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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2日星期五

赵晓:自由贸易,终结于一堵看不见的不自由的制度之墙

作者:赵晓 
20250411


 2025年4月2日,美国政府正式推出“对等关税”新政,全球一片哗然。


一些浅薄的观察者将此视为川普式民粹主义的又一次发疯,一些崇拜权力的人把它当作“选举政治”的权宜之计,一些“黑板经济学家”则痛斥这是对自由市场的背叛。这当然全是胡扯!他们根本没有看清楚,这并非偶然的逆转,而是历史的必然——自由贸易死了,而杀死它的,不是一纸税文,而是制度的不自由。

一、一篇理性好文,可惜深度分析不足

徐瑾的长文《自由贸易已死,一个时代的终结》是近年来少见的理性好文。他指出:

自由贸易的理想,建立在“技术优势+制度平等”的前提上;
然而现实中,美国等大国单方面承担了“自由”的代价;
东大式权贵国家却靠高税负、国家补贴、压低消费、人为操控等方式,占尽制度红利;
美国推行“对等贸易”,实属被迫,意在捍卫制造业、保障就业、恢复国家主导权。

这一分析层层推进,条理清晰。但问题在于,它仍止步于经济结构分析,没有深入到背后的制度原因与文明张力。

因为,如果我们看不见自由贸易所依赖的制度土壤,看不清中美所谓“自由贸易”为何从一开始就是伪命题,就会错判现实,继续沉迷幻梦。

二、自由贸易不是工具,而是文明共识的体现

徐文也提到“制度差异”、“权利结构”,却未点破:自由贸易根本不是一个中性的市场工具,它是一种制度性的文明机制。

它的运转,必须以法治、契约、产权、信息公开为基础。这是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西方国家在血与火中建成的现代制度之魂。

我们必须明白:

没有独立司法,契约就不受保护;
没有新闻自由,违规者就无从揭发;
没有产权保障,企业就不会长期投资;
没有个体尊严,消费能力也无法释放。

自由贸易,必须生长在自由制度,展开于自由国家之间。没有自由前提与彼此间的制度信任,哪来市场信任与自由市场可言?

中美之间所谓的“自由贸易”从一开始其实就是西方白左与全球主义“乌托邦幻觉”:一边是开放的自由社会,一边是封闭的权贵体制,这种“贸易自由”不过是“虚假的自由贸易”,是在沙滩上建大楼,也是对不自由制度的纵容和奖励。

它的结果,只能是被利用、被掏空、被颠覆,坐等全球化的巴别塔崩塌的那一天!

三、制度鸿沟,终结自由贸易

自由国家与权贵国家之间,重要的不是产业差距,不是关税差距,而是制度鸿沟,是价值裂谷。

自由国家,把权力关进笼子,让市场说话;
权贵国家,把市场关进笼子,让政权说话。

自由国家,企业靠创新赢市场;
权贵国家,企业靠权力赢倾销。

自由国家,产品由消费者投票决定;
权贵国家,产品靠补贴、汇率操控与出口退税支撑。

从芯片到光伏,从电动车到钢铁,所谓“国家队”的优势不是技术,而是制度黑箱。

这不是自由贸易,这是制度倾销,是“压榨劳工+扼杀竞争”的联合作战。

在这种结构下,所谓自由贸易,注定走向三种结局:

虚伪的自由贸易:一边开放,一边关闭,最终积怨成疾;
失败的自由贸易:表面繁荣,实则“全球割肉”,工业空心化;
崩溃的自由贸易:幻想破灭,关税报复,文明进入冷战。

四、“中国没有被自由资本主义改变,却改变了资本主义”

为什么中美“自由贸易”不能再持续?因为自由贸易没有给中国带来自由。

为什么自由贸易没能改变中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演讲《中国改变资本主义,美国必须刀口向内》中给出了一个关键答案:因为中国不是西欧,也不是日本。

冷战之后,美国深信一个公式:“经济融合 → 价值趋同 → 政治盟友”。他们以为,自由贸易会带来繁荣,繁荣会推动民主,最终让全世界变得像美国一样。这一套,在西欧、日本都奏效了。于是美国人想当然地以为,只要让中国加入WTO、融入全球化,资本主义自然会“改造中国”。

但卢比奥一针见血地指出:错了!不是资本主义改变了中国,而是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

中美贸易关系最终沦为零和博弈:二十年过去,美国的工厂倒了、铁锈地带荒了;而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建立了全球最完整的供应链。更关键的是,中国没有变得像美国,反而用自己的体制走向全球,并向第三世界输出所谓“高效中国模式”。从互利走向对抗,从接纳走向警惕。

卢比奥痛批,美国不是输在中国太强,而是输在自己太天真。从一开始,就错了方向——美国的制度,是为企业资本服务,而非国家利益。跨国公司在中国大赚,却在华盛顿反对任何强硬政策。这不是中国“收买”了美国,而是美国主动出卖了自己。

所以,卢比奥说,别再幻想“用自由贸易改变中国”。中国不是日本,也不是德国。它是一个有实力、有意志,要重塑国际秩序的对手。

也就是说,白左与全球主义导演的虚假的“自由贸易”,反过来成了不自由制度的“全球放大器”。

也因此,中美之间早已不是市场互补,而是制度对抗。要赢,不是禁一个应用,不是打一个关税,而是刀口向内,重建国家主导权,改革失控的体系。

看清楚了你就知道,卢比奥认为,不是自由贸易不好,美国错在自己,错在开始:对一个制度敌手盲目开放!

当自由贸易不再自由,一切将被清零。

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不仅是一句古训,也是一场世纪较量的真相。

而背后更加根源与悲哀的问题在于:中国不是不懂自由,而是拒绝自由。

因为——这不是统治者某个人的选择,而是中国人共同的默认选择:

中国人只要财富,不要自由;只想发财,不想问责;只盼升官,不求改革。
中国制度之所以不自由,根源不在上,而在民。
不自由的制度背后,是不求自由的人民——一帮灵魂上自愿为奴的人!
不求自由的国民,没有希望;不自由的国家,没有自由贸易可言!——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今天中文世界无数的人在骂川普,知识界如此,民间更如此,许多糊涂的基督徒也如此!然而,说白了,这不就是“一切责任皆在美方”的翻版吗?这样拎不清的脑子,这样糊涂的心灵,这样硬结的土壤,不是刀郞唱的“黄泥地”,也不是一些人批评的盐碱地,实在是沙漠地啊!沙漠地,能长出自由之花,能结出丰硕的自由之果——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吗?

做梦去吧!

“文革”的教训,中国人从未深思!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人从未反思!今天全球关税战打成了中美贸易决战,中国人还是没有反思。

在同一块石头上摔倒两次、连撞两次脑袋的,请问放眼全世界,还有谁?

五、历史的先声:鸦片战争就是“自由贸易”在东方的第一次失败

很多人以为今天的中美贸易战是第一次,其实早在1840年,自由贸易就已经在中国碰壁。

“鸦片战争”这个名字取得十分邪恶,因为掩盖了问题的真相。中英战争哪里是什么围绕着“鸦片的战争”,这就是一场贸易冲突好不好!本质上呢,则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遇上中央集权专制体制的第一次碰撞。

英国要求“自由贸易”,中国坚持“朝贡体制”;
英国希望市场交易,中国坚持国有企业专卖;
英国讲“契约和平等”,中国讲“天命与圣旨”。

一边是法治商业文明,一边是权力等级秩序。两者鸡同鸭讲,南辕北辙,根本不可能相容。

所以,鸦片战争一开始就不是经济之战,而是制度冲突、文明冲突。今天的中美贸易战,则是新时代的“鸦片战争”,但与鸦片无关——表面是贸易冲突,本质是制度冲突,根本是文明冲突。

第一次中英冲突,是自由贸易之梦在中国的幻灭;
今日中美冲突,是自由贸易乌托邦在全球的清算。

全球化的失败,不是因为市场出了问题,而是因为制度没跟上。
自由贸易,终结于一堵看不见的不自由的制度之墙。

说白了,权贵国家与自由国家之间,根本就不存在真正的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可言。

六、结语:自由贸易不会死亡,但充满活力且正在重建,但它只属于自由国家与自由人

徐文说自由贸易已死,仍没有看清世界大势。“自由贸易”在东西方两个大国之间是失败了,但自由贸易仍将存在——但它将只在自由国家之间展开。

死掉的,是那种想在不自由制度中搞“全球通吃”的妄想。
死掉的,是那种对制度差异视而不见的白左经济乌托邦。

未来,不会是乌托邦“地球村”,而是“制度联盟”。

全球仍将互联,但基础必须是制度同质;
市场仍将扩展,但条件必须是自由先行;
合作仍然可能,但不能继续假装彼此信仰相同。
自由贸易不会永远向不自由国家敞开。

自由制度,才是进入全球自由市场的真正硬核门票。

——网友推荐

2025年2月13日星期四

林保華:美國點名越南 一個也跑不了

  1. Newtalk新聞/專欄
  2. 林保華
  3. 發布 2025.02.13 
 

美國總統川普。   圖:達志影像/路透社(資料照)


全世界許多國家都在屏聲靜氣聽候美國新任總統川普關稅「發落」。在墨西哥、加拿大、中國之後,哪個國家會被盯上?台積電的董事會乾脆在美國召開,以便可以就近領教。可是媒體出現的新名字是「越南」。

白宮貿易和製造業顧問納瓦羅2月11日(美國時間)接受CNN訪問表示,最先被檢視對象,將是對美貿易逆差最大的國家,包括中國、墨西哥、加拿大與越南等;但他也說將先與美國商務部長、財長和貿易代表對貿易夥伴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情況進行評估。

美國2023年前10大進口國依序為墨西哥、中國、加拿大、德國、日本、韓國、越南、台灣、印度及愛爾蘭,目前的關稅焦點在墨西哥、加拿大、中國。

昨天(台灣時間2月12日)午後,在與一位好友討論川普時,我就說了,中國有許多企業在越南洗產地,因此它遲早會被點名,因為中國是美國安全的最大威脅。豈料我的話很快就實現了,難道我有順風耳聽到了納瓦羅對CNN的講話?

當然不是,而是中美開展貿易戰以來,大批台企移往越南,中企也跟著來。美國絕對不會放過給中企洗產地的國家,墨西哥與美國關係再密切,美國也沒有放過。

大量台企移往越南,我就很奇怪。如果是10年以前,中國經營環境顯著變差,移到越南很自然。可是中美貿易戰已經開打,中企移到越南是最方便不過,跨國邊界即可,又同是共產國家,怎麼會不去?這樣台企如何擺脫中企的陰影?

雖然同是共產國家,越共不如中共那樣壞,然而2017年1月越共總書記阮富仲訪問北京,與習近平稱兄道弟,說明越共可能拜中共為師向左轉。果然回國後也開展黨內鬥爭清洗異己。那以後台企還移往越南就要有一些短視了。如今的越共總書記兼國家主席蘇林在去年8月上任15天以後,就匆匆到北京拜見習近平,雖然後來的發展是他求中國幫助他新建鐵路,但是在中國藉一帶一路坑害其他國家時,他還這樣相信中共,也說明他的共產基因一點沒改,都是「特殊材料」製成的。才幾個月,中共就已經以榴槤來反噬越南,看蘇林是抵抗還是低聲下氣,就可看出他的真正路線。那裡的台商還得打起12份精神觀察。

點名越南的納瓦羅以著有《致命中國》聞名,對中國經濟有深刻認識而在川普第一任時被重用,今年75歲。但是去年3月因為「藐視國會」罪被判刑4個月,雖然求情假釋也被法官拒絕。如今重出江湖,執行川普的路線不會手軟。川普的關稅戰有得看。日本、印度都採取與美國合作的態度。在日本首相石破茂訪問美國結束後,印度首相莫迪也訪問美國,要降低關稅壁壘,並向美國採購軍備。而提供中國洗產地來欺騙美國的國家,一個也跑不了。

2022年1月17日星期一

凱因斯的信徒能維護世界和平嗎?讀《貿易戰就是階級戰》

  


貿易戰就是階級戰。圖片來源:路透社/達志影像

嚴格來說,這不是一本關於「貿易戰」的作品,而是嘗試解釋,因為貿易收支失衡所引起的國際紛爭,背後所存在的階級與不平等因素。它關注不平等對於總體經濟的破壞性效應,表面上看似純屬一國國內事務的事件,最終卻因為國際收支的變化,而影響到世界其他經濟體的人民。

美國人抱怨中國搶走了他們的工作,賺走了他們的錢,但是,國家之間的貿易衝突,不過是遮掩「各國內部不同經濟階級之間整體衝突」的假象,歐洲的債務危機以及當前的美中貿易衝突,在兩位作者看來,本質上都並非「貿易戰」,主要經濟體的所得集中現象,才是導致生活水降低、貿易失衡惡化乃至於全球金融危機的禍首。

帝國主義的舊事重演

而這些都不過是「舊事重演」(Everything old is new again)。全書的觀點立基於20世紀初英國經濟學家霍布森(John A. Hobson)對於帝國主義的觀察與研究。霍布森認為帝國主義的經濟根源來自於殖民母國的生產與資本過剩,受薪階級沒有足夠的消費力消費本國的生產,將過剩的生產產出向海外輸出成了當時歐洲資本家續命的手段,當「越來越多的經濟資源投入現有政治版圖以外地區」時,「為了將新國度納入勢力範圍」的帝國主義政治擴張,就成為輸出剩餘資本與生產的政治搭配方案。

今天所謂的貿易戰也是如此。表面上是國家間之於市場的衝突,但本質上是國家內經濟分配的反映。所得分配被不平等地從勞工轉移到資本,衍生了製造品供給過剩、就業機會流失與債務增加等後果。霍布森當年的建議是通過徹底解決生產過剩問題,來避免帝國主義的政治惡果,具體方法是提高受薪階級的消費能力。

本書的觀點基本上立基於霍布森的診斷,作者認為,經濟上的不平等,造成受薪階級消費能力被壓抑的結果,這導致了兩個問題:(1)勞動階級消費能力出於各種原因而導致的貧弱,造成過多的產出無法消化;(2)勞工的財富被系統性地移轉到權貴階級,不僅扼殺了普羅大眾的購買力,形同犧牲消費來補貼生產,其金融資本的巨大積累,也導致了過度的投機行為。

這些都會讓本地國家尋求透過海外市場來消化過剩產出與資本,導致了投機性泡沫,例如美國在1994年到2000年間的資本支出泡沫,被葛林斯潘稱之為「不理性繁榮」的結局是金融危機。過去,企業部門花費在擴大生產產能上的開銷,理應超過它產生的現金流量,之間的差額則由家計部門的儲蓄來填補,但在金融危機之後,從2000年到2003間美國的淨商業投資大幅縮減,如今,企業部門的支出經常少於其所產生的現金流量,因此而產生的企業結餘不是被分配給股東(例如美國的狀況),就是被企業保留下來(例如德國、日本與南韓的狀況),但未做他用,這同時也是生產性投資萎縮的象徵。

貿易戰的美國因素與中國因素

對於美元全球準備通貨地位的評價,也是本書頗具啟發之處。一般認為準備通貨的發行者具有優勢地位,但就如兩位作者所說,這是一個「以心理學而非經濟學為出發點的錯誤觀念」,如果準備資產的發行國並沒有掌握支配全球經濟的絕對壓倒力量,否則它必然面對國內需求與全球對準備資產需求之間的張力。尼克森當年在國際霸權與自由貿易的抉擇之間,選擇了妥協,就是一例。廢除布列敦森林體系的結果,短期來看,貨幣貶值恢復了美國出口商的競爭力,長期來看,美元與黃金脫鉤使得美國在經濟事務上獲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度。

本書認為因為美元的準備貨幣地位,及美國金融部門因此被迫成為全球超額儲蓄的巨大貯存槽,反而造成了美國的負擔。全球對於美元資產的額外需求,讓美國金融部門必須藉由額外的供給來加以滿足,超額的金融債務埋下了金融危機的種子。美元的優勢地位,讓美國人被迫吸收了全球湧入的超額資本流入與製造品,結果是房市債務泡沫與製造基地被迫外移等後果。

在兩位作者看來,美國朝野兩黨對於「控制聯邦赤字」之財政手段的政策共識,從來都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因為「任何個別部門的支出與儲蓄決策,鮮少足以解釋整個國家的整體經常帳收支為何出現順差或逆差」,關鍵是「家庭、企業與政府等部門的支出及儲蓄決策的綜合影響」,以及「促成這些整體綜合影響發生的系統性扭曲」,控制預算赤字並不必然能防止貿易逆差持續成長。

兩位作者開給美國的政策處方是藉由消除不平等來緩解低消費的壓力以及整體需求不足的問題,擴大社會安全網與公共支出,有助於矯正不平等的所得分配地位,例如降低薪資稅、提高所得稅標準扣除額以及醫療補助等等;而也因為美元的準備貨幣地位無法撼動,美國應該尋求更好的方法消化全球的資本流,例如發行足夠的國債來應對海外資本的湧入。伴隨這些項目而來的預算赤字都是必要成本。更重要的是,能促使出口剩餘國家降低出口的機制,例如貨幣升值。

就中國來說,產生所得不平等分配的結構性因素,最重要的中國壓抑消費的金融機制。極低的存款利率,以及因為政治因素對貸款方的偏袒,將中國普羅民眾的財富大規模轉移給大型製造商、基礎建設開發商、房地產開發商以及省級地方政府。另一個結構性因素是中國的戶口制度,中國的社會安全系統無差別地要求全國勞工捐輸,但只有居住在正式戶籍登記地的人,才能領取津貼,這樣的規劃設計讓社會安全部門成功縮減對以億計貧窮中國人的支出給付。犧牲勞工與儲蓄者利益的結構,必然產生了壓抑消費的結果。從1998年到2010年底,中國家計消費的GDP佔比降低了15個百分點,到2018年,家計消費依據低於總產出的40%,這明顯低於世界上任何一個主要經濟體。

此外,中國累退型的租稅系統,也加劇了所得的不平等分配。在這個租稅系統中,在個人所得稅項目所徵到的稅金僅相當於於GDP的1%,但消費稅與社會安全稅的項目卻約當GDP的14%,在中國,低所得者甚至必須應付比富豪更高的稅率。

根據本書的解釋,中國儲蓄率的上升並不是家計部門儲蓄上升的結果,兩位作者並強調,「任何一個國家的儲蓄率並非取決於文化因素或節約習性,而是取決於國內的所得分配狀況」,以中國來說,高儲蓄率是財富移轉到消費占比較低富人的結果,他們是中國限制家計所得與消費成長,因而不成正比受惠的既得利益者。高國內儲蓄如果能挹注到生產性的投資活動,就能促成經濟成長,若是虛耗在類似在偏遠的沼澤地興建地鐵這種浪費性項目,就可能反而阻礙經濟成長,拉低生活水平。

與中國的情況類似,德國因為降低租稅與福利支出所導致的所得集中,已經足以壓抑德國家計的支出。新自由主義化的政策讓一般的家庭對於公共社會安全的縮減越來越敏感,導致儲蓄率上升最直接的現實因素就是意識到未來的退休津貼將會縮減。

凱因斯的信徒

本書的寓意是,如果中國與美國能有更平等的經濟分配體系,就能有效緩解國內的整體需求與就業問題,各國的貿易衝突將隨著內部階級衝突的舒緩,而得到解決,或許,也就能避免地緣政治上的衝突。

本書的立論也為中國「一帶一路」的帝國主義戰略提出了相當有說服力的政治經濟解釋,一帶一路能創造中國製成品、建設服務出口以及金融資本的新需求,但兩位作者也指出,一帶一路國家的整體潛在市場遠比北美與歐洲來得小,「中國妄想利用一帶一路來取代它失去的傳統出口市場」的如意算盤,或許短期可以續命,卻不是根本之道。

已經不只一位評論者指出本書對於貿易戰國際政治面向上的空白,畢竟「貿易戰」與「貿易衝突」本質上還是有所區隔,美中之間的貿易衝突也不僅僅只在於貿易的順逆差而已。本書對於國際貿易、全球金融、經濟發展以及社會政策上的討論,都頗具啟發,其規範性的關懷極具凱因斯主義風格:「繁榮不是一種稀缺的資源。各個社會的成就不是靠犧牲其他社會而來。由於每個人都經由貿易與金融而息息相關,所以,更多生產與更多消費最終必定對每一個人有利」。

然而,因襲凱因斯倡議而生的布列敦森林體系,當年正毀於國際政治的現實算計,階級之間的剝削戰爭或許是加劇貿易戰的催化劑,但或許,貿易戰本質上終究是霸權權力競逐的反映。

書名《貿易戰就是階級戰》
作者:馬修‧克蘭恩(Matthew C. Klein),麥可‧佩提斯( Michael Pettis)
出版社:麥田
出版時間:2022年1月8日

2018年7月27日星期五

中美大使在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上再次交锋(附:英文实录)

美国常驻世贸组织大使谢伊(左)与中国常驻世贸组织大使张向晨

2018726日,世贸组织总理事会在日内瓦举行年内第三次会议。美国常驻世贸组织大使谢伊根据美方会前提交的文件对中国经济模式进行指责。中国常驻世贸组织大使张向晨予以驳斥。这是中美大使继58日后在总理事会上再次交锋。发言实录如下:

谢伊大使发言:
谢谢主席先生。在发表我事先准备的论之前,让我先介绍一下。有些人问,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议题放在今天的议程上?答案很简单:这个问题早就应该讨论了。与中国独特的经济体制相比,很少有什么问题对世贸组织未来的生命力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我知道我的同事张大使会对我的发言进行回应,他可能有很多话要说,但我欢迎他的评论。我们确信,我们不是为了惹怒或挑衅谁,而是为了启发,或许还可能借此给予教诲。我们相信,通过建设性的对话和分析,真相终究会水落石出。
主席先生,世贸组织全体成员面临的最关键问题之一是中国未能完全遵守开放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该政策是世贸组织建立的基础。尽管中国一再将自己描述为自由贸易和全球贸易体系的坚定捍卫者,但实际上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有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的经济体。与成员的期待相反,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并没有朝向全面执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和做法。事实恰恰相反,国家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如果中国经济规模较小,中国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贸易和投资方式所带来的问题就不会对中国的贸易伙伴和世贸组织本身造成严重影响。但中国的经济规模并不小。在过去17年里,中国经济和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作用快速上升。中国目前已是世贸组织最大的贸易方之一。
中国的经济规模放大了由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贸易和投资方式所造成的损害,这种损害每天都在增加,已不能再被容忍。
主席先生,在我们向本次会议提交的文件中,我们关注中国的经济模式,该模式已被证明特别具有贸易破坏性。
中国宪法授权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授权也在中国更广泛的法律框架中得以体现。为此,政府和共产党通过政府所有制、控制关键经济实体以及政府指令等方式,继续对资源分配进行直接和间接的控制。结果,生产资料并未根据市场原则进行有效分配或定价。相反,政府和共产党继续控制或以其他方式影响关键生产要素的价格,包括土地、劳动力、能源和资本。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一样,国有企业继续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此外,政府和共产党几十年来通过任命核心管理人员和优先提供土地、能源和资本以及其他重要投入品等手段来控制这些企业。
近来,中国共产党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党组织在中国所有商业组织中的存在和力量。此类措施十分普遍,德国工商大会在201711月发布一份公开声明,抵制中国共产党"加强其对中国境内德国全资公司的影响力"
中国的体制还把法律作为国家工具,用以促进政府实现产业政策目标,并确保取得突出的经济成果。此外,法院等关键司法机关的组织结构也是为了响应党的指导而设计的。这种体制使得企业很难全面、持续地独立于产业政策行事。
中国的主要企业也证实了当前中国经济从根本上具有非市场属性。例如,科技公司阿里巴巴曾表示,"中国大部分生产性资产仍属政府所有""中国政府通过实施产业政策继续在规范行业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政府还通过分配资源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实施明显控制"
中国正在实施"十三五"规划,这一规划本身就是计划经济的标志。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五年规划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不是相反。众多机构参与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规划,包括具有立法和监管权力的中央政府机构、数以千计的地方政府机关、共产党的各类机构和中国企业等。
中国产业政策的一个重点是技术开发,中国认为这是其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前,中国正在寻求在各类先进技术领域获取国内市场主导权乃至全球领导地位。为了实现这一总体目标,中国发布了大量产业政策,包括"中国制造2025"产业规划。
中国的产业政策设置了大量扭曲市场的补贴,并对有关国内产业提供其他形式的财政支持。这时常导致出现严重和持续的产能过剩。正如我们在钢铁、铝和太阳能领域看到的那样,过剩产能不仅通过中国的直接出口损害了全球经济,而且还由于全球价格下降和供应过剩,使得最具竞争力的生产商也难以保持活力。
当然,补贴绝不是中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的唯一工具。例如,正如大家所知,美国在今年3月发布了一份详细的事实报告,说明中国如何采取各种不合理的政策和做法,损害美国的知识产权、创新和技术开发。此类政策和做法不仅使美国受损,也损害了其他世贸成员的利益。
同时,中国继续从其世贸组织成员身份中获得巨大收益。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最大的肉类消费国,中国有6个大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中国也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超级计算机。尽管在一些经济领域,中国毫无疑问仍在与和贫困有关的挑战作斗争,但以此为理由将自己视为与许多其他国家相同的发展中国家、进而免于为推动全球贸易规则自由化做贡献是站不住脚的,也与中国的快速发展和财富积累的统计指标相矛盾。
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反复强调其正推进经济改革。不幸的是,中国所用的"改革"一词与奉行市场导向原则国家所推行的改革不同。对中国来说,经济改革意味着完善政府和共产党的经济管理,加强国有部门特别是国有企业。只要中国继续走这条路,其对世贸组织的影响一定是负面的。
主席先生,对中国贸易破坏性经济模式的批评,中国的基本回应是宣称其严格履行了世贸组织义务。这是最近其白皮书《中国与世贸组织》所宣称的,中国也在今天的会上散发了这份白皮书。中国把自己描绘成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应效仿的"模范",强调其"坚定地遵守并维护世贸组织规则,支持开放、透明、包容和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
当然,正如我们许多人都知道的,中国对自己的描述并不准确。
中国的白皮书有22页,对中国推行的实际政策和实践几乎没有提供细节,也没有讨论其他成员提出的很多问题。
例如,美国发布了一份148页的报告,非常详细地列举了中国推行的许多存在问题的贸易投资政策和实践。美国在今天的会上也提交了这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向国会递交的《2017年度中国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情况报告》。如果成员想要真正理解中国对世贸组织体制带来的独特问题,我建议阅读这份报告和我们关于中国经济模式的文件。
很显然,对中国贸易和投资体制的严重关切非常多。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严重关切出现的原因是中国政府或中国政府官员已经干预了市场。很遗憾,只要一个世贸组织成员采取一种国家主导、重商主义的贸易和投资方式,这一切都是可预料的。
中国经常把自己的方式描述为"双赢"。事实上,在22页的《中国与世贸组织》白皮书中,"双赢"这个词就出现了8次,但这一描述并不准确。中国奉行的产业政策远远超出用以指导和支持国内产业的传统方法。正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报告所指出的,中国通常采取措施和行动来阻碍、削弱并损害来自外国的竞争,以此支持国内产业。换句话说,中国的做法似乎更多地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贸易是一种"零和游戏",而不是自由、公平和互惠互利的。
主席先生,我们将上述情况提请总理事会注意的目的有两点。
首先,我们希望确保成员真正了解,如果世贸组织还要继续适应国际贸易体系,那么,变革是必要的。
其次,我们想要明确的是,从世贸组织的角度看,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应由中国最终采取主动,像其他世贸组织成员一样,全面有效地实施开放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正如我们最近在对中国贸易政策审议中阐述的那样,目前世贸组织本身并没有提供实现这一变革所需的工具。如果要进行必要的变革,那就应取决于中国。

张向晨大使发言:
主席先生,刚才,美国谢伊大使的发言,一下子让总理事会变得火药味十足。我们应该感谢他,是他提醒我们现在处于多边贸易体制的空前危机当中,大家不能再悠闲地坐在湖畔享受夏日微风了。我特别要感谢他,713日就把美国拟提交的《中国贸易破坏性的经济模式》文件发给我,使我能够提前消化它。但遗憾的是,这并非是什么佳肴美馔,而是味同嚼蜡。
我该如何回应呢?贸易政策审议是成员间相互评估贸易政策的机制,世贸组织第7次对华贸易政策审议刚刚结束,我的同事王受文副部长已经回答了美国文件中的很多问题。如果有人愿意在别的机制下批评其他成员的贸易政策,我不持异议。你若意犹未尽,我愿洗耳恭听。尽管我不认为世贸组织是讨论成员经济模式的恰当场所,我还是选择不阻拦总理事会议程的通过,阻碍正常程序使一个机构不能正常运转,那不是中国人的行事风格。针对美国文件里的指责,我完全可以重申中方在审议中的立场:中国的国有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是金融危机造成的需求收缩,中国没有强制性技术转让的法律规定,中国的产业政策是指导性的,中国严格履行了入世承诺,中国执行了所有争端解决的裁决,中国的发展惠及世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方面依然任重道远,等等,然后打烊收工。但是这样做好像有些对不住那些起草文件的美国同事,他们毕竟花了不少功夫。来而不往非礼也。美国文件长达十几页,做出回应大约需要30分钟。我一向不愿意作冗长发言,但今天恳请大家谅解。
对待批评,被批评者应当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不管批评意见多么尖锐,是否与事实相符,都应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来对待。我和我的同事之间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请相信我有接受批评的气量。
批评者也应当遵守一些原则,比如,实事求是,不乱扣帽子,使用正确的事实和正确地使用事实,论据和结论之间要有清楚的逻辑关系。这样的批评才容易让人信服,才有可能产生好的效果。
可惜,美国的文件并没有做到这些。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把自己的想法当作别人的立场甚至多边规则。
1992年,当中国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我记得清清楚楚,就在旁边的Room W会议厅,当被问及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代表回答,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市场经济。26年过去了,我们从未改变过自己的观点。至于有些人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会改旗易帜,那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世界上市场经济不只有一种模式,中国在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道路,并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们都会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美国谢伊大使刚才使用了"中国经济的非市场性质"的概念,然而翻遍世贸规则,我们找不到所谓"市场经济"的定义。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市场经济"标准。世贸规则没有赋予任何成员以这样特殊的权利,把自己的经济模式作为"市场经济"的样板,一旦有哪个国家不肯照搬,就是"非市场经济"
如果说"非市场经济"这个议题还有什么意义的话,就是它再次提醒我们,还有成员,包括美国,不顾世贸规则和自身承诺,根据国内法的所谓"市场经济"标准,在反倾销调查中对其他成员使用"替代国"做法。我愿借此机会再次敦促这些成员,"有约必守",请履行你们17年前的承诺。
美方文件第1.5段只引用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却故意漏掉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表述。而承认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恰恰是中国和世贸组织成员开展正常经贸往来的经济体制基础。请让我完整地引用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段话,"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同样,美方文件前言部分引用《马拉喀什宣言》时,只提及"基于开放、市场导向的政策",却有意遗漏了"和基于乌拉圭回合协定和决定确定的承诺"。这后半句话至关重要,每个成员都有国内的政策目标,多边贸易谈判的结果是各成员国内政策和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反映在各项规则和成员关税减让表以及服务贸易减让表当中,其中包含了各成员合法的管理政策和措施。说的简单一点,世贸组织是一套通过谈判形成的契约,我们依据契约的规定行事,契约之外,则是各自的自由空间。
中国宪法第十六条对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做了明确规定。美方文件花了大量笔墨试图说明政府对企业的"控制",但却没能提供政府干预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证据。我曾就这个问题与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辩论,他也未能提供证据,最后他说,控制不是科学而是艺术。话说至此,辩论当然无法继续,但我在心里却不能认同成千上万的中国企业是由一群艺术家控制的观点。在座的很多同事都清楚,美国真正的目的不只是想证明中国企业受政府控制,而且希望建立这样一种逻辑关系,即因为企业受控制,所以它们是履行政府职权的"公共机构",应承担相应世贸组织协定比如补贴协定下的义务。可惜,这种逻辑被世贸组织上诉机构驳回了。上诉机构在DS379案的裁决中明确指出,"不能仅仅因为一个实体的所有权性质或者是否受政府控制来认定该实体是公共机构。"我知道美国同事一直对输掉这个官司耿耿于怀,但上诉机构的裁决不容挑战。
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文件第一部分第1.14段,美国批评中国将"社会信用体系"作为"监控在华企业的新工具。"而实际上中国探索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是为了营造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中国的做法借鉴了德国、法国等60多个国家建立公共征信系统的经验。难道仅仅因为这个系统和美国的信用系统有所区别就成了控制企业的工具?
第二,评价政策性质和影响的标准缺乏一致性
发达国家是产业政策和补贴的发明者和主要使用者。正是18世纪末美国汉密尔顿的《制造业报告》开启了制定产业政策的先河。今天美国的《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AMP)《信息高速公路计划》(NII)等不就是美国的产业政策吗?根据美国补贴监控组织"好工作优先"统计,2000-2015年这15年间,美国联邦政府以拨款或者税收抵免形式至少向企业补贴了680亿美元。像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制订了一些战略、规划和产业政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在美国这份文件里,中国的规划和产业政策成了无所不能的神器,这显然是夸大其词。如果真是那样,各国就只要竞相制定产业政策文件就好了,根本不用花气力提高生产能力。我做过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参与过一些规划的制订。不久前一位过去的同事来看我,他既有些疑惑又有些惊喜地对我说,"以前常为自己参与的规划实际影响有限感到沮丧,现在有人说这些规划改变了中国、震动了世界,真没想到自己有那么的厉害。"我对他说,"醒醒吧,人家拿你说事呢。"
第三,论据和论点之间没有逻辑关系。
中国农业农村部的屈冬玉副部长是我的朋友,他本人是一位农业科学家。不久前他来日内瓦开会,我问他科学家说话和一般人有什么区别,他说可能会更具有描述性,因为科学家不会轻易地下结论。我们不能按照科学家的标准要求所有人,但做出一项判断时总不能过于草率。
美方文件第二部分第2.9段的论点是中国的计划经济越来越多,使用的证据是有多达几千家的机构参与了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在我看来,这个论据只能说明中国产业政策是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制定的,是公开透明的。
文件第四部分"中国从其经济模式中受益"有几处使用了正确的事实,比如"中国抓住了加入世贸组织的机会快速发展了自己的经济",还有,中国制造业成本低廉的原因是"规模效应和更先进的供应链"。但从这些事实,一下跳到了质疑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并指责中国"拒绝为全球贸易自由化做贡献"的结论,中间没有任何因果分析,也让人根本看不出美国似乎想说明的中国是如何"利用发展中国家身份"获益的。所有的国家加入世贸组织都是为了发展自己的经济,这也是《世贸组织协定》序言中确定的宗旨。中国之所以能够为全球发展做出贡献,恰恰因为一方面致力于自身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致力于与其他国家分享发展机遇。
第四,论据的选择和使用缺乏严谨的态度。
我不仅读了美方文件的正文部分,也看了它的88个脚注,有些脚注里的内容现在还没找到。我的同事说也许因为我是巨蟹座的,所以特别关注细节。但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魔鬼在细节里。一份文件如果脚注有问题,论据就靠不住,论点就值得怀疑。请让我分享几个发现:
文件第一部分第1.3段称中国限制市场力量发挥作用,
其依据是脚注2的中国《物权法》,而《物权法》明明规定"支持、鼓励、引导"非公有制发展。为什么在美国同事的眼里,"支持、鼓励、引导"却等同于打压、限制和干扰呢?
文件第三部分"非互惠和封闭的市场"这一节和其他部分有个不同之处,三段文字竟然没有一个脚注。我想可能是不太好找吧,与此结论相反的脚注却很容易找,我忍不住想帮忙提供几个:201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4%。中国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刚刚向总理事会提交的《中国与世贸组织白皮书》(WT/GC/W/749)中随处可见。还有,谢伊大使担任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副主席时联合签署的委员会2013年度报告指出,"中国航空航天、汽车工业和农产品等行业的需求增长支撑了美国出口"。如果中国是一个非互惠和封闭的市场,美国产品是怎进去的呢?
对文件3.5段产能过剩这部分,我也愿意贡献一个脚注。圣加伦大学教授伊文尼特(Simon Evenett53日发表了一篇文章《不要对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恼羞成怒》,里面提到中国对G20成员出口产品的86%都不是来自所谓的产能过剩行业。他所参与的全球贸易预警(Global Trade Alert)项目对16家中国和31家其他国家的上市钢铁公司财务报告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公司获得的补贴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只有不到0.4%,而很多其他国家公司获得的补贴比这高得多。
主席先生,我想我应该结束对美方文件的评论了。对美方提交的另一份文件《2017年中国履行世贸组织承诺报告》,我想我已经没有必要再去评论了。对于我刚刚评论的这份文件,我为参加起草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同事感到难过,我对他们很尊重,我指出其中存在的部分问题是为了澄清事实,改进批评的质量。我当然知道这和他们的专业水平和努力程度没有关系。谁都明白,先入为主,写出来的东西必然有失水准。
中国古代有个三人成虎的故事,不存在的事实说的次数多了就有人相信,扣帽子的人也许正希望产生这种效果吧。但我认为很可能会事与愿违,由中国《战国策》里的摇唇鼓舌者变成《伊索寓言》里喊"狼来了"的放羊娃。因为事实和真相终归无法掩盖和改变。我对媒体说过,有人批评中国是重商主义者,可是你见过主动降低关税的重商主义者吗?你见过组织进口博览会鼓励进口的重商主义者吗?
大家都清楚,在目前世贸组织面临的空前挑战中,哪个国家的贸易政策才是真正具有破坏性的。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限制铝和钢铁贸易的"232条款"措施和以国内法为依据单方面提高关税的"301条款"措施,如果拿刚刚结束的世界杯足球赛做比喻,这些措施显然都属严重犯规,应受红牌处罚,而此时美国还在阻挠上诉机构成员作为裁判上场执法。
前面提到,我并不太在乎批评者的态度,即使是不负责任的指责和攻击,也可以一笑置之。过去挨打,使上几辈中国人发奋图强;现在挨骂,让这一代中国人头脑清醒。而对于世贸组织来说,要找到解决成员分歧的方式必须通过平等协商,就问题的根源、性质、影响及与世贸组织规则的关系达成一致,施压、抹黑、妖魔化都无济于事。
我们从未否认过中国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中国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对有益的批评和建议我们求之不得,如饥似渴。在对华贸易政策审议中,很多成员向中国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在座的同事都听了瑞士大使尚博文(Didier Chambovey)先生作为引导人的评论,我认为他的评论是建立在深入考察、客观分析基础之上的真知灼见。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世贸组织成员具有多样性,有着各自不同的经济模式,有着各自不同的管理贸易投资的框架。但在这种多样性当中,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即大家都相信市场的力量,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他指出的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和处理好市场与政府作用关系方面中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正是我们今后改革的重点。对于这种中肯的意见,我们会心悦诚服地接受。对于这种以严谨的态度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我们愿意把他们当作我们的先生,随时向他们请教。
谢谢主席先生。

(摩洛哥、日本、巴基斯坦、俄罗斯、欧盟、古巴、中国台北、委内瑞拉、澳大利亚、巴西、墨西哥先后举牌发言)

谢伊大使发言:
我认真听了向晨大使的发言,我向你保证,我们的批评是出于诚意的。张大使,你不必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撰写我们所提交两份文件的工作人员感到难过。事实是,我们对中国经济体制与世贸组织原则在根本上不相符表示严重关切。如果中国继续走这条路,将使世贸组织越来越失去相关性。
这是因为从中国的经济模式孕育出的政策严重损害了其贸易伙伴,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之大,让人无法忽视这样的损害。我也要感谢今天那些愿意参与中美这一重要对话的成员。我认为对话是文明且有价值的,世贸组织需要进行这种对话。
在总结之前,我想表达最后一个观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市场经济。有一个看待中国经济体制的有用方法:的确,中国政府允许市场发挥作用,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一旦市场作用的结果与中国产业政策所设想的结果发生冲突,中国政府就开始干预市场,以确保中国产业政策设想的结果得以实现。我们向今天的会议提交了文件,正如文件中详细阐述的,这种体制是高度扭曲市场的。最后我要感谢同事们,感谢你们倾听我们的关注。

张向晨大使发言:
听了其他成员的发言和谢伊大使的第二轮发言,我觉得有必要对我刚才讲的做一个小结。评论其他成员的经济贸易政策及其与世贸组织的关系,我认为批评者应具有自省精神和边界意识。
孔子说过"不迁怒"。不能因为自己的问题冲别人发火。任何所谓的结构性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国内问题。例如,不解决美国储蓄率低的问题,贸易逆差是不可能根本解决的。在批评别人的时候不要忘记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像发达国家一样,发展中国家保护知识产权水平的提高需要一个过程,发展中国家也需要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帮助实现工业化,像巴基斯坦的沙淘奇(Tauqir Shah)大使说的不能做过河拆桥、上房抽梯的事。
老子说过"知止不殆"。世贸组织的职责和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应当聚焦那些成员普遍关注并且能够取得进展的领域,而不要做那些世贸组织管不着、管不了和我们自己力所不逮的事情。
我们当然应该考虑世贸组织的未来,研究如何使多边贸易体制适应全球化的变化,在此方面中国愿意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世贸组织的当务之急,是制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蔓延,让争端解决机制恢复正常运转,让贸易战尽快停下来,而不是转移视线和寻找替罪羊。
谢谢主席先生。

_ 国际贸易法评论


附:
英文实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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