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1日星期四

VOA:红二代人物质疑修宪 对终身制说不


中国一年一度的政治大戏两会即将开幕。中共提出的修宪是此次两会关注的焦点,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说法公报中只字不提修宪一事,引发舆论猜测。与此同时,修宪的关键内容,即引发舆论哗然的中共拟议废除国家主席任期不超过十年规定的企图受到一些红色家庭出身的知名人士的公开反对和批评。
红二代人物质疑修宪 对终身制说不
戴晴

一石激起千层浪
一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所发公报中,提及要将习近平思想写入宪法,但并未说明对任期制度的调整。直到2月25日下午,新华社英文网站率先发布消息,"中共建议删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引发舆论轩然大波。不过有报道指,新华社此举造成中共舆论陷于被动,新华社内部相关责任人疑遭整肃。
此次修宪被认为赋予了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长期连任的可能性。中国官媒称,广大干部群众坚决拥护这一修宪提议。网络上反对言论及讽刺戏谑之声遭到严厉审查。"登基"、"复辟"、"终身制"、"袁世凯"等词成为敏感词。资深媒体人、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发布公开信发对修宪,呼吁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北京市代表在即将召开的人大会议上投反对票。公开信认为,取消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是开历史倒车。北京等地一些学者和企业界人士也公开表达了类似观点,或提出批评建议。一位中国知名学者说,看闹剧吧。
任期限制被指史倒退
作家老鬼(马波)在网络上发声,认为这是历史的大倒退。

2017年3月17日,历史学者章立凡(左4)、作家老鬼(右3)等体制外人士参加胡耀邦夫人李昭告别仪式。
2017年3月17日,历史学者章立凡(左4)、作家老鬼(右3)等体制外人士参加胡耀邦夫人李昭告别仪式。
老鬼:共和国家的元首是有任期的,而皇帝是没有任期的。取消任期制,就等于是共和结束了,变成了皇帝一个人终身制了,终身到死。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倒退。
老鬼的父母自青年时代就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父亲生前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母亲是红色经典小说《青春之歌》作者杨沫。他说,他父亲1928年参加革命,习近平讲不忘初心,初心就是追求一个民主自由的共和国,而不是终身制。
老鬼:我父亲的初心就是中国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他从来没有想到要找一个皇帝。所以,我就是继承我父亲的遗志。我不希望中国再有一个皇帝。
老鬼表示,他发出的反对取消任期限制的贴文一再被删,显示目前网络审查异常严格。
老鬼:现在在微信上删帖非常厉害,凡是提到批评的帖子全都被删了,非常快。我写的帖子马上就被删了,我做成图片,完了我再做,再删,都这样。
中共元老叶剑英的养女、前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同样认为中共此次修宪是一大倒退。戴晴表示,中共决策层向来奉行宁左勿右的做法,因而导致目前出现的局面。
戴晴:我觉得太诡秘了,这件事情已经超出了一般人的判断。他在这个位置上,能出台这种东西?有一种战术性分析:二中全会人事没安排好,就要三中全会赶快提前开。提前开以后,就按中国的,永远是越左,你的言论越占上风,永远是这个逻辑。先把人事布局定下来,至于以后怎么以后再说。这个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你能拿出多少证据支持你的观点?

1977年9月10日,(站立者前排左起)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瞻仰毛泽东遗体。戴晴是中共元老叶剑英的养女。毛泽东终身执政,掌权到死。
1977年9月10日,(站立者前排左起)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瞻仰毛泽东遗体。戴晴是中共元老叶剑英的养女。毛泽东终身执政,掌权到死。
修宪与终身制 百姓有发言权?
老鬼称,得知修宪内容后感到"忍无可忍"。他表示,老百姓在修宪议题上应有发言权,经历了文革的教训,中共老干部明白不能搞终身制。老鬼指出,设立最高领导人的任期限制是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邓小平的一项重要政治遗产。
老鬼:宪法是国家的大法,国民都要参与,不能只是几个少数人暗箱操作。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不能开一次党代会就修一次宪,那就把宪法当成儿戏了,不能那样的。
尽管修宪引发民众对于恢复终身制的疑虑,官媒《环球时报》否认中共的修宪提议意在为终身制铺路。老鬼称环球时报的说法不足为信。
老鬼:这是咬文嚼字,实际上他就是要搞终身制,取消两届任期限制,十年以后还要继续干,就是15年、20年了,我不相信。现在是21世纪,独裁的国家越来越少了,搞终身制的国家越来越少了,只剩几个了,你怎么跟北朝鲜为伍啊,这不是一点都不光彩啊?
戴晴:不排除党内高
媒体人戴晴则认为,中国官媒作为喉舌揣摩上意,不足为奇,但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是愚蠢的做法,因为只有掌握党权和军权才具有实权。她说,不排除有党内政敌"高级黑"的可能性。
戴晴:我觉得这是最愚蠢的做法。第一,国家主席在中国就是最没劲的头衔,就是摆在那儿的,没有实权。(修宪)这件事出来以后,习近平没有说过任何一句话,究竟是他自己的意思,还是周围的人太笨了,还是她的政敌给他挖坑,没法判断。
中国现行的1982年宪法中虽设立了国家主席职务,但国家主席作为虚位元首,不享有行政权、立法权和军权。中共第二代"核心"邓小平长期担任军委主席,而胡锦涛接替江泽民成为中国领导人后,江泽民仍继续保留军委主席职务近两年。
戴晴:第一,关键是军队,谁当军委主席。第二是党权,谁当总书记。至于宪法修成什么样,修宪的程序对头不对头,修完以后怎么行宪,行使宪法给予的权威,这都是不重要的,我觉得没什么。看起来很大的一件事,本来是不重要的。人大和宪法对中国今天的社会,表面上是有,实际上没有实际的作用。
权办大事?
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中共党内严厉打击贪腐、整肃军队,党外则严控媒体,抓捕律师,今年年初又发起"扫黑除恶"运动。
外界曾对习近平实施改良抱有期待,认为习近平受制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集权的目的在于为改革扫清障碍。近年来,习近平设立多个领导小组并担任组长,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正式确立"习核心",习近平地位空前提高。近期,敦促这位领导人集权后推动体制转型的呼声时有所闻。
中共提议修宪的消息在海内外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党媒连日报道社会各界拥护修宪,军方喉舌《解放军报》也跟进表态。然而,中共党内高层及习近平亲信表态支持修宪的报道却未见诸报端。


——VOA

与FT共进午餐:陈小鲁

十一点半,陈小鲁推开"庆宣和"会所养心厅的门。他匆匆趋前,握手打招呼。我们头一回见面。没有寒暄,他直奔主题,急着问:"你看是先谈话,还是……"他朝正中央那张红木大餐桌扫了一眼。我说,我们边吃边谈吧。
我请陈小鲁订一个午餐地,最好有些故事的。他选了北京西城兴盛街上的这家会所兼茶社。他说,这是朋友的地方,也是他的母校——北京八中同学会的大本营。现在他是八中同学会的会长。下车时,我才注意到,会所的正对面,就是八中校门。而"八中"正是向来低调的陈小鲁最近成为新闻人物的直接导因。
平头短发,多半已银白,一米八的高个子,陈小鲁身着一件休闲的米黄夹克衫,拉链提得很高,几乎到了军装风纪扣的位置,领口露出里面红褐色衬衣一角。
两人坐定,占了这张十人圆桌的一隅,有些孤独。窗外,京城有雾霾,给室内投下的是阴暗和灰蒙,很难刺激食欲和味蕾。这是北京时下典型、有最低消费的高档会所包间:四、五十平米的样子,红木格调,铺着地毯。进门是沙发会客区,中间一大块,大圆餐桌,靠窗立着一个书桌大小的大茶几,是茶道。
小鲁问,咱们吃什么呢?他招手喊来服务员,得知他的朋友、会所老板已安排了标准套餐,席间的气氛立时轻快起来。初次见面,要在硕大的餐室,一对一,协商吃什么的问题,毕竟有些拧巴。
1966年,文革爆发时,陈小鲁就读高三。他是北京知名度颇高的学生领袖,八中文革委员会主任,之后又发起组建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西纠"。
新闻在他身上聚焦,更因他的"红二代"特殊身份:中共高层领导人、曾任副总理和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之子。见过陈小鲁的,都说他的容貌与他父亲陈毅酷似。坐在他跟前,你不得不感叹基因的力量,甚至有刹那间的幻觉,仿佛陈老总再世。
生于1946年,陈小鲁今年67岁,已到了文革时他父亲的那个年龄。前不久,他就文革期间的行为向当年遭受批斗迫害的老师鞠躬道歉,重提反思文革,引发国内外舆论关注。
餐桌中央的转盘上,标配的菜多已上齐。两位食客,动作并不积极。我们各自喝着海参汤,片刻的沉默。转盘上,刺身三文鱼,月牙骨,乡巴佬豆干,丝瓜炒虾仁,小炒驴肉,安静地趴在那儿。
他说,十月初,他代表当年八中同学向老师正式道歉,就在这家会所的另一个包间。
我问起正对门的母校。他说,已全无八中当年的影子。红砖楼、邻近的胡同和操场都拆了。他说起文革初年有关八中的细节,用的完全是当时的语言,人和事,时间与地点,校长书记,黑帮,西纠,靠边站;6月8日,工作组进校;6月9日,校领导靠边站;6月10日或11日,工作组召集开会,让他讲话;武斗。批斗。自杀。他把我当成了一位当年老同学,半是回忆,半是确认。这些细节,他应该已经叙述过很多遍。在他眼里,所有人都是局内人,都有份。
我把话题拉回到"道歉"那天。
问:那天你代表同学道歉,有没有当年的老师虽健在,但最后决定不来的?
答:好像能来的老师都来了。我之所以要道歉,是因为我们的造反破坏了学校正常秩序,才导致了侵犯人权,践踏人格尊严的行为。不然的话发生不了。我道歉时没有提及任何人,我没有把它归罪于毛泽东、或归罪于"四人帮"。我觉得,反思就是自己的事情。
问:再过两年多,文革爆发就五十年了。最近究竟是些什么事情触发了你公开道歉的念头?
资料图:"文革"结束后,陈小鲁等校友在八中的校庆活动中与老师握手
其实我对文革的反思从66年8月就开始了:中山音乐堂批斗会的武斗,校党支部书记不堪忍受虐待而自杀都给我心灵巨大的震撼,所以我发起组织了"西纠"。1988年我们组织同学会,90年同学会设立奖教金,都是反思的结果,是顺理成章的事,不是突发奇想。
现在有些人对文化大革命持肯定的态度,认为文革就是反贪官。文革失败了,走资派上台。现在很多年轻人,中年人并没有经过文革,认为那是老百姓的盛大节日,打贪官。另外一点,最近很多记者采访我,认为文革有回潮,特别提到重庆。我说不是回潮,文化革命虽然过去了,被否定了,但是造成文化革命的基因还在。什么基因?就是一种暴戾之气。
我最有感触的是2011年老百姓反对日本购买钓鱼岛,国内有游行。为什么打日系车的车主,都是同胞?有的被打得很惨。当时不是一个人哪!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那么多人,为什么没有人出来阻止,来保护日系车主?人有暴戾之气,少数人的这种暴戾之气是能绑架群众的,威吓群众的。
文化革命为什么出了问题呢?就是因为维系社会的一套制度,政府、警察、公安全部取消了。首先校领导变成批斗对象,老师管不住学生,学生确实自由了,文化革命允许你自己成立什么组织,成立红卫兵,成立战斗队,这都是社会组织。共产党什么时候允许成立过这种组织?特别是这些组织都是政治性组织。毛主席搞大民主。这些群众组织起来后就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就把恶的那面发挥出来了。
文化革命后来是遭到了否定,但是解决问题没有呢?我得出一个结论,文化革命是违宪,两条:一个叫造反有理。既然造反有理,谁不造反呢?那不造反就没理了。你遵守正常的秩序,你服从这样的领导,那都是没理的事。还有一个叫做群众专政。群众专政是什么意思?就是群众想把你怎样就怎么样,可以不经任何公安的侦查、检察人员的起诉和法律的裁决,都没有。很多人就这样死于非命,或身心受到迫害和打击。反观现在,政府的暴力执法时有所闻,老百姓的暴力争斗也时有所闻!
文革从来就没有真正离开过我们!它的基因还在作祟。记者来采访,我一般会反问一下,哪年出生的,有的70后,有的80后,甚至有90后的。我说你们回忆一下,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讲过宪法没有?讲过法制没有,有没有讲过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他们回答,都没有!
问:听到一种看法,你在文革中并没有打人,因此不必道歉。或认为,这是作秀!
答:是有同学给我发短信,说如果要道歉的话,你也是最后一个!但是,当时八中有一千多名学生,并不是人人都造反了,八中有许多干部子弟,也不是人人都造反了。我造反了,而且是头头,所以应该反思,应该道歉。
问:现在的问题是,执政党和国家是不是应该对当年这段惨痛的历史作更深刻的反省?
图:今年10月,陈小鲁就文革期间行为向老师鞠躬道歉
答:我是这么看的,不能说政府和执政党一点反思没有,我们不是有一个关于历史问题的若干决议吗?它对文化革命是彻底否定的。反思够不够呢?显然是不够的。如果反思充分的话,你首先应该强调宪法的权威,强调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你应该在学校里开这个课,为什么没有做到?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我问那些记者,他们都说没有。所以就是反思不够,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或者路线问题,就过去了,并没有看到文革这种基因以及人性之恶的那一面。
问: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无法避开毛泽东这个巨大因素与他的影响力。你父亲和毛泽东在中共革命的早年就有合作,井冈山时期还曾领导过毛,两人私交也比较特殊。小时候,你们全家就住在中南海,跟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有近距离接触。你觉得,毛泽东倒底是怎样一个人?
答:他是领袖型人物。毛主席和很多共产党领袖一样,有救世主的情结,要改变世界,救民于水火,他有他的一套理念,并为这套理念而奋斗。当然他这个人很特殊,一般人做不到:你既然打下了天下,应该功德圆满了。他却搞一场文化大革命把自己建立的那套东西再打掉。
问:是不是说,他做了皇帝,还要继续革命?
答:对啊,他并不满足啊。当然,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可能有种种因素,包括他对刘少奇的不满。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他认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一种官僚主义倾向,可能会步苏联的后尘。
问:你相信毛泽东讲的话吗?他的言与行有没有矛盾?
答:两种情况,在重大的哲学问题上,我相信他是真心的。但是到了具体问题,比如对某个人的评价,讲他坏和好,就不一定,完全是权宜之计了。
问:下个月,就是毛泽东一百二十周年诞辰了。当年你在中南海游泳池见到的那个慈善的毛爷爷,回头看,你如何评价?
答:我的评价还是一样,有功有过,功大于过。经过革命战争,建立新中国,最后把中国整合起来的是毛泽东。后来改革开放取得的很多成就,国际地位的上升也好,和那时的共产党和毛主席打下的基础,还是有关联的,而且不是一般的关联。他还是一个领袖吧,有功有过。而且,他对中国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问:今年12月26日他生日那天,假定上天让他走出纪念堂,放个假,看一眼当下的中国,你觉得毛主席会说些什么?
答:他肯定不满意了,因为贫富差距。他搞文化革命很重要的因素,是他要由下而上地揭露体制的黑暗面。你可以说他是民粹主义,或者是乌托邦。这是他的理想。关键问题是,为了这个理想,他没有走民主法制的道路,还是采取另一场革命。
问:他发起文革,破坏了整个国家的秩序与运行,社会陷入混乱,生产停顿。作为国家的最高领袖,他不明白这场革命对全中国的致命影响?
答:他认为,这是可以付出的代价。包括打倒老战友,他觉得这个代价是要付出的,就像打仗一样,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我觉得他的思想就是这样,我就是要试一试。这个东西是比较要命的,一试就试了十年。到了晚年,毛的心情比较凄凉,他知道这个文化革命失败了。
问:你父亲因对文革的一些做法不满,说了些话,被毛泽东批判为"二月逆流",很快遭到边缘化。1972年去世。毛泽东最后一刻决定出席陈毅追悼会,穿着睡衣赶到八宝山公墓。当时你作为家属在场,毛泽东当时什么样的心情?
答:主席对我父亲有感情。两人在井冈山相识,也曾有些恩怨。我父亲被批"二月逆流"时,当时认为他的讲话是反林彪的。但后来证明,林彪跑了,陈毅没跑。毛主席可能对我父亲有一份愧疚之心。那天,在八宝山休息室里,他说了四十多分钟话。大意是,陈毅是立了大功劳的,是坚持革命路线的,和项英不一样。他特别点了项英;然后跟我们小辈讲,你们还年轻,你们不懂世事;而后,又讲到林彪跑了。当时,西哈努克也坐在那里。他说,我告诉你林彪跑了,接班人跑了。
问:从文革开始,我看你的经历,很坎坷。你好像很早就开始对政治和权力保持一段距离?
答:也不能这么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受党的教育很深,我相信这个,现在还是这样。有人问我,你认为中国当下怎么样?你希望看到怎样的中国?我说,我希望回到井冈山时期:朱老总一军之长,四十岁要挑粮上山,毛委员和红军战士都是一样的伙食。共产党的理想,当年之所以有力量,按毛主席的讲法,就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国民党士兵在白军里面就怕死,到了红军就勇敢,什么使他转变得这么快?就是平等、民主。他到部队一看,共产党的军长跟我一样,还挑粮,这个反差太大了,国民党军官能做到吗?这里有军事民主,有经济民主,还有士兵委员会,有什么意见可以说,他立刻就变化了。这是为我打仗,我不是为别人打仗,我不是吃粮当兵,我当兵是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所以他就勇敢。不是靠你宣传,最大的宣传教育在于实际行动。战争年代,共产党的基层干部伤亡是最大的,共产党员伤亡是最大的。我们在部队当兵的时候也一样,最后的办法就是干部带头,喊共产党员跟我上!
问:你说的这种军事共产主义,可能只有在一个政党在野的情况下才做得到吧?我们不可能重新回到那个年代吧?
答:我不期望完全能回到那个年代,三分之一也可以。对待老百姓得好一点吧,对待自己要求严一点吧。朱老总挑粮可不是一百米、二百米,那是从黄洋界一千五六百米的高山,从山脚挑到山顶。可不是咱们(领导人)现在种树,坑别人都帮你挖好了,树也放进去了,你就弄上几锹土。这个示范作用,是很重要的。现在不可能回到那个年代了。但在精神上起码能有所要求。你当官就要尊重老百姓吧。
问:小鲁,你住在北京,不会不感受到老百姓对太子党或者"红二代"的反感,甚至厌恶?
答:网上都看到了。相反,私下里,人家给你面子。同样的,我也得给别人面子。
问:不少"红二代"有很深的"红色情结"。是否说白了,他们觉得,是老爸打下的红色江山。作为后代,他们有份?
答:没有,我没这个想法,我最反对这种想法。江山不是你老爸打下来的,牺牲那么多战士,是老百姓打下来的,这是我父亲对我们很重要的教育,父亲讲"一将成荣万骨枯"。我们说是父辈打下来的,父辈包括战士和老百姓。
问:你这辈的"红二代"也上一定年纪了,怀旧了,经常会有些聚会。如果碰在一起,谈的最多的是什么?
答:有什么主题就谈什么主题,比如像贺老总那时候有什么纪念活动,那就讲贺老总。也不排除谈论一些历史问题,一般这种场合下,大家也都不会公开地争吵、争论。
问:"红二代"对当下的现实怎么看?
答:当然是不满居多,特别是前几年。一是对贪腐问题很反感,是有共识的。另外就是天气。雾霾是我们常谈的话题,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问:贪腐问题,一般的老百姓有抱怨或者情绪激烈。你说,"红二代"或者高干子弟也在抱怨贪腐,很多老百姓可能会不理解。在他们看来,你们就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
答:真正的"红二代",和现在更年轻的"官二代"不同。所谓"红二代",指的是1949年共和国成立之后,文革前那批中共革命干部的后代。那时,行政级别13级以上的算是高级干部。其实,没当高官的"红二代",生活都很普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就是中等收入,生活得很好的不多,当高官的,发大财的不多。为什么很多"红二代"愿意参加外地的纪念活动,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连自己旅游的钱都没有。当然了,他们的日子比老百姓好一点,但也有限。像我们这样经了商的,好一点。话又讲回来,像我的企业,我是纳税人,我不吃皇粮,我是自食其力的……我们八中的"红二代",很多副部级以上的干部,贪腐的比例很少,说明这代人受过传统的教育,有他的担当,有他的抱负,也有他的自律。老百姓对"红二代"有这样的情绪我也很理解,比如最近审判薄熙来,老百姓好像认为"红二代"都跟薄熙来一样,可能吗?
问:你熟悉或了解薄熙来吗?你们两人的父亲,陈毅和薄一波,都曾出任过国务院副总理。
答:小时候,我们接触不多,薄熙来年纪比我小一点,他在四中,我在八中。我当时跟他哥哥薄熙永接触多一些。后来他就去大连当官了。其实我对薄熙来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这个人有干劲,有一些抱负,比较张扬一点。他是不是有野心,咱们也搞不清楚,其实他到了那个位置,再想往上走走,也是人之常情。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为了打黑快出成果,纵容王立军这样的酷吏去搞逼供。但这个问题我认为不是他个人问题,这个制度在那儿摆着。你以为这种做法就只在重庆啊?!现在揭发出来的很多单位都是差不多的。他做的最过分的一件事是把律师抓起来,这下子触犯众怒了。所以我始终有一句话,重庆也好,任何地方也好,都不是回潮。是文革的基因,在那里作祟。
问:薄家在文革期间遭受的迫害,据说比你们陈家的境遇更悲惨,多人遭关押。但薄熙来从政之后,动用的也是当年的残酷手段。难道政治就是这样?
答:对!搞政治有潜规则,极端实用主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且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你在这个国家当官,当久了,就习惯成自然了。有人给我挡道,我就想把你搬开,至于用什么手段,那再说了。我想种树,你反对,那我就罢你的官。
问:像这样心态的中国官员现在多吗?
答:太多了!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我讲的文革也是这个问题,你想成事,有抱负,是好事。但总要有个界限,有一个底线。中国发展到现在,咱们要采取文景之治,我始终主张本届政府搞文景之治,因为欠债太多了。中国高速发展三十多年,你欠了多少债?环境债,污染债,水资源短缺,产能过剩,怎么办?就是要调整结构,就是咬咬牙忍住。现在老想着两头捞好处,这是不可能的,不现实。人民币超发,你就得少发一点,少发一点肯定会影响经济发展,掉下来就掉下来一点,没有关系。政府手里还有那么多钱,你可以去救救老百姓。你老搞大规模的投资,投资又没有效益,怎么办?
问:薄案发生后,你吃惊吗?
答:当然吃惊!杀人,这是不可想象的。别的我倒不吃惊,贪腐也不是他一个人贪腐,有的比他贪的还多!有些事他可能也不知道,我看他的心思不在钱。反正你管不住自己的官员,就会出大问题。
问:1976年,毛泽东去世那年,你从部队调入总参二部。1981年冬,你被派往伦敦任中国驻英武官助理、后升为副武官,待了四年。应属较早一批接触西方的中国高干子弟。
答:那段经历是一种启蒙。出国前有培训,看的材料说的还是伦敦雾。冬天,到了伦敦一看,蓝天白云不说,底下青草如云,盖着白雪,一下子就颠覆了。什么伦敦雾啊?!我们当时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被压迫人民。但到这里一看,好像这三分之二人民生活得比我们好。非常强烈的反差。你就知道了,过去你听到的东西不那么真实了,就要重新思考到底怎么回事,重新观察资本主义社会有什么弊病,什么优势。你说它是垂死、腐败的,这个论断就有些问题了,它的制度当然有它的长处。所以当时老邓提出来改革开放也很正常,人家经济发达、工业发达,科技发达。
问:你从政的最后一站,是八十年代中期任职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后出任政改研究室社会局局长。时任中共总书记是赵紫阳,"六四"后遭罢黜,政改研究室也遭解散。这段经历,是否改变了你后半生的选择,决定彻底退出政坛?
答:对我个人来讲,是改变了。如果没有这个事,我可能还在军中发展,也不会轻易下海。文革以后我们还是对国家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希望,觉得四人帮粉碎了,我们的体制应该很好地改变一下。后来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很多成果。到了86年、87年,中国是蒸蒸日上的。我之所以最后离开体制,是我在"六四"之后发现,很多东西根本没变,还是老办法。我跟当时的工作组讲得非常明白,我觉得你们在搞什么呢?不就是"四人帮"那套吗?工作组说,你怎么这样讲呢,我说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问:你是一个"红二代",当时决定这辈子不再从政,纠结吗?
答:我不当官了,毅然决然,没有什么说的,道不同不相与谋,我从来就是这样的。在部队时,让我说违心话,我不愿意,说就走呗,天下大的很。我幼年的成长环境比较宽松。我父亲从不问我入党入团的事,没有这种要求。第二,你学习成绩及格就行。别到处胡来,不要当纨绔子弟就行了。
问:你容貌很像你父亲,你的性格像他吗?
答:我父亲比较洒脱,我更潇洒一点。我都离开了这个体制,不是更潇洒吗!我父亲没法离开这个体制。他那么大官,想离开也离开不了。所以你当了高官反而有问题,就在我那个位置上退下来,谁也不管你,天高皇帝远。我后来就自诩为"无上级个人"。没人当我的上级,比如我要出国,办个签证就完了。过去你要当官,还有政治审查你能不能出国,有限制,如果大官的话,一年只能出国两次。
问:1992年,你以上校军衔转业,下海从商。父亲的背景、体制内的人脉,还是能帮上忙吧?
答:有一些,不但是体制内的朋友,包括我父亲的名声,都有作用。但是我们经商并不完全靠这些玩意。
问:你觉得现在当官的,和你父亲那一辈当官的有什么不同?
答:那时当官的,还有一个主义,还有一个信仰在那。现在当官的,就不知道了,往往是人身依附的关系更重,眼睛向上看的更多些。那时当官的也不能说眼睛不向上看。
问:你父亲如果还活着,以他的性格,对当下的中国时局,会说些什么?
答:我觉得,他还是老一代的观点,对现在的贪腐他肯定不满意,对收入分配的差距他肯定不满意,同样对现在的环境污染他肯定也会不满意。但是经济发展这方面,不管怎么样,我们综合国力增强了。说句实话,对中国的革命,我的基本观点就是毛主席那两句话,道路曲折,前途光明。中国的建设也好,发展也好,就是这样,它不会是一下子就搞好的。但从整体上来讲,现在已经相当开放了,你说搞文化革命还能一呼百应吗?不可能了。
问:"六四"事件,是共和国历史上的的一个黑疤或阴影,这个事情最后会如何了结?
答:这有一个时机问题,还有一个性质认定问题。如果性质认定解决了,就等时机了。从根本上来讲,文化革命的教训,以至后来的一些挫折的教训就是,如果不从深层次解决违宪的问题,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领导人是来来去去的。现在一个领导人顶多干十年,每个领导提出一些新的口号,十年以后就要换一个口号。但是法律这个东西是长远的,它决定着国家的体制与制度。所以我觉得治国也不难,按照宪法办事就行了。宪法不足的地方可由其他的法律来补充,实在不行,可以修宪。治国是有程序的,国家有序的运作,才能把国家真正整合起来。
问: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快到了。海内外舆论都很关注,中国的下一步会怎么走。你与习近平总书记是同辈人,背景也相似,有怎样的期待?
答:我没啥期待。期待也没有用,关键在中央决定。现在有各种说法,我觉得这次三中全会重点应在经济体制改革吧,比如土地流转,金融改革等。经济层面的改革会多一些,政治体制改革会滞后一点,不会有太多的动作。咱们说句老实话,你依靠的队伍还是原来的队伍,也没有换人,这些人执行政务,会完全尊重法律、尊重人权吗?不可能的,所以这个事情得慢慢来。要我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可能要一百年,你得培养几代人。
问:你说慢慢来。中国还能承受慢慢来的代价吗?
答:问题不大吧,现在也不愁吃穿。多数老百姓可能对生活不大满意,但过得去。他不见得百分之百地支持这个政权,但是也没觉得这个政权有太多的坏处。另外现在还有一个国际比较的角度,好像西方也不是太美妙,这个给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提供很大的空间。中国政府不管怎么样,还在做事吧,投资也好,扶贫也好。
问:你是说,眼下就东西方发展态势的对比,中国不太可能在政治制度上做一些大的改革?
答:再说,就是十年不干什么事,维持现状也能混得下去。你知道国内有多少钱啊,什么事干不成啊!最近英国高层访华,我看英国媒体上说,英国政府是在对中国磕头献媚。最近走了很多国家,每个地方都有中国人的声音,有的是政府的声音,有的是普通老百姓的声音。人家对中国人一方面很不屑,同时也很敬重,毕竟跟过去不一样。过去你是可有可无的,中国人算什么?东亚病夫,你有什么了不起。人家可能不屑于理你,可能对你同情一点,给你点施舍。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是大户,他看着你觉得嫉妒。不一样了。
问:"红二代"之间,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对当政的"红二代"领导人进言,就国家大事提提意见?
答: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一般没有。为什么呢?如果他当了官,你讲话他爱不爱听,这是第一;另外,好不容易聚到一块,对他是个放松的机会,你给他提个问题,干嘛呢?人家本来跟我们聚一块,是聊聊天,回忆过去,对他来讲是放松。官场那么紧张,你突然说你这事做的不对,至少我不会这么说,除非他提出来,要听我的意见。我从来不写信,我要写就写公开信,交给谁都不好。
午餐临近尾声。
我问小鲁,现在闲下来了,做些什么?他说,他和太太(粟裕将军的女儿)经常出国旅游,已经走过了104个国家与地区。每年外出旅游平均一百天。在提到台湾、香港、澳门时,他都特别在每个地名后加上"地区"两个字。陈毅当过近10年的中国外长,小鲁是武官出身,这些国家利益的细节表述至关重要。
他送我厚厚一册他编辑的陈毅影集,书名是他父亲的一句诗:"真红不枯槁"。我们移到大餐桌的另一半。小鲁借了一台会所的手提电脑,让我看看"道歉会"当天的照片。因不是他所熟悉的电脑,照片在屏幕上频频跳脱,他焦急起来。他指着照片上一位年逾古稀的女老师说,道歉会上,是她站起来,向我鞠躬,谢谢我在文革时保护了她。
餐桌上,还留下不少菜。这是中国常见的情景。想起近来习总书记与中央政府倡导节俭,颇有些内疚。与陈小鲁道别时,他正坐在餐桌的手提电脑前,专心地查找什么文件。他抬了抬头,与见面时一样,没有客套,匆匆作别。
走出会所,午后的秋阳,有些萧瑟,门前的街道亮堂精干了些。八中校门口,两位管停车的老大妈,扎着红袖章,正在值勤;校门口,一位穿着准警察制服的年轻保安也在值勤。他们都在维持各自的秩序。
47年前,20岁的陈小鲁就是在这里走向一场疯狂而残酷的血色革命。这顿午餐,就像是他邀我直面一位无情的历史证人。街对面的八中,咫尺天涯,是伴随他一生、无法逃避的十字架。这条十字架,陈小鲁扛得很累,有些是父辈的红色遗业,有些是自身悔悟反思,同道与叛逆,理想与矛盾,难断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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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宣和会所,北京
刺身三文鱼
巧拌月芽骨
乡巴佬豆干
冲浪话梅参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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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中文网

未普:守住共产党的家业,习近平要永远执政——谈习修宪的政治逻辑

2月25日,新华社先用英文后用中文宣布,中共建议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修宪,取消国家主席只能连任两届的规定。对此,除了中国官媒的谄媚之声,海内外恶评如潮。

在公布这个消息之前,中共一定估计到会有反对声,所以官媒适时地攒出几篇赞赏的文章,称「广大干部群众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修宪内容的建议」,「全军和武警部队:坚决拥护中央关于修宪的建议」,央视推出快评:「人民领袖人民爱」。一些所谓学者亦不失时机地谄媚称颂。

和官媒的赞扬截然相反的是,许多中国老百姓感到愤怒与悲哀。他们冷嘲热讽地说,直接当皇上算了,一步到位;戊戌变法一百周年又变法了,过去还可以公开痛斥无耻,现在要么闭嘴要么鼓掌;中国进入一个全面复辟的新时代,习的皇帝梦终于实现了,老百姓的噩梦终于降临了。也有学者和记者直斥这个修宪是政治大倒退,他们有的上书人大代表,要求他们在即将召开的人大会议上,投反对票。

西方的反应亦多为负面。美国传统基金会罗曼(Walter Lohman)表示,这是不祥徵兆,历史证明集权只会带来混乱。威尔逊中心季辛吉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认为,习近平的行为将会更不温和,国内外政策会更大胆,而更加「习主义化」的中国,会变得更为封闭。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前国防部高官詹宁斯(Peter Jennings)问,「谁见过得到善终的『终身元首』呢?」

问题是,对这些排山倒海般的反对声音,习近平会在乎吗?当然不会!他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否认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核心内容,取消国家主席两届任期制,自有其政治逻辑。

这个逻辑反映在《人民日报》微信版2月13日的一个报道中。

习近平于2月12日在四川视察时对当地老百姓说:「我是人民的勤务员,为人民服务,我们要守住共产党的家业,共产党的家业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这个所谓的「共产党的家业」就是让老百姓只关心吃喝拉撒睡,至于思想自由和政治民主,免谈!

但这个报道道出了习近平的心声。仔细阅读中共的修宪建议,就会发现习近平「守住共产党的家业」的决心和意志非常坚定。首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出现在宪法的第一条;其次,在第五条中,必须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徵」;然后,在第十四条中,原来的主席和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条款被取消。这意味著,习近平的任期将会无限制延长。

在公布修宪消息的前一天,习近平先给高级干部打了预防针。在2月24日举行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称,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权力,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这里的「宪法」指的就是修宪之后的「宪法」。先把宪法修成习想要的样子,然后称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言外之意,任何人都不能反对这个新宪法。由此可见,习近平执政已经到了为所欲为、无所顾忌的地步。

根据这些报道和对习近平的长期跟踪研究,笔者认为,习近平修宪的政治逻辑是这样的:1)共产党的家业不能垮;2)不放心他人会守住这个家业;3)只有他这个「男儿」才能承担此任;4)但他的任期只有两届;5)所以必须修宪,必须废除两届任期制这个绊脚石。理解了这个政治逻辑,就能理解为何习近平一定要修宪。

理解了这个政治逻辑就会明白,他习近平无论如何要永久执政。为了守住共产党的家业,习近平什么都不管不顾了,即使重拾毛泽东牙慧,再搞个人独裁,重陷中华民族于大倒退之中,亦在所不惜。至于个人下场是悲剧还是闹剧,习还会在乎吗?


——RFA

杜耀明:从小平变法到戊戌复辟

中共宣布修宪,进一步为总书记习近平独裁铺路,亦完美示范「人治为本、宪法为用」的依法治国之路。

修宪重点是取消国家主席连任最多两届的现行规定,并把「习近平思想」写入《中国宪法》。表面上,中共一向以党治国,由谁做国家主席看来毫不重要,邓小平年代由李先念当国家主席,又有谁会把他视作最高领袖。

不过,邓小平提拔江泽民为总书记后,同时确定由总书记出任国家主席,是党指挥国的最佳象徵,也恢复毛泽东年代的规矩,由最高领导人内政外交一手抓。此潜规则不变,他日国家主席不设任期限制,总书记也同样没需要十年轮换一次,好让最高领导人体现党的意志,继续去领导国家。

问题是,不设任期限制也预示快要回到毛年代,最高领导人只要保持政治优势,便可连任终身。过去五年,习近平正逐步拆毁邓小平取消终身制以至党内分权的构想。远在恢复国家主席终身制之前,他已打破邓小平集体领导的想法。总书记无疑是党内第一,但以往第二把交椅如李鹏、朱熔基、温家宝,都统领政府运作,故有「江朱体系」和「胡温体系」之称,象徵邓小平身后是共治年代,整个国家由党和政府两个牵头人共同带领。

但习近平上任不久,已把李克强比了下去,起初的习李体系显得头重尾轻,党的顶层由两头马车变成个人领导。到去年中共十九大,政治局常委七人中并无总书记接班人的人选,过去提早五至十年指定储君的做法,亦告一段落。如今删除两任限期,习近平走向终身领导的宪法障碍也就夷为平地。

终身制复辟其实源于邓小平不彻底的改革,让野心家有机可乘。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强势复出,有感文革带来近乎亡国亡党的灾难,他反思党和领导体制改革,于八二年修改宪法,将国家主席及副主席任期限于两任。他没当上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只任军委会主席,同时牵头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要求其他老干部退居二线,避免老人干预党政。

当然,邓无最高领导之名,却有最高领导之实,他的退居二线其实是垂帘听政。他布置的二元领导,表面上由党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共治,但他充当最后仲裁者的角色。他要求元老告退,却独自掌握兵权,并选定江泽民为总书记,再钦点胡锦涛十年后接班,没有谁比他更权倾一时。

无疑,他主张结束领导人终身制、内部权力制衡、接班人安排等等,在中共领导人当中,已算敢作敢为,但这些构思能否成事,全靠中共最高层的自我约制。例如党高层两元领导,取决于两位领导人的势力均衡和信任默契,多于规章限定,而安排下任接班人,又视乎现任者是否遵守潜规则,党章并无规限总书记的任期数目。

更根本的是,即使订下规章甚至宪法,谁说不可改变?一党专政的以法治国,重大事情都由党首先议定,再交党领导的人大或人大常委通过和背书,可说是予取予携。现行宪法规定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但日后是否依从,说到底,不是宪法决定,是由中共决定,反正不合党意的都可以去除,而高度集权的列宁主义政党,从政策到法律和人事,都由顶层定夺,符合朕意的都可以推行。目前制度不变的话,社会上尽管不受欢迎的建议,只要上层推动,转头便成为党内和议会内一致通过的决定。

换言之,单单改变宪法条文,却保留权力集中于政治顶层少数人的政治制度,而理该代表人民议政的立法机关,依然是配合政府施政的橡皮图章,所谓废除终身制,只是邓小平以及那代领导人的好意。他们试图以个人的影响力,寻找权力继承问题的解决办法,而不是从制度设置着手,建立党内民主和议会民主,通过权力制衡和厉行法治,以杜绝个人崇拜和废除领导终身制。

今次修宪清楚说明,权力体制不变,便没有改不动的宪制承诺。千禧年以来标榜的「依法治国」,即使曾经予人希望,究其实,也不外是供当权者为所欲为的执政工具。三十六年转眼跃过,历史竟然如此走了一圈,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RFA

【回放】管见:有心救党,乏力回天

中共“回到了家天下统治者的心理,只关心统治,反对一切积极的政治生活”,这样,中共已经很难找到,也很难容纳那种可以领导中共迎接光荣革命以求得新生的政治家。


罗小朋
陈小鲁

中共十八大临近,中共高层的动作,与外界的猜测、评论交相辉映,构成一幅奇妙的图景。同时,中共体制内较为边缘化的人们,也有动作,有人称之为“救党派”在行动,不过,此类行动其实也有值得注意之处。

以笔者之见,此类行动的突出表现有二,一是罗小朋发表近作《党天下的总理难题──给2012和中共十八大》(见http://0rz.tw/tl8PE),一是陈小鲁等人发表致中共十八大代表的公开信(见http://0rz.tw/G1eUG)。



中共历史十分关键的人物:朱德


罗小朋在赵紫阳时代曾为政府智囊团工作,属于体制内之人,但其思维显然没有局限在体制之内。他这篇数万字长文,分析党天下的总理难题,以论述中国历史中相权与王权之间的张力而展开,锋芒直指党天下的家天下冲动,认为毛泽东即实际有此冲动,而中共在文革后又再次向家天下传统回归。

相权抑制着家天下冲动,于是,罗小朋逐一评述了中共党天下的四代宰相,其中,周恩来是党天下相权最早的体现。对周的论述,罗小朋象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周恩来,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是否能得天下”。的确,一般来看,事情似乎就是这样,但是,这种通常的看法忽略了中共历史中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朱德。

中共之得天下的过程,是接连不断的战争过程,军事实践举足轻重,而近年来的一些研究表明,朱德以其军事实践为基础而创新战略战术,奠定了他在军事上无可替代的地位,相比较而言,政治家的可替代性大得多,军事统帅的支持与否,极其关键。朱德原本对周恩来抱着希望,若朱最终支持周,则中共的历史就是另一个样子,但周在中共内部整肃表现出冷酷无情,对大局之把握远逊于毛泽东,终于促使朱德不得不支持他的直接对手毛泽东,成就了“朱毛”的事业。



赵紫阳对计划经济“釜底抽薪”

那么,相应地,中共取得政权以后,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把握能力,就极其关键,而罗小朋对赵紫阳评价很高,就可以理解了。在罗小朋看来,改革的历史性突破,是实现了三大变革,即包产到户、对外开放和地方财政包干,而包产到户和三来一补(对外开放)是地方首创,最关键的政治决策者实际上是地方大员和邓小平,“唯独地方财政包干一项,是由赵紫阳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这一历史性的改革,充分展示了赵领导经济改革难以替代的才干”──“赵紫阳的历史性贡献就在于,他把地方提高效率获得的经济剩余,主要留给了地方”,于是,地方财政分权成为“对计划经济的釜底抽薪之举”,中央计划经济开始转向市场经济。而“在赵紫阳奠定的分权改革基础上,朱镕基的税改不仅以扭曲的方式解决了农民就业,为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而且,他的税改还完成了另外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转折,就是实现了中央官僚集团与地方官僚集团的利益整合。”在罗小朋看来,尽管朱镕基被视为“懂经济”,然而,他的“刚愎自用的性格和计划经济的思维惯性”,是他的局限性。

赵紫阳有长期做地方工作的经历,与他相比,“懂经济”的朱镕基逊色得多,然而,政治家自有政治家的脾气,更何况赵紫阳遭中共贬斥,后来的宰相们对他避之唯恐不及,就很难说对他有所师法了。这方面,似乎与军界大有不同──朱德自动边缘化,但他在中共军中的威望无人能及,林彪即使身败名裂,他的军事才能,在相当程度上也还是受人尊崇。

罗小朋文章对中共党天下的批判锋芒显而易见,对未来中国社会的走向则很谨慎。他“坚信中共党天下必定会在不久的将来被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所取代”,但他相信,“以中共当年推倒重来的态度来对待党天下,并非理性选择”。他认为,“中共最大的罪孽,就是使中国完全丧失了社会的自主性,丧失了自治的能力,从而窒息了这个民族的生机”,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新的“权力结构改革设计中最重要的思路,是利用中国郡县制的治理传统来改造党天下封建化的地方治理”,“通过开放的精英主义和互惠的地方主义,扩大地方自治和政治自由,从而为一场光荣革命准备条件”。那么,罗小朋之“救党”,其内涵在于,“中共有可能像国民党那样,获得新生”。

罗小朋展开了一番分析宏论,清楚地看到,中共“回到了家天下统治者的心理,只关心统治,反对一切积极的政治生活”,给了平庸官僚巨大的机会,并“把一切具有公共政治热情的人排斥在领导层之外”。这样,尽管他憧憬一场光荣革命,希望中共能够新生,而现实很残酷,中共已经很难找到,也很难容纳那种可以领导中共迎接光荣革命以求得新生的政治家。



陈小鲁等的呼吁露出政治家风骨

陈小鲁等人似乎也深有同感,他们不是向中共高层呼吁,而是向有幸参加十八大的党员代表呼吁,但这些党员代表,正是在中共高层的严格控制之下而产生,其中大多数也同样是党机器的官僚。这其中的尴尬显而易见,但陈小鲁们顾不得这许多了,就是要对这些党员代表说出他们心里的话。

他们提出了五项要求,从要求党员代表履行党章规定的职责,进而实际上要求他们成为常任制的代表,再进而,“发扬我党粉碎‘四人帮’后理论务虚会和四千人大会的优良会风,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意志,为未来五年开个好局”。要命的是,如今的两千多个中共十八大代表,实在没有几人知道三十年前“我党粉碎‘四人帮’后理论务虚会和四千人大会的优良会风”究竟为何物,多数人大概只知道,在中组部、中宣部严密控制下,申纪兰、倪萍式的“议政”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特色”的代表风范。

有意思的是,陈小鲁身为陈毅之子,与朱德的那些喜欢说狠话的子孙,似乎有些不同。他没有颂唱《东方红》,而是吟诵《国际歌》,同为红歌,究竟还不一样。王光美率儿女与毛家和解,刘源高扬新民主主义旗帜,比之当年邓小平“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显得更“毛化”得多,似乎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根本无损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理论旗帜的光辉。当然,仅凭一封短短的公开信,难以判断陈小鲁们的政治倾向,不过,他们直言“改变历来党代表大会走形式、走过场的倾向”毕竟显露出几分政治家风骨。

只是,罗小朋数万言宏论,陈小鲁等人公开信,对中共全党来说,恐怕没有几人能够知道,而对中共高层而言,他们可能根本懒得理会。即使是一潭死水,丢块石头,也会有些响动,但面对一片泥潭或沼泽,你能有什么办法?


——原载《动向》2012年9月号

寸育林:一个中共地下党员的倾诉——《反右运动 55周年留言集》


我生于1928年11月,现年84岁,云南省保山市人,1947年参加革命,经历颇丰,到1955年已是腾冲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了。1957年粮食征购,县委提出人均留粮稻谷380市斤,我计算过折合大米250市斤,每月人均为20斤,在缺肉少油的五十年代,显然只能半饱,所以我建议留谷450斤。这种关心群众的建议,成为少征多留的富农思想, 所以1957年反右中,我成了没有鸣放(改正书语)的"内定右派"。我据理辩护,升为顽固的极右,送往劳教。3年摘帽成为劳释份子,被留劳改厂监督劳动。可怜我这个遵纪守法关心民生的好干部,毫无过错却在劳改厂苦熬了20年。但我得到改正后,还是一心想回报养育我的人民。按政策"哪里来回哪里",应回腾冲人委或粮食局,但保山县组织部来人对我说:"你有文化善管理,动力厂(劳改工厂)不放你,组织上决定将你留厂多做贡献。"我无条件服从,勤恳工作,开展对外施工,为边疆的7个县建成9座自来水厂,至今正常运转,让边民饮上了清泉水。
回顾一生,我听党的话,遵纪守法,关心人民,造成一生不幸:
(一)服从党的决定,放弃了回大学复学,从而失去了高级职称和较高待遇;(二)严守枪械管理条例不外借枪,如实汇报人代会实情,关心农民生活,不征过头粮,却惹恼县委领导,从而"内定右派"在监狱苦熬20年;(三)屈从地委书记杨善州主观臆断,致使我和几个人不能办离休;(四)我服从组织决定留厂抓生产,没回行政单位的后果:同是行政18级(副处级),我还是地下党员和经济师,退休费只有行政部门的三分之一(1344元);(五)我遵守不给家属子女谋私利的规定,老伴水电专科毕业却受诛连在街道企业当工人。我有职权后也不替她调工作,结果改制后没有生活来源,生病无钱治。子女受影响不能深造,考上企业当工人,又逢下岗。4个子女待业,我原可托同事走关系给他们安排工作,但我却因严守党纪得到可悲的下场;(六)住房问题,厂里不让退休人员参加集资住福利房,无处安身,只得回城西老家搭石棉瓦房避风雨,不料城西被开发商看中,筹建森林别墅,串通政府下令搬迁(约百户)。我认为这是损害人民利益,破坏和谐与安定,遂上书中央。那时上级忙于转型改制,把国有资产转化为私产,让无数工人分流下岗,圈地供开发商建房暴富,让一部分掌权人先富起来,锦衣玉食,购车购房,无暇过问弱势群体的疾苦,九重深院,申诉如泥牛入海,无人问津。
我有幸活到胡温盛世,以人为本,和谐世界,飞船探月,太空行走,我国有这样好的领导,深深感动全世界。
至于我已成游离党员,请批准我退党吧,84岁的18级地下党员经济师,达不到老干部标准,不能与之同乐,连门诊费也没有,但我也甘心做个山野草民。亲爱的党,你有了无数先富起来的好儿女,也请关怀建国时一贯忠贞于党,冒着生命危险,九死一生,勤恳工作却受不白之冤的万千弃儿。我的苦衷原想诉诸网络或内外媒体,思前想后,还是先向母亲——党倾诉为宜。                             
                                                                2012年6月15日
主编:谢小玲
转帖:黄一龙

【回放】魏京生:从陈小鲁的道歉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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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陈小鲁(网络图片)
陈小鲁在网络上对文革时的行为,向受害者道歉,引起了很多网友的议论,这些议论大多数是正面的鼓励和赞赏。也有一些被网民们称为五毛的网友使用了大街上的语言痛骂陈小鲁。我不禁猜测;这是为什么呢?难道陈小鲁为文革时的错误行为向受害者道歉,也触犯了什么人的利益吗?匪夷所思。

陈先生的道歉很诚恳;也作了深刻的反思。这就是他在微博中所说的那句话;"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这个结论是大多数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共同的反思,可能不包括少数执迷不悟者。

我在93年假释的半年期间,曾经和同学们一起回学校看望老师。并且向曾经被我们批斗过的几位老师当面道歉。老师们没有不接受道歉的,甚至有老师反过来安慰我们说;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像你们这样的小孩子犯错误是难免的,总结教训就对了。不必过份自责。

有一个老师很有意思,这是个因为右派问题,从大学下放到我们附中的老师。他拒绝了我们的道歉。他说;推动那场疯狂的运动,我们也有份,而且和你们一样,我们最终也尝到了恶果。你们当时的疯狂,不也是我们教出来的吗。对于所有的过来人,不要只看到自己吃了多少亏;受了多少苦,还要看到自己在这场疯狂的运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总结教训,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才是最重要的。为了自己受过的苦而心怀仇恨,就是在犯同样的错误。

这位老师当时没说应该总结什么教训。我想他所说的教训,正是陈小鲁先生所说的那句话:"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请注意,是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

我想续貂一句;就是不应该以任何理由侵犯人权。人权是高于任何原则的最高原则。任何原则都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利益而制定的,违反了人的最基本的利益和权利的原则,都是反人类的原则。政客和律师们的诡辩不能改变这个本质。

陈小鲁先生在文章中提到,最近有一股为文革翻案的思潮。迫使大家不得不对文革再一次进行反思。八十年代曾经有过一次当事人们进行反思的潮流,被邓小平以向前看的理由给压制下去了。以反思政治运动为主题的"大墙文学"和"知青文学"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如今的文学青年已经很少知道从维熙和孔捷生的名字了。

就是在这种遗忘中,人们似乎觉得人权这个说法很陌生,很学术。似乎和自己的切身利害相去甚远。倒是胡耀邦、彭真这些蹲过监狱的共产党,和那些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老师们,更深刻地理解人权和法治对每一个人的重要性。没有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就是贵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也难免陷入冤狱。更何况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呢。

如今有很多人怀念文革时的比较平均的生活条件;对贪官污吏的打击;可以随便贴大字报的四大自由等等。以此来反对现在的腐败泛滥,贫富不均和没有言论自由。在不准许正面阐述怕被加上反革命罪名的形势下,打着红旗反红旗为民请命,不失为一种策略。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文革还有一个最大的教训。就是在给人民一些好处的同时,利用人类的报复心理煽起社会仇恨。用严重侵犯人权的手法进行政治斗争,最终发展起新型的法西斯专制权威。最终受害的也包括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一旦开始官方层面的侵犯人权,就必然会扩展到全社会的领域。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如何能够置身事外呢。

从现象上看。文革确实包含了惩治腐败官吏,推行收入平等和给了人民一定的言论自由。有人因此说文革是人民文革,替毛泽东掩盖了倒行逆施的罪行。这些也确实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标,但不是他的最大目标。

他的目标是通过这些让步,同时煽动起社会仇恨跳动人民斗人民。他的小集团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可以树立他自己的绝对权威,加强他们一小撮马克思主义者的独裁专政。彻底实现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想。这才是他们一小撮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目的。

马克思等人的著作中虽然有很多当时就很时髦的人道主义说法。但那些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容。马克思自己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说得非常清楚,他的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用马克思主义的时髦说法来反对他的核心内容,事倍功半永远也不会成功。

而且还要警惕像毛泽东那样的诡辩者。他们会把人民的怒火引向有利于他们自己权威的方向,制造出新的绝对权威。这个绝对权威也会像毛泽东那样,给自己披上一层为人民服务的外衣。其实质必然是削减以至于消灭人民的基本人权,最终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陈小鲁先生的道歉很重要。不管他是早了还是晚了;不管他背后还有什么原因。他的道歉总结了我们中国人的一场前无古人的巨大而惨痛的教训。这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仇恨的煽动。只有在尊重人权的法制之下,咱们老百姓才能避免陷入冤狱。才能避免恐惧,避免成为受害者和加害者。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回放】法广专访陈小鲁谈文革与红二代

陈小鲁
作者 杨眉

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标志性人物、开国元勋宋任穷之女、北师大附中学生宋彬彬1月12日回到母校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老师和同学 郑重道歉,再度掀起舆论界有关文革以及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的历史评价的讨论。去年十月,另一位红二代代表,前中国外长陈毅之子陈小鲁也回到母校,向曾经被自己批斗过的老师们公开道歉,此举也曾经一度引发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
如果说陈小鲁的道歉曾经引发海内外舆论不少积极的评价的话,宋彬彬的道歉却使各界议论纷纷,有舆论质疑宋彬彬是否诚心道歉,怀疑她是借此机会洗涮自己的过去,有评论甚至认为宋彬彬,乃至陈小鲁的道歉,都只不过是红二代们在作秀,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红二代们为改善自己的形象演出一场为赢得眼泪与掌声的政治秀。
本台驻北京记者斯特凡•拉加德曾经在陈小鲁道歉之后对他进行长时间的采访,陈小鲁在访谈中介绍了他道歉的现场经过以及他之所以要道歉的原因,他还坦率地表达了他对文革、毛泽东以及红二代的看法。
在今天的当今世界节目中,本台有选择地向听众朋友们介绍访谈中的几个精彩的片段,或许可以帮助大家进一步了解红二代就文革中的行为道歉的初衷。
法广:请您介绍一下回母校道歉的具体经过,这是您首次向老师道歉吗?
陈小鲁:文化革命结束以后就我们回到学校,参加一些校庆活动等,从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学就借校庆等场合向以前的一些老师做私下的道歉,但是,专门为道歉举行会议这还是第一次。我们这次就开门见山地向老师举行了道歉。其实,道歉并不是我们会议的主要话题。因为,有许多老师都说校领导现在年龄都大了,经不起刺激,要求我们把道歉的话题冲淡一点,担心有些年纪大的老师会心脏病发作,所以,我们更多的时间是交流学校的生活。所以我们会议的话题其实是感恩,道歉和祝福。我们当时有一位老师就泣不成声,因为他的妻子和女儿都在文革中去世。所以,我们当时更多的时间是跟老师谈家常,老师的态度也非常明确,文革的时候人人都造反,所以,你们也造反,这没什么奇怪的。不过有些事情做得过火了,如果你们现在能够反思道歉,这就不错了。有个老师甚至说,他当时是团委书记,他说讲课的时候老师和你们天天讲阶级斗争,所以你们的阶级斗争的弦绷得那么紧,文革来了,你们斗我们,这也是很正常的事。

法广:您在博客中说有必要对文革进行反思,为什么这么说?
陈小鲁:我在多个场合提到反思的时候,我都没有追究毛泽东,或者江青、四人帮的责任,我主要是从自己的身上寻找责任。因为,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最大的问题是一个违反宪法的问题。其实在文革刚结束时对文革的评论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当时大家对国家的混乱对文革的伤害都记忆犹新,但是,三十年之后,尤其是今天中国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新一代人对文革没有什么了解,文革留下的历史记载上基本上都是一些肤浅的表面的报道,而没有什么干部被打死,被批斗的记载。今天的年轻人如果要从文字上去了解文革的话他不会看到文革历史上侵犯人权的报道。这就是对历史的弯曲。但这不是他们的错。而中国政权在八十年代之后就不再谈论文革了,好像这一页历史已经翻过去了,而其实,这一页并没有翻过去。我们这代人已经老了,没有几年可活了。我们知道虽然文化革命不可能重演,但是,文革的基因依然存在。如果我们的后代不了解文革的历史的话,那么,这一幕就有可能会重演。记得2011年国内掀起反日游行的时候,就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殴打日本汽车主的行为,甚至还打死人了。其实,我认为打人本身并不可怕,总有人会因为对社会不满,而发泄打人,可怕的是当时在场有那么多人,为什么就没有人站出来制止这一行为,因为他们不一定赞同打人的做法,但是,他们却不敢站出来阻止。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他们出来反对,就会被戴上汉奸的帽子,甚至也被殴打。所以他们就被恐惧所控制住,这就是文革的翻版。谁的行为越极端就越能够掌控多数。所以,我们应该从文革中吸取教训。

法广:您认为谁应该对文革的灾难性的后果负责?您本人怎么评价毛泽东?
陈小鲁:至于对文革的评价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作出了官方的评价。指出这是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四人帮和林彪错误利用的运动,这场运动没有任何进步意义,是一场灾难。大致就是这些。至于如何评价毛泽东,我觉得毛泽东还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但是,他犯了很多的错误。

法广:今天红二代中有经商的,也有从政的,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帮派? 对某些红二代,比如说薄熙来的行为有什么看法?
陈小鲁:所谓的红二代指的是文革以前局以上的干部的孩子, 以前高干的标准是十三级以上,也就是师局长以上的干部, 今天这些干部的总人数也不过是两万人,文革的时候他们的人数应该是一万人,这些人如果每人有四个孩子的话,红二代的总人数也不过是四万人,这对人口十四亿的中国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应该说不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力量。当然,作为干部子弟,他们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就那习近平主席来说,他也是三十年前从村干部一步一步的艰难地走过来的。所以,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应该拒绝任何人的个人努力,实现他们个人的理想。我的想法和他们不一样,我很早就下海了,虽然没有发大财,但也过得去。红二代作为一个整体的特点就是对红色传统的认同,但是,对今天的现实,他们各自的观点都是不同的,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了,比如说,对薄熙来事件,红二代之间自然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也谈不上是什么帮派。

感谢陈小鲁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感谢斯特凡•拉加德提供采访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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