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28年11月，现年84岁，云南省保山市人，1947年参加革命，经历颇丰，到1955年已是腾冲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了。1957年粮食征购，县委提出人均留粮稻谷380市斤，我计算过折合大米250市斤，每月人均为20斤，在缺肉少油的五十年代，显然只能半饱，所以我建议留谷450斤。这种关心群众的建议，成为少征多留的富农思想， 所以1957年反右中，我成了没有鸣放（改正书语）的"内定右派"。我据理辩护，升为顽固的极右，送往劳教。3年摘帽成为劳释份子，被留劳改厂监督劳动。可怜我这个遵纪守法关心民生的好干部，毫无过错却在劳改厂苦熬了20年。但我得到改正后，还是一心想回报养育我的人民。按政策"哪里来回哪里"，应回腾冲人委或粮食局，但保山县组织部来人对我说："你有文化善管理，动力厂（劳改工厂）不放你，组织上决定将你留厂多做贡献。"我无条件服从，勤恳工作，开展对外施工，为边疆的7个县建成9座自来水厂，至今正常运转，让边民饮上了清泉水。
回顾一生，我听党的话，遵纪守法，关心人民，造成一生不幸：
（一）服从党的决定，放弃了回大学复学，从而失去了高级职称和较高待遇；（二）严守枪械管理条例不外借枪，如实汇报人代会实情，关心农民生活，不征过头粮，却惹恼县委领导，从而"内定右派"在监狱苦熬20年；（三）屈从地委书记杨善州主观臆断，致使我和几个人不能办离休；（四）我服从组织决定留厂抓生产，没回行政单位的后果：同是行政18级（副处级），我还是地下党员和经济师，退休费只有行政部门的三分之一（1344元）；（五）我遵守不给家属子女谋私利的规定，老伴水电专科毕业却受诛连在街道企业当工人。我有职权后也不替她调工作，结果改制后没有生活来源，生病无钱治。子女受影响不能深造，考上企业当工人，又逢下岗。4个子女待业，我原可托同事走关系给他们安排工作，但我却因严守党纪得到可悲的下场；（六）住房问题，厂里不让退休人员参加集资住福利房，无处安身，只得回城西老家搭石棉瓦房避风雨，不料城西被开发商看中，筹建森林别墅，串通政府下令搬迁（约百户）。我认为这是损害人民利益，破坏和谐与安定，遂上书中央。那时上级忙于转型改制，把国有资产转化为私产，让无数工人分流下岗，圈地供开发商建房暴富，让一部分掌权人先富起来，锦衣玉食，购车购房，无暇过问弱势群体的疾苦，九重深院，申诉如泥牛入海，无人问津。
我有幸活到胡温盛世，以人为本，和谐世界，飞船探月，太空行走，我国有这样好的领导，深深感动全世界。
至于我已成游离党员，请批准我退党吧，84岁的18级地下党员经济师，达不到老干部标准，不能与之同乐，连门诊费也没有，但我也甘心做个山野草民。亲爱的党，你有了无数先富起来的好儿女，也请关怀建国时一贯忠贞于党，冒着生命危险，九死一生，勤恳工作却受不白之冤的万千弃儿。我的苦衷原想诉诸网络或内外媒体，思前想后，还是先向母亲——党倾诉为宜。
2012年6月15日
主编：谢小玲
转帖：黄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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