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21日星期一

【特稿】南峰:“挥一挥手”并不代表着伟大

【特稿】南峰:“挥一挥手”并不代表着伟大

图为丘吉尔

 

 

 

【新世纪特稿2009年9月21日】面对历史的发展,我们不仅要看到成功的一面,也要总结失败的一面,更应该纠正错误的一面。一个只希望歌颂所谓的辉煌,而不愿意承认错误的政府,不是一个能让人民安心乐业的政府;只看到表面薄层的现象,而没有看到内在实质的政治家,不可能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

六十年的春夏秋冬,六十年的风雨沧桑,有多少痛苦?有多少欢乐?在人民的心里是清清楚楚的,谁也不会忘记,谁也不会相信这个政权是一个干干净净的政权,难道不应该来一个彻底地总结吗?对待历史的风风雨雨,应该以多角度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去分析鉴别,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使其完全阳光化,让历史堂堂正正地展现在人民的面前,无论是正面的激励还是反面的教训,都将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总结历史就是为了更好地创造未来。

    不要用高音的大喇叭去骚扰历史,历史的点点滴滴是不会因为你的喇叭大、声音响就消失的无踪无影,任何声音也掩盖不了历史的真相,否则就是地地道道的虚假历史,根本都没有研究的价值。在历史面前我们唯有坦然地面对,才能正确地审视历史,才能吸取历史的教训,才能清楚地知道什么是文明、什么是进步、什么是道德。

 

阅兵场上的雪亮刺刀和线条齐整的步伐能代表什么呢?能代表这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文明进步吗?能代表人民的生活幸福快乐吗?想当年德国纳粹军人的步伐同样齐刷刷的一致,就是现代版的朝鲜金家王朝的大阅兵其踏地之声也是邦邦地响亮,那是代表社会文明的一致吗?那是促进共和进步的踏步声吗?展示国力军威也要有一个文明进步的主题,否则就是三军威武的步伐震天动地,也没有人稀罕。老话说的好:力可以得天下,不可得人心。挥一挥手,踏几声响步、喊几句口号,你就以为特色的力量可以主宰世界了,还差的远呐。没有一个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思想体系主导的政治制度,你就是再制造几个特色,也还是只能在历史的泥潭里来回地折腾。

阅兵文化是政治膨胀的产物,是统治者炫耀威武的文化,不过这种文化确实是这个时代难以淡化的文化。不可否认,阅兵文化是可以振奋国民自信心的文化,几乎这个世界所有的国家都需要这种文化来强化民族的尊严,这是一个国家为凝聚民族精神所乐意炫耀的表演项目,国家时代的民族精神不会离开这种文化。但是,社会的文明进步是不会停留在一个时代的,当人类逐步认识文明的重要意义,开始厌恶这种文化的时候,世界的“强武对抗”就会被“和平竞争”所取代。“和平竞争”的时代是文明进步的关键时代,这个时代再向前迈进一步,就是“和平共享”的时代了,反之,后退一步就有可能回到对抗的时代。“和平共享”的时代是一个很伟大的文明时代,只是这个美好的时代离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这需要 文明的力量努力发奋地推动文明才能实现。在一个追求以“实力为本”的时代里,阅兵文化必然是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重要的表演项目,这也很正常,因为真正的文明时代还没有到来。

虽说,阅兵文化是展现国力军威的文化,当然也包括政治、经济上的意义。通过观察,我感觉这种文化也在发生着变化,具体表现在于这种文化对国家的政治核心人物来说也是一种变相的告别文化,只是其变化一次比一次规模庞大,费用也不断地加大,有攀比的嫌疑。每一届的领导核心都能挥一挥手向核心的历史告别,这和过去老化腐朽的政治制度比较也算是一种进步,如果总是一个核心在台上挥手而不肯向历史告别,那就问题严重了,必然形成个人极端的统治,这固然也是亵渎文明的统治。当“挥手显贵”都不能满足统治者欲望的时候,这个统治者就需要听到“万寿无疆”的声音了。政治制度还没有彻底文明进步的时候,皇帝的龙袍仍然存在着令政客们垂涎三尺的魅力。当然一个霸政固权的统治核心集团的轮流挥 手造势,肯定也不是代表社会文明进步的挥手,因为这些统治者“挥手”的权力,并不是人民所赋予的权力,那不过是在台上享受一下“挥手瘾”的乐趣罢了,说的不好听,那不过是“垃圾政客”的表演。不要以为你掌握了“挥手”的权力,你就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历史不会因为你能留下“挥手”的镜头,就认定你是发光的灯塔,那是一相情愿的白日做梦。没有一个文明进步的思想,就没有照耀历史的光芒,这是历史记载光辉的定律。

不要动不动就是敏感的时期,大阅兵就大阅兵吧,有没有必要封天封地、堵这堵那的,连互联网上的声音你都害怕,还有脸统帅千军万马吗?这也太虚了吧。没错,重要的大型活动需要加强保安措施,但是草木皆兵过分地严控,就会严重破坏正常的生活秩序,这可不是什么国泰民安的大好局面吧。不要刻意地把自己打扮成“神”的化身,人们能不能真心实意地团结在你的周围,那要看你的思想有没有闪光的一面,而不是你的权力所能决定的。我知道你很累,治理这么大的国家,还要应对千变万化的国际事物,要把所有的事务处理的稳稳当当、顺顺利利确实是不容易办到的,这需要大智慧,没有大胸怀怎么可能有大智慧呢?

虽然,你的政治智慧并不出色,也缺乏优秀政治家的风采,只是依靠权力帮你忽悠威信。说句真心话,一个核心领导如果只会玩弄“权力示威”的把戏,作为政治家是不合格的,要靠智慧创造文明。当然即使你的政治水平有限,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没有作为,毕竟你有在政治舞台上表演的机会,如果你能够辨别历史文明进步发展的方向,并毫不畏惧、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同样也能获得历史的掌声。古人云: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历史能不能为你鼓掌,就在于你的选择。只要能坚定不移地走自由民主的道路,历史就会翻开崭新的一页,和平与幸福对人民来说就不是一个遥远的期待。

 

在此,有一段让我难忘的对话要告诉你,无论你知不知道这段对话,都希望你不要忘记这段对话。那是在1945年的一段插曲,温斯顿・丘吉尔这位为消灭法西斯的奴役统治而做出卓越贡献的政治家,在大选中败给了工党领袖艾德礼先生,也就是说,伟大的政治家丘吉尔先生在民主竞选中落选了,虽然落选的丘吉尔对离开唐宁街10号的办公室依依不舍,但他知道这不是一种痛苦,这是人民的选择。而此时,不可一世的斯大林十分得意的说:“丘吉尔你打赢了仗,人民却罢免了你。看看我,谁敢罢免我。”对此,热爱自由文明世界的丘吉尔先生不以为然地回答:“我打仗就是保卫让人民有罢免我的权力。”这段精彩的对话,是蛮横与文明的鲜明对照,而一句“让人民有罢免我的权力”是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啊,难道不值得我们好好地学习吗?对比那些“谁反对我,我就压迫谁,孤立谁;谁要罢免我,我就剥夺他的一切权利乃至生存权”的专制寡头,丘吉尔的回答何止是精神高尚,其追求文明的境界对那些贪恋权位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天壤之别。“谁敢罢免我”的暴君之声,人民听了会高兴吗?会快乐吗?会幸福吗?那是臭气熏天的声音。一个综合国力强盛的国家,如果没有一个热爱社会文明的政治领袖,同样是悲哀的!

     我仰慕温斯顿・丘吉尔这样的伟大政治家,因为他是一个在专制独裁的炮火猛烈轰击下都不肯低头的政治家;因为他是一个为了自由、民主、和平奉献自己的汗水、眼泪和鲜血的政治家;因为他是保卫让人民有罢免领袖权力的文明政治家。

虽然,政治家不是圣人。但是,政治家必须具备文明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标准,否则,所谓的政治家就会成为践踏文明社会的凶手。

 

     不要以为自己很伟大;国家的伟大不是属于一个人的伟大,也不是属于一个党的伟大,更不是属于所谓“神”的伟大。国家的伟大是属于人民的伟大,是人民获得自由享受幸福生活快乐的伟大。独裁统治的所谓“伟大”,不过是压迫社会所形成的结果,根本都不能称之为伟大。——“伟大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在跪着,站起来吧!”马克思的这句话,说的确实很精彩。

 

      政治家是要有政治家底蕴的,没有政治家的底蕴,就没有政治家的气度。

 

真理不会逃避——

真理不会因为谎言而沮丧。

真理不会因为冷酷而沉默。

真理不会因为风雨而改变。

真理不会因为黑暗而无光。

 

  南峰  2009/9/21


朱学渊评曹长青文章:《奥巴马为什么拿中国轮胎开刀》





















图左起为美联储主席柏坎南、中国副总理王岐山、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 (2009年7月29日)

上次经济大危机以来,大小经济衰退不断,但本次经济危机的程度最猛烈,美国制造行业平均萎缩三至四成,美国二十二家大银行若无政府救助,几乎可能全部垮台。但是根据救助金融业必须优先的历史经验,和失业金发放延长至十八个月(原来为六月)的正确措施,所以社会相当稳定。在税收大幅减少的情况下,美国政府的钱从何而来?当然都是油墨纸张印出来的。因此,日后通货膨胀将不可避免。

这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当然不可能是“贸易保护主义”,更不可能是九月份才出台的中国轮胎进口加税。相反,只能是民主、共和两党一致实行的“贸易完全不保护主义”和的“金融运作完全不管理主义”。二十多年来,美国资本在投资和贸易两条渠道,在风险极高领域进行投机,或在劳力极密集国家求利。这造成美国金融的泡沫和产业的死亡。

美国是一个高原创力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没有任何创造力的国家,但是它再次以“人海战术”取胜,竟变成了美国的债主。今天中国持有一万亿美元左右的美国优质债卷,年收益至少在六、七百亿美元,或四千亿人民币以上,而中国二○○八年的军费是四千一百七十七亿人民币。我想,几乎等同于中国的军费支付者的美国,在下一个二十年中企图解决两国贸易不平衡问题,其政治理由是不容辩说的。美国的当务之急应该是适度恢复壁垒,保护本国国民的劳动机会和原创力。

中国的“发展是硬道理”不具备任何“形而上为道”的意义,中国共产党既不准备提升中国人民尊严(人权),也不想在中国奠定长治久安(民主),更不想在世界的交往中有理有让。它的目标是“急富”,做法则是以“杀鸡取卵”和“你死我活”的“战斗精神”通吃世界。而“自由贸易”只能是将这种“求富流氓”置于富集的营养液中催肥。

美国要想与之相争,就必须设置壁垒。

再说,“国家”本身就是“壁垒”,无壁垒就是无政府,无政府必然流氓当道。而“贸易不保护主义”就是一种世界无政府主义,它甚至还会造就一个“绅士治于流氓”的荒谬世界。曹长青先生以二、三十年代的脉象,察今日世界之沉疴,我以为是误诊了。

附录:

奥巴马为什么拿中国轮胎开刀(曹长青)

2009-09-18

奥 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中国人多是很兴奋,不仅认为黑人终于政治上出头,而且觉得,民主党人做总统会更有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但最近奥巴马决定,把美国进口的 中国汽车轮胎,一下子增加35%的关税,使很多中国人傻了眼:中国的网络上一片愤怒,中国政府也准备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要求仲裁,因原来美国对中国轮胎 的关税才是4%,现在一下子升高近九倍!


而且这个增税的时机也很敏感,因全球20国金融高峰会议,9月24日在美国宾州的匹兹堡举行,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将在这个会上和奥巴马会晤。在两国首脑高峰会谈之前两周,奥巴马做出这样的举动,更令很多中国人不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国内政治玩“中国轮胎”

奥巴马的这个举动,被普遍认为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考虑。第一,他要做政治回报。因为美国钢铁联合会等工会组织,在美国大选时,都是支持奥巴马的。奥巴马用增加中国产品的关税,来回报这些工会组织,因为他们一直这样要求,说增加中国产品关税,可以保护美国钢铁业等企业。

第 二,奥巴马正强力推销医疗保险计划,但政府想包揽或控制医疗保险,遭到美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几天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有几十万人集会游行,抗议奥巴马搞 社会主义和国有化。美国人强调要更多的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而不是政府干预和管制。几次民调,反对奥巴马政府干预医疗保险的美国人,都超过50%。而奥巴 马的民众支持率,也从刚上台时的70%以上,首次跌破50%。面对这种局面,奥巴马想要通过大幅增加中国轮胎关税,来争取美国工会组织支持他的医疗保险计 划。

这次全世界20国金融首脑高峰会议,不安排在首都华盛顿,也不安排在纽约等大城市,而是安排在匹兹堡,也透露出这种意图,因匹兹堡是美国钢铁联合会所在地,是工会的象征。

●《华尔街日报》连批奥巴马

但奥巴马对中国轮胎增加关税的决定,在美国内部也引起轩然大波。美国发行量最大的严肃报纸《华尔街日报》连续两天就此发表社论,严厉批评奥巴马。

《华尔街日报》第一篇社论“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指出,奥巴马的这种决策,是损害全球自由贸易的保护主义。这种错误政策,对美国消费者,也是个沉重的打击,因为这意味着美国市场的轮胎价格将会大幅增高。社论说,大幅增加关税,是个危险的游戏。

《华 尔街日报》的第二篇社论标题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总统”,直指奥巴马的政策是延续历史上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有害经济的贸易保护主义。这篇社论说,美国历史上 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起因就是因为当时的美国总统采取对进口产品大幅增加关税的政策,结果导致世界各国的贸易战争,严重损害了全球贸易市场,结果触发美 国的经济大萧条。

●大萧条的导火索是“关税”

对于奥巴马增加对中国产品关税,很多专家学者,都以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大 萧条为例,批评奥巴马重蹈覆辙。前美国《商业周刊》采访主任威尔逊(Andrew Wilson)曾在题为“三十年代大萧条的五点探秘”文章指出,1929年10月的美国股市大崩盘(最后跌了82%),就和当年五月美国国会通过把农产品 和工业品的关税提高一倍的议案有直接关系,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导致美国农产品的出口严重受限。

当时美国总统胡佛签署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对多达两万多种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1927年,美国平均关税税率已达35%以上,是当时仅次于西班牙的世界第二高关税国;三十年代初,实际上美国物品的平均税率达到53.2%。

当时对美国要调高关税,走向贸易保护主义,全球有24国发出抗议信函,美国有1028位经济学家联署表示反对,但均无效。美国的新税法刺激了其他国家跟进,加拿大、古巴、墨西哥、法国等国随即也竞相提高了各自关税,由此展开全球贸易大战。

●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大战的结果是“多”败俱伤。1932年世界贸易总额降至只有1929年的三分之一。美国更是自尝恶果,高关税不仅没有带来经济发展,反而出口额大幅降低,从1929年的53亿美元降至1932年的16亿美元;同期进口额也从46亿美元降至13亿美元。

因 此,由于前车之鉴,后来美国无论哪个党执政,都坚持贸易开放政策,因为这是促进美国自身经济以及全球贸易的必由之路。在克林顿当总统时,虽然他是左翼民主 党,但也支持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等美洲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推动经济全球化。在小布什总统时,由于他是右翼共和党,更强调自由贸 易。虽然美国钢铁联合会等多种行业工会组织不断施加影响,试图让布什政府增加对中国的产品关税,但布什总统始终没有答应。

但今天奥巴马总统破坏了这个传统,打开了这个不祥之兆的潘朵拉盒子。据报道,受对中国轮胎增加关税的“鼓舞”,目前美国纺织工会正在研究对中国进口服装增加关税。美国其他的行业工会,像造纸业、水泥业、玩具、医药等等,也都跃跃欲试,要求对中国同类产品增加关税。

●毫无保护作用的保护主义

潘 多拉的盒子打开后,“灾祸”就飞出来了。法国总统萨科齐宣布,要增加对碳合物产品的关税,并誓言一定这么做。俄国也要增加多种进口产品关税,而自去年底, 俄罗斯已推出28项上调进口关税的措施。中国则准备对美国部分汽车零件和鸡肉等提高关税。一场贸易大战,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所以《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说,奥巴马的这个举动,显示美国正在放弃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历届政府都坚持的自由贸易的立场,更是放弃对全球自由贸易的领导角色。

美国CNN电视则评论说,跟中国进行贸易战是个坏主意。连英国的《金融时报》的文章也认为,这是毫无保护作用的保护主义,是纯粹的绥靖政治:虽精心设计,但只是犬儒主义。

《华尔街日报》社论的结论,说出很多人的担忧和共识:今天,尤其在全球经济处于萧条之际,更需要的是自由贸易,而不是贸易战争!
(RFA)

林希翎治丧委员会(筹)公告



林希翎治丧委员会(筹)公告

林希翎治丧委员会(筹)沉痛公告:

中国最后一位没有改正的著名右派、甲子中国英勇的民主前驱、新五四——五一九运动杰出的战士、毛泽东钦定的1957学生右派领袖、旅法华人林希翎女士于今天北京时间15时在法国Saint Camille医院去世,享年74岁。

以毛泽东钦定的另一学生右派领袖谭天荣为主任、以北大“五一九运动参与者”、社会各界右派与林希翎亲人为核心的林希翎治丧委员会筹备组,特于正式讣告发布前启动吊唁,以示深痛、竭敬、隆哀与对林希翎女士亲属的慰忱。

诚邀海内外广大自由民主人士参加治丧委员会,并吊唁。

参祭与吊唁邮箱是:

jyushyur@gmail.com

chgwyh@gmail.com

特此公告

林希翎治丧委员会筹备组

2009年9月21日

2009年9月20日星期日

苏晓康:女人一台戏――“六十年”评说的一个侧面

http://www.chengmingmag.com/t289/select/289sel06.html
http://ncn.org/view.php?id=76391

王友琴固执地“考古”红卫兵的暴行,丝毫不顾及他们的“理想主义”滥调,那却是卡玛所赞扬备至的;而卡玛又丝毫看不见“八九”学生的“理想主义”,却图解他们心怀叵测。“理想主义”无法当作一种事后的辩解,看来是批评者的一种逻辑。“八九点钟的太阳”不就是想给“红卫兵”涂抹一层矫情的“理想”光晕吗?自然,也是顺便给西洋人开一开“东洋荤”。六十年横跨毛邓两代,留下的几乎只有血迹,以及年轻人的躁动。这是一个什么世道!


颠倒的不仅是时间秩序


今年检点“新中国”六十年史,让我们先来检点一番这里面
的“女史”,或许别有一番风景。毛泽东说他这辈子就干了两件事:打蒋介石和闹文革,只有后面这一件属于“六十年”之内,且有一位“旗手”是女的,便叫男人逊色于女人;还有一件事情,即一群女学生打死了她们的女校长,也使得女性在文革中令人印象深刻。三十年后的“六四”,其象征是个“民主女神”,偏偏绝食总指挥也是一位女学生。我这么突出女性,倒不是用来讨好“女权主义”,而是,对这些“历史中的女人”的批评者们,也都是女人。你说奇不奇?

上述这些“女史”细节,你只管把它们简单地排列起来,不
做任何分析,就会发现,期间有一种看不见的神秘关系。不过,我现在连排列也省了,因为美国纪录片女制作人卡马・韩丁的两部片子,恰好把这部“女史”神奇地勾连在一起,形同一部上下卷。她也许是无意的,则更说明某种内在联系避不开。

两部纪录片都很著名,即《天安门》和《八九点钟的太阳》
,其内容无须赘述。在时间顺序上,有点颠倒,《天安门》似乎播出在前,就先说它——卡玛在这里是一个批评者,她的镜头里最著名的一段,就是生动地展示绝食总指挥柴玲“让他人流血,自己逃生”,坐实了八九学生领袖的“激进”。但这部片子之前,早就有人批评柴玲,我记得最早一位,是刚从秦城释放就来哈佛的女作家戴晴,她一到那里,波士顿就有一座“道德法庭”出现,“要判柴玲重罪”,这其实是《天安门》纪录片的一个剧本草稿,那里的“法官”多数也是女人,有的后来就是纪录片里的“受访者”,其潜台辞是,政府(党)被学生逼急了,好像邓小平没有退路。


“符号”“化身”的“合成”


批评了天安门学生之后,卡玛扭头又去赞扬二十年前的红卫
兵,片名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倒还在其次;我们实在没弄懂的是,那些红卫兵不是邓小平最痛恨的吗?因为他就是把柴玲他们当作“红卫兵”,才下了狠手。可是,最早的红卫兵都是他们自己的子弟——北京的“老红卫兵”,特别是所谓“西纠”,搞“血统论”的那一伙,“红八月”里杀人不眨眼,卡玛的电影里有一位著名的“要武”宋,蒙着脸在镜头里说话——三十年前她那个中学里的女红卫兵们,打死了自己的女校长卞仲云,而邓小平有个女儿也是那里的一个女头头。

“红卫兵”与“八九”学生,前者批评后者——据说卡玛当
年也是一个“红卫兵”,于是“天安门”毫不留情地鞭笞柴玲,“八九点钟的太阳”却竭力为宋彬彬辩护,说她“背黑锅”——是她上天安门亲手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箍,老毛赏赐她一句“要武嘛”,一锤定音将“红卫兵”跟暴力挂钩,也是封赏施暴的特权给高干子弟们(“西纠”“联动”)。假如卡玛同情一个女孩子,解读这段历史乃是老毛让宋彬彬背了“黑锅”,那么她会不知道以柴玲的年纪和经历,根本不懂“血流成河”的意思吗?她不也给柴玲扣了一口“黑锅”?

卡玛对记者说:“宋要武”成了一个“合成人物”(com
posite figure),成了一个符号,什么坏事都安她身上,变成一种神话,变成“文革”中红卫兵暴行的化身。——可是,卡玛难道不是把柴玲当作一个“符号”和“化身”来处理的吗?其手法也是“合成”:把柴玲的两段相隔四十分钟、对两个记者讲的话,剪辑在一起。


对红卫兵及其历史的清算者


其实,两个女学生都是时势造成的“公众人物”,都逃不脱
“符号化”而被世人评说。但是最大区别在于,她俩身后所代表的,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集团:“八九”学生是被杀者,红卫兵则是杀戮者。末了,卡玛也免不了被世人评价,因为那两部著名纪录片,有人也追究她的“家庭出身”,指出她的父母曾为毛泽东的专制和屠杀大唱赞歌,这是不是也算一种“血统论”呢?这是“文革遗产”,她所歌颂的东西,最终报复到她自己身上。

对红卫兵及其历史的清算者,也是当年的一个女学生,但她
从来不曾是一个“红卫兵”,今天看来,这点区别不是没有意义的。王友琴固执地“考古”红卫兵的暴行,丝毫不顾及他们的“理想主义”滥调,那却是卡玛所赞扬备至的;而卡玛又丝毫看不见“八九”学生的“理想主义”,却图解他们心怀叵测。“理想主义”无法当作一种事后的辩解,看来是批评者的一种逻辑。“八九点钟的太阳”不就是想给“红卫兵”涂抹一层矫情的“理想”光晕吗?自然,也是顺便给西洋人开一开“东洋荤”。

六十年横跨毛邓两代,留下的几乎只有血迹,以及年轻人的
躁动。这是一个什么世道!

图:卡玛・韩丁

附录:
王容芬:新华社关于韩丁及其女儿卡玛与中共交往的报道

http://www.observechina.ne
t/info/ArtShow.asp?ID=46966
新华社关于韩丁及其女儿卡玛与中共交往的报道

新华社
【编者按】按照卡玛所崇拜的毛泽东的说法:世上没有无缘
无故的爱。那么卡玛那么爱中共、爱文革的“缘故”在哪里呢?原来她和父亲韩丁文革中一直是中共的座上宾。文革期间新华社的这组报道可以让我们窥见他们父女和中共的“一往情深”。

周恩来总理会见并宴请 美国朋友韩丁和夫人雷洲安等 会见和宴会洋溢友好气氛,宾主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新华社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会见并宴请正在我国访问的美国朋友韩丁和
夫人雷洲安及在北京学习的女儿卡玛。

在北京的美国朋友柯弗兰和夫人柯如思,马海德,阳早和夫
人寒春及儿子阳和平,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还有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有关方面负责
人及工作人员黄华、唐明照、章文晋、张颖、何理良、程齐虹、林晨、唐闻生、冀朝铸、沈若云等。

会见和宴会洋溢着友好的气氛,宾主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周恩来、张春桥同志会见韩丁、雷洲安等美国朋友 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春桥,今天晚上会见了正在我国访问的美国朋友韩丁、雷洲安和其在北京学习的女儿卡玛,以及在北京的美国朋友:寒春、阳早、柯弗兰、柯如思、艾德勒、帕特、舒子章、史克、马海德、苏裕禄、阳和平,以及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耿飚、任允中、申健、唐明照、李耀文、
马文波、王海容、章文晋、张世忠、贾汀、迟群、谢静宜、钱伟长、周培源、冯友兰、林晨、张颖、苏菲、程齐虹、邢洚、冀朝铸、唐闻生等同志。

周恩来王国权等同志会见美国朋友

新华社

新华社十三日讯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外友协负责人王国权等今天晚上会见
了美国朋友韩丁的母亲卡玛丽达•欣顿夫人、韩丁、雷洲安、寒春、阳早、史克、卡玛、阳和平,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有:章文晋、张颖、
程齐虹、林晨、邢洚、朱良、高建中、冀朝铸、沈若芸、赵风风、余祖元、廉正保、胡凤仙等。

图片新闻(图略)

新华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张春桥,七月二十四日会见了正在我国访问的美国朋友韩丁、雷洲安和其在北京学习的女儿卡玛以及在北京的美国朋友寒春、阳早、柯弗兰、柯如思、艾德勒、帕特、舒子章、史克、马海德、苏裕禄、阳和平,以及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

美国朋友韩丁等离京回国

新华社

新华社十五日讯 美国朋友韩丁、雷洲安、卡玛等一行六人,结束了在我国的
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我有关方面负责人席道崇、贾汀、程齐虹、林晨、朱良等前往机场欢送。

韩丁在北京的亲友卡玛丽达•欣顿夫人、寒春、阳早、史克
、柯弗兰、柯如思、爱德勒、帕特、马海德、苏菲、米勒夫妇等,也前往机场欢送。

美国友好人士和华侨举行庆祝大会

新华社

新华社纽约一九七三年九月三十日电纽约美中人民友好协会
和各界华侨九月三十日在纽约联合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四周年庆祝大会。

二千二百多名美国各界友好人士和华侨出席了大会。中国常
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张英及其他官员应邀出席了大会。纽约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代表菲利斯•霍纳在会上讲话,对中国人民在建设一个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所取得的成
就表示热烈祝贺。她说:“在未来的年代里,两国人民的友
谊将继续增进,不断加强。”

曾经访问过中国的耶鲁大学教授、著名生物学家阿瑟•高尔
斯顿博士在会上介绍了他和他的妻子、女儿一起在北京芦沟桥人民公社居住的几个星期中的所见所闻,并且放映了他拍摄的幻灯片。

纽约华侨代表梅子强在讲话中希望旅美华侨进一步加强团结
,爱国不分先后,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解放台湾和统一祖国出力。

在全场一阵阵的热烈掌声中,美国著名作家韩丁的女儿韩@
①宣读了大会给毛主席、董代主席和周总理的贺电。

大会还举办了展览会,展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旅美同胞
乒乓球代表团参加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后从北京带回的各种纪念品和反映祖国新面貌的各种图片。

最近几天,旧金山、洛杉机、芝加哥、波士顿、底特律、普
林斯顿、斯托尼布鲁克、费城、巴尔的摩、西雅图和檀香山等城市的美中友协组织或当地华侨纷纷举办“美中人民友好周”及其他各种活动。美籍中国学者扬振宁博士等访问过
中国的许多人士分别应邀在各地的庆祝会上发表了演讲。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亻加京

美国成立全国美中人民友协

新华社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九月七日讯洛杉矶消息:美国全国各地美
中人民友好协会的代表,从八月三十一日到九月二日在洛杉矶举行全国美中人民友好协会成立大会,正式成立了全国美中人民友好协会。

出席成立大会的有来自美国东部、西部和中西部的三十多个
地方性美中人民友协的代表和观察员共三百多人。

大会开幕后,举行了有一千五百多人参加的公众集会。作家
韩素音和纽约美中人民友协负责人、作家韩丁等在会上作报告和讲话。

成立大会讨论通过了全国美中人民友协的《原则和行动声明
》。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全国美中人民友协的组织机构和地方美中人民友协的组织机构的决议,并且决定出版一种名为《新中国》的杂志。

大会最后选出了全国美腥嗣裼押眯崛芪裎被帷?成立大会结
束时,代表们高唱《美中人民友好万岁》的歌曲。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给美国全国美中人民友协成立大会发
去了贺电,对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贺电中说:“衷心感谢你们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和相互
了解所作的努力。”

大会还收到了其他一些国家的友好团体和人士的贺电、贺信
。

陈永贵副总理在大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韩丁及其女儿

新华社

新华社大寨一九七七年七月九日电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今天
下午在大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韩丁和他的女儿卡玛,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农林部副部长杨立功,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
长项南,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大寨大队革委会主任郭凤莲。

陈副总理会见美国朋友韩丁

新华社

新华社太原九月十六日电 陈永贵副总理今天在大寨会见了美国朋友韩丁,同他进行了
亲切友好的谈话。

陈永贵副总理同韩丁一起观看了大寨的庄稼,并且共同研究
了农业生产和农业机械化中的一些问题。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图略)

── 原载 人民日报
转自《观察》

图:王友琴

【王友琴简介】1959年生,女。北大中文系77级。1988年获
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著有《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化震动》、《文革受难者》等。ywang7@uchicago.edu

2009年9月17日星期四

冷锋:《建国大业》戏子们投怀送抱还是被集体绑架?

图为《建国大业》部分演员合影

【新世纪特稿2009年9月17日】中共的建政大业说成“建国大业”,便凸显了某集团的无耻无畏。当粉饰与溜须决心扭曲原本中性的客观事实时,以往的戏说比他显得都更为正经,极权主义对荒诞情有独钟。
一部荒诞的影片,竟网络了几乎所有华人知名影星,阵容超级豪华,
本质上这与天安门广场上正在树立的民族友谊柱一脉相承,这种刻意塑造的高大、华丽、恢弘气势都在力图掩盖内在的空虚。辉煌60年,作为核心的人的权利被虚置,而代之以盛大阅兵式、戏子的载歌载舞、钢筋混凝的建筑、为人诟病的GDP数字。
不出意料,这种极权主义的表演炫耀肯定会震撼一些人,这些人中,
很多是未出阁的大中学生、很多是艰难挣扎的草根。这是一种被引诱和自觉的沉醉。当然还有一些人,他们养尊处优却不学无术,就如那些戏子,尽管这个群体中不乏有陈凯歌这样稍有知识的个体,但道义的缺失、人性的荒芜、生活的糜烂,让他们没有任何节操可守。
不知道,这些光鲜、活色生香的大牌们有多少人是自觉的投怀送抱?
有多少人是身不由己虚与委蛇?有多少人在暗夜里深以为耻?有多少人因被青睐而得意忘形?
网上有人感叹韩三平的号召力,这么多大牌甘愿自降身价,
去演一个个不起眼的配角,韩的威望可见一斑。看着首映式上结结巴巴连话都说不圆溜的韩导,不知是其个人魅力还是背后的权力魅力使然。韩导是中影集团公司的当家人,而中影集团是由原中国电影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中国电影器材公司、电影卫星频道节目中心、北京电影洗印录像技术厂、华韵影视光盘有限责任公司等8家单位组成的中国影视界的巨无霸,这样一个影视巨无霸,要想给一个演员穿小鞋、甚至是封杀都轻而易举。
韩自称有浓厚的爱国情结,且坦诚这与其家庭出身有关,韩自述其“
父亲是个农民,参加红军,打下江山,建设公有制国家”,其父从小就教育他:人是组织的,家是国家的。且自身一直在“国有”系统工作,因此对国家有很深的情怀。
这样一个根正苗红且握有权柄的“爱国大佬”,
其对人的评价标准想必首先就是看其是否忠于现体制,听到召唤屁颠屁颠赶来的,就在脑门贴上一张“爱国”的标签,这是自己人,不给面子的,就别再这个圈混了。于是两岸三地的明星蜂拥而来,哪怕扮演一个无名的“反派”,哪怕就打一个照面的群众演员,在这部大戏里露面的,不仅意味着你在圈内有一定人气,而且意味着你被体制所认可。不要小看韩的“爱国”标签,国家权力的影子在背后晃动。
尽管有网友讽刺为“八国联军共襄建国大业”,
党和政府却不以为然,且请出一些法律学者以正视听:“爱国并不一定具有中国国籍”。吾等浅陋,不知国籍为何物?一个演员自动放弃中国国籍后,他和一个华裔美国人何有不同?一个华裔美国人如果自称“爱国”,是指的中国还是美国?
当然国籍这玩意谁也没有当真,
拥有这玩意的也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权利,比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没有本质上没有区别,唯一区别人家犯罪出事了属于涉外案件或事件,多了一层保护伞而已,人们之所以调侃,也不是因为嫉妒,套用一句流行语,调侃是因为我们寂寞。
因此由外国人演这样的荒诞影片,非但无可指摘,而且恰如其分,
不过俄国籍和日本籍的演员太少,多少有点遗憾。
政府将这些大牌们统战在自己周围,共襄建政大业,可谓一箭双雕,
一是利用他们的人气,多挣点票房,二是利用他们的依附,进一步对他们控制。这些戏子们争先恐后的捧场无异一种品格的自污。而这种自污反过来使他们必须更深的依附。
当然,我不想过多苛责他们,其中肯定有虚与委蛇之人。
何况一个民族的骨气和气节由戏子来承担也属求全责备。
只是不知道,中共高层看到他们的建政大业如此受人欢迎、追捧,
看到那些光鲜亮丽的优伶们争先恐后的表着忠心,会作何感想?是不是很得意?得意之后,有没有良心刹那之间的悸动?
冷锋
09年9月17日

苦胆:是《建国大业》,还是《建政大业》?

【新世纪特稿2009年9月17日】一部向“建国六十周年献礼”的巨片——主旋律影片《建国大业》,日前隆重举行了所谓的“全球首映”仪式,不日即在国内公映。这部电影“浓缩了从1945年重庆谈判到三大战役到1949年开国大典”这段毛共“建国”史,堪称中共意识形态的又一杰作。

“十•一”前夕的中国大陆,“热烈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的标语、标题、口语、口号,不绝于视听。特别是《建国大业》,炒得人耳目受累。存疑者不禁要问:“这究竟是《建国大业》,还是《建政大业》?”稍微了解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中国”一说与中国的存在,古已有之,源远流长。古时“中国”有多种含义,但后人往往侧重于某一、两种。相传华夏民族(汉族先民)部落首领建“国”于黄河流域(古代“国”字本意是指城、邑,后也指某邦、某封地、某地域),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之为中国;另一方面,把华夏族、汉族聚居地区叫做中国,乃是“以其在四夷之中”。如从文字记载上考据,西周初期的何尊铭文中就出现了“中国”一词,距今已有三千余年的历史。一般来说,汉族建立中原王朝后,其统治区域便称为中国(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而黄河流域正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范围不断扩展,后来演变成专指中华民族生息的全部领土,成为我们国家的专称。人民爱把自己的国家叫做祖国,而中国就是咱们的祖国,祖国能随便乱建吗?!

可见中国早已存在于世,今后还将继续存在下去。除了卖国贼出卖领土,中国的基本面是不会变的,变的只是一个个盛衰起落的王朝,一个个成败兴亡的政权。坐江山的统治者,不论其起什么国号,都只能是朝代名、政权名,而中国是恒定的。

且不说什么“五千年文明古国”,单从迄今已有着三千年“名份”的中国观照,便知那个依靠马列邪灵加谎言暴力来夺取政权,蹂躏神州六十年的共产党,建的是哪门子“国”。明摆着,“建国六十周年”应为“建政六十周年”,中共建国是假,窃国是真。也许有人会狡辩:“建国是说1949年建立新中国。”对于这个谬论,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在他的发轫之作《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早就作了深入透彻的批驳。假如说中国也有新旧之分的话,那么真正的新中国恰恰是推翻满清封建帝制后成立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而绝对不是专制、专政、专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曾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李慎之先生,也作过痛切的揭示:“上一次政权更迭,不过是又一次皇权更迭,而且是有史以来最坏的一次。”

影片《建国大业》,实系《建政大业》。笔者本欲将其斥为《建政大孽》的,造孽的孽。转念一想,片名中的“大业”之业,并非事业的业,功业的业,而是佛教所指的恶业之业,业障的业,业海的业——建政六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犯下了滔天罪恶,可谓罄竹难书。因此,这个“建国大业”也可以说是祸国大业、殃民大业。

高路:建国六十年应改名执政六十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年,或者说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夺取大陆统治权六十年,是否等于建国六十年?这个“国”是中国的“国”还是中共的“国”。



近 日大陆网络传媒热议的话题之一,是电影《建国大业》中有二十多位演员持有外国护照。按中国法律规定,中国并不承认双重国籍,所有持有外国护照者,均自动丧 失中国国籍。大部分网民质疑持有外国护照、已经不是中国公民的演员不适合在《建国大业》中担任要角,也有人为外籍演员辩护,引发一场争论,好不热闹。此一 风波,倒使笔者对所谓的爱国主义影片《建国大业》以及此片献礼的对象——建国六十周年有了一些深层的思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年,或者说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夺取大陆统治权六十年,是否等于建国六十年?庆祝“建国”六十年,究竟是要庆祝中国六十周年还是中共执政六十周年?这个“国”是中国的“国”还是中共的“国”。这个问题实在有必要一辨。

“国”字在汉语中,最初及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指国土、疆域。 《说文解字》卷六【囗部】 “国,邦也。从囗从或。古惑切”。 《周礼•太宰》有“大曰邦,小曰国”之句。所谓的祖国、指的便是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而这个“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是有其特定面积范围的,这个面积范围不断变化,直到近代才基本固定下来。以中国为例,中国人的“国”基本上是以黄河长江为主要疆域的,强盛时,国土直达中亚西亚;衰落时,疆域北不过淮河。现在中国的国土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在世界上乃是疆域大国。无论经历了多少改朝换代,中国的历史是不变的。中国这个“国”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形成的,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大多数中国人是以此为荣的,也为祖国奋斗牺牲。陆游有“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句,孙中山有“国人皆以诸先烈之牺牲精神为国奋斗”语,都是“保家卫国”的名句。

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但现在大陆的中国人,包括生活在北美的华人,却要为“建国”六十周年庆祝,岂非滑稽。笔者已入美国籍,不算是中国人了,原本没有资格再对中国的事情说三道四。但作为一个华人,祖国还是中国,这个是不会变的,所以看到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的消息,不禁要对中共及所有不明所以的国人大喝一声,请你们将庆祝“建国”六十年,改为庆祝中共“建政”六十年。中国的“国”,绝对不是短短的六十年,只有中共的“政”,才只有六十年。

中共传媒报导北京大庆六十周年的安排,说是要“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新五好时代主旋律。五好中最重要的是“共产党好”。 共产党用暴力夺取政权,用暴力维持政权,是好是坏,历史自有评说。今年是中共取代国民党执政六十周年,共产党要大肆庆祝无可厚非,也不管别人的闲事,但求 求你们,不要再误导民众了。你们的国,不是百姓的国;你们的国,更不是中国的国。也请电影导演将《建国大业》改名《建政大业》。


原载《动向》杂志2009年9月号


2009年9月16日星期三

【《动向》长短论】谁的中国

官方至今隐瞒着,那就是北京市大学生们,不堪忍受严酷的国庆演练集训,愤而将发给他们的演练服装公开焚毁,抵制演练,并且质问当局:“你们达官贵人的子孙,享尽了六十年的余荫,又有哪一个参加了酷暑下操练演习?为什么偏偏作践强迫我们这些穷孩子,来歌颂你们的权贵资本主义?”一把火,烧得旺;一声问,问得好。据消息来源,事件发生后,中共当局惊恐万状,北京专门掌控大专院校的国保十四局已经介入,声言要严加处置卷入此次事件的学生,挑头的劳动教养,焚毁演练服者开除学籍,参与者学纪处分。


六十年前的十月一日,毛泽东曾在天安门检阅部队并且庄严地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可以后的事实证明,中国人非但没有站起来,反而在他的生前死后,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其中包括和他一起打江山同僚,都不得不诚惶诚恐地匍匐臣服在他的脚下。真正站起来并且横行无忌、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只是独裁者自己。

十年前的十月一日,按照“第二代”独裁者邓小平所讲“以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什么时候你一个人说了算我就放心了”的所谓“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不惜靡费数千亿的民脂民膏,导演了一出“五十年大检阅”,以显示自己的权威与专断。是日,一条手机信息在民间互相传播着:“沐猴而冠”!

“前面有车,后面有辙”。今年的十一,胡锦涛罔顾民意,也执意要耗费巨资搞“六十年大阅兵”,来显示“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成就。为了安全起见,仅在北京一地,就动员了一百二十万“治安保卫”人员,二十万海陆空三军将士和十万警察,并花费巨资从国外进口一百九十条优良警犬,自九月十五日起,昼夜巡视,在北京城内外布防三道铜墙铁壁。如此的风声鹤唳,如临大敌,较之“第四代”所倡导的“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无异是南辕北辙、自掴耳光!

就在距离大阅兵还不到一个月的日子里,还发生了两件令人深思的重大事件。头一个是中共官方捂也捂不住不得不承认的乌鲁木齐“扎针事件”,而且这些“扎针党 ”大都是维族老妇少年。看新疆电视台播放的新闻,被警方抓着的两个少年凶犯,竟是稚气未退的十三四岁的孩子。这该是什么样仇恨与怨怼,让下一代也参与到民族仇杀和与政府为敌的抗争之中了?这不是中共民族政策的失败与贫富悬殊的结果又是什么?

另一个事件,官方至今隐瞒着,那就是北京市大学生们,不堪忍受严酷的国庆演练集训,愤而将发给他们的演练服装公开焚毁,抵制演练,并且质问当局:“你们达官贵人的子孙,享尽了六十年的余荫,又有哪一个参加了酷暑下操练演习?为什么偏偏作践强迫我们这些穷孩子,来歌颂你们的权贵资本主义?”一把火,烧得旺;一声问,问得好。据消息来源,事件发生后,中共当局惊恐万状,北京专门掌控大专院校的国保十四局已经介入,声言要严加处置卷入此次事件的学生,挑头的劳动教养,焚毁演练服者开除学籍,参与者学纪处分。

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外地进京人员一律要查验身份证件,没有身份证的不让上车,拒绝安检的一律拘留审查。特种警察荷枪实弹、手牵大狼狗的照片居然还上了《京华时报》的头版,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指着报纸气愤地说:“如此枪杆子下的稳定压倒一切,连国民党统治时期都做不来,日本人统治时期倒是有过!”


六十年了,谁的中国?看起来中国依旧存续在几千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看起来人民依旧是在山呼万岁、俯首帖耳。但在这虚幻的盛世之下,涌动着的是愤怒与抗争的暗潮,每年几近十万起并与时俱增的群体骚动事件就是明证。最能说明问题是,连他们用狼奶喂大的孩子们,也开始走出欺骗与谎言的阴霾并公开与之对决了。



毛泽东对年轻人说过:“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明乎此,就可以得出将来是谁的中国,决不可能是所谓的“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红色中国”。将来的中国,一定是属于为了争取自身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而不惜抗争的那些年轻人的,而绝不会永远是那些逆世界潮流而动的独裁者的!

原载《动向》杂志2009年9月号

http://www.chengmingmag.com/t289/t289-main.html

九月十五日在香港上市的《动向》杂志2009年9月号封面和封二

2009年9月15日星期二

联合国潘基文秘书长在第二个【国际民主日】的致辞

【国际民主日】2007年11月8日,联大宣布每年的9月15日为"国际民主日",并邀请各会员国、联合国系统以及其他区域和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共同纪念这一天。
2008年
9月15日 联大星期一为纪念第一个"国际民主日"举行了非正式会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种种经验表明,民主对于实现和平、人权和发展的基本目标来说必不可少。得到巩固的民主政体不会互相发起战争;人权和法治在民主社会能够得到最佳的保护;如果人们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能够得到真正的发言权,那么这个国家的发展将更有可能得到巩固,并使人们能够有机会分享进步的果实。
联大主席克里姆在发言时表示,民主是一种普世的价值,也
是联合国的核心支柱,通过强调民主原则的重要性,联合国再次申明了在支持民主、推行人权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承诺。

【联合国潘基文秘书长在第二个国际民主日的致辞】

2009年9月15日

国际社会通过国际民主日重申,我们致力于建设以法治和基
本人权为基础的参与性和包容性社会。

民主不仅仅是一项目标;民主还能大力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
、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尊重基本人权和自由。

民主依然被视为普世原则和理想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但世界
各地在巩固民主方面仍然有许多巨大挑战。要恢复民主体制或建设新民主体制,要扶持脆弱的民主体制,要提高即使久已确立的民主体制的素质,就必须下定决心,作出艰苦努力。

各国社会负有促进民主变革的首要责任。与此同时,国际社
会可以发挥重要的支助作用。事实上,在体制建设、选举、法治、加强民间社会以及民主体制其他关键领域请联合国提供协助的请求大幅度增加。这个趋势很可能持续下去。

这意味着联合国必须不断评估其努力,尤其是必须强调协调
性,因为联合国在这个领域提出了许多举措。为确保联合国的协助确实有助于建设各国能力,培养民主文化,我采取了第一个重要步骤,向包括外地机构在内的联合国各部门分发了一项民主指导说明。该说明阐述以普世原则为基础的联合国民主框架,承诺联合国将采取有原则的协调一致行动,支持民主。

民主原则贯穿联合国所有规范结构。值此国际民主日,让我
们再次申明,我们致力于实施这些原则,致力于通过巩固民主和法治,促进和平、发展和人权。

http://www.un.org/zh/events/democracyday/sg_message_2009.shtml
【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潘基文】来自大韩民国,他在迄今37年的职业生涯中,为大韩民国政府以及全球作出了卓越贡献。
职业成就

潘基文在当选为秘书长时,其职务是大韩民国外交通商部长
官。他在该部长期任职,先后在新德里、华盛顿和维也纳担任过职务,资深历广,包括总统外交政策顾问、总统首席国家安全顾问、政策企划次官补和美洲局局长。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和平的朝鲜半岛,在促成本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潘基文先生同联合国的关系源远流长,一直可以追溯到19
75年他在外交部联合国处任职之时。此后,他的有关工作经验逐年扩展,从派任纽约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秘、外交部首尔总部联合国处处长、到驻维也纳大使。在大使任内,他曾于1999年担任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委会主席。2001年至2002年期间,大韩民国担任大会主席,他作为办公室主任促成大会通过此届会议第一项决议,对911恐怖袭击予以谴责,还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大会工作的主动行动,从而帮助以危机和混乱开始这一届会议成为通过了若干重要改革的会议。

潘基文先生还积极参与处理朝韩关系问题。继通过具有历史
意义的《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宣言》之后,他于1992年担任南北联合核管制委员会副主席。 2005年9月,作为外长,他又发挥主导作用,促成了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问题上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定,即六方会谈通过的关于解决北朝鲜核问题的《共同声明》。
教育

潘基文先生1970年获国立首尔大学国际关系学士学位。
1985年,获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行政硕士学位。潘基文先生2008年7月获国立首尔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获奖

潘基文先生多次在国家和国际上获奖,被授予各种奖章和荣
誉。鉴于他对祖国所作贡献,1975年、1986年和2006年获颁大韩民国最高勤政勋章。2008年4月他被授予尊贵的布基纳法索国家大十字勋章,在同一个月内,他又被科特迪瓦政府授予国家大将军勋章。
个人情况

潘基文先生生于1944年6月13日。他和夫人(潘)柳
淳泽女士于1962年上高中时结识,育有一子二女。除韩国语外,潘基文先生还讲英语和法语。

http://www.un.org/chinese/
sg/biography.shtml

2009年9月5日星期六

卢跃刚:不能发表的故事――章仲锷先生仙逝一周年祭

【按】跃刚兄转来《不能发表的故事》,一气读完唏嘘者再三。问大作该当如何,大笑瞩予"随便"。按"冰点"惯例,我只好硬着头皮如此"自便"。

  我不是作家,看法不专业更不权威,但这不妨碍我认为,
在刘宾雁去国以后,能为中国作家扛鼎的,唯卢跃刚一人而已,只有他能让这个概念在未来稍存体面。也许他的作品,除了那些貌似报告文学题材的报告文学,同样重要的是这些貌似记录了很多记录的"信件"、"公开信"和"演讲辞"。对这些作品的意义,相信团中央前政要周强、赵勇,乃至报告文学学会诸公,更有发言权。

  十四年前以作者身份,他"害"过章仲锷先生;
二十年来在编辑岗位上,他"害"苦了自己。现在,他又来害我的"博客"了。好在博客时代,开博客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家拆。

  发了这篇,马上动手注册第十三个博客,能转的赶紧转吧。

  浦志强 2009年9月5日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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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发表的故事

                                    ----章仲锷先生仙逝一周年祭

                                         卢跃刚

  我相信,一个较长的时段而言,
我对章仲锷先生的了解远远超过他对我的了解。与《中国作家》编辑部其他熟人比较,我跟章先生认识最早。那是二十五年前的夏天。

  八十年代初期,应该是1984年,
我就转弯抹角地通过熟人把我的一部六万多字的中篇小说转给了章先生。那时,他在《当代》。不久,我接到了他的回信。他的信,一张皱巴老头般的红条格纸,正面密密麻麻记的是牌分,显然是编辑部闲暇时打牌记分顺手抄来的一张废纸,背面是给我的回信。回信没有称谓,没有落款,随手写了几十个字,大意是稿子读了,还不够发表水平,继续努力云云。

  八十年代蒙昧初开,文学的神圣,文学功能的泛社会化,
文学杂志的稀少,文学青年的汹涌澎湃,一篇文学作品成为时代的象征并像圣经一样广泛传颂(如短篇小说《伤痕》、报告文学《人妖之间》),都不是今天或以往所能想象的。

  章先生是顶顶有名的大编辑,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传奇人物,
那一时期的许多重要文学事件、重要作品、重要作家与他有关,能在打牌之余赐给我一张亲笔退稿信,算是我的幸运,虽然没头没尾、皱皱巴巴,烟渍水斑里带着几分社会稀缺、时代宠幸的眉目。

  说话间过了十年,传说中的章先生我才真正认识。那时,章先生是《
中国作家》的常务副主编,主编是冯牧先生。经过1989年"六四"之后的三年肃杀,《中国作家》稀有地保持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编辑方针和宽容态度,因此我成了《中国作家》的常客。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的报告文学创作比较活跃,1992--
1998年后我先后写作了13部中长篇报告文学,发表了12部,其中在《中国作家》连续发表了5部。送稿,编稿,改稿,讨论,吃饭,喝酒,在沙滩文化部大院里那幢二层活动板房里极其随意,与《中国作家》混得烂熟。

  章先生高高的个儿,蓬乱着头发,脸上皱纹很深,沧桑而不多言,
办公室碰见,也就是打个招呼就走人,从未深聊过。初识时我叫他"章老师",后来熟了,我跟着编辑部的人叫他"老章"。现在,我要叫他"章先生"。

  章先生去世,没有人告诉我,可能是不便告诉我。他们知道,
章先生生前有一个大郁闷跟我有关,我如果出现,可能很多人的脸面不好看?故事要从《中国作家》1996年第三期头条发表我的中篇报告文学《在底层》说起。

  1996年冬天,沈阳铁西区下岗工人的日子特别难过。"下岗"
就是"失业"。"失业"不好听,社会主义怎么会失业?承认了失业,等于是抽自己的嘴巴子,如同蒋介石溃败台湾叫"转进",红军丢了根据地四处流窜叫"长征"。那个时候社会主义的政治正确性要永远保持,咬紧牙关,坚定不移。

  这个题一定要破。失业就是失业。问题就是问题。
失业工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处于绝对的劣势,面临着道义和生活的双重压力。道义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几十年被意识形态宣传鼓吹起来的"主人翁"精神,被捧到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下不来,而且中共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一是被改革意识形态压着。当时的说法是"腾笼换鸟",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笼,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鸟,谁敢不支持改革?

  但是市场疲软,工厂停工,过冬烧暖气的煤都买不起,"主人翁"
们饥寒交迫,去政府请愿要工作要饭吃,早期还给主人翁一点老面子,市长市委书记还要走出荷枪实弹的武警把守的大门,见见工人,领着失业工人唱《国际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个时候唱这首歌极具荒诞感,像是一首挽歌。英特纳雄耐尔没来,来了个近亲----因特尔网联网时代。

  往后就不客气了,警察才不管你什么主不主人翁,
市长书记也不出来了,一声令下,该驱散驱散,该抓人抓人。产业工人成了被改革的对象,成了某个主义某种经济的牺牲品,贵族身份永远结束了。主仆关系回归雇佣关系。往后,失业工人围堵政府大门成了时代的常态。那时的工人、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业工人被改革边缘化,结束贵族地位,堕为城市底层贫民,成为中国社会改革第二大边缘群体(第一大被损害的边缘群体是八九亿农民),起而维护自己的权利,还远没有吉林通化钢铁厂的工人那么理直气壮,获得广泛的社会道义支持。

  你要维权吗?法院不准受理,媒体不准报道。各级工会呢?
工会是统治工具的一个部分,它才不会管工人的死活。《在底层》要告诉公众,当下中国城市失业人口已经是3000多万,失业率不是官方公布的自欺欺人的2.8%,而是14.9%,居世界失业率之首,加上农村两亿剩余劳动力,构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时候唱《国际歌》除了荒诞感,也有悲剧感。"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有了新的真实,党和政府靠不住,要靠自己。这是向旧时代一出不光彩的谢幕。要不然市长市委书记领着你们唱《国际歌》是什么意思?

  《在底层》就是要揭示这种荒诞感和悲剧感,
揭示这个时代个人选择的本质:自救。我要告诉产业工人,进而告诉全体国民,过去别人骗我们,我们被骗了,责任在别人,我们也有责任,但是,我们现在不能自己骗自己,还想着靠别人----党和政府,靠不住。《在底层》讲了两个城市的变迁,沈阳和重庆。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是传统大工业基地,计划经济的宠儿,市场经济的弃儿。

  当然,也是更重要的,我要在《在底层》
里揭示中国人的真实生存处境。我打破了报告文学的叙事传统,采取了单元阅读的方法,中国、美国,沈阳、重庆、贵州、北京,历史和今天发生的一系列故事被内在的逻辑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跨时空的立体的全息景观。

  其中主要的故事发生在重庆。1992年6月,
行业规模全国排行老三的重庆针织总厂宣布破产。这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第一家国有大中型企业破产。引起的轰动自不待言。接下来进入破产收购,重庆市海外集团收购了该厂。海外集团名义上是重庆市统战部海外联谊会的挂靠企业,实际上是私营企业。"挂靠"也叫"戴红帽子"。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对私营经济实行歧视性政策,不准进行独立的私营工商注册,要注册可以,必须"挂靠"某党或政府部门,某国有企事业单位。

  "戴红帽子"的潜台词是很龌龊的,
与当时大量引进外资优惠外资相比较,几乎就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应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耻辱的一页,为国家抢夺私人财产大开方便之门,衍生出了大量的产权和法律恶果。重庆市海外集团就是一例。

  海外集团总裁任亚非是集团的真实出资人,集团财产的真正拥有者。
但是事态风云变幻,任亚非与统战部派驻企业的代表内讧,任亚非实名揭发统战部官方代表向政府官员行贿受贿,牵涉包括副市长、台办主任在内的几十名处以上干部,诱发重庆市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地震。可笑可恶的是,对检举人任亚非的惩罚远超贪官污吏,以侵占罪、挪用公司资金罪判处15年徒刑。不久,对海外集团分文未出的重庆市统战部接管了海外集团,侵吞了海外集团两亿元的资产,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底层》对这起打击行贿受贿举报人,
党的部门非法侵吞私人财产的事件有着独家、完整和细节性的揭露,一发表即在重庆引起巨大轰动。其时正值重庆市两会期间,两会代表几乎是人手一份《在底层》复印件。

  这是《在底层》捅的第一个马蜂窝。捅的第二个马蜂窝是"六四"。

  凑巧的是,《中国作家》当时是双月刊,三月号"六四"前出版,
而《在底层》说到了"六四"的内容。这是"六四"发生至今,大陆媒体第一次公开评论"六四"。说到这儿,《在底层》第二位的重要人物出场了,原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省长萧秧。我公开赞扬了萧秧处理"六四"和重庆针织总厂破产的思想、方法和策略。

  他处理"六四"的故事很著名。"六四"学潮期间,
市委书记萧秧到大学与学生对话,大学生要他表态:学生运动是不是"动乱"。他说,不是"动乱",但是"乱动",理由是两条,1、未申请就游行;2、未按规定路线游行。我评论说:"从语义上讲,'动乱'是一种行动的性质和结果,'乱动'则是一种行动的不规范状态。不规范,可以约束,可以调整,可以商量,可以沟通。如果匆忙定性,政治解决便没有余地了。'乱动'打破了'动乱'的刚性语境,增强了不失原则的对话基础。"

  过来人大多知道,1989年《人民日报》"4・26社论"
把爱国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是学潮升级、"六四"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从1989年到今天,稍有理性的人都对"4・26社论"的定性及其恶果有着深刻的质疑和批评。对此,萧秧生前跟我有非常深入的讨论。据我所知,封疆大吏中,不止萧秧一人持此议。这说明,党内高层对"六四"处理的方法和结果有着不同的意见,甚至相反的意见。差别是,别人的意见是私下的,萧秧的意见被我公开了。萧秧看了《在底层》后,还说我重庆那段写得不充分。

  捅的第三个马蜂窝是中宣部。

  党的体系中,中宣部是最怪诞的组织。我就是宣传部出来的人,
后来到中国青年报,"中央大报"一干二十多年,深知宣传部的《1984》的意义。中宣部管意识形态,管思想,管理论,管学术,管教育,管新闻媒体;它的怪诞在于,它的全部社会功能是根据政治需要说大话、套话、空话、假话,压制言论自由,制造虚假历史,粉饰现实政治,败坏社会风气,它像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的毒瘤,人们厌之恶之又莫可奈何之。焦国标一篇《讨伐中宣部》,中宣部被天下人共唾弃,却依然在长安街上没羞没臊茁壮矗立。

  《在底层》中,我把中宣部视同希腊神话里的怪物普罗克鲁斯特。
这个怪物只会说两个英语单词(我发挥的):YES、NO。他家有个铁床,把人放上去,腿长的砍短,跟床一般齐;腿短的拉长,跟床一般齐。

  此说大大得罪了当时的中宣部长丁关根(
民间对丁大人的尊讳有解曰:丁关根,履行着思想警察总头目的职责----"盯"住、"关"住、"跟"住。他公开的说法是"守土有责")。他开始追杀卢某人和《中国作家》。他在一次会上说,卢某人"不满意中宣部,可以不在中宣部管的报纸干嘛"。赤裸裸地威胁卢某人的生计。

  《中国作家》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人-
---党组成员、书记处成员、主席副主席等等都是由中宣部考察提出人选,中组部办手续。1996年以及之后很长时间实际上的一把手是翟泰丰。此公爱在聚会场合演小节目"胡传魁",就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之前是中宣部副部长。说白了,中宣部直接统治中国作协,当然不会饶了《中国作家》杂志社。

  首先是在党的系统内发难。1996年6月6日,
四川省纪委致函中国作协党组,云:"贵会主办的《中国作家》1996年第三期刊登的报告文学《在底层----自救年代第一部》一文第八至第十二节报道了四川省重庆市一些重要的人和事,其中关于海外公司和任亚非的描述严重失实。此事事关重大,在当地造成严重不良后果,这是作者不负责任的表现。请贵会党组派人调查,并责成《中国作家》刊登致歉声明,以消除影响。"

  中国作协怎么核实的呢?
中国作协办公厅7月1日给四川省纪委办公厅某主任打了个电话"了解情况",某主任说,第一,"《在底层》一文第8--12节涉及到两个人物,即萧秧(当时重庆市委书记)、任亚非(海外公司总经理)。对萧秧,文中作为正面人物描写无可厚非,但影响不好。且按有关规定,宣传省级领导干部应经有关部门审核。据省纪委了解,《在》文未经省委宣传部审核。"第二,"海外公司是挂靠在市委统战部下的一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前几年,任亚非因有贪污、行贿行为,被司法部门起诉、判决。《在》文把海外公司说成是私有制企业,这就使得任亚非的贪污、行贿行为没有了主体,也就等于推翻了司法机关的判决。此事在重庆市人大、政协会议期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代表们呼吁,要查清此事。究竟是司法机关处理错了,还是文中写错了。重庆市委一再要求对此事表态。"

  "省纪委的意见和建议:如说任亚非的公司是私营企业,
请拿出确凿证据;《中国作家》刊载此文造成不良影响,应在适当的时候再刊载启示加以说明。这样做,对重庆市的工作也有利。"

  四川省纪委办公厅某主任张嘴胡说,什么把萧秧作为正面人物描写"
无可厚非,但影响不好",怎么不好?萧秧对破产企业的处理不好,还是六四避免了重庆大乱不好?任亚非是因为贪污、行贿被起诉的吗?中国作协办公厅的人根本就没有能力做出事实判断,只能将省纪委的电话记录原样附上。于是,中国作协两位党组成员陈昌本、施永祥屁滚尿流地在电话记录上签署了意见。

  陈昌本指示施永祥:"此事建议等四川省纪委来正式文后,
再根据纪委的要求,认真处理。"施永祥又指示中国作协办公厅按照陈昌本的指示办,协助《中国作家》处理"《在底层》事件",并把处理结果"及时报告昌本"。

  请注意,这是中国作协唯一一次对"《在底层》事件"的正式调查。
不过,这不像调查,更像是向地方党委下跪,谢罪候旨。可能读者会觉得怪异,中国作家协会是直属于中宣部领导的正部级单位,却要向四川省纪委----一个副部级单位下矮桩子,什么体统?

  四川省纪委的运作很厉害。他们向中纪委呈送了专件,说卢某人的《
在底层》为任亚非翻案,而该案是1994年四川省纪委牵头,省委工作组直接领导下查处的。而且卢某人在重庆市两会期间到重庆活动,扬言要写文章为任亚非翻案。材料结尾,省纪委的刀笔吏狠下杀手,说当天下午有人在解放碑散发为"六四"翻案的传单。这是挑逗当局"六四"这根最敏感的神经,致卢某人于死地。

  不过,省纪委故意模糊了一个事实,他们反对写萧秧,
可是处理重庆任亚非案所牵涉的几十名处以上干部贪污受贿的四川省委工作组组长恰恰是省长萧秧,而萧秧多次向作者披露过案件的内情和处理过程中的苦衷。其中最大的苦衷是,重庆这场政治大地震动摇的很多人物,是他离任重庆市委书记前的安排,他要权衡政治厉害。任亚非被判刑,实际是他权衡的结果。只不过我发表《在底层》的时候,1996年四川两会期间,中央突然把萧秧撵下了台。有人分析,这是中央的削藩行动之一。当时有三大强藩,北京的陈希同,广东的谢非,四川的萧秧,不大听招呼,一一扳倒。陈希同最惨,被送进了监狱。

  中纪委很高层次转发了省纪委的告状信。
当时主管中纪委的中央常委也签署了意见,并转给了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常委意见相当中性且有分寸。遵照团中央书记的指示,报社党组派人跟我谈话,了解情况。我强调,《在底层》写作是非职务行为,如有问题当由本人和发表文章的杂志负责,与报社无关。

  报社跟我商量,能不能写一篇检查交上去蒙混过关?报社告诉我,
丁关根很重视这件事,几乎每天都盯着团中央了解处理结果。我不同意。我说"六四"清查,人人过关,其中因我写广场"民主之神"的报道要我检查,我都坚决拒绝,何况现在这桩与报社无关的事情呢?要我写可以,我可以写一个"情况说明"。

  "情况说明"写好交上去,报社一看乐了,说,"你这哪像检查,
是篇控诉信嘛!不行不行。"我问:"那怎么写?"说:"团中央问题不大,主要是丁关根盯得紧。怎么着也要给中宣部说两句软话。""怎么说?""你就说中宣部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繁荣文学创作做了大量的工作。""就按这个调子写?""就按这个调子写。"

  我回去写了,又交上去。报社一看又乐了:"这不是讽刺挖苦吗?
算了算了。我代表报社写个东西吧。"什么意思?管他什么意思。检查也好,说明也好,怎么诌,怎么哄,只要我没写,就跟我没关系。报社这位领导,是报社写检讨专业户,报社给各级的大小检讨他几乎一人包圆了,练得一身写检讨的好功夫。以我在新闻界厮混二十多年的见识,写检讨水平超过他的,北京新闻界两三人?我看都未必。

  他教我的写检讨真经,好多都忘了,只记得一条:态度要假装端正,
思想认识要假装极其深刻。我理解是八个字:深刻认识,坚决不改。当好一家大报社总编辑的要诀,我总结了六个字:发稿子,担责任。发稿子,就是敏锐、决断,敢于发表重大、敏感的稿件;担责任,就是出了问题,要勇于承担责任。当然,担责任要会担责任,其中包括要把检讨写的炉火纯青,否则无法保护自己,保护记者,保护队伍。

  话说远了,再折回来。"《在底层》事件",《中国作家》
可没那么轻松。在中国作协的压力下,《中国作家》要求我写一个《在底层》采访写作过程的说明。

  我写了"关于报告文学《在底层》的几点说明":

  一、报告文学《在底层》是我"自救年代"写作计划的第一部。
这部作品是我1994年底至1996年初调查采访中国传统工业基地----沈阳和重庆的基本情况、典型案例、典型人物的成果。文中所涉及情况和证据都经过了较为详尽的采访与核实。即如此,仍有笔误例如原海外集团总经理朱家琪判刑两年,误为"判刑两年,缓刑两年";朱家琪原单位为监察局,而不是"司法局"。其他重要事实和基本判断,作者完全可以负法律责任。

  二、"自救年代"
是作者对处于转型社会中国人的基本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描述和把握,着眼于社会现实、社会变化、社会反省和社会进步。把重庆"任亚非案"作为主要素材的"在底层"有充分的理由。我认为"任亚非案"是个冤案。任亚非举报重庆市主要领导人,并涉及几十名处以上干部,受贿,已经中纪委和省纪委查实,相关人员被从轻发落,而举报人任亚非却因此而罹难。涉及此案的重庆市主要负责人不回避,还亲自督办此案,难道没有打击报复的嫌疑?对这种局面因为早有预测,才有任将关键材料和主要证据录音收藏的准备。其二,四川省纪委也非常清楚,要定任亚非的罪,把举报人任亚非置于死地的要害,是海外集团的性质问题。对此,我已在作品中有详细叙述。

  三、省纪委提出《在底层》"严重失实",请拿出证据来!
蹊跷的是,对报告文学提出质疑并进行大肆攻击的不是"当事者"----重庆市,而是与此案毫不相干的省纪委。省纪委在文章中根本没有涉及。"任亚非案"1994年便由市检察院办理,任亚非本人是个体户,从法理上讲,从管理的功能讲,省纪委根本没有资格就"任亚非案"和所写重庆的人物、事件发言。它最有权发言的恰恰是重庆市主要领导人贪赃枉法、后来又怎样蒙混过关的!

  四、重庆市主要领导人打击举报人,操纵司法并直接干预"
任亚非案"我本人握有直接和间接的证据。今年5月底,我在重庆与新任书记张德林专门派到宾馆看望我的市委副书记滕久明、市中院二审法官、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任亚非案"的领导)、任亚非的律师坦率地交换过意见。在此之前,我分别与原四川省省长萧秧、原重庆市委书记孙同川交换过意见,还与重庆市其他领导同志交换过意见。

  五、我与滕久明副书记交换意见,并请他转告张德林书记,
关于重庆问题,我的写作留够了余地,这基于两点考虑:1、为重庆市公正处理"任亚非案"留够余地;2、准备重庆方面的诘难,我将保留继续披露其内幕的权利。

  六、报告文学,命运多舛。报告文学的要害是事实,
在搞不清楚事实的情况下,做任何判断和组织措施都可能是轻率和不明智的,都可能陷入尴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报告文学涉及事实部分,当属司法管辖。一般的情形,事实问题都可以司法解决。

                            卢跃刚1996、7、15

  我的"六点说明"交给了章仲锷先生。冯牧先生去世后,
陈荒煤先生继任,章先生仍是常务副主编。陈荒煤先生年老多病,不来上班,日常编务由章先生管,也就是执行主编的角色。《中国作家》自创刊以来,一直是文学界德高望重的冯牧先生任主编。"《在底层》事件"发生的时候,陈荒煤先生正生病医院,很是担心事态的恶化,来人便问。

  我的态度强硬,传达了六层意思:1、闻过则喜,有错就改;2、
重庆市和省纪委故意混淆重庆市海外集团"红帽子"企业的真实性质,打击报复贪污腐败的举报人,侵吞任亚非私人资产;3、省纪委去查办"任亚非案"并追杀本质上的私营企业家,追杀揭露此案的作家,行为蹊跷,涉嫌违规违法;4、《在底层》发表后,作者去重庆的行动是公开透明的,与四川省和重庆市(已经升格为直辖市)高层政府官员和司法人员有广泛接触、交流,希望公正对待任亚非;5、除了《在底层》已经披露的材料,我还有更重要更爆炸的证据;6、不要把"《在底层》事件"政治化,事实部分,司法来管,轮不上省纪委、中纪委、中宣部、团中央、中国作协来管。

  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为什么《在底层》发表当月我要去重庆。
这有悖常理。揭露性的报告文学,一般来讲,文章发表后再去事件发生地是相当危险和不明智的。但是我必须去。我在北京通过确切的渠道了解到,二审法院可能会维持一审法院对任亚非的重刑判决;而一审时,早期曾经讨论过判任亚非死刑,我判断是贪官污吏们要杀人灭口,即与四川省和重庆市高层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接触。我跟他们讨论,紧紧地围绕着两个核心问题:1、重庆市海外集团是个名为集体、实为私有的"红帽子"企业,是国家制度性地限制私营经济发展的后果,这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正视;2、任亚非是重庆市官场贪污腐败的实名举报人,举报事实确凿,涉案官员已经查办,应该受到奖励而不是惩罚,省纪委参与,运用司法打击举报人,是极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一只手查办腐败官员,一只手惩治实名举报人,这情景太荒唐了!

  应该说,我前期与四川、重庆高层和司法界的接触行动,
一定程度影响了任亚非的量刑。但是,任亚非难逃一劫。他没罪有错。他最大的错就是搅局,让省市两级官场难堪。惩罚他有两个效用,一是出口恶气,二是杀鸡给猴看,看你们还敢不敢乱告状。这个心态来动员司法,不可能不制造冤案。

  《在底层》涉及重庆故事的篇幅不到两万五千字,1994年开始,
持续两年跟踪采访,内容够写一部三十万字的书,还不谨慎?可以说是慎之又慎。后来,我曾多次见到原重庆市委书记孙同川,他也多次道歉,说他当时听信一面之词,对"任亚非案"的处理有失公正。道歉没用,任亚非判了十五年监禁,关在了监狱里,财产也被抢夺了,变成了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听说,一晃十五年,至今任亚非还在上访追财产。追的回来不,鬼才知道。

  递交了"六点说明",言犹未尽,一鼓作气给中国作协写了一封信,
进一步阐述我的观点和原则立场:

翟泰丰同志并作家协会党组:

  我是报告文学《在底层》的作者。

  《中国作家》
杂志社的负责同志向我传达了作协党组7月9日的会议纪要精神。我给杂志社写了关于该报告文学的"六点说明",并请章仲锷同志转交作协党组,供作协党组在做出处理意见时参考。对的,我坚持;错的,我认账。想必作协党组诸负责同志已经看到了。送上"六点说明"后,我仍觉言犹未尽,不吐不快,算是我对"六点说明"的进一步说明吧。

  《在底层》引起如此大的风波,既在意料之中,亦在意料之外。
所谓意料之中,是指这篇报告文学展现了中国改革进程中一些重大的政治和经济现象,揭露了一些贪官污吏践踏法律、打击报复举报人的基本事实,必然会引起强烈回应,对此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谓意料之外,是指具有"当事人"资格的重庆市没有只言片语,而是由与报告文学内容毫不相干的四川省纪委出面干预,作协党组仅依据没有资格发言的省纪委一面之辞,便断定"严重失实"。

  据我了解,
省纪委发难完全是重庆市涉及受贿案的领导运作指挥的结果,却有明显的漏洞。比如中纪委转摘四川省纪委"简报"时说,《在底层》"杜撰了沈阳、重庆......的事实"。请问,你四川、重庆怎么能知道作者写的沈阳及其他地区的内容是"杜撰"呢?说文章"严重失实",为什么不指出主要失实之处呢?要作者提供证据,作者不是都写到文章里公开发表了吗?当然,作者不仅要对自己所写的全部内容负责任,还可以进一步提供证据。报告文学涉及的重庆问题,我并没有展开写。我曾与重庆市管意识形态的副书记交换意见时说过,我给诸公留够了余地。重庆市那些当事人的心里应该非常清楚。重庆市为什么不敢出来论辩、发难,原因不言自明。----他们屁股上有屎!

  作协党组"纪要"是7月9日,这时我正在陕西农村采访。
作协党组在不与作者见面、不向作者调查核实报告文学内容和背景,只凭着省纪委单方面提供的情况,便匆匆忙忙地对报告文学做出了一系列的判断、定性,显然是不理智和欠考虑的。作者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不敢企望中国作协这个"作家之家"能对作家的权利有更多的保护,只是希望能与作者见面,调查了解清楚情况后再作决定。这种愿望不算过分吧?

  新时期文学的实践证明,"报告文学"是一种文献的文体。
作家选用报告文学来反映中国的现实,要承担比其他文学载体更大的风险。这是一些报告文学作家改行、报告文学处于低潮的原因之一。然而,报告文学也是一种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文体。为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多让读者了解一些真实的情况,让这个社会多讲一些真话,多讲些实话,真切地记录下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真切地关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基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推动中国报告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我想,是每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权利和责任,同时准备为这种权利和责任付出代价。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下,作协党组的一些结论和措施,显然对报告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是不利的。

  当今社会政治生活的关键词是"讲政治",
并在社会各个阶层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作协党组会议纪要也提到了这个字眼。这里,我想谈谈我对"讲政治"的理解和看法。我认为,讲政治,首先要"以民为本",关心民间疾苦,关心老百姓的喜怒哀乐。这就是共产党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这方面,古人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果不解决这个认识,"讲政治"就没有基础,就没有出发点;文学就没有基础,就没有出发点。否则就会出现我们都很熟悉的"空头政治",就会出现十年浩劫、1957反右时的思想禁锢。"讲政治"的目标应该是,鼓励全民族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公平、公正、法治的社会,建设一个经济繁荣、政治清明的社会。

  报告文学在新时期兴起,是中国社会一个非常有意味、
非常特殊的文学现象。从社会舆论监督的角度看,它是新闻媒体功能的延伸和扩张。报告文学与新闻遵循着一个同样的原则,即真实性原则。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这有着两层含义:一是历史的真实,二是情节细节的真实。这话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却非常困难。所有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作家都有同感。报告文学作家在"真实"、"讲真话"、"讲实话"这条道路上行走,有着数不清的痛苦、孤独与哀伤,当然也有数不清的喜悦和欢乐。获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获得文学界特别是中国作协的理解和支持,是所有报告文学作家真切的期盼,也是中国报告文学繁荣与发展的根本保证。报告文学自身面临的许多实践与理论问题,也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能解决。

  作家协会给会员的文学作品下结论,却不给会员当面申诉的机会,
在重大问题上偏听一方意见,对作品进行"缺席审判",这种做法,有违"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作者太不公平,也难以服众。

  匆匆走笔,言不尽意,难免有疏漏和错误。但是我想,
党组诸同志应该有倾听不同意见的雅量吧?

                                卢跃刚1996、8、2

  现在看来,翟泰丰称谓后面的"同志"俩字应该去掉,
本来很庄重的字眼,已经庸俗化、程式化。当然,我也压根儿没有把这位前中宣部副部长、上任以后突击入会当上副主席、代表党管理、监督、驱使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作家,后来得了严重的"《在底层》病"(其病的症状是,中国作协机关的朋友告诉我,之后三年多的时间里,翟泰丰毫无节制,大会小会只要是逢会就痛批《在底层》,说"多来些《苍天在上》这样的好作品,少来些《在底层》这样的坏作品"!几近癫狂)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当作"同志"。我没有与之"同志"的福分。

  这封信我特别针对中国作协党组会议纪要中提到的"讲政治"
谈了自己的看法。

  这封信也是通过章先生转交的。他淡淡地说:"我一定转到。
你不要有压力。没什么。"拿着信,飘然走了。

  此时他正承受很大的压力。《在底层》是他终审的,
责任编辑是萧立军先生。稿件编辑过程中,萧立军建议删去中宣部部分和"六四"部分,我坚持。我说,中宣部有什么不能批评的?"六四"已经过去七年了,还不能说两句话讨论一下?而且话虽挖苦,但是温和,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服了萧立军,萧立军是不是说服了章先生或怎么说服了章先生,我不清楚,总之文章就那么原封不动地发表了。

  其实惹大麻烦的不是重庆"任亚非案",而是公开讽刺中宣部,
公开议论"六四"。1949年以来,中宣部的九五之尊一般人正眼都不敢多看,老虎尾巴从来就没有被摸过。这回被摸了一下,于是虎啸山林,要扑过来吃人。所以私下里,中宣部和中国作协党组给《在底层》的定性很严重。

  "六四"问题是中国人永远的痛楚,更是当局一块最大的心病。《
中国作家》公开议论"六四",质疑当局"六四"的处理方法,在大陆尚属首次。

  7月9日,
在翟泰丰的主持下召开了1996年第十次中国作协党组会,以党组的名义给《在底层》定性:"内容失实,表现手法旁敲侧击,政治倾向有错误。"并做出了五条决定:1、成立书刊领导小组,陈昌本为组长,郑伯农、陈建功为副组长,所属书刊社重点作品、重要文章都要提前送审;2、召开所属报刊社总编辑、主编通气学习会,以《在底层》为鉴,统一思想,提高认识;3、责成《中国作家》主要负责人对《在底层》问题作深刻检查,视认识程度做出处理;4、健全所属报刊社主要领导一月一次的通气制度;5、健全所属报刊社的审读制度;6、向四川省纪委通报中国作协党组对《在底层》的处理情况,并以适当方式消除不良影响。

  "政治倾向有错误"是很严重的指控,退回四十年,
我肯定被流放到北大荒了;退回七年,肯定被"资产阶级自由化"了。

  中国作协所属的报刊社老总们惨了,据说被党组集中学习了三天,
与会者每人发一部《在底层》认真学习,对照检查。《在底层》六七万字,憋泡尿的功夫就读完了,怎么会集中学习三天?有与会者告诉我,会上还要学习邓小平理论和江总书记"讲政治"的英明论断,还要结合本单位实际,查遗补漏。会上一定有不少老总暗地里骂:"卢跃刚这家伙混蛋,本来有不少漏网之鱼,这回又被捞回来了。"

  荣幸啊,这是卢某人的作品第一次跟邓小平、
江泽民的伟大著作和指示煮在了一个锅里,来了个"乱炖"。

  迫于压力,《中国作家》9月底发表了致歉启事。
我的内心充满了愤怒和悲哀。章先生说:"你也可以辩护。发表不太可能了,但是我还可以帮你转到作协。当然,你也可以控告《中国作家》杂志社。"

  我不忍控告《中国作家》。"道歉启事"
一定是中国作协的压迫和最终审定发出的。前面说过,《中国作家》是"六四"后普遍犬儒的氛围下,罕见地坚守文学良心,坚持批判现实主义立场的大型文学刊物,从主编到普通编辑,我都视为同道,即使他们鼓励我,用控告《中国作家》侵权的方式控诉中国作协、中宣部,我也不会那么做。不管怎么样,起诉都会伤及《中国作家》,伤及章先生等负责人。目前为止,他们还没过关呢。不过,我会留下一个正式的抗议文本备案。两个月后,我向章先生递交了《我的辩护》:

 《中国作家》杂志社:

  我看到了贵刊1996年第六期发表的"关于第三期刊载《在底层-
---自救年代第一部》一文的重要启事"。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收到四川省纪委的公函,在没有与作者见面或对《在底层》文中所涉及的重要内容进行复核调查的情况下,武断认定文章失实,并责成贵刊进行"认真检查",严重违反了处理此类事件应该遵循的程序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此,我深表遗憾。贵刊在发表"重要启事"前,省略了与作者见面磋商的程序,并在社会上给作者带来了负面影响,亦在此表示遗憾。

  四川省纪委在给中国作协党组的函中说,《在底层》"
涉及重庆市海外公司任亚非一案的内容失实,造成不良后果"。我必须说明的是,任亚非一案发生在重庆,且已进入司法程序,《在》文发表时,已有明确的司法结论,有资格对《在》文提出异议的主要是重庆市政府和法院、检察院。四川省纪委没有资格对《在》文说三道四。再者,任亚非本人不是党员,不属党的纪检部门管辖。第三,省纪委前期介入过案件,但主要查的是任亚非举报的重庆市的贪官污吏。四川省赴重庆处理案件的工作组组长是当时的省长萧秧同志。萧秧同志证实,任亚非所举报的主要事实无误。任亚非后来锒铛入狱,作者认为有明显的打击报复嫌疑。

  不做调查,贸然认定一个没有资格的部门所做出的反应,
这难道是慎重的吗?

  我是《中国作家》的老作者,在与《中国作家》
的长期合作中建立了良好的互相信任关系。对许多报告文学的重大题材,编辑部和我都是持相当慎重的态度。写作前充分交流想法,写完后认真推敲文字,绝不敢有大的虚妄。真实是报告文学最起码的原则。如果有问题,在做出某种判断前,完全可以先找作者来谈谈,沟通情况,交换意见。中国作家协会是"作家之家",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权利要求作协保护作家的创作,尊重作家的劳动和人格。不做认真调查研究,单方面听取意见,屈从权力威慑,进行"黑匣子"操作,用历史的眼光看,只会收到相反的效果。

  "启事"说"该文介入地方法院已作判决,在当地影响极大的案件,
为被判罪的任亚非开脱。"这实在是个缺乏常识的说法。其一,法院和媒体都有其不同的社会功能。司法是否公正,当在舆论监督之列。法院判了,舆论便不能过问?就不能提出相反的意见?这是谁家的规矩!其二,判定罪与非罪,严格地讲,不是依据某个司法部门或者某个领导的决定,而是最终的事实。司法实践中,发生差谬的案件亦是屡见不鲜的。我们应该承认,我国目前实行的司法制度是有诸多不完善的,还有着非常浓厚的人治色彩。任亚非案便有诸多不正常之处。再说了,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中,冤假错案少了吗?对此,不能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简单地下结论,如果要下结论,推翻文章的某些事实和判断,必须提出证据,否则就是对作家的名义侵权。

  我请求,将我的辩护在贵刊发表,以维护和尊重作家起码的权利,"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促进报告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此颂

   编安

                              卢跃刚1996、12、28

  这里,我需要说明的是,
十四年前我对中国作协这个组织的认识还相当肤浅。"作家之家"只是一厢情愿,一个幌子,只是主旋律导引下的名利场的奴性反应。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章先生的"正局级"待遇因"《在底层》事件"
而搁浅。章先生一共检讨了五次才过关。章先生的夫人在电话里告诉我,章先生临终前,在一个本子上反复写两个名字:丁关根,卢跃刚。说明这两个名字对他伤痛之深。说到这儿,我的内心耿耿于怀。我知道,这事儿会让我的内心永远耿耿于怀。我告诉章夫人,我会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十三年了,这事儿一直郁闷在我的心里。我不敢保证,故事写出来后能公开发表,但我会非常真实非常完整地写出来,以告慰章先生在天之灵。

                           2009、8、25于北京双泉堡


【卢跃刚简介】四川雅安人。1987年毕业于中国记协新闻学院。1975年赴四川雅安乡村插队务农,1980年应征入伍,历任师、团新闻干事,北京市城市建设工程公司干部,《中国青年报》新闻编辑中心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报告文学《人体躁动》、《大国寡民》,报告文学集《以人民的名义》、《长江三峡,半个世纪的论证》、《在底层》、《在那酒神徘徊的地方》、《卢跃刚自选集》,小说《潮地》、《雾域》,中篇报告文学《创世纪荒诞》、《超越世纪:性艺术在中国》、《辛未水患》、《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讨个“说法 ”〈以人民的史义〉》(续篇)、《春天里的神话》、《乡村八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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