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斌闻天下 2026-10-2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欧洲一些国家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那些在联合国公开谴责以色列、指责以色列失去道德高地的政客，为什么转过身来，却又私下寻求以色列在反恐和情报领域的帮助？
这番话触及了欧洲对以政策中的一个核心矛盾。如果以色列真的像一些欧洲政客公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不值得信任、应当受到孤立的国家，那么当欧洲自身面临恐怖主义威胁时，为什么又要向以色列求助？如果以色列的情报和反恐能力确实能够保护欧洲民众，那么这些政客在公开场合评价以色列时，是否也应该正视这一现实？
内塔尼亚胡提出的问题，并不是说欧洲不能批评以色列，而是要求欧洲解释：为什么公开的政治立场，与实际的安全选择之间，会出现如此明显的落差？
需要以色列的时候，为什么不愿公开承认？
欧洲与以色列之间的安全合作有着长期的现实基础。反恐、情报共享、网络安全以及对潜在袭击的预警，都不是靠政治声明就能解决的问题。
以色列长期处于复杂的中东安全环境中，在情报收集、反恐和安全技术等领域积累了经验。对于面临跨国恐怖主义威胁的欧洲国家而言，这些能力具有实际价值。
因此，欧洲一些政客面临的矛盾在于：公开场合，他们可能需要以强硬的反以色列立场回应国内舆论；到了实际安全事务中，却又不能忽视以色列所掌握的情报与技术。
这就产生了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如果与以色列的合作能够帮助欧洲预防袭击、保护本国民众，为什么这种合作的现实价值，不能在公开讨论以色列时得到同样坦诚的承认？
国家安全合作本身并不要求双方在所有政治问题上意见一致。但如果一个政府一方面不断强化对合作对象的道德谴责，另一方面又依赖对方提供关键安全支持，它至少应该向公众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只在需要帮助时才强调对方的价值。
批评以色列之前，不能抹去哈马斯的责任
内塔尼亚胡对欧洲的质问，还涉及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欧洲在评价巴以冲突时，是否对不同参与方采用了同样清晰的标准？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及其他巴勒斯坦武装人员袭击以色列南部，杀害平民和安全人员，并劫持人质，这些行为不能因为长期冲突的背景或政治诉求而获得正当化。
哈马斯针对平民的袭击和劫持人质，是理解此后战争的重要背景。哈马斯在加沙的军事活动及其与人口稠密地区的关系，也增加了平民保护问题的复杂性。具体事件应当依据证据判断，但哈马斯自身的行为与责任不应在讨论以色列军事行动时被淡化。
这并不是说以色列的每一项军事行动都完美无缺，关键是不能把不同问题混为一谈：哈马斯应当为自身的袭击和劫持人质行为承担责任。谴责哈马斯，不等于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一切行动；批评以色列，也绝不意味着可以淡化哈马斯的责任。
如果欧洲政客在谈论加沙时反复强调以色列的责任，却对哈马斯的袭击、绑架人质及其军事活动避重就轻，那么他们就有必要解释，这种不同的强调究竟依据什么原则。
欧洲的双重标准，关键在于原则是否一致
欧洲国家对以色列的政策并不完全相同，也不能因为某个国家批评以色列，就断定它存在双重标准。批评某项军事行动，与否定一个国家的安全需求，并不是同一回事。
真正值得检验的是，欧洲政客能否对不同参与方坚持一致的原则。
如果他们要求以色列保护平民，就应当明确谴责哈马斯针对平民的袭击；如果他们强调国际法，就应当依据具体行为和适用法律评估各方责任，而不是根据政治对象改变判断标准。
同样，如果他们认为以色列的某些行动不可接受，也应该说明具体依据，而不是把所有争议都简化为对以色列整体的道德否定。
内塔尼亚胡所指出的矛盾，恰恰在于：有些政治人物似乎愿意在公开场合突出以色列的问题，却在实际需要安全协助时，承认以色列拥有不可忽视的能力。
如果这种反差确实存在，那么问题就不只是外交辞令是否前后一致，更涉及政治人物是否愿意对公众坦诚说明自己的实际选择。
内塔尼亚胡的质问，欧洲无法仅靠外交辞令回答
欧洲当然可以与以色列存在分歧，也可以继续批评以色列的具体政策。安全合作不代表政治认同，更不意味着任何一方可以免于法律审视。
但内塔尼亚胡提出的核心问题仍然成立，不能在需要以色列帮助时强调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在公开政治争论中却又把这种合作背后的现实完全搁置。
对于欧洲而言，真正需要解释的不是为什么它可以批评以色列，而是为什么某些公开谴责与实际依赖之间，会出现如此鲜明的反差。
内塔尼亚胡的质问最终指向一个简单却难以回避的问题：如果以色列的反恐能力值得欧洲在关键时刻求助，那么欧洲政客就不能只在需要帮助时承认以色列的价值，却在公开表态中回避这种现实。
外交可以有分歧，但政治判断应当经得起自身实际行动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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