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歷史．專題｜「六七暴動」變「反英抗暴」——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五 （程翔）

作者：程翔
追光者  2026-7-28

劉蜀永在改寫香港歷史的過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把「六七暴動」改為「反英抗暴」，迎合了香港左派多年來「平反」的要求。連日來傳媒對新展覽的評論，很多都突出此點，因為它恰恰是切中香港史上一個重要的話題，也是中共對香港政策的一個痛點。

2026年2月24日《香港志》網站上載一篇文章解釋他們是如何處理有爭議的政治議題。文章說：「志書出版後，專欄作家屈穎妍女士提出：『六七暴動』，參與者及愛國人士稱之為『反英抗暴』事件，歷史一直未有定案。『六七暴動』四個字，是否能概括為事實的全部？對歷史的倖存者是否公允？《香港志》作為一部香港重要的編年史，應當作出不偏不倚的客觀記述，建議將『六七暴動』更正為『六七事件』」。對於屈穎妍的建議，志書編輯部的答覆是：「在編修《總述 大事記》的過程中編輯團隊已經查證，《〈大公報〉百年史》一書中記載了周恩來總理1967年底的總結：一、『香港群眾反對英國人的暴力鎮壓……錯誤是在於領導人把事件擴大為一場動亂』；二、香港左派領導人的錯誤『是受極左思潮所利用』；三、這次的錯誤『香港有責任，北京有責任，主要責任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出版、李後著《百年屈辱史的終結》一書亦有類似的觀點。志書定稿前，編審委員會還曾召開特別會議，五位召集人及《大事記》主編一致接受書稿有關「六七暴動」的記述。因此，《總述 大事記》中採用主流社會慣用的『六七暴動』，亦在書中寫明『左派則稱其為”反英抗暴”』，客觀表達不同社會團體的觀點 [1] 」。筆者認為，這個處理方法還算比較客觀，可以接受。

但是，到了「香港歷史博物館」重新開門，人們卻看到只有用左派的語言「反英抗暴」，而主流社會慣用的「六七暴動」不見了！為甚麼短短幾個月之內，劉蜀永本來強調兩者並用的表述方式卻變成只採納左派的表述方式呢？難道歷史事件的定性，可以任由當權者隨心所欲地更改嗎？劉教授有必要解釋自己曾經持有的比較客觀的觀點為何一夜之間就被自我否定？筆者覺得這件事很值得探討。

首先，屈穎妍所說的「六七暴動」事件「歷史一直未有定案」，是真的嗎？屈小姐作為左派名噪一時的政治打手，應該好好研究一下歷史，因為中共中央從一開始就對「六七暴動」持反對態度，只是因為它是自己手下惹出來的禍，中央不能不啞忍而已。從1967年底開始，中央級別的文章就不斷否定「六七暴動」，只因屈小姐無知、或知而不願承認，才會作出「歷史一直未有定案」的謬論。為徹底推翻這些無知的論述，筆者將不厭其煩地從頭說一遍。

1/ 1967年5月27日（即暴動才開始不久），周恩來總理在聽取彙報後說了一句很重的話：「迫中央上馬」、「搞不好會搞出一個提前收回香港」（見吳荻舟《67筆記》5月27日條）。即是說，周恩來擔心香港左派搞暴動是要迫北京出手提早收回香港。

2/ 1967年12月底，周恩來下令結束暴動，並把香港左派的頭頭們集中在北京長達兩個多月，目的是要他們離開香港，讓他們的頭腦冷靜下來。冷靜期結束後，周恩來對他們發表了《大公報百年史》裏所記載的周恩來的講話（見上文），充分說明周恩來對暴動持否定態度。對於周恩來這次講話，外交部官員馬繼森在記錄此事時還說：「之所以把你們扣在這裏兩個月」，用到「扣」這個字眼，說明周恩來是用「軟禁」左派頭頭的方式迫使他們「思想轉彎」，停止暴動。

3/ 1972年11月，周恩來在會見來訪的英國外交大臣時再次表明不贊成香港左派的做法。

4/ 1978年3月國務院建立新的「港澳辦公室」時，召開港澳工作會議，再一次強調暴動是「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後果極其嚴重」。

5/ 1981年6月中共中央11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香港67暴動作為大陸「文革」外溢的結果，也理所當然地要被否定。

6/ 1997年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李後發表《百年屈辱史的終結》（香港版稱為《回歸的歷程》），再一次系統地否定了香港左派發動的「六七暴動」。所以，單是中共官方出版的書刊，就最少有6次明確否定「六七暴動」（見附表）。這些資料有力地駁斥屈穎妍的讕言。除了屈穎妍的無知外，工聯會立法局議員郭偉強也以自己的無知展示他的無恥。他說：「五十幾年前的事，你和我都未出世，你卻只聽片面之詞，爭住做反對派隻卒？對於各位的能力只限於背誦經過別人篩選過的內容，我只感惋惜…我只奇怪只是聽單聲道，已令你哋着了魔一樣，不是正正做了政治替身嗎？」身為中共強悍的打手，郭偉強竟然以自己未出世為由拒絕接受歷史事實，則左派團隊水準之低也就暴露無遺了。

附表：中共歷次否定「六七暴動」的主要內容

時間及場合	內容	資料來源
第一次 1967年5月	「迫中央上馬」、「搞不好會搞出一個提前收回香港」	（見吳荻舟《67筆記》5月27日條）
第二次 1967年12月	周恩來總理1967年底的總結：一、「香港群眾反對英國人的暴力鎮壓……錯誤是在於領導人把事件擴大為一場動亂」；二、香港左派領導人的錯誤「是受極左思潮所利用」；三、這次的錯誤「香港有責任，北京有責任，主要責任在北京」。	《〈大公報〉百年史》433-434頁
	周恩來召見港共領導說：「之所以把你們扣在這裏兩個月，就是要你們把頭腦冷靜下來……在香港，不要搞真假炸彈，這對人民有害，對港英無用；不要上街遊行；不要罷工。」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67-68頁，拙作《六七暴動始末》引用見162頁
第三次 11月	1972年11 月，周恩來會見來訪的英國外交大臣霍姆時說：「我國政府對極左分子在1967年的活動和他們在香港採取的政策是不贊成的」。	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367頁；《始末》引用見163頁
第四次 1978年12月	港澳工作會議，指出： 「1967年香港發生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做法是與中央的方針不符合的」。「『反英抗暴鬥爭』中，實行『反英第一』、『收回香港第二』，在香港搞『同盟罷工』、武鬥，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後果極其嚴重。」	見《關於港澳工作會議預備會議情況的報告》，《始末》頁19-20
第五次 1981年6月	中共十一屆六中會議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全面否定文革，67暴動作為文革的延伸，按上述邏輯也應該受到全面否定。	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第六次 1997年	港澳辦副主任李後代表中央作出總結： 「發生於1967年的『反英抗暴鬥爭』是建國以來對中央正確方針和政策的第三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衝擊和干擾…中方在香港的工作受到極左思潮的嚴重影響。在鬥爭中，不是引導群衆適可而止，做到『有理、有利、有節』，而是毫無節制地一味鬥下去，致使事態迅速擴大…香港的工人和各界愛國群衆雖然在港英軍警面前表現得很英勇，但作為指導這場鬥爭的思想和路線卻是錯誤的，造成的損失也是嚴重的。」又說： 「1967年在香港發生的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做法，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是與中央的方針不符合的，後果也是極其嚴重的」	見李後《回歸的歷程》頁64 《始末》頁18

其次，劉蜀永在新展覽中，放棄自己曾經堅持的「六七暴動」而改用「反英抗暴」，是否意味着中共還會進一步為這場運動「平反」呢？

自從1997以來，中共香港地下黨已經逐步在為「六七暴動」的平反鋪路。2002年（回歸後不久），政府已經把特區最高勳章「大紫荊」頒佈給「六七暴動」的標誌性人物楊光（當年「鬥委會」主任）。這在當年已經引起香港社會的不安。這是官方第一次作出為「六七暴動」平反的嘗試。

2020年由官方支持的《香港志》發表，完全儘量淡化「六七暴動」在香港歷史上的重要性了。這場被視為香港歷史「分水嶺」的社會動亂，在《香港志》的綜述部分僅僅佔用507字，而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引發的暴動，其規模及歷史意義遠不及「六七暴動」的，反而用了546字。這種完全違反合理比例的處理手法，目的在於避免觸及中共地下黨在香港犯下的自1949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極左錯誤（見上引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李後的話），也在於回避這次動亂引發的香港第一波移民潮以及從此產生的香港本土意識，這都不是治史者應該有的態度。這又是一次有官方背景的試圖為「六七暴動」平反的嘗試。

2026年經翻新後的「香港歷史博物館」就索性直接採用左派的詞彙「反英抗暴」。官方從2002年頒大紫荊勳章給楊光開始，到2026年確認這場運動的性質是「反英抗暴」，特區政府基本上完成了為左派平反的工作。

除了官方不聲不響地部署為「六七暴動」平反外，左派的民間組織也在積極推動平反的工作。篇幅關係對於民間的工作暫時放下不表。

今年是中共文化大革命60周年，明年則是「文革」外溢到香港造成「67暴動」60周年。港共的政府和群眾團體還有些甚麼平反活動？從而徹底改變我們對香港歷史的認知？這是值得大家關注的問題。

 

程翔
資深傳媒人

 

[1] 見《香港志》網頁：政治爭議事件如何表述？

劉蜀永修史為「爱党」——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四 （程翔）

作者：程翔
追光者 【消失的歷史．專題】 2026-7-25

在「篡改歷史鐵三角」中，劉蜀永扮演的角色，就是將中共的史觀移植到香港，使香港歷史為中共政權服務。在未舉具例前，我們不妨先看看他的夫子自道。

劉蜀永教授自2005年9月至今擔任香港嶺南大學榮譽教授、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香港地方志中心副總編輯、《新編中國通史》香港分冊主編等職。他自稱：「我到嶺南大學工作，主要任務之一便是推動香港的地方志編修 [1]」，顯然，他來香港是帶有任務而來的。任務是甚麼？就是通過編輯《香港志》來改寫香港歷史。

去年年中，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歷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表了劉蜀永一篇文章：「將深港一脈相承的歷史寫進志書刻入人心」，提到他的這個任務。他說：「我們希望通過地方志讓香港市民了解香港是怎麼來的，香港與國家的關係是怎麼樣的，從而增進港人對國家的認同感」。他又說：「《香港志》是香港的《香港志》，更是國家的《香港志》。這不僅是對香港歷史的記錄與傳承，更要在時代變遷中，為香港與祖國內地的緊密聯繫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他強調：「『以史為鏡、以史明志，知史愛黨、知史愛國』，要讓香港市民真正了解國家歷史，認識香港與祖國的關係，我始終認為，最切實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從香港本地的歷史研究入手。我們需要用香港人自己的視角，講述這座城市與祖國深刻的歷史連結」。（按：黑體是筆者所加）。劉教授這篇自白就非常清晰地表明他在改寫香港歷史的目的就是為中共政權服務，使香港人因「知史」而「愛黨愛國」。

這裏他講得很清楚，他修史的目的是為了「愛黨」、「愛國」。

「愛國」是一種油然而生的、發自內心的感情，無須外力去強加。試問大陸出現大饑荒時，那個香港家庭不是竭盡所能去幫助內地親朋親友，或收留逃荒來港的災民。大陸有天災時，香港人的無償捐獻更是冠甲全球，這些都是感情與關愛的自發而無須外力動員的。「愛黨」就未必，正因為大多數香港人都熟悉共產主義災難帶給中國的傷害，所以無法產生對中共的好感，這才需要人為地強迫人民要「愛黨」。在編輯《香港志》的過程中，劉蜀永不敢如實記載共產主義災難如何影響香港的歷史發展，例如1949年以來中共對香港的香港政策犯下的三次嚴重的錯誤 [2]，又例如中共在建政初期的「公有化」及「沒收私產」等倒行逆施促使大批內地資本家攜帶資金逃港成為香港工業化的「原始積累」，這些真正屬於香港歷史一部分的鐵一般的事實都不敢面對，卻妄言香港人要認識自己的歷史而產生「愛黨」的感情，這不是本末倒置嗎？

中共在香港的外圍網媒《堅料網》曾經這樣稱許他 [3]：「劉蜀永研究香港歷史近40年，他曾指出，在中國社科院時期，主要是從國家的視角做香港史研究，到香港後，則嘗試把國家視角和香港視角有機地整合在一起，更全面地研究香港史」。

那麼他又是如何「用香港人自己的視角，講述這座城市與祖國深刻的歷史連結」？他心目中的香港人的視角，就是香港人否定英國對香港的貢獻。真的嗎？這大概只是所謂「新香港人」的視角，劉蜀永教授就是「新香港人」吧？！

他這位「新香港人」在上述同一篇文章中說：「香港的發展有其獨特的歷史軌跡。數十年來，作為國家對外交流的重要視窗，香港在國際貿易、金融服務等領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與此同時，國家在政策、資源上給予香港諸多傾斜與支持，從東江水供港工程到『三趟快車』等，無不體現國家對香港的深切關懷與長遠佈局。可以說，正是內外因素交織互動，香港與內地優勢互補，才造就了香港的輝煌」。此外，他在《割佔九龍》一書的出版說明中說：「香港今天取得的經濟成就世人有目共睹，不容爭辯；同樣，它取得的成就並非殖民制度使然，而是天時、地利、人和各種因素的配合，亦毋庸置疑。」

這種視角無助於解釋為何在歷史上與香港在同一起跑線上的中國大陸其他城市（例如同在1841年被英國強行開放的其他四個條約港）會跑輸香港，更無法解釋為甚麼中共今天不斷想在內地「製造幾個香港」（鄧小平原話）的願望至今仍然無法實現？可見得，淡化甚至否定英國對香港的貢獻，本身就無法解釋香港的歷史。劉蜀永透過改寫歷史敘事，迫使香港人也接受這種歪曲歷史的「偽史觀」，而這個「偽史觀」就是從「割讓」與「割佔」之辯開始的。

一，否認「割讓」掩耳盜鈴

早在1995年香港回歸前夕，中共的三聯出版社就出版《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評》，輯錄了余繩武、劉存寬、劉蜀永等三位社科院歷史所教授們寫的三本書：《割佔香港島》、《割佔九龍》、《租借新界》，最早提出以「割佔」代替「割讓」這個詞。當時國務院港澳辦高度評價這個系列，讚揚它「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為香港回歸祖國所做出的重要社會貢獻」[4]。一字之改，否定整個英國統治香港的合法性。

在國際法與政治話語中，「割讓」與「割佔」代表了完全不同的法律性質與主權邏輯。

割讓（Cession）是指國家透過條約（Treaty），將領土主權轉移給另一個國家。這種方式在傳統國際法中被視為領土取得的合法手段（如買賣、交換或戰敗後的條約轉讓）。它承認了主權的正式移交。如果承認香港是被「割讓」的，在法律邏輯上等同於承認英國曾合法擁有香港的主權。割佔（Forcible Occupation / Seizure）則是強調透過武力（Force）進行非法佔領。根據現代國際法（特別是《聯合國憲章》後），侵略戰爭不能產生合法的主權移交（即「非法行為不產生權利」原則）。它否認主權的移交。

社科院三位教授使用「割佔」，意味着中國政府認為：一，香港主權從未轉移給英國、二，不平等條約自始無效（Void ab initio）、三，英國在香港僅是「殖民管治」（治權），而非擁有主權。他們的結論是：使用「割讓」會掉進英國「三個條約有效論」的法理陷阱。這些觀點解釋了為甚麼1997年中共官方術語是「恢復行使主權」，而非「收回主權」。如果過去是割讓：意味着主權曾斷絕，1997年是主權重新移交。如果過去是割佔：則意味着主權一直屬於中國，1997年只是結束外國佔領，恢復行使原本就有的權力。劉蜀永等三位教授這些論述，是歷史研究為當下政治需要服務的「典範」，對中共收回香港主權卻實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莫怪乎港澳辦會作出高度的評價。

根據香港網媒《大城志》的統計，重新開放的香港歷史博物館共用了29次「割佔」、「強佔」等帶有「佔」字的詞語，非要把「割讓」這個寫進中（清朝）英雙方都簽署的《南京條約》的字眼從公眾的視野中消失，其刻意改寫歷史的意圖彰明甚。問題是：假如英國不擁有香港的主權，它從何而來全面管治香港的權力？

劉蜀永的《割佔九龍》一書提供了一個有趣的線索，說明「割讓」與「割佔」的分別。他引用了1844年7月27日香港輔政司卜魯斯發出「政府通告」：「獲悉有人未經許可在九龍半島建造永久性房舍，總督及行政局特告誡他們，這種舉動是沒有條約根據的；萬一中國政府動手驅逐他們，他們不能指望得到女王陛下政府的支持和說明」（英國殖民地部檔案 CO 129/7 第101頁，引自劉蜀永《割佔九龍》第43頁）。這條線索說明，英國只能夠根據條約合法地擁有主權才能實行有效管治。所以中共強調從來沒有失去香港主權，只是掩耳盜鈴的主張而已。

同書又引述1845年3月17日德庇時（香港總督）致斯坦利（英國殖民地大臣）函（就上述英美人在九龍建屋事）說：「就發現英美臣民在維多利亞城對面的中國海岸建造房屋後我所採取的措施，我已通知閣下。我要滿意地說，他們已停止造屋，並讓所有人員搬回香港。（此舉）……侵略中國的領土違反條約……我致函耆英的信函已迫使他們回到香港……通過摒棄一種我預料除了帶來災禍不會帶來任何好處的制度，與中國政府之間出現意外和發生爭執的危險將得以避免」。 （英國殖民地部檔案 CO 129/11第214頁，引自劉蜀永《割佔九龍》第43-44頁）。這條線索說明，英國人在自己沒有主權的地方是非常謹慎行事包括不容許自己的國民非法霸佔中國的九龍土地。

這兩則電文正好說明，英國在香港和九龍能夠實現有效管治是因為香港和九龍的主權已經從中國移交給英國，這正正說明這兩塊地方都是「割讓」的。中共強稱香港主權從沒有流失，這是為了政治目的不惜歪曲歷史，實屬掩耳盜鈴，為識者所譏。

程翔
資深傳媒人

[1] 見劉蜀永：「將深港一脈相承的歷史寫進志書刻入人心」 http://jds.cass.cn/newzxdt/202505/t20250516_5874384.shtml
發布時間：2025-05-15 （原始來源：《深圳晚報》總第98期）

[2] 詳見國務院副主任李後：《百年屈辱史的終結》，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出版，分別是1952，1958 及1967

[3] 見《堅料網》：「40年研究香港史　推動國家視角和香港視角結合」 

[4] 同注1

篡改歷史首惡劉智鵬——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三 （程翔）

作者：程翔
追光者 【消失的歷史．專題】2026-7-24

自從《國安法》頒佈以來，香港進入「意識形態大陸化」時期，而改寫香港歷史就是這個大陸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香港竟然有一批頂着「學者」、「專家」頭銜的人欣然地充當中共的馬前卒去篡改香港的歷史。

早前「香港歷史博物館」經過5年「換妝」後向公眾展示的新面貌，一如預期改變了香港歷史的敘事。該館顧問團隊（即認可這次篡改內容的人）有：丁新豹、朱治夫、呂大樂、吳志華、冼玉儀、周佳榮、陳蒨、麥勁生、劉智鵬、劉蜀永、蕭國健等（以各人的姓氏筆劃為序）。

在這袞袞諸公中，劉智鵬、劉蜀永、丁新豹（以下簡稱「二劉一丁」）堪稱是「篡改歷史鐵三角」，在這場改寫歷史的工程中，「二劉一丁」形成了完美的鐵三角：

• 劉智鵬：他是首惡，負責在政治上打衝鋒，貫徹北京的意圖。
• 劉蜀永：他是幫兇，負責把中共意識形態直接化為香港歷史。
• 丁新豹：他是幫閒，負責為篡改後的「偽史」提供學術背書。

三人中，劉智鵬是政治化程度最高的一位。他是現任香港立法會議員（選舉委員會界別）、全國政協委員，並擔任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香港地方誌中心總編輯。他是香港歷史教育的「總教頭」：他直接主導了香港中學《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課程，是「香港不是殖民地」這一論述的最強力推動者之一。他不僅在學術界（嶺大）有位置，在立法會和政協也有話語權，是港府落實「去殖民化」教育的核心智囊。他深得中共垂青，例如，港澳辦下屬的「全國港澳研究會」於今年1月換屆，對第五屆理事會進行了大幅精簡，香港理事從28人銳減至9人，劉智鵬仍然能夠繼續連任。

他是典型的「政棍學棍混合體」：通過政治頭銜將官方史觀直接轉化為法律和教學綱領。內地的歷史學家易中天教授曾經著書談及中國文化人的種種醜惡嘴臉，他從孔子時代追溯文人的源頭，探求文化人的品格和品類的分野，在對士人、學人、詩人、文人等類型的區分中，考量其風骨、氣節、擔當、性情、學養和理想，排列出文化人的精神光譜，指出很多「知識份子」在歷史和當下社會中扮演的幫忙、幫閒、幫腔、幫凶等四種角色 [1]。劉智鵬就是一個典型的「四幫份子」。何以故？

 

一曰「幫忙」

易中天定義的「幫忙」是「為皇權或當局服務」。劉教授改變「通識教育」為「公民與社會發展」（劉智鵬不否認這實際上就是中共力圖推動的「國民教育」）這就是典型的「為皇權或當局服務」。

「被改革」後只剩下三大單元：「『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及「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總課時由以前約250小時大幅縮減到150小時，約有三分之二的內容為「中國國情」。其中「『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主題包括教授《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及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等。「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顧名思義不會碰觸讓中共難堪的文革等惡跡，即使只談改革開放後，也避開「法治」及「社會治理」等重點（這都是中共的弱點），劉智鵬以課時不足為理由（筆者按：因為上述大幅度縮減課時）不談政治。

劉智鵬強調，他不否認「改革」後的課程可被視為「國民教育」，並振振有詞地說美國都有國民教育。他改革的目的，是使學生「首要明晰究竟自己是甚麼人、國籍是甚麼、我的國民身份的意義何在等，然後去瞭解香港、內地以及世界的社會發展情況」。他說：「從回歸的那一天，香港已經不再是英國管治下的香港，實實在在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單位，但『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市民和國家的關係、市民的國民認同卻一直沒能明晰」。可見得他是努力在「幫中共的忙」來對香港青年學生進行「洗腦式」的「愛國主義教育」。他甚至提出要請國安處向教師提供教材說明如何維護國家安全。

 

二曰「幫閒」

易中天說「吟風弄月」是「幫閒」，筆者引申為「為當權者諱、為當權者隱惡揚善」也是幫閒。劉智鵬作為三名主要編輯之一的《香港志》面世後，人們充分認識他在重大歷史問題上的「為當權者諱」、「為當權者『隱惡揚善』」的用心。筆者已撰文指出《香港志》偏頗失實以及為當權者諱的特點，這裏不贅。即使中共自己承認的，「建國」以來曾經在香港問題上犯了三次嚴重的「左傾」錯誤，《香港志》都不敢登載這一事實，則可見其「幫閒」角色。

《香港志》固然不敢記載中央政府在香港問題上犯錯誤的歷史事實，就連本地左派在「六七暴動」期間的錯誤，也願意配合去洗白。2018年他接受一個專門遊說北京及特區政府為「六七暴動」平反的組織的20萬元捐款，要在嶺南大學建立一個所謂「六七暴動資料庫」，由劉智鵬主理的「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承辦，其資料不言而喻都是強調香港左派的觀點。於是我們發現，翻新後的香港歷史博物館也就把「六七暴動」改為左派的用語「反英抗暴」了。

 

三曰「幫腔」

易中天說，歌功頌德是「幫腔」，誠然，但幫統治者罵人也是「幫腔」。

2020年5月14日，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歷史科的考試中，其中一題要求考生回答及解釋是否同意「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惹來爭議。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發聲明，認為試題的資料極為片面和「嚴重傷害了在日本侵華戰爭中受到莫大苦難的國民的感情和尊嚴」。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則發聲明，強調一如其他科目考試，歷史科設有「審題委員會」，委員的背景有大學教授、具豐富教學經驗的中學教師及/或校長、課程及學科專家等，依據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與《評核大綱》擬定試題及評卷指引。當時已經考慮不排除評卷員的家人可能曾經受日軍不人道對待，因而有機會令評卷員受情緒影響。經詳細討論之後才正式定稿。換言之，試題已經在考慮到各方對此試題存在爭議的情況下定稿的，因而是一個集體決定而不是個別人肆意妄為或者獨斷獨行的。但是在左派輿論壓力下，考評局被迫撤回試題，而且有兩人因此辭職。在這件事上，作為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歷史委員會主席的劉智鵬，雖然本人未必需要對該試題負直接的責任，但在整個事件中，他顯然未能維護考評局的專業性及獨立性，而是屈服於民族主義的壓力，從而「幫腔」譴責該試題。他在5月18日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認為試題是「非常不道德」及「令人震驚」，贊成取消爭議試題，他認為「題目提供的兩則資料立場均偏向正面，『利多於弊』屬引導式提問，而且題目牽涉年份太廣，認為題目設題不理想」。

 

四曰「幫兇」

易中天說：「為文字獄提供『證據』，深文周納，羅織罪名，上綱上線，則是幫兇」。他最為人不齒的地方，是在「國安第一案」中以控方「專家證人」身份論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八個字是意圖具有「分裂國家」的意義。哈！一個歷史學者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法證專家」。控方透露劉的報告指，被告掛有「光時」旗幟電單車，猶如古時戰士插上戰旗，騎馬上戰場。羅織罪名，莫此為甚。從此凡是展示此口號有關的標語、物體、歌曲（如《願榮光歸香港》）都可以被入罪。大律師黃賢先生就他的所謂「專家證詞」連續發表三篇評論：〈「光時」報告之歷史迷失〉、〈「光時」報告之當代迷路〉、〈「光時」報告之政治迷惑〉[2]，將其所謂「專家」的錯誤鞭撻無遺漏。

黃賢說：對於專家證詞，《高等法院規則》有嚴格法定要求。專家證人對法院負有淩駕性的責任，必須公正無私及獨立，不能僅是一己之見，更不是某一方的訟辯人。該專家還必須簽署「屬實申述」確認該文件中所述事實屬實。之後，黃賢詳細地分析劉智鵬的所謂「專家報告」既失實又偏頗（詳情這裏不贅）。黃賢的這三篇評論獲獲亞洲出版業協會卓越評論獎，足見其反駁的份量有多重。

由一個無恥的「四幫份子」來主導香港歷史博物館的「翻新」，則其所呈現的香港歷史，將不可避免地變成地地道道的洗腦教材。

 

程翔

資深傳媒人

 

[1] 見易中天《斯文︰幫忙、幫閒、幫腔、幫凶及其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2] 均見其在《灼見名家》的專欄。這三篇評論獲亞洲出版業協會卓越評論獎

蔡慎坤：香港如今最荒谬、最危险的“强盗逻辑”

David Tsai/蔡慎坤  X
@cskun1989 ·Jul 18

7月17日，恶狠狠的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香港独立书店人员被捕事件时强硬表示，书商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籍不会危害国家安全。当被问及香港政府是否会公布“禁书名单”时，邓炳强再次拒绝，称公布名单“不利于有效执法”。他还把卖书类比为出售食品，称商家必须保证食品不会令人腹痛，也不能是“毒物”。

这正是香港如今最荒谬、最危险的“强盗逻辑”：咬牙切齿的保安局长不告诉什么书能卖不能卖，却要求书商自己判断；一旦判断与港共判断不同，书商和店员就面临被拘捕甚至面临刑事检控的风险。规则由港共秘密掌握，风险全部转嫁给普通市民，这不是法治，而是以不确定性制造恐惧。

把书籍比作“有毒食品”，更暴露了港共对思想和言论的真实态度。食品是否有毒，可以通过成分、医学和科学标准进行客观检验；一本书是否“危害国家安全”，取决于港共对文字、观点和政治立场的解释。两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如果一本书真的违法，港共就应该明确指出是哪一段文字、违反哪一条法律、造成了什么具体而现实的危害，并接受独立司法和社会公众的检验，而不是以一句笼统的“危害国家安全”代替证据。

拒绝公布明确标准，却强调要“有效执法”，真正的效果就是让所有书商、出版人、作者和读者都陷入自我审查：不知道哪一本书会触线，最安全的选择便是什么都不出版、什么都不出售、什么都不讨论。

这就是所谓“寒蝉效应”。当法律边界被刻意保持模糊，执法就不再只是惩罚已经发生的行为，而是迫使整个社会提前沉默。

法治的基本原则，应当是法律明确、行为后果可以预见、政府权力受到约束。现在的做法却恰恰相反：港共保留无限解释权，市民承担无限风险。

今天可以说某一本书是“毒物”，明天也可以说一篇文章、一场讲座、一部电影，甚至一句批评港共的话都是“毒物”。当思想被视为毒药，书店被视为危险场所，香港失去的就不仅是几家独立书店，而是一个社会自由阅读、独立思考和公开辩论的空间。

真正危害香港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不敢让人民自由阅读、不敢让不同观点公开讨论的铁腕统治！香港已死，而罪魁祸首就是港共指派的这些打手和帮凶！

吴祚来：香港還有站著的人——致香港書店店員

作者脸书 2026-7-16

《香港還有站著的人》

——致香港書店店員

香港還有站著的人。

當警車停在書店門前， 當鐵門緩緩落下，

當一本本書被帶走，

還有人昂著頭，

   穿著那件白色襯衫——

「我是書店店員。」

沒有豪言，   沒有怒吼，

  只有一句平靜的自我介紹，

 卻重若千鈞。

因為他守護的，

不是一本書，    而是閱讀的自由；

不是一間書店，

而是一座城市最後的精神燈塔。

香港還有讀書的人。

他們讀真相的書，

讀良知的書，

讀自由的書，

  讀那些告訴人   

 如何成為一個真正的人。

書可以被查封，   

 書店可以被關閉，

但知識無法上鎖，

思想不能入獄。

香港還有大寫的人。 他們知道，

真正的尊嚴，

不是屈服之後的平安，

而是在黑暗裡，

 依然挺直脊梁。

只要還有人敢說：

「我是書店店員。」

香港的自由精神，

就沒有熄滅。

只要還有人願意翻開一本書，

尋找真相，

尋找正義，

尋找人的尊嚴，

香港的良心，

就依然活著。

我向香江致敬。

致敬那些仍然站立的人，

致敬那些仍然閱讀的人，

致敬每一位守護文字的人。

因為有你們，

香港不只是維多利亞港的燈火，

更是一座城市最後的良知。

願自由歸來，

願真相歸來，

願每一本書，

都能重新回到讀者手中。

（我与CHATGPT合作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