,太空泛了,这只是一句伟大而正确的空话,正如卡尔·波普尔说:“一个理论传达的经验内容,随它的可否证程度而增加”。文学来源于生活, 又不同于生活,是生活与生命的双合力。文学是生活的镜子,是显微镜、望远镜、放大镜、哈哈镜,是一面神奇的魔镜。文学来自人类全面的灵性,文学与人类的灵 性共同着生命。人性大于阶级性,阶级性只不过是人性的一部分。文学就是以人类的生活为材料源,以心灵为动力源,心灵在文学中主要体现为人性。表现人性是文 学的内核,人性就是人之共同性的生命、心理与伦理要求,它表现为三个层次:一是生理层次上的要求(含生存、男女),二是心理层次上的需求(含认知、意志、 想象、爱恨、哀乐、美丑感等),三是理想层次上的需求(含向上、崇高、创造、奋斗等)。人性是在生命土壤和社会土壤上共同生长起来的生命树上所绽放出的花 朵。如果说花朵是大自然的艺术,那么人性的文学就是人类社会的花朵。它是无可抑止的,它是文学生命与魅力的根本所在。

人类的感情是普遍、共同的,如爱情、亲情、乡情、童情、旅情,还有孤独之情。感情是人性的河流,是文学的最初秘密。有些文学作品看起来不合理智,不合理性逻辑,却合乎情感的逻辑。一切只要顺应人性,符合人性的要求,因为文学的尺度也就是人性的尺度。她的唯一通行证就是美。

说穿了,文学是人类对自身的全面观照,人类通过文学来求得对自己心灵的发泄、平衡与完善。在某种意义上,她与人类对宗教的信仰类同。不同的是宗教叫人忍 受、卑怯、逃遁到虚无的末世,而文学则教人正视人生,抗争罪恶,积极向上。归根结底文学是诉诸人性,是试图作用与改善人的情性(一是娱乐人,二是醒悟人, 三是完善或拯救人)。人类从事文学创造和阅读,根本上乃是向着美的王国愉快地挺进。

在文学中,现实主义是本来如此,浪漫主义是应该如此,超实主义是假定如此或感觉如此。文学的中心任务是表现人的全面性情(人性),人性构成了文学最深厚的 内容和最长久的魅力。她最根本的作用就是审美。所以有人提出了审美就是人类自由的极至。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就生动地揭示了:人的肉体可以被毁灭,但人的 精神永远不可打败。文学是人类最美的奇葩,是一枝永不凋败的花朵,文学不是宣传的工具,也决非金钱的娼妇,文学就是文学。

吴式南先生把他的文论分为本体论、鉴赏论两大部分,他还提出了文学对应论,并用系统论来解读文学语象的生成。他始终把文学看成是心灵的事业,立足于人性,从人的本身出发,找到了文学之所以万古长存的奥秘。这是我对他的文学人性观的理解。

张鸣博客:马桶与茶壶的旋律

北洋军阀时代,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军阀们真正的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自家内部的叛离。两军对垒自不必说,双方战斗的胜负,往往不在于武器火力 的优劣,兵力的多寡,或者战略战术的高下,让一方土崩瓦解的最主要原因,就是阵营里出来一个倒戈将军。倒戈的原因,大多是收买,所以,外国人一直嘲笑中国 人,说是中国的战争,不是枪炮在打,而是用银元和烟土在打。

打起来的时候,有内部叛离的危险,平时无事,照样不保险。扩张势力,是每个军阀朝思暮想的事,招兵买马,属于正常途径,这个途径虽然可靠,但费银子,招来 新兵,既要训练,还得买枪械,如果从别人那里挖一支部队过来,虽然要付不小的一笔收买费,但却省下来训练新兵和购置枪械的钱,更重要的是,让自己的竞争对 手,实力大损,一反一正,赚了双倍的。当年四川军阀,就是这样挖来挖去,害得大伙恨不得多长几双眼睛,把部下盯牢,杨森则把全军的重武器集中起来,交给自 己的儿子统一掌管,部下即使叛逃,也拖不走值钱的家什。

对付这种内部离析的办法,就是尽量用自己人,先是自己子弟亲戚,七姑八舅,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自己家人用完了,就用乡亲,一个村的最好,不行就一个县的,至少得是同省的。“学会某某话,就把洋刀挎”的事,在很多军阀那里都有。

即使都用自己的亲戚老乡,也不能保证所有人不出事,为此,某些军阀还有一些考验部下忠诚的方式。这方面最绝的是王怀庆,此人属于老资格的北洋将领,一生没 有别的爱好,唯独喜欢马桶(老式的木质马桶),办公室里摆着马桶,坐在马桶上处理公务,出行带着马桶,他坐一个大轿,马桶坐一个,用人,也是马桶术。

马桶者,一要用得久,时间越长,用起来越舒服,二要箍得牢,一圈木片,不仅要粘牢,而且要用铁箍给牢牢箍紧,三要容忍污秽——功能就是如此。王怀庆的麾 下,第一都是老人,老部下,跟他越久,就越受重用,第二拢得紧,一个看一个,第三最重用,要经常容忍王怀庆无缘无故地打骂,打到满脸是血,骂到祖坟冒烟, 都能贴然忍受,而且笑脸相对。他的逻辑就是,能够忍受没道理地打骂,就意味着对我的无条件服从,忠诚也就到了家,这样的人,可靠。所以,每到要提拔一个人 的时候,他就不分青红皂白,上去一顿拳脚,打到对方脸上开了酱油铺,骂到一佛出世,二佛涅槃。时间一长,部下摸出来规律,只要谁无缘无故挨了领导的揍,大 家就让他请客,因为人家要升了。

不这么费事,却可以保证部下不叛离的办法,也是有的,曹锟的弟弟曹瑛,曹七爷,就有绝招。曹七爷是曹锟的小弟,自幼托庇曹锟的余荫,长大以后,吃喝嫖赌, 一直泡在天津的妓院里。这个世界上,跟他关系最好的人,除了那些妓女,就是妓院伺候人的杂役。这些杂役,在上海,被人称为龟奴,因为过去中国妓院的规矩, 老板和老板娘是爹娘,妓女是女儿,而做服务的杂役,则是妓女们的兄弟,任由自家女人出来卖的男人,理所当然被称为乌龟,乌龟做的又是杂务,自然是龟奴,在 一些近代小说里,干脆称之为王八。而在天津,人们不那么刻薄,称这些人为茶壶。

跟龟奴或者王八或者茶壶打得火热的曹七爷,狗屎运特别好,因为自家哥哥官升了又升,由师长而督军,督军而数省的巡阅使,官大,兵多,自己兄弟自然得跟着带 兵,曹七爷也有资格做师长了,国军第二十六师师长。曹七爷带兵,用人别具一格,别个不用,净用当初自己泡久了妓院的茶壶。还好,他没有把妓女们拉出来,学 孙武子吴宫教战,带出一对娘子军来。曹七爷的队伍,在当时,很是扎眼,大约茶壶毕竟是茶壶,做了军官,也不失本色,因此,走到哪儿,一眼就能看出来,因 此,即使曹家阵营里的人,也称曹七爷的队伍为茶壶队。

曹七爷这种用人之术,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没有人会叛离,因为除了他老人家,世界没有第二个军头,肯用茶壶当军官。这些茶壶们,想要离开也行,但只能再作冯妇,旧业重操,离了曹七爷这一亩三分地,想要挎着盒子炮,满大街耍威风,吆三喝四,门也没有。

马桶和茶壶式的用人之术,人是被箍住了,但集团的效率却差得很。王怀庆长期卫戍北京,没有仗可打,五四运动时,抓示威的学生倒是蛮起劲,也蛮神武,可第二次直奉战争,被派到了战场,就稀哩哗啦了。曹瑛的部队,则一直跟着直系的其他部队溜边,一见真章,大伙一起尿裤子。

凌锋:中美关系,误会还是报复?

感恩节期间,美国航空母舰小鹰号要来香港停泊渡假,被中国拒绝,后来中国又同意了,但是美国没有接受。一批军人家属从日本赶到香港团 聚,结果泡汤,劳民伤财。美国要求中国解释,中国在沉默了一个星期后,外交部长杨洁篪二十七日向美国总统布什表示,这是“误会”所致,至于什么误会,美方 说不知道,中国方面也没有说。

中美的军事交往,美国方面一直强调,希望中国能够增加透 明度,以免发生误会;但是这个事件正是中国没有透明度,即使说“误会”,由于没有说清楚是怎样的误会,因此还是没有透明度。美国在外交政策方面正在大幅向 中国倾斜的时候,这件事情虽然是“小事”,因为涉及不到什么国家利益,却会引起相当的波折,因为它关系到人情、亲情。共产党一向党性高于一切,美国人却觉 得在感情上受到撕裂,怎么会不重新检讨共产党所说的“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呢?

其实这个误会之所以“透明”不起来,原因是这根本是一个谎言。因为在 这之前,中国也拒绝两艘美国扫雷舰前往香港避风暴,美国军方认为这比拒绝“小鹰号”更要令人意外而困扰。西方人喜欢用“困扰”,因为是比较中性与客气的说 法,不像共产党动不动用“不满”、“愤慨”等等。这种拒绝,连“人道主义”也不顾了。美国人大概到这时才发现,中国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后,他们的人道 主义还是毛泽东时代的“革命人道主义”,老美是帝国主义,怎么可以同他们讲人道?中国对扫雷舰事件没有解释,因为不可能老是“误会”呀。

说起来,倒可能是胡锦涛与军方发生误会,这种是否停泊的事件怎么能麻烦日理万机的胡锦涛?由军委办公厅主任贾廷安决定可也。也许同今年年初中国击落自己的过期卫星那样,胡锦涛如同马英九,“看报才知道”。于是只好沉默多日,让事件稍微冷却,才寻找口实打马虎眼混过去。

不 过,胡锦涛的“看报才知道”,也许与马英九一样,是拿来胡弄他人,让军方背黑锅。因为一切的一切,都是胡锦涛在幕后主使的。因为有一些评论认为这是中国的 “报复外交”,因为美国总统布什最近接见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同样的报复外交也用在德国,因为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接见了达赖喇嘛,所以中国不但推迟德国 财政部长访问中国的行程,而且给法国许多订单,以表示只有听话的孩子才有糖吃。

因此未来的关键是,在中国的“报复”下,美国与德国是磕头求 饶,还是堂堂正正守护自己的理念。德国有以前纳粹的教训,总理自己“红旗”下长大,了解共产流氓的性格,因此可能不会屈服;美国军方自然也不会屈服,不过 只看短期利益的美国国务院就很难说了。而他们的反应也关系到中国未来实行“报复外交”的分寸。

(原载《民主论坛》)

英国房奴噩梦降临,中国楼市前景堪忧

作者;冷眼

美国次级房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房市狂泄不已,房地产损失已超过两千亿,全球金融持续震荡。受其影响,英国楼市泡沫破裂,11月27日证券时报报道,英房产市场负面消息频传:房价连跌两月,房地产基金遭遇流动性危机,房奴贷款负担日重,英国楼市严寒降临。与此同时,英银行釜底抽薪、信贷趋势紧。房奴不堪债务负荷,家庭平均负债比例高达到税后收入159%,房奴噩梦已经降临。

与此同时,受次贷信用危机影响,房贷按揭"优质产品"神话破灭,中国次贷内幕引起各方警惕觉,央行连续5次加息、9次提高存款准备金。出台房贷新政策《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提高贷款购买第二套以上住房首付至40%。

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联合发布最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声明普通住宅的开发建设领域将不再鼓励外资进入,限制外资进入房地产二级市场交易及房地产中介或经纪领域。

在房贷信用危机、多重政策约束的夹击下,楼市顿时丧失了前进高涨的动力。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冬天已经来临:

南京:卖房人多,买房人少,南京房市资金链断裂,开发商抛售存货,不再"捂盘",回笼资金。南京市房管局刚刚公布的11月份期房退房公示名单中,一家楼盘赫然出现了45套退房。这家楼盘位于栖霞大道18号,是一家商住两用楼盘。退房者均为投资人。

广州:楼盘价格"雪崩"

广州楼市出现局部暴跌,金沙洲楼盘由国庆期间的均价12000元/平方米暴跌到现在最低6800元/平方米。万科四季花城、万科金域蓝湾、中海金沙湾、恒大御景半岛均普降2000~4000元/平方米。即将开盘的广园东碧桂园大盘新一期洋房组团,即将开出4800元/平方米包装修的"震撼价"冲击市场。

深圳:商品房交易量跌至谷底

盘点整个10月份,统计数据显示,深圳全市商品房和二手房成交量均大幅降低。今年10月份,深圳新房的成交量只有15.3万平方米,不到年初成交量的1/5;二手房的成交量为35.5万平方米,也只有高峰时期的1/5左右。业内人士表示,这体现出当地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性需求已经被明显遏制。

东莞:成交量大幅下跌

10月和11月上半月的住宅成交面积上,相对于7、8、9三个月明显下降了超过20万平方米。其中10月的成交面积与7、8、9三个月的平均成交面积相比下降了38.22%。

佛山:成交量下跌,房价下跌

10月份成交面积明显下滑,只有59.64万平方米的成交量,降幅约为19%;而在平均成交价格方面,在7、8、9月的递增后,10月份出现了一定的下滑,相对9月份的价格,下滑了317.24元/平方米,下滑幅度为5.31%。

珠海:10月份,一手房交易均价为5312元/平方米,比9月下降了568元/平方米。

长沙:期房连续3周价涨量跌 

长沙楼市陷入"价涨量跌"的尴尬境地。长沙房地产市场的数据表明,截至11月16日,连续3周期房成交量呈现下降趋势。为了招揽购房者,多家新盘已推出了降价促销、团购优惠。位于湖南路商业中心的一家楼盘,8月开盘价是1.2万元,现在特价9088元就能拿到;江北的两家楼盘不约而同提出了九六折优惠;某楼盘更拿出85套房源,推出了团购最高优惠5500元的"心动"行动。

上海:外资撤退,楼市狂跌

据上海中原物业代理公司称:相比去年5月份房价,整个上海市新入市的房屋价格出现了10%的降幅。分析人士指出,外资退出市场是上海高档房价因成交量过低而价格下跌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最近房贷新政策出台、存贷款利率上调、房贷监管加强等原因,房奴还款潮已经出现,房贷违约现象增多,炒房客资金链开始断裂。11月初,央行公布《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住房抵押消费贷款增长很快,违约风险已有抬头趋势,一旦房价大幅波动,容易引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激增。"

建设银行研究部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也提示:近年来,我国个人住房不良贷款数额已呈攀升趋势,我国住房按揭贷款正在逐步步入违约高风险期。

子曰:“ 一说就闹、一批就跳”的潘家铮院士


1127日,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星期二举行的记者会上,力主三峡工程上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家铮(见图)在解释三峡工程现状时,突然间偏离话题,开始指责他所说的部份国外媒体对三峡工程进行歪曲和妖魔化。眼下这种一说就闹、一批就跳”的状况,多年来已经成了中国政府发言人惯例,凡是国外说中国不好的,不管是政府还是个人、善意还是恶意,都一律看作是居心叵测的妖魔化来予以驳斥,再就是反唇相讥,恨不得把对方再给妖魔化一番,才方解心头之恨。

其实,追踪溯源,中共本身,应该是妖魔化的高手。历史上凡是视为敌手的,哪一个不是妖魔化到令人毛骨悚然甚至恐怖的地步。先说蒋介石吧,现在看照片,也是堂堂的一表人才,毕竟是领导中国人民头一次驱除外侮、战胜强敌的领袖人物。可是当年中共却把他给彻底脸谱化和妖魔化了,漫画的蒋介石脸上一大块膏药,歪瓜裂枣,青面獠牙,简直是一个活鬼,名字也改作“蒋该死”,他领导的浴血奋战八年、死伤几百万的国民政府军队,居然也被成为“遭殃军”。这样的妖魔化手法,难道还不到家吗?1126日,《北京日报》倒是有一篇对历史学者杨天石的访谈录,称蒋介石是一个既有大功也有大过的人物,这与中共妖魔化的蒋介石,根本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形象。

中共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把一个国家妖魔化,也堪称是行家里手。拿美苏两国来说,历史的来看,谁对中国危害最大,懂得历史怕都清楚,如清末中兴大臣左宗棠所言,以后为害中华的,肯定俄国老毛子。二战之后,苏联红军在东北,烧杀奸掳的事情也没少干,占着中国的旅顺港迟迟不还。可在毛泽东“一边倒”的政策之下,苏联人成了咱们老大哥,杀人如麻的斯大林成了咱中国人的慈父领袖”,斯大林驾崩之时,多少中国人如丧考妣,哭得死去活来的。而第一个把“庚子赔款”还给中国的美国,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牺牲几百名飞行志愿者让日军失去空中优势的美国,却让中共妖魔化成杀人越货、嗜血成性的侵略者,有御用学者还写成《美帝侵华史》。可以说,假如有人写《帝俄侵华史》的话,不须妖魔化,那史料一定更丰富、情节一定更惨烈的。

再说三峡工程,从一开始、甚至是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充满了争议,到今天,连官方都不得不承认带来的负面现实结果,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峡工程的得失利弊将会被世人看得更清楚。有些批评意见,如现居德国的王维洛博士所写的许多批评三峡工程的文章,都是有理有据有节的思辨文章,何来的妖魔化?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在1992年投票表决三峡工程的时候,就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代表罕见地投了反对票或弃权票,这也是民主程序的正常现象。如果按照潘家铮不说好话提出批评或反对意见的就是妖魔化的逻辑,那投反对票的人大代表,岂不是个个也都成了妖魔化三峡工程的罪人了?

中共一贯标榜“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而现在,凡对中共或中央政府持批评态度的,都成了中共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罪人。在国外,由于利益的多元化,政府办奥运,个人或团体反对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现在的北京,反奥运简直就成了反党反政府的同义语了。而对抓不着管不着的外来批评,则一概斥为妖魔化。作为潘家铮个人来说,你的身份是水利院士,是专家学者,人家有什么批评意见和不同见解,你只负责公开透明地用数据解释,来消除疑虑、取信于民就行了。至于这些看法和意见是不是别有用心的妖魔化,那是政治家的事情。作为一个科学院士,动辄说这个或那个对三峡工程妖魔化,不仅失言失态,还明显地政治越位,怕得是到头来反倒把自己给妖魔化了!

寒山:古巴革命和古巴华人的历史

《我们仍然在书写自己的历史--三个华裔古巴将军的故事》(Our History is Still being Written: the Stories of Three Chinese-Cuban Generals in the Cuban Revolution) 见图2006年用英文出版的一本有关华裔在古巴革命历史中的作用的书,在海外的华人研究和古巴革命研究中引起了一定的注意。

华人前往加勒比海始于1840年代,当时由于废奴运动在美洲的开展,古巴的甘蔗种植园奴隶主意识到必须为黑奴寻找替代,于是前往中国招募契约劳工。从那时到1876年,大约有15万左右的华工来到古巴,从事各种苦力劳动。当合同到期后,很多人选择留在古巴谋生。这部分人的后裔加上后来的中国移民,就构成了古巴的华裔社群。


古巴的华裔积极参加了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很多人参加了游击队。后来当卡斯特罗从事武装斗争时,也有很多华裔加入了他的队伍。当时华裔还组成了一个支队,在革命后的哈瓦那负责清理中国城,主要是对付贩毒卖淫和赌博这些海外中国城常见的陋习。在这些华裔游击队战士中,少数人后来身居高位,这三个将军就是代表。这本书是由美国左派“探路者”出版社组稿和出版的,书中的多半内容是出版社的编辑和这三位将军的采访记录。


这本书的书名《我们仍然在书写自己的历史》反映了对冷战结束后所谓的“历史终结论”的挑战,企图表明在古巴,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没有终结,还在继续发展。


但拜读之后,使人感到困惑的是:如果说在60年代,革命意味着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和各种激进政策的出台,那么到了50年以后的21世纪初,“革命”又以什么为对象呢?今天的古巴所需要的到底是维持所谓“革命”的成果,还是另起炉灶呢?


在这个意义上书中有一个细节非常耐人寻味。一个将军回忆说当他小的时候,古巴不但生产而且大量出口蔬菜,但到了90年代,古巴市场上蔬菜极其罕见,为了招待给古巴带来外汇的旅游者,古巴政府不得不花费巨额开支从墨西哥和牙买加用飞机进口新鲜蔬菜。古巴飞行员甚至称这些航班为“国家的耻辱”。


为了迎合为古巴革命辩护的政治需要,这三个将军对华裔古巴人的历史也作了片面的描绘。在他们那里,华裔古巴人在古巴历史中的重要性是先是黑奴的替身,再是种族歧视的对象,最后是革命战士,因此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也是符合古巴华裔的利益的。这种历史描绘忽略了华裔古巴人通过辛勤劳动和苦心经营在银行和餐馆等服务行业取得的成功,忽略了很多华裔通过小本经营--例如街头的小商小贩--不但解决自己的温饱,而且给其它族群带来方便。华裔在革命前的古巴的经济上的成功或者说立足,显示在他们在自由经济制度下的活力和创造力。但古巴革命后,华裔社群发生了分化,在一部分人通过参加革命而成为新贵的同时,很多经济成功的华裔选择了移民。那些留下来的,在60年代国有化运动中财产被充公,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确切知道其数额。到了1968年,当卡斯特罗发起他的和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革类似的“革命攻势”运动,向共产主义穷过渡时,街头巷尾的小摊贩成了革命的主要对象,一夜间被打扫干净,财产没收,人被集中送进劳动营强制劳动。这中间到底有多少华裔,是又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由于这些历史事实没有在书中得到反映,因此当书中写到90年代一些华裔发起“振兴中国城”运动,要恢复中国城的经济活力和商业重要性的时候,不了解这些历史的读者就会十分困惑:那个一度繁荣的中国城和那些辛勤致富的华裔到那里去了呢?因此,卡斯特罗的革命不但毁掉了古巴的经济,而且灭掉了古巴华人的生计。(RFA)

2007年11月28日星期三

方觉:胡锦涛主席有必要学习文明外交

图为小鹰号航空母舰

今天,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会晤美国总统布什(
George W. Bush)时声称:一周前中国拒绝美国小鹰号航空母舰编队(Kitty Hawk aircraft carrier group)在感恩节(Thanksgiving)期间停靠香港是一个误会。杨先生是在转达中国最高层的辩解。

那件事不是误会,而是蓄意行动。

小鹰号航空母舰编队在感恩节期间-1121日至24日-停靠香港是美方与中方早在几个月前就商定的安排。1121日,即感恩节的前一天,当载有8000军人的该航空母舰编队驶近香港时,中方突然通知美方:不同意其停靠香港。中方拒绝解释单方面临时改变双边决定的理由。

此次小鹰号航空母舰编队拟停靠香港并不是一项军事性安排,纯粹是一项感恩节度假安排。感恩节不是一个政治性节日(如7月4日美国国庆),也不是一个宗教性节日(如12月24日的圣诞夜和12月25日的圣诞节),而是美国最重要的民间节日,是美国家庭一年团聚的日子,类似于中国的春节。在这个“美国春节”,按原定的中美双边安排,让驻守海外的美国军人同他们在美国国内的家属到香港团聚,不正是可以体现胡锦涛主席口头倡导的“以人为本”与“和谐世界”吗?然而,中方的实际行为很不和谐,没有以人为本,导致自己花钱先行来到香港的数百位美军家属无法在香港与亲人会面,迫使小鹰号航空母舰编队返航。

近来,中国在若干问题上对美国有所不满。这些不满是中美之间长期分歧的体现。长期分歧只能在长时间里慢慢解决,而不应该把短期的不满“扩大化”,将矛头指向普通的美国士兵,甚至指向无辜的美军家属。这种突如其来、不讲信用、借题发挥、旁敲侧击的“冷战做法”,不是文明外交的表现。

中方的“冷战做法”在拒绝小鹰号航空母舰编队停靠香港之前几天就展示过了。当时,两艘美国扫雷舰(two minesweepers, the Patriot and the Guardian)在国际水域遭遇暴风雨,请求到香港港口暂避并加油,被中方拒绝。于是这两艘扫雷舰只好接受一艘美国油轮加油,并不得不冒着风险努力驶出风暴区。

按照国际海军惯例,在非交战国之间,一国的海军舰艇在危急情形下向另一国求助,被求助国应该尽可能提供援助。中方完全无视这个人道主义的文明规则。

中国海军同美国海军举行过不止一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然而,当美国海军舰艇遇到真正的危险时,中方却拒绝伸出援救之手,就像冷战时代的苏联时刻提防美国,千方百计为难美国。

拒绝小鹰号航空母舰编队停靠香港,以及拒绝援助遇险的美国扫雷舰,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无权决定,中国海军无权决定,中国外交部无权决定。

胡锦涛先生不仅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而且是中央军委主席,又是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他对上述两个“冷战做法”负主要责任。其他人、其它机构不负主要责任。

有必要提示胡主席:今天的时代已经不是他30年前在闭塞偏远的甘肃水利工地从事“政工”的时代。冷战结束了16年,“反帝斗争”也退潮了多年,如果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有意见,可以通过协商和谈判的正常途径寻求表达,不必采取“小动作”。

“小动作”往往缺乏“大实力”。正因为胡主席手里没有“大实力”,所以杨外长才需要向美国总统转达无力的辩解。缺乏“大实力”的“小动作”起不了什么作用。既然没有“大实力”,那就学习文明外交吧!

(作者是在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 20071128

韩三洲:篱槿堂人物论摭拾


几年前,八十多岁的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见图)的回忆录《篱槿堂自述》出版后,在读书界可以说是好评如潮。之所以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就是因为传主在书中对所接触的人物评价上面,不扬恶、不溢美,忠实地记录下个人的眼光与看法。

  这样的春秋笔法,自然是与过去的那种依附名人、谀词阿世的回忆录截然不同的。因为中国知识分子讲究的是淡泊处世,口不臧否人物,多说好话,少结仇怨;提倡的是“平生不知解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哪里像这本书的作者,秉笔直书,口无遮拦的。去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六卷本的《赵俪生文集》,文集的第五卷是充实后的自传,作者记述了自己的坎坷遭遇,而且“不是一般的坎坷,而是必欲置诸死地而后快”的坎坷,其中也写到了作者一生中与一些公众人物的交往过程,夹叙夹议的,又倒像是一部“篱槿堂人物论”。所以,在读第五卷时,就随手将书中此类文字的随手记了下来,前后整理在一起,做一些“文抄公”事情,来看看篱槿堂主一生中都接触过那些人和事,作为历史学家又是如何知人论世的。而其中牵涉到具体的有争议的人物事件,用赵俪生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知我者其在《春秋》乎?!罪我者其在《春秋》乎?!’一切留给大家评骘就是了。”

张申府

我18岁那年初识张申府先生,记得他身材较高,方脸膛,微胖,穿一身考究的西服,严整的打着领带,用一口并不浓重的河北中部口音讲课。一次到他的办公室去,看到他正把两条腿架在书桌上读杂志,这样的架势,像是后来看到的丘吉尔和尼克松照片中的形象。那时,他在清华大学是教《逻辑学》的教授,但当时还“吃不开”,此前却是大人物,曾是中国共产党巴黎支部、柏林支部的创建者,黄埔一期生入学口试的主持人。他的《逻辑》课很少讲逻辑学,而是骂蒋介石,成为热门的政治论坛。听他课的人不外两部分,一部分是保持着自己见解从拥护或者反对立场上来挑拣他的政治论点的,另一部分则是来混学分的。他的课缴上一份读书笔记,没有不及格的。有一天,上课从不点名的张先生突然点起名来,原来他收到一封信,画上有人举枪在向张先生射击。上面,一行大标语“第三党万岁!”

“谁写的?请站出来!”他声色俱厉地说,课堂上鸦雀无声。好半天,张先生的语调缓和了。“说我是第三党,大概由于我认识邓演达先生吧?可在此前,我早在莫斯科认识了蒋介石先生,又在柏林认识了朱德先生,那么,怎么来定我的党派呢?我申明,我是学哲学的,像苏格拉底一样,从来不怕死。”

“一二·九”运动,他是幕后领导人之一,后被捕,清华教授会还通过决议开除了他。解放后见过他一次,那时他因发表过“划江而治”的议论,不符合“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意旨,早被“一抹到底”了。1983年4月,曾去看过他一次,他的记忆已全然模糊,师生一见面,就傻乎乎的问“你四十几了?”已不能谈什么了。1987年春,我以“交流学者”的身份访问美国,张申府的研究者舒衡哲告诉我,“划江而治”的背景是李宗仁。她又说,张申府曾亲口说过,当年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馆长,张是馆长室秘书,有一次X泽东交来由他缮写的材料,可能缮写的工整程度令李不满意吧?李叫张转告X重缮一遍。张回忆说,他非常客气地对X说:“请拿回去重作一遍。”他看到对方的脸上露出了不愉快的神色。后来,我读到一本陈伯达的书,说陈初到延安与X见面,当X得知陈是从北平来的,即刻打听张申府的下落。足见X先生是一直将张惦记在心的。 (图为在清华任教的张申府)


俞平伯

九十年代报刊上很捧他,也许因为在《红楼梦》上蒙过冤屈,替他平反平反。但当时我对这位老师却尊重不起来。个儿是矮的,眼睛是斜的,小平头,一袭蓝布大褂。初开学的晚会上,他献演《活捉》,他演张三郎,夫人演阎婆惜,夫妻二人的昆剧修养是够好的,但看后心里总不是味。去听课,繁征博引,甚至引到“先曾祖曲园先生曰”,做学问就做学问吧,引先曾列祖有什么必要?!

朱自清

朱自清佩弦先生,温文尔雅,深通人情世故,人望很高。我们同学办的刊物请他写文章,从不推辞,而且文稿工工整整,一如其人。但到他课堂上听,一门《陶潜》,一门《李贺》,是两个工作量最轻的题目,而且讲不出东西来。我们同学私下里常常评头论足,说“讲出东西来”和“讲不出东西来”,是老师中间的一条分水岭。

闻一多

真正能讲出东西的是闻一多,第一次见他时印象是厚发清癯、鼻上架有银丝眼镜的中年人。闻先生在青岛大学任教授时,曾被学生轰过,说他“不学无术”,这对他是个刺激据说当时支持闻先生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在他无窗室中苦吟着生活烙印的臧克家。闻先生本是新月派诗人,在美国是学舞台设计的,现在又教起《诗经》、《楚辞》,自不免有功力不到的地方,所以他一回到清华就拼命下功夫,许多蝇头细字的读书笔记都是这时候写出来的。他也搞考据,搞训诂,但比所有的训诂学家都有高明之处,是在沉潜之余,还有见解,有议论,这对我们学生来说,启发很大。于是,我们一下就把闻先生爱上了,大家争着选修或旁听他的课,主要是从他的讲课中窥察他的治学方法,闻先生一下子在清华园走了红。但他是有脾气的,同学们也都小心翼翼的。他喜欢查类书,我们也跟着查类书;他讲神话,不免多涉及两汉的谶纬之书,我们也跟着熟悉一些谶纬。到了西南联大,闻先生的学问来了个大跃进,他通过《周易》研究,把古代民俗、古代社会经济、甲骨文、训诂文字凝练到一起了,写出了《周易义证类纂》那样精绝的著作。我中年本是搞“农民战争史”和“土地制度史”的,那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结果。晚年,又不知不觉地回到“先秦文化史”上来,在闻先生死后若干年,又一次“受教”于他,感到他的研究实在太精湛了。

我和闻先生之间,除去学业的的传递,还有他对我人格上的的熏陶。我在山西参加抗日部队时,曾给闻先生写过一封信,向他报告游击队的生活花絮。他从云南晋宁用蝇头小楷给我回了一封信。这时候,也正是他学术达到最醇练的时刻。这封信我珍藏下来,捐赠给先生遗著的编委会了。

赵德尊

具体引导我参加到革命外围的,是赵德尊。他是辽宁人,小矮胖子,从来不发脾气,是外语系比我高一级的学生,喜欢写一些短文章,笔名罗白。此人后来成了高岗的秘书长,黑龙江省委书记,《X选》第五卷中提到高岗手下有五虎将“张、张、赵、马、郭”的“赵”就是他了。他在1935年组建“左翼作家联盟”清华园小组,成员有王瑶、郑天翔、赵俪生、冯契……这是秘密组织,还需要有个公开的名目,于是又组织了“国防文艺社”,又扩大改组为“清华文学会”。这是一个以“左联”为核心的统一战线群众团体,我被推选为主席,陈国良(即陈落)为副主席。

王瑶

王瑶喜欢搞文艺理论,爱读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书,爱写书评和文学评论与论战的文章,我们叫他“小胡风”。1939年我在陕西乾州教中学时,王瑶来看过我,他是从沦陷区混在许多山西商人队里到大后方来的,不久以后,他又到遥远的大西南去拿大学文凭和研究生文凭去了。后来听人说王瑶很恶劣,他自从被以蒋南翔为书记的清华园支部开除出党后,就回到家乡“隐居”起来了,在日本统治下表现很模糊。抗日部队曾找过他两次让他“出山”,第一次被拒绝了,第二次甚至说出“下次不要再来,家里住着太君,再来就要报告了”这样的话。可是在《王瑶先生纪念文集》中,却说王瑶当时曾去找过抗日部队,组织不在,等了一个多月就回家了。当然,兵荒马乱之中,事情会有些周折,但无论如何周折,这两种说法总不会如此“径庭”。王瑶兄是山西平遥人,这个地方在政治上与金融上都是不寻常的。这种在操业上和历史上积淀下来的娴于计算的明敏,不能说一点也没有沾染到王兄身上。

闻(一多)师母高真女士曾喜孜孜给我们讲过一个与王瑶有关的故事,说有一天闻老师下课回家,把书包一摔半天才发话:“咳,咳,我真惭愧呀,当了这些年教授连一个女学生都没拐上手,你看王瑶,才当了一年多国文教师,就拐上一个女学生跑了!”我们一听,原来是讲笑话。其实,这个“拐”字,有点委屈了王瑶夫妇,据我所知,王瑶的夫人杜琇女士当时也是冒着生命危险跟王瑶出走的,因为她的父亲是卢汉手下保卫人员的头头,坚决反对这场婚姻,他们俩是躲进运送货物大卡车的篷布里,才幸免于难。闻先生用了一个“拐”字,只不过是“语不惊人誓不休”罢了!

冯契

出生于浙江诸暨,我们同学常开玩笑,说那是出西施的地方,可冯兄出自农家,性格内向,在大学一二年级时就不声不吭的啃大本大本的西洋版康德和斯宾诺莎,很快就被老师器重。冯友兰老师讲《中国哲学史》课,每讲到认为淋漓尽兴的时候,总是向班上说:“密密密斯忒儿冯冯冯宝麟,你你有什么意见?”引得我们一教室的人即新奇又嫉妒,整个教室七八十人,你的眼睛就直瞧得上一个冯宝麟?我们只有“叨陪末座”?从中可以看出,冯契的脱颖而出,已经被老有城府的冯老先生觉察了。冯契一辈子保有党员身份,但不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似乎是一个天生的学者,温柔内向,早年写诗,喜欢思维。他的导师是金岳霖,提起他,今天真是煊赫的大宗师了。在我的印象里,那是一个行动很古怪、内心很诡谲的老人。在哲学派别上,他笃信美国的逻辑分析主义,在我看来,这是一条钻牛角钻不出所以然的死胡同。试观死钻数理逻辑的沈有鼎钻成半疯,就可以思过半矣。四十年代中期,金和冯师徒在昆明一个小村庄里进行了传承,金的一套本领不但被冯学到了,还察觉到逻辑分析主义的不足之处,但靠自然科学的方式还不行,还要有人文科学的方法,于是将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观念注入进去,使自己晚年的造诣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当年老先生们对“密密密斯忒儿冯”的估量没有落空,真的出台了一个大角色!

荣高棠

现在是大人物了,当年叫荣千祥,专门领导大家唱歌演戏的。北平有一种行当,叫卖梨膏糖的,叫卖的调子特别优雅婉转,荣千祥学来了,编入了救亡内容,大家都爱听。久而久之,“荣千祥”三字转晦,“梨膏糖”三字反而无人不知,他后来的“荣高棠”二字,实由此而来。

蒋南翔

在一二·九后期,记得蒋南翔到我房间来。他说,“你人很诚实,在搏斗中表现英勇,这说明你革命热情很充沛,但是革命热情是多变的,它还需要组织的保证。”我明白了。他是在启发我,要我提出参加党的申请。我说,“容我考虑考虑。”过了些日子,我去找他说,“我读列宁传,读到马尔托夫的事。马尔托夫主张,有些知识分子可以邀请到党内作为党的宾客,而不需要他们遵守什么组织性、纪律性。列宁狠狠批评了马尔托夫。马尔托夫是孟什维克,当时肃反,‘契卡’已经把马尔托夫列入被肃的黑名单了,列宁却弄来一张车票叫女秘书送去,让马尔托夫逃往西欧。事后,列宁想起马尔托夫说,多么精致的知识分子呀。我读过后,总觉得自己有点像马尔托夫。我走不成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我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从那以后,蒋南翔再也不找我了。

嵇文甫

1946年冬,我到开封河南大学拜访文学院院长、文史系主任嵇文甫先生,此前,我曾读过他的一本《左派王学》。嵇先生跟北大、清华我常见的西服革履的教授们完全不一样打扮,他长袍马褂,翁头棉鞋,一派理学家的装束。家里一切清简,不讲究摆设,也没多少书籍。但他谈起学术来却有滔滔之势,记得我在一篇文章里曾借用《世说新语》中的话来形容他,“吐嘉言如锯木屑,霏霏不绝。”当时嵇先生由于思想新颖,正受到种种限制,当时他所住院落的临街墙上,就刷着伪河南保安司令部政训处的标语:“纷杂错综的思想必须纠正!”正在苦闷寂寞之际,我们一连谈了三夜,“引为同道”。记得他讲的是孙奇逢,我谈得是“关中三李”,这两个话题结合在一起,不就是一部17世纪的北方文化史吗?第二年我到该系任教,《明清思想史》是嵇先生留下的课,我接着从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讲起,后来发表的《清初四大学派》,就是那时的讲稿。

嵇先生河南汲县人,北大毕业,三十几岁时去过苏联,所以不喜欢琐琐言教,他的学术路子很大,于学无所不窥。他常说,他不是不会作考据,但对许多琐节考据家很瞧不起。他曾经冯友兰引荐,在清华、北大讲过课,但对当时赫赫负盛名的“诸沈”、“诸马”很不抱好感。这样,他又回中州来了。嵇先生晚年,几乎全部从政,颇有意于“政术学”的研究,身兼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副省长、郑大校长等职,而迄未见留下成品。

范文澜

华北大学是以范文澜为校长北方大学与以成仿吾为校长的华北革命大学合并而成的,改组后两人任副校长,由吴玉章担任校长。范文澜先生原籍浙江,因祖上在河南汤阴做官,所以生活习惯上是北方人的味道。多年来,他是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教史学、文学、训诂学的挺古板的教授,可由于赋性偏激,所以早在共产党“左”以前,他已经“左”起来了(这一点与鲁迅相似)。他写文章骂孔子,骂宋明理学,骂朱熹,骂佛学,都很偏激。到延安以后,他很受尊重,当毛泽东讲“年轻人应该起来打到老年人”、“这是历史的规律”的那场讲演时,他就在座,X还加了“范老你是专家,我讲的不对你可要纠正呀”那样的话。范老在延安就写起他的《中国通史简编》,我曾有缘读到本书的初版本(而不是一次又一次的修订本)。其中写到历代统治者的残暴荒淫与无耻。问题是像配方一样,这残暴荒淫与无耻究竟应该占多大比列?它是不是历史的全部?除此以外占更大比例的,应该是人类社会美好的希望与前瞻。所有的这些话都是在背后叽叽喳喳,可我把它带到了长春,经人揭发,后来成为一条罪状。

成仿吾

他是一个倔老头,当年“创造社”翻译法德诗歌散文时的才华,已经荡然无存了,只剩下当年骂“文学研究会”、骂茅盾为“群鬼”的那股横劲了。在正定华北大学有一天,讨论到进北平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时,让教师都要到文管会报到,有人提议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道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有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这高亢的湖南话,听起来特别刺耳,会场上鸦雀无声。我当时内心活动很多,这是把自己当作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在文管会门口办一个受降仪式吧?于是,我发言了。我说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是“匪帮”,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酱来看望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把他抓起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的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共和国工作。我说,“这一切,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接着又提高嗓音说“特别是值得成校长学习!”这一句话,可把马蜂窝给戳下了,会场上依旧是鸦雀无声。三天后,我接到了调离华北大学的通知。

叶丁易

安徽怀宁人,在蒋管区时他在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比较大个的民主人士,给人一种“第一号人物”的印象。他可能有些自命不凡,脱离群众,所以四周的人对他有些闲言碎语,如说他找吴玉章校长要求配勤务员,如说他批评范老的《简编》,只不过是拾掇自赵瓯北的《廿二史札记》等等。开国之初,他到苏联讲课,因脑溢血死在莫斯科大学了。

荣孟源

最妙的人儿数他了。他属河北沧州盐山的荣家,是大家。他应是最老的党员,可当时不是,党籍被开除掉了。这不能不追溯到延安时代,那时他是延安师范的教导主任,延安师范奉中央命令,校址要与西北局调换,学生们不同意,荣的“小农意识”也出来作祟,“为什么我们辛苦一场的打好的窑洞要让给高麻子?”于是兴起风潮,教员罢教,学生罢课,由荣执笔起草了《上X主席书》。隔一日,X的批示下来,四个大字,“岂有此理”。群众欢腾了,“X主席都说西北局岂有此理嘛!”谁知周扬到来,代表边区教育厅宣布延师解散、停课整风,荣孟源停职反省。老荣的党籍就这么丢掉了。所以他满脑子装着“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这一类牢骚话。

何思敬

是另一位相当妙的人,他曾是中央派驻李宗仁那里的代表,这种身份是很高的,如南汉宸就是派驻杨虎城那里的代表。何那时老了,替他设了一个“国际法研究室”,只他孤单一人,纯是“因人设事”的性质。记得每在大院子里开会,一班人蹲坐在地上,独“何老”让勤务员搬一架圈手椅,每当辩论到问题焦点时,他总是挥舞双手,高声喊着“这是个原则性问题!”黄华是他的女婿,听说晚年就住在外交部长家里。

王锦第

也是怪人,他的儿子是鼎鼎大名的作家王蒙,他晚年就住在文化部长的家里。此人与张岱年似乎是老朋友和好朋友,因为张的《学术自传》里几次叙述到王绵第,张的划右派言论里有一条说,王的历史早已交代清楚,交代清楚可以不批不斗,但北大在“三反”运动中又把王绵第斗了,张替他鸣放了一下,就化为右派了。王这个人德文极好,只是按照北京人的说法有些“鼬”。

王献唐

王先生是山东日照人,他的学历,只是青岛德国人办的礼贤学院,而且学的是工程,他平生的学术成就,都是以家学渊源为基础而自学起来的。献唐先生在抢救文献资料、文物上对文化事业的贡献,是不容易为一般人所了解的,更不为刚刚入城的那些枪杆子干部所了解。如《穆天子传》是汲冢竹书之一种,1930年有海源阁藏书楼散出,各书肆包括日本书商争相抢购,当时阎锡山的晋军又打入山东,献唐以一月的俸钱于“炮声隐隐,市语仓皇”中购归,以免书流域外。再如,乾嘉间的《诗切》与《同文尚书》,学术界多年只闻其名,未见其书,每每引以为憾。其家藏稿迟至卢沟桥事变后始愿求售。献唐先生辗转寻觅,抗战时又运转后方四川万县租赁十数山洞贮藏,始得以流传后世,有了今天齐鲁书社之影印本行世。还有,南宋末年的内廷供奉汪水云,曾随二帝北掳,遗诗240首,是一部南宋亡国的诗史,历来各家流传的本子很多,献唐先生约集当时学者柳诒徵、王重民等,合力校勘,终成佳本流传于世。又如,清道咸年间山东莱阳学者周梦白的《倦游庵椠记》,其书稿也是由献唐先生以900银元买下运往四川万县山洞内得以保存下来的。

王献唐有癫痫病,曾在北平协和医院做过开颅手术,偶然犯病时会猝然摔倒。他赋性狂气,情趣幽默,经常放口臧否古今人物,妙语连珠。但由于他的堂弟王崇武是解放前济南市市长、军统局的济南站站长。为此,我常常看到献唐先生受到纠缠盘问的麻烦,他猝然倒地的次数也就愈来愈多。这对一个老学者来说,实在是一种摧残。

何干之

广东人,因写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二书而知名。他是老党员,但每逢运动他都是“运动员”;运动一过,又立刻是“红色教授”的尖子;可下次运动一来,他又是“运动员”了。这一点,我终身不明白。他在史论结合上,给了我不少教益。文革后期,得知何干之在北京郊区苏家坨公社劳动时,因心肌梗塞突然发作,撂下手中的铁锹,躺在公路上就死去了。呜呼……

郭沫若

我从小对他的文章有好感,所以一开始对他并无反感。反感,是到北京科学院以后的事。我是院长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曾亲眼看见他拍着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吴有火性,不服,跳起脚来同他吵;陶则安安稳稳地承受这种凌辱,其状甚惨。于立群当时并不是科学院人员,但也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郭老背后帮腔,说三道四。我忍不住了,就给《人民日报》写信,说有情况要反映,他们打电话约我晚七点到报社,当时还没有录音机,有四五台打字机围在我身边啪啦啪啦地打。但最让我吃惊的是,事隔一月,我收到一封回信,前一段是“应酬”,后一段“但是”就厉害了(一个“但书”,毛泽东就几次阐发过“但书”的重要作用),说毛主席教导说,假如拿敌对的态度对待同志的话,那么自己的立场就不知不觉站到敌人那方面去了。好家伙,这不是说,谁给郭沫若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吗?可惜的是,这封复信文革中被抄走了,不然的话,我一定影印出来“立此存照”的。

另一场冲突是为了我请他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蜥蜴的恶梦》,文中不点名的骂了董作宾和郭宝鋆,说这样的人只好到台湾去“殉葬”。这一下,我们犯难了,董是去了台湾,骂他“殉葬”关系不大,可郭还在考古所任研究员,这样骂合适吗?我就问能否改一下?郭沫若很不客气的说,“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别的报刊会要的!”没有别的办法,“原样照登”就是了。我的气越憋越厉害,当时才三十二三岁,火气盛,就接连写了三封信:辞职!当然,郭沫若也不是吃素的,叫人交给我一张便条:“编译局编译赵俪生三次请辞,碍难再留,应予照准。郭沫若”。这样,我这一辈子跟“创造社”的两员主将各碰了一下,但都是以鄙人的失败而告终。我失败了,但精神是愉快的。

高亨

高亨先生是东北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首届毕业生,跟王国维先生精研经籍训诂之学,对《周易》有精湛的研究,主张研究《周易》一定要把《经》《传》分开,互不干扰。高亨除去《周易》外,还长于诸子之书的训诂。找训诂学者,除唐兰之外,就数他了。可是高亨有严重历史问题,那就是他在蒋介石快完蛋的前夜,担任了东北戡乱委员这个职务。真是搞起学问来那么聪明的人,在政治面前,竟如此糊涂。他还亲自到东北来“莅”了一次位,看到炮火连天,事无可为,才狼狈跑回了重庆。解放后,他要回东北桑梓服务,未获准。只好另投青岛,被山东大学的华岗校长聘用了。

华岗

现在距离华岗死在济南雁翅山下的监狱中转眼30多年了,平反昭雪的会也早开过,他是一个老资格的革命家,1937年清华地下党秘密传播的一本小册子《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简本)》,著者就是华岗。他是一个学者型的人,长期在白区工作,当年从国民党反省院一出来,就被任命为《新华日报》总编辑,但围绕他的一生,一直还是众说纷纭。一个活了69岁的人,平生坐了23年的牢,而其中十五年竟是坐的共产党的牢,并且最后惨死于牢底。他是一个书生气很重的人,不善于料理生活,所以一生也充满了不幸。他的第一个夫人与他是同志,还同在一个党小组,小组三个人,另一个是邵荃麟,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又因为提倡写中间人物而被批判。大革命时期,华岗被逮捕,他的夫人正在护理患病的邵荃麟,结果同志的爱转变成夫妻的爱,这件事令华岗终生遗憾。后来他到北京开会遇见邵,两个人擦身而过,不打招呼。文革期间,华岗在监狱里与杀人犯、盗窃犯睡在一起,而且还要受这些人斗争殴打,最后死在一条空荡荡的土炕上,身无完衣,体无完肤,大小便淋漓在尸体四周,房内洋溢着一股恶臭……一代革命家,一代理论家,下场如此。

  
韦君宜

原籍湖北,家在天津,原名魏蓁一。人极聪明,个儿偏矮,不漂亮。抗日军兴,她嫁给了也是我们同学的孙世实。不幸,孙很快在一次敌机轰炸中遇难了。她又嫁给了杨述,即杨德基,也是学运起家的大人物。1987年,已有五十年不通音讯的韦君宜来信,寄来一本《一二·九运动史要》,嘱我读后写一书评。我的意见集中在“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上,我认为不应该再给哪些活着或死去的人头上扣这样的帽子。他们不过是革命阵营中个别的“持不同政见者”,是革命列车在半路上下车的旅客;但他们当年都是极优秀的青年,并且洞察了“左”倾关门主义之危害的人。在反关门主义的时候,他们可能有过游离大局的一偏之间,这在今天是允许的。我把这些意见,直言不讳地写给了韦君宜,她回信说——“你哪些高见自然无法发表。”“因为我们搞这一本书,非个人一家之言”就是说,这本书是代表组织的,故难以容纳个人意见。由此,我对“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又一次受到了教育。

丁则良

学运时,有两个领喊口号的人,其中一个是历史系的丁则良。1953年在青岛,握手时握到了他,他已是东北大学历史系主任,我说:“我们不仅是清华十级的同班同学,还是一二九运动中手拉手的战友哪!”他突然低下头压低了声音说:“惭愧,我走了弯路!”这句话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知道丁曾进入组织又因政见不和退了出来,后来又知道他有一段在针对新中国的外国电台干过。1957年春夏之交,他从巴基斯坦参加全世界史学年会飞回北京,东北方面已经派人守候着,叫他回校交代问题,那时,他住在周一良家,留下一封遗书,就投未名湖自绝了。丁死后,东北人大还开了定案批斗会,丁的胞弟丁则民教授还登台批判。这种现象一点不奇怪,川大蒙文通教授死后的批斗会上,由蒙的儿子蒙默登台批判;在晋西北兴县的土改大会上,用绳子牵着父亲的鼻子拉着游街的是晋绥行政委员会主任、共产党员牛冠荫,其父是当地的首富,开明绅士,在县城有四万白洋的买卖,曾捐款一万元抗战,成为边区参议会议员。解放后,牛冠荫曾任全国供销合作社总社主任。

童书业

是一个绝顶聪明但被扭曲的人。我要从另一个角度来写童,他平生弱点,就在一个“怕”字。有六怕,怕失业,怕雷电,怕空袭,怕传染病,怕癌,怕运动。还有人补充两条,怕地震,怕蒋记反攻大陆。这里的运动,是指政治运动,每次运动前奏的吹风会后,童的脸马上就像烟灰一样的颜色。肃反时,山大历史系有三个大反革命,童书业是其一,说他有血债,一夜之间杀了一千个共产党员。我知道童先生看见杀鸡都吓得捂着脸,怎么会一夜之间杀一千个共产党员呢?运动收尾阶段,突然发生了一件新鲜事,我妻子正在午睡,我三岁的女儿意外发现一个瘦老头跪在妈妈床前,此人正是童书业。原来他有一份厚厚的“交代材料——童书业供状”在党委组织部,运动过去了,他又想索回毁掉,可又不敢自己去要,想求我代他去要,又不敢当面提出,所以想到我的妻子,就出了这怪相。他的“交代材料”说有一个受美国情报局指挥的、隐藏大陆很久很深的,以研究历史地理绘制地图为幌子的反革命集团,其最高首脑是顾颉刚,上海代理人是杨宽,山东代理人是王仲荦,东北代理人是林志纯,其中还有一句是“我和赵俪生也是其中的成员。”他既害别人,又害自己,是精神变态的铁证。

就在蒋介石叫喊要反攻大陆的那年,童的神经又紧张起来了,他找到当时山大历史系的党支部书记,说:“他们来了,首先要抓我,用枪口对准我的胸口,要我带他们去搜捕共产党员。你知道我是胆小怕死的,我不能不带他们去抓你。但我和你约好,当我到你窗口时我拼命咳嗽,你听到后马上躲起来就是了。”这简直是比小孩还幼稚的话语,可文革一来,对他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童书业有变天思想。”在山东大学“牛鬼蛇神”拔草时,别人都是蹲着拔,红卫兵只允许两个人带板凳,一个是冯沅君,因她是小脚,另一个是童书业,因为他有病。到后来连板凳都坐不住了,是躺着拔的。童死后,还有人幸灾乐祸地说:“又替人民节省了二百多人民币!”

杨联陞

是高我一届的大学同学,在学校住一栋宿舍。1987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别人告诉我,杨在哈佛的学术地位非常高,是哈佛学术委员会的委员。电话里,杨用中国话说:“听说你来了,但是我只能告诉你,第一我不能到旅馆看望你,第二我不能请你到家里或馆子里吃饭,因为美国史学年会就要开了,我的若干弟子都要来,我老了,接待不动,挡了他们的驾,怎么好单独接待你呢?”我告诉他,这些都无所谓,但我困居旅馆,不习惯吃西餐,又不习惯打美国电话,情况困难,希望有所解救。杨发话了,电话里声色俱厉:“又不能吃西餐,又不能打电话,我问你,你到我们美国来干什么?像你这样的人到美国来,只能给中国人丢人!”

我忍不住了:“杨联陞同学,丢人二字可是你先出口的,下面就要容我来说了。记得卢沟桥炮响的第二天早晨,我们二人在清华门口说过的几句话。你说这一来要各分东西了。不久我去了太原,在山西新军打了两年的鬼子,弹片至今还留在腿里;可是你却在中美处于极不友好的时候跑到了美国,替侵华军师当了军师。试问,咱们二人谁丢人?”在美国,还见到杨联陞的一部论文集,胡适写的序,好大的口气,说他的文章都是英文写的,是由他的弟子某某教授翻译成中文的。

2003-12-27 11:06:00 www.guxiang.com 张耀杰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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