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8日星期六
陶傑:大家都留在同一個籠子裏
李晨鹏:中国关上大门后,你的命运是什么?——刚听说中国有一个税种:“弃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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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4日星期二
活熊取胆 缴钱不杀:通向二十一大的出入境新规
@baodiantimes · Aug 3, 2026
活熊取胆 缴钱不杀:通向二十一大的出入境新规
活熊取胆 缴钱不杀:通向二十一大的出入境新规 2026年7月底,国务院颁布《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定于9月15日起正式施行。法条简短,技术性包装精良,却包藏着对中国人出入自由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围剿。剥开行政法规的外衣,这是一道彻底的封门令——把人、钱、技术一并圈禁于墙内,完成从"防止资本外逃"到"防止人力与智力资产流失"的终极闭环。
一、铁笼立法:条文背后的政治图谋
新规的核心条文极具针对性。凡骗取出入境证件、非法出境、在境外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之活动,或违反出口管制可能危害"技术安全"者,均可被依法不准出境。表述看似合法中立,实则任意扩张:什么叫"危害国家利益"?什么叫可能危害"技术安全"?无需定义,也无需证据。
更令人震惊的细节是:涉及国家安全或刑事侦查时,可以不书面告知当事人;移民管理机构有权核查电子数据;县级机关即可执行限制措施;科技从业者被首次明确纳入边控范畴——工程师不再是自由的职业者,而是"肉身芯片"与战略储备资源;体制内人员委托中介移民被全面严堵,中介须拒绝并报告。
过去灰色地带的"边控",至此全面合法化、常态化、扩大化。普通公民因私出境的空间,被压缩至几近于零。
二、三剑齐发:通向二十一大的统治闭环
出入境新规并非孤立行政动作,而是2026年7月底"三剑齐发"维稳战略的关键一环。国务院以出入境新规圈禁人与智力;中纪委借"从严治党"对党内精英重拳清洗;政法委以"打黑除恶"为旗号,一面镇压潜在抵抗,一面合法化搜刮民营企业家财富。三剑共指同一个终极目标——为二十一大铺路,为习近平永久当权护航!
此间统治逻辑的精髓,恰如"活熊取胆,缴钱不杀"。熊唯有被牢牢圈养在铁笼之中,才能源源不断抽取胆汁;人唯有被彻底锁定于本土,才能持续向官僚机器纳贡。先禁"精神出境"——管控翻墙,封堵信息自由;继禁"肉身出境"——压缩护照,锁死人身自由;再锁"资金外流"与"技术外流"。对体制而言,钱、技术、人,皆已是不可剥离的国有资产,一个也别想跑。
这不是改革,这是收割;不是治理,这是圈养。法老不需要奴隶自由,他只需要奴隶持续产出。
三、双重危机:极端锁国的深层根源
如此激进的新规,深层反映了两个当前中国无法回避的残酷现实。
其一,经济财政危机空前恶化。外汇储备承压,地方财政枯竭,民间出海渠道被系统切断。高净值人群与智力精英及其资产,成为兔子身边最后的窝边草。如果放任精英与财富流失,谁来维持这台庞大机器的运转?谁来继续缴纳血税?关起门来,才能毫无顾忌地压榨。
其二,人心散失空前。不信任感在精英阶层深度蔓延,"非必要不回国"已成许多海外华人的清醒觉悟。体制感受到这一离心潮,以立法手段予以强力反制。县级机关获得执行权,势必催生基层权力滥用与创收式执法——"不书面告知即可限制出境",将制造多少无声消失的人?
从历史维度看,这不过是1949年户籍制度逻辑在数字时代的精准升级:当年靠政治运动将人钉死于土地,今日靠大数据与电子边控将人钉死于"国家安全"的宏大叙事之下。
四、对外开放的终结与朝鲜化的完成
这道新规宣告的,不是对外开放的调整,而是对外开放实质性终结的历史信号。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四十余年中国逐步打开的那扇门,正在被一条一条的行政法规悄然焊死。修改宪法取消任期,宣告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终结;出入境新规的颁布,则宣告了经济对外开放的终结。
中国正大踏步向朝鲜对表。近段时间中朝高层频繁互动,已结出果实。大门缓缓关上——肉身、资金、信息同步收紧,三道锁环环相扣。里面出不去,外面进不来,这便是锁国的完整定义。当一个国家将智力劳动者当成战略储备资源圈禁管制,离真正的全员硬着陆便已不远。
结语:国人失去选择权的时代转折
当大门缓缓关上,当"缴钱不杀"的时代喝斥在耳畔响起,这不仅是通向二十一大的政治常态,更是整个民族生存境遇的深刻转折。选择权被系统性剥夺之后,留给这片土地的,将不仅是经济的硬着陆,更是整个社会精神生命的窒息与沉沦。
铁笼已立,取胆如故。问题已不是"大门何时再开",而是:还有多少人,在门彻底焊死之前,有机会出的来,而且选择了不再回来。
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
呉祚來:習近平的『增量社會主義』
央廣(中央社首发) 2026-6-30
新華社記者近期發文:《偉大征程丨三大改造:一場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會變革》肯定毛時代的三大改造豐功偉績,引發海外平台、媒體關注,人們很快想到,習近平是不是要對資本主義或民營企業再來一次大改造?
毛澤東的三大改造(及之後所謂『三面紅旗』),是急風暴雨式的推進社會主義路線,越過新民主主義階段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結果是造成了大躍進大饑荒。
習近平沒有毛澤東那樣的政治威權,所以只能用增量社會主義方式,改變或終結鄧小平開啟的權貴資本主義時代,如果說鄧小平是對毛時代的修正,習近平則是對鄧、江、胡時代的修正。
習當政後,面臨兩個選項,要麼打右燈向右轉,搞增量民主憲政,通過政治改良,來遏制腐敗,自下而上的普選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市縣級官員競選上崗,司法獨立,使中國一步步融入政治文明世界,要麼打左燈向左轉,搞增量社會主義,學習朝鮮經驗與方式,使中國更集權,更封閉,黨管控一切,以實現政權穩定。
毛澤東利用一次次運動,實現政治經濟文化集權,共和國變成黨國,黨國又變成毛個人極權王朝,習近平則通過反腐敗,通過修憲,一步步控制政治經濟與宣傳、教育,特別是控制軍隊,使黨的權力越來越集中於最高領導人。
本文通過習當政後在經濟領域一系列的倒退,來看清他是如何搞增量社會主義的。
一:重建農村供銷合作社體系
2013年習近平剛剛當政,中共中央發布文件,決定支持供銷社充分發揮農業社會化服務重要作用;媒體報導,根據2018年1月的供銷社會議重要報告,五年時間恢復重建基層供銷社萬餘家,總數已逾三萬家,鄉鎮覆蓋率從2012年的56%提高到2018年的95%——顯示供銷社已經猶如神經系統全面深入中國地方鄉鎮。
如果將土地歸還農民實現完全的市場化,農民變市民,市民成公民,就完全不需要國家建構的供銷合作社了,政府主導供銷社的體制使民間小商品經營無法生存。
也有分析指出,佈局全國性的農村供銷合作社,是為了武統臺灣的備戰需要,自由市場經濟不需要政府去佈局全國性的供銷體系,而戰時或備戰考量,則將這種建設視同國家安全與經濟安全的政治需要。
二:國有企業與社會資本『混改』
五十年代叫『公私合營』,通過對工商資本改造,剝奪從業者數十年甚至上百年家族積累的財富,目的是快速實現工業化。習開啟『混改』的目的是『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整個混改過程中,黨中央同時佈局黨組織進入所有國營民營甚至外資企業,所以,儘管國務院文件中的混改致力於激發國有企業活力,但黨中央的目的明確,就是黨要把經濟命脈全部管控起來。
『混改』始於2015年《國務院關於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意見》,2016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務院國資委牽頭開展國企混改試點,先後推出了4批共208家試點。2019年發文件進一步推進,混改試點企業由點向面梯次鋪開、範圍全面擴大,呈現明顯加速、向縱深推進的態勢。國有資本投資公司不斷擴張、戰略行業加強國資佈局、平台經濟加強監管、民企加強黨建、國資基金不斷進入民企。官方現在更強調:國有經濟發揮戰略支撐作用,而不像2015年前後更多強調市場化改革。
中國的發改委的司長徐善長在2021年10月召開的專題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目前,近100家試點已經完成了引入戰略投資者、調整股權結構、優化公司治理、深度轉換經營機制等主體任務,共引入外部資本2000多億元,外部資本平均持股比例達到35.9%。」這位發改委主管混改的司長發布的,其實是李克強時代的一份總結。
李強任總理之後,強化的是習路線,強調的是國有經濟要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佈局戰略產業、服務國家安全和產業安全、建設現代產業體系。2026年又開始部署新一輪國資國企改革(2026—2029年),重點仍然是優化國有資本佈局、央企重組、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而不是擴大民營資本持股比例。
三、從胡德平的交鋒到國家課題肯定三大改造
在發改委主導混改的過程中,2018年也就是習近平第二個任期開始,中共就有官員與學者放風對民營經濟不利的言論,很快遭到中共改革派前總書記胡耀邦之子,曾任中共統戰部副部長和中國工商聯黨組書記的胡德平嚴厲的批評(美國之音有報導,文章當時發布在《胡耀邦史料信息網》上)。
胡德平一是批評了「私營經濟應逐漸離場論」,這一觀點由學者吳小平提出,顯然這位學者揣測聖意,不僅看出了習近平國進民退的政治意向,還推進一步,認為私營經濟應該退出歷史舞台,這已與五十年代的三大改造讓私營經濟歸零,是一樣的激進了。
胡德平也不點名地批評了中國人社部副部長邱小平的「私企工人參與管理共享成果論」,如果他的觀點確實是考慮職工股權利益,為什麼國有企業不率先示範?如果工會是獨立的,司法是獨立的,工人權益用不著黨和政府用行政方式去干預企業經營與權益分享。
同是2018年,一項國家社科基金課題立項,名稱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過程、核心內涵及其歷史地位研究》。負責人孫建華是南京林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其中一部分重要內容,就是充分肯定三大改造:『沒有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確立,就沒有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就無從談起。以「一化三改」為核心內容的「三大改造」,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探索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進行的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實現了我國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順利過渡,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公有制這一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比較完整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等,由此開闢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由於是課題研究,沒有引發公眾注意,但現在將這些理論研究與有關部門放風放在一起,可以看到2018年,政治風向已明顯開始異變。
結語:
當鄧小平開啟的修正主義使權貴資本主義做大,習近平無法像毛澤東那樣激進地搞社會主義大改造,所以代之以漸進卻持續的方式推進『增量社會主義』。
習近平本人對社會主義改造有崇高的評價:「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創造性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大規模開展社會主義經濟文化建設,中國人民不僅站起來了,而且站住了、站穩了,實現了從社會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性跨越。」
習近平的政治經濟大方向是減量資本主義,減量民營企業,一步步的搞增量社會主義,多年來一系列的信號與現象都能佐證習時代打左燈向左轉,然而,這種方向的選擇,是否能挽救黨國經濟危機,是否又一次重蹈歷史覆轍,帶來災難性後果,有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