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常的腹稿’s Substack / Sep 28, 2026
所以当刘欢站上奥运舞台，那些抗拒意识形态宣传和集体美学的人，也很难表示反感。刘欢稳稳站立的地方，正是国家与社会、体制内与体制外那个甜蜜的交集。在人们怀念的开放年代、上行年代，这个交集看上去是永久的。在国家和社会尚未分开、同有一股跃跃欲试要改变国家和自身命运的合力时，敬一丹可以既是监督权力的新闻人，又是权力喉舌，两个角色居然共存；刘欢可以唱出中国人对月亮的情感，也可以替宣传话语安慰一声“从头再来”。
刘欢、何勇、敬一丹和朱镕基，接连离世，令人感慨一个时代过去了。这些都是电视年代的熟面孔，全民级——只可能发生在千家万户守着同一个频道的年代，也是改革开放、市场化和城市化早期的集体记忆。
刘欢的死，我原以为只是又一个公众人物的死亡，却在心里堵了两天。大S去世时，想必很多人也有过同样的感受：你未必是她的歌迷或影迷，但她曾那样强烈地嵌入你的视觉和情感经验，她的死，像从你身边夺走了一段记忆。
死亡大概有三个维度。自己的死亡是空的，不可理解，一切关于自身死亡的想象都是虚妄。亲近之人的死亡令人痛苦到无法忍受，因为那是真正的失去，死去的也是你体内、你过往的一部分。第三种是公共领域里的死亡：围观一个公众人物的逝去，这个人曾标记过一个时代，与之咬合得极紧，成为国民级的面孔，或曾引领时代风尚。在文化生活变得多元之前，刘欢和敬一丹就是全民面孔。
刘欢算是早逝。总觉得他还是个中年人，就像我们回望九十年代和奥运年代，仍以为自己是个青年，至多是年轻的中年人。可九十年代已过去三十年了，那个时代的当然会老，会逝去。从学生、同行和朋友的回忆看，刘欢是个体面、善良、有知识分子气的好人。对我们这些算不上歌迷、却也在长时间内与他同在的国民来说，一个很好的人走了，可惜和印象深刻的还有他的生命力：热爱音乐，投身其中，且幸运地与时代的上升期共振。一场热烈的生命，令人仰慕。他站立的高点，自然是北京奥运上的那场合唱——似乎也是改革开放的视觉高点。
无论八零九零后，还是与改革开放曲线同步的七零后，对很多人来说，那场富强、开放、富裕的中国梦，最适合被提及的意象，就是《北京欢迎你》和奥运开幕式。它让入世这种真正改变了中国人命运的抽象概念，也有了可触可感的身体和情感记忆。在那个舞台上，刘欢代表中国人唱出了一种声音。
这些天有人整理他的作品，发现都与改开的曲线同步：八十年代的天真和迷茫，九十年代的城市化、彩电的普及、都市里的情爱与经验。一个天才般的声音容器，陪伴着现代化早期国人的日常。
有一个被转发很多的贴子提到说：刘欢奇异地踩在江湖与庙堂之间。还真是。他是根正苗红的国家美学，唱任何体制议程和意识形态需要的作品，都镇得住；而普通国民，又觉得他算得上亲切。他从未成为小虎队、解晓东那种大街小巷的“流行”，却也不是宋祖英、阎维文那种跟民众隔了一层的“晚会歌手”。国家的，也是民间的，在这个奇异的生态位上，你想不到第二个人。
所以当刘欢站上奥运舞台，那些抗拒意识形态宣传和集体美学的人，也很难表示反感。批评总是存在，但很少有人能否认奥运和入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进步推力。刘欢稳稳站立的地方，正是国家与社会、体制内与体制外那个甜蜜的交集。在人们怀念的开放年代、上行年代，这个交集看上去是永久的。
在其去世后的这几天里，却也难免会有一种声音被微弱而清晰地传播：《从头再来》是他演唱生涯的污点吗？很多人是在日后漫长的岁月里，才重新去审视改革开放胜利叙事的暗角。被体制抛弃的国企工人，好歹还有一首打气的歌；建国后就被抛弃的农民，只被给予了主人翁牺牲的道德激情。
正如我此前一再论述过的，不重新思考改革开放，就无法评论这些人物的言论、命运和一生的功业。使其闻名于千家万户的公共性，都烙着那个时代的印记。只因为面孔熟悉，人们就真的会本能地悼念敬一丹吗？只因为她曾是国家电视台的脸面，而那又是国民在漫长岁月里唯一被允许摄入的新闻内容？她当然有开放年代为民请命、良心媒体人的一面，正如同事和同行们所感念的，她的确是忠厚之人；但批评者立刻可以指出，她在更多的场合，宣读意识形态和官方议程。
她是群众的喉舌，还是党的喉舌？主持过十几届《感动中国》的敬一丹，不也参与了以官方道德塑造国民意识的过程吗？她的言说，属于国民，还是属于体制？
而我也因此不愿苛责刘欢。可以想见他接下这首歌曲、以给“群众”打气的心态唱出那些励志歌词时，是真诚的，那就是他彼时眼中望出去的世界。一个北京高校的知识分子，国民级的歌唱家，要期待他站在九十年代末，以秦晖们的视角去反思国企改制和下岗潮，也是后见之明。至少，他没有说出春晚小品里那句更粗鄙的，“我不下岗谁下岗”。
改革开放是否正当和必要，没有知识分子会怀疑。秦晖们在意的是改革如何进行。在他看来，从计划走向市场，是一场巨大的分家：原本属于国家、集体和全民的家当，要重新界定产权，重新分配。所以要问的不只是效率和增速，还有谁承担代价，谁拿走收益，分得公不公正。
改革的必要，证明不了过程的公正。改革前有一份事实上的契约，旧契约撕掉的时候，下岗工人问的未必是要不要市场，而是失去的保障有没有补偿，新的机会是否向所有人敞开。厂长摇身一变成了CEO，他们的确有盈利和效率的动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呢？
《从头再来》劝人重新开始，却没有、也不可能问一句：锅是怎么分的？
这些问题都并不容易回答，除非我们愿意并不舒服地承认，改革开放的叙事长期是单一的，那个叙事压住了华美袍子下所有的褶子。如今回望，那些来不及发出的声音，未曾注意到的暗影，让我和很多人难免有意识到被欺骗后的愤怒感。如果国企改制是改革开放不得不付出的代价，那么，下岗工人中的一员，跟这个代价是什么关系？他就是这个代价。驱逐“低端人口”也不是 2017 年才在北京启动的，它可以追溯至奥运年代——普通中国人与奥运的关系，就都是迷人而玫瑰色的吗？
缺少“国家-社会”的视角，国家就垄断了全部叙事的讲述权：国家的视角就是全民的视角，国家的感受就是全民的感受。在国家和社会尚未分开、同有一股跃跃欲试要改变国家和自身命运的合力时，敬一丹可以既是监督权力的新闻人，又是权力的喉舌，两个角色居然共存；刘欢可以唱出中国人对月亮的情感，也可以替宣传话语安慰一声“从头再来”。
不必苛责刘欢和敬一丹们。可在当下只允许一律的舆论里，指出这层复杂的维度更为重要。他们的面孔和角色，已被官方盖棺定论，正如改革开放的绝对正确叙事不容讨论——谁又能不感念改革开放呢？
这更让人想起一生住在“钟鼓楼”的何勇。九四年的红磡，中国摇滚的新声，何尝不是代表了中国？那也是一个有活力、开放中的社会的代表性面孔。可他后来的人生和创作，很难与主流的需要同步，国民级的知名度与边缘的处境，形成了饶有趣味的反差。他与敬一丹、刘欢并非同龄，却都成名于九十年代。我不会用“甘于清贫”“反体制”这类道德化的标签，把何勇与后两位区分开来——他们的命运和选择无关道德，是个人特质、运气与时代需求复杂互动的结果。
市场化和互联网时代的中国，也会有体面的位置留给魔岩三杰们。窦唯和崔健不也一直在创作吗？未必能保持出道时超级巨星的耀眼，毕竟大众对音乐的需求会变，先行者往往是铺路石，何况，魔岩三杰不可能站不到刘欢和敬一丹的位置上——时代需要那两个人的，本来就是另一样东西。
友人问我，对敬一丹和刘欢不以为然的人，是否认为一个人只要沾上体制，就站到了民众的对立面？当然不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所有中国人都是体制；八十年代以降，社会进步和转型，很多是体制内的人推动的。别忘了事业单位也是体制：运动员、医生、大学教授，国民英雄姚明和被边缘化的学者贺卫方，都会领到一份来自体制的退休金。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那个甜蜜的交叉地带，体制内外的界限一度模糊，两股合力难以拆分，都是让中国更开放、更进步的那场努力的一部分。这场努力始于八十年代，终于何时？现实已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某个节点，两股合力分开了。人们似乎还没意识到这点，只有朦胧的感觉：这些逝去的人标志着一个时代。有人叫它改开，有人总结它是现代化和城市化早期，有人赞它为现代中国的青春期和天真年代。以新的框架理解当下，总好过继续躺在那里，以为我们仍活在八十年代的延长线上。
刘欢是个特殊的人。他未必是那个年代最有天赋和资源的歌手，但回看同时代人的命运，他的选择跟所有人都不一样。站在 1990 年的入口，以他国民级的知名度，更市场化一点，唱片时代即将到来，走穴和唱片工业足以让他盆满钵满；更靠近体制一点，文工团和“晚会歌手”是同时代许多优秀歌手的归宿。如果你是刘欢，你会怎么选？他走了一条此前不存在的路：去高校教书，有了稳定的身份和编制，同时保持独立创作，与不同的项目合作。体制内，又体制外；独立，又有编制。这个选择太聪明了，只是事后看而已，当时几乎没人明白它意味着什么，大概只能归功于他的性格、禀赋，和手里拥有的选择。他挡住了一些市场的诱惑，也与真正的体制和官场保持了适度的距离。所以二十年后站上奥运舞台，他既是政府找不到替代人选的国民声音，又是普通中国人认可的歌唱家和知识分子。
高晓松对他的追忆最为动人。高晓松们走了一条跟刘欢完全不同的路，过去两年，老狼在做他演唱生涯中少有的巡演，比演出更出名的，是每到一城之后的 after party：音乐人朋友和老友们聚在一起吃饭喝酒，兴致来了，就唱起青春的歌谣。在流传最广的那段视频里，一群音乐人站在后台走廊里唱《枫叶红了》。那是疫情以来，我见过的中国人最自然、天真、快乐的样子，很多人像我一样，把那段看了一遍又一遍。
后来我有幸在云南赶上了一场。我坐得离老狼不远，看到小时候磁带里的声音如此之近，一时也不知该攀谈些什么，只看着他和张玮玮、郭龙、周云蓬、万晓利——差不多是中国民谣的半壁江山，刚碰了两次杯，抱起手边的乐器，歌声就起来了。什么歌呢？耳熟能详的流行歌，快乐的，天真的，《野百合也有春天》，台湾的民谣。如果你忘掉他们的公共声望，这就是一群中年人酒后凑在一起 K 歌、土嗨，可是那么可爱和清朗。这些歌他们唱了一辈子、千万遍，可只有亲历那个夜晚，你才会相信，他们是真的热爱音乐，真的享受欢聚和歌唱。那不是表演给谁看的。一群老朋友喝两杯酒，抱起吉他，唱三十年前的老歌，他们就可以这样一直聚下去，活下去，不管世界如何变幻。就这样活下去，老下去，生命状态似乎从未被这个时代焦虑不安的情绪沾染。狼哥的头发已见白了，但他们那群人，好像永远活在了九十年代。校园民谣和台湾民谣里咏唱的，正是一个现代社会幼年的样子：青春爱恋和迷茫不安，初尝都市生活，试着打量陌生人和世界，想象着穿越世界的旅行，天真而惊惶。
多幸运啊，有人居然可以一直活在那一刻：风柜来的人，恋恋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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