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回到了家天下统治者的心理，只关心统治，反对一切积极的政治生活”，这样，中共已经很难找到，也很难容纳那种可以领导中共迎接光荣革命以求得新生的政治家。
中共十八大临近，中共高层的动作，与外界的猜测、评论交相辉映，构成一幅奇妙的图景。同时，中共体制内较为边缘化的人们，也有动作，有人称之为“救党派”在行动，不过，此类行动其实也有值得注意之处。
以笔者之见，此类行动的突出表现有二，一是罗小朋发表近作《党天下的总理难题──给2012和中共十八大》（见http://0rz.tw/tl8PE），一是陈小鲁等人发表致中共十八大代表的公开信（见http://0rz.tw/G1eUG）。
罗小朋在赵紫阳时代曾为政府智囊团工作，属于体制内之人，但其思维显然没有局限在体制之内。他这篇数万字长文，分析党天下的总理难题，以论述中国历史中相权与王权之间的张力而展开，锋芒直指党天下的家天下冲动，认为毛泽东即实际有此冲动，而中共在文革后又再次向家天下传统回归。
相权抑制着家天下冲动，于是，罗小朋逐一评述了中共党天下的四代宰相，其中，周恩来是党天下相权最早的体现。对周的论述，罗小朋象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周恩来，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是否能得天下”。的确，一般来看，事情似乎就是这样，但是，这种通常的看法忽略了中共历史中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朱德。
中共之得天下的过程，是接连不断的战争过程，军事实践举足轻重，而近年来的一些研究表明，朱德以其军事实践为基础而创新战略战术，奠定了他在军事上无可替代的地位，相比较而言，政治家的可替代性大得多，军事统帅的支持与否，极其关键。朱德原本对周恩来抱着希望，若朱最终支持周，则中共的历史就是另一个样子，但周在中共内部整肃表现出冷酷无情，对大局之把握远逊于毛泽东，终于促使朱德不得不支持他的直接对手毛泽东，成就了“朱毛”的事业。
那么，相应地，中共取得政权以后，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把握能力，就极其关键，而罗小朋对赵紫阳评价很高，就可以理解了。在罗小朋看来，改革的历史性突破，是实现了三大变革，即包产到户、对外开放和地方财政包干，而包产到户和三来一补（对外开放）是地方首创，最关键的政治决策者实际上是地方大员和邓小平，“唯独地方财政包干一项，是由赵紫阳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这一历史性的改革，充分展示了赵领导经济改革难以替代的才干”──“赵紫阳的历史性贡献就在于，他把地方提高效率获得的经济剩余，主要留给了地方”，于是，地方财政分权成为“对计划经济的釜底抽薪之举”，中央计划经济开始转向市场经济。而“在赵紫阳奠定的分权改革基础上，朱镕基的税改不仅以扭曲的方式解决了农民就业，为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而且，他的税改还完成了另外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转折，就是实现了中央官僚集团与地方官僚集团的利益整合。”在罗小朋看来，尽管朱镕基被视为“懂经济”，然而，他的“刚愎自用的性格和计划经济的思维惯性”，是他的局限性。
赵紫阳有长期做地方工作的经历，与他相比，“懂经济”的朱镕基逊色得多，然而，政治家自有政治家的脾气，更何况赵紫阳遭中共贬斥，后来的宰相们对他避之唯恐不及，就很难说对他有所师法了。这方面，似乎与军界大有不同──朱德自动边缘化，但他在中共军中的威望无人能及，林彪即使身败名裂，他的军事才能，在相当程度上也还是受人尊崇。
罗小朋文章对中共党天下的批判锋芒显而易见，对未来中国社会的走向则很谨慎。他“坚信中共党天下必定会在不久的将来被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所取代”，但他相信，“以中共当年推倒重来的态度来对待党天下，并非理性选择”。他认为，“中共最大的罪孽，就是使中国完全丧失了社会的自主性，丧失了自治的能力，从而窒息了这个民族的生机”，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新的“权力结构改革设计中最重要的思路，是利用中国郡县制的治理传统来改造党天下封建化的地方治理”，“通过开放的精英主义和互惠的地方主义，扩大地方自治和政治自由，从而为一场光荣革命准备条件”。那么，罗小朋之“救党”，其内涵在于，“中共有可能像国民党那样，获得新生”。
罗小朋展开了一番分析宏论，清楚地看到，中共“回到了家天下统治者的心理，只关心统治，反对一切积极的政治生活”，给了平庸官僚巨大的机会，并“把一切具有公共政治热情的人排斥在领导层之外”。这样，尽管他憧憬一场光荣革命，希望中共能够新生，而现实很残酷，中共已经很难找到，也很难容纳那种可以领导中共迎接光荣革命以求得新生的政治家。
陈小鲁等人似乎也深有同感，他们不是向中共高层呼吁，而是向有幸参加十八大的党员代表呼吁，但这些党员代表，正是在中共高层的严格控制之下而产生，其中大多数也同样是党机器的官僚。这其中的尴尬显而易见，但陈小鲁们顾不得这许多了，就是要对这些党员代表说出他们心里的话。
他们提出了五项要求，从要求党员代表履行党章规定的职责，进而实际上要求他们成为常任制的代表，再进而，“发扬我党粉碎‘四人帮’后理论务虚会和四千人大会的优良会风，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意志，为未来五年开个好局”。要命的是，如今的两千多个中共十八大代表，实在没有几人知道三十年前“我党粉碎‘四人帮’后理论务虚会和四千人大会的优良会风”究竟为何物，多数人大概只知道，在中组部、中宣部严密控制下，申纪兰、倪萍式的“议政”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特色”的代表风范。
有意思的是，陈小鲁身为陈毅之子，与朱德的那些喜欢说狠话的子孙，似乎有些不同。他没有颂唱《东方红》，而是吟诵《国际歌》，同为红歌，究竟还不一样。王光美率儿女与毛家和解，刘源高扬新民主主义旗帜，比之当年邓小平“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显得更“毛化”得多，似乎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根本无损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理论旗帜的光辉。当然，仅凭一封短短的公开信，难以判断陈小鲁们的政治倾向，不过，他们直言“改变历来党代表大会走形式、走过场的倾向”毕竟显露出几分政治家风骨。
只是，罗小朋数万言宏论，陈小鲁等人公开信，对中共全党来说，恐怕没有几人能够知道，而对中共高层而言，他们可能根本懒得理会。即使是一潭死水，丢块石头，也会有些响动，但面对一片泥潭或沼泽，你能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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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小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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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小鲁 |
中共十八大临近，中共高层的动作，与外界的猜测、评论交相辉映，构成一幅奇妙的图景。同时，中共体制内较为边缘化的人们，也有动作，有人称之为“救党派”在行动，不过，此类行动其实也有值得注意之处。
以笔者之见，此类行动的突出表现有二，一是罗小朋发表近作《党天下的总理难题──给2012和中共十八大》（见http://0rz.tw/tl8PE），一是陈小鲁等人发表致中共十八大代表的公开信（见http://0rz.tw/G1eUG）。
中共历史十分关键的人物：朱德
罗小朋在赵紫阳时代曾为政府智囊团工作，属于体制内之人，但其思维显然没有局限在体制之内。他这篇数万字长文，分析党天下的总理难题，以论述中国历史中相权与王权之间的张力而展开，锋芒直指党天下的家天下冲动，认为毛泽东即实际有此冲动，而中共在文革后又再次向家天下传统回归。
相权抑制着家天下冲动，于是，罗小朋逐一评述了中共党天下的四代宰相，其中，周恩来是党天下相权最早的体现。对周的论述，罗小朋象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周恩来，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是否能得天下”。的确，一般来看，事情似乎就是这样，但是，这种通常的看法忽略了中共历史中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朱德。
中共之得天下的过程，是接连不断的战争过程，军事实践举足轻重，而近年来的一些研究表明，朱德以其军事实践为基础而创新战略战术，奠定了他在军事上无可替代的地位，相比较而言，政治家的可替代性大得多，军事统帅的支持与否，极其关键。朱德原本对周恩来抱着希望，若朱最终支持周，则中共的历史就是另一个样子，但周在中共内部整肃表现出冷酷无情，对大局之把握远逊于毛泽东，终于促使朱德不得不支持他的直接对手毛泽东，成就了“朱毛”的事业。
赵紫阳对计划经济“釜底抽薪”
那么，相应地，中共取得政权以后，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把握能力，就极其关键，而罗小朋对赵紫阳评价很高，就可以理解了。在罗小朋看来，改革的历史性突破，是实现了三大变革，即包产到户、对外开放和地方财政包干，而包产到户和三来一补（对外开放）是地方首创，最关键的政治决策者实际上是地方大员和邓小平，“唯独地方财政包干一项，是由赵紫阳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这一历史性的改革，充分展示了赵领导经济改革难以替代的才干”──“赵紫阳的历史性贡献就在于，他把地方提高效率获得的经济剩余，主要留给了地方”，于是，地方财政分权成为“对计划经济的釜底抽薪之举”，中央计划经济开始转向市场经济。而“在赵紫阳奠定的分权改革基础上，朱镕基的税改不仅以扭曲的方式解决了农民就业，为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而且，他的税改还完成了另外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转折，就是实现了中央官僚集团与地方官僚集团的利益整合。”在罗小朋看来，尽管朱镕基被视为“懂经济”，然而，他的“刚愎自用的性格和计划经济的思维惯性”，是他的局限性。
赵紫阳有长期做地方工作的经历，与他相比，“懂经济”的朱镕基逊色得多，然而，政治家自有政治家的脾气，更何况赵紫阳遭中共贬斥，后来的宰相们对他避之唯恐不及，就很难说对他有所师法了。这方面，似乎与军界大有不同──朱德自动边缘化，但他在中共军中的威望无人能及，林彪即使身败名裂，他的军事才能，在相当程度上也还是受人尊崇。
罗小朋文章对中共党天下的批判锋芒显而易见，对未来中国社会的走向则很谨慎。他“坚信中共党天下必定会在不久的将来被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所取代”，但他相信，“以中共当年推倒重来的态度来对待党天下，并非理性选择”。他认为，“中共最大的罪孽，就是使中国完全丧失了社会的自主性，丧失了自治的能力，从而窒息了这个民族的生机”，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新的“权力结构改革设计中最重要的思路，是利用中国郡县制的治理传统来改造党天下封建化的地方治理”，“通过开放的精英主义和互惠的地方主义，扩大地方自治和政治自由，从而为一场光荣革命准备条件”。那么，罗小朋之“救党”，其内涵在于，“中共有可能像国民党那样，获得新生”。
罗小朋展开了一番分析宏论，清楚地看到，中共“回到了家天下统治者的心理，只关心统治，反对一切积极的政治生活”，给了平庸官僚巨大的机会，并“把一切具有公共政治热情的人排斥在领导层之外”。这样，尽管他憧憬一场光荣革命，希望中共能够新生，而现实很残酷，中共已经很难找到，也很难容纳那种可以领导中共迎接光荣革命以求得新生的政治家。
陈小鲁等的呼吁露出政治家风骨
陈小鲁等人似乎也深有同感，他们不是向中共高层呼吁，而是向有幸参加十八大的党员代表呼吁，但这些党员代表，正是在中共高层的严格控制之下而产生，其中大多数也同样是党机器的官僚。这其中的尴尬显而易见，但陈小鲁们顾不得这许多了，就是要对这些党员代表说出他们心里的话。
他们提出了五项要求，从要求党员代表履行党章规定的职责，进而实际上要求他们成为常任制的代表，再进而，“发扬我党粉碎‘四人帮’后理论务虚会和四千人大会的优良会风，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意志，为未来五年开个好局”。要命的是，如今的两千多个中共十八大代表，实在没有几人知道三十年前“我党粉碎‘四人帮’后理论务虚会和四千人大会的优良会风”究竟为何物，多数人大概只知道，在中组部、中宣部严密控制下，申纪兰、倪萍式的“议政”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特色”的代表风范。
有意思的是，陈小鲁身为陈毅之子，与朱德的那些喜欢说狠话的子孙，似乎有些不同。他没有颂唱《东方红》，而是吟诵《国际歌》，同为红歌，究竟还不一样。王光美率儿女与毛家和解，刘源高扬新民主主义旗帜，比之当年邓小平“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显得更“毛化”得多，似乎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根本无损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理论旗帜的光辉。当然，仅凭一封短短的公开信，难以判断陈小鲁们的政治倾向，不过，他们直言“改变历来党代表大会走形式、走过场的倾向”毕竟显露出几分政治家风骨。
只是，罗小朋数万言宏论，陈小鲁等人公开信，对中共全党来说，恐怕没有几人能够知道，而对中共高层而言，他们可能根本懒得理会。即使是一潭死水，丢块石头，也会有些响动，但面对一片泥潭或沼泽，你能有什么办法？
——原载《动向》2012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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