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灣和平論者龍應台在聯經出版的《思想》第54期中發表文章〈十日之行：人類最後的停頓〉[1]，透過歷史寓言與現代科技的對比，指出和平的關鍵在於給予人類理性的停頓空間，並主張透過道德理性與戰略嚇阻並重的雙軌手段來化解戰爭危機。她說，在台海及全球地緣政治籠罩在戰爭陰影的當下，人類必須死守住屬於理性、倫理與對話的最後停頓。她所指的「停頓」，是指在「決定開戰」與「正式執行」之間，留出讓人類理性、外交斡旋與倫理思考介入的緩衝時間。龍應台之所以強調需要「最後的停頓」，是因為現代科技（如AI自主武器、網路戰、高超音速飛彈）正在消滅這個讓人獲得緩衝化解矛盾的機會。
筆者擔心，她這種「和平觀」會產生麻痺作用，就如她過去的和平論一樣，把和平建築在中共的理性上。將和平寄託於對方的「理性」、「倫理」或「對話」，在現實中是極其危險的麻痺劑，因為：
第一，她誤判了楚王（中共）的「理性」定義
龍應台文中的邏輯是：墨子透過兵推，讓楚王意識到「代價太高，無法必勝」，於是楚王選擇了不著兵戈的理性放棄。但現實是：中共是一個極權體制的政權，其「理性計算」與自由民主社會完全不同。中共也是一個由意識形態驅使的政權，台灣問題常被提升到「歷史定位」、「政權合法性」與「民族復興」的至高層次。在這種情況下，即便代價極高、即便兵推顯示會傷亡慘重，決策者仍可能認為開戰是「理性的、必須付出的代價」。將和平建立在「對方會因為不化算而收手」的假設上，容易導致防線的心理麻痺。
第二，她看不到台灣現行的「防禦體系」會被「反戰言論」削弱
龍應台自己說：墨子勸阻楚王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宋國城牆上真的站滿了「三百名墨子的弟子」，他們能用墨子傳授的技術反制公輸般（按：即魯班）的發明，這正好說明積極防禦的重要性。所以她應該看到，在台灣的輿論環境中，過度強調「反戰」、「和平對話」或「不要挑釁」，往往在無形中解構了這「三百名弟子」的抵抗意志。當社會普遍瀰漫著「開戰就是兩敗俱傷、所以大家都不要打」的和平主義時，往往會導致兵役改革、國防預算、民防準備受到掣肘。沒有強大意志與實力支撐的「墨子」，只會變成跪求和平的宋國。
第三，模糊了「侵略者」與「被侵略者」的本質區別
龍應台文中的邏輯：墨子與楚王、公輸般是平等的智者對話，戰爭是一個可以被討論、被推演的技術和倫理問題。但現實是：兩岸問題的本質，是一方不承認另一方的主權地位與生活方式。龍應台過去常將戰爭的責任簡化為「執政者的挑釁」或「大國角力的棋子」，這種「各打五十大板」的論述，容易模糊了「侵略者」與「被侵略者」的本質區別，進而讓防守方產生「只要我們不挑釁，對方就會停下來」的麻痺幻想。
她所提倡的「停頓」，更是對「AI自動化殺人」的恐懼。在過去，楚王要攻宋，尚有「十日之行」的時間和空間可以去勸阻。但未來的AI戰爭，演算法可能在0.001秒內就判定敵方有威脅並自動發射飛彈，人類決策者甚至連「停頓」的機會都沒有，就已經進入核末日了。她所以強調，過去國際間很多危機，都是靠有片刻「停頓」的空間而得以化解。
今天龍應台提出「停頓」，可說是正中中共的下懷。歷史經驗說明，每當中共力有不及時，它會和對手談「停戰」、談「和平」、談「統戰」，用親情、友誼、同根生來麻痺對手；但當它力有所及時，它會徹底消滅對手。關於這個特點，筆者曾經引用中共的內部檔，把這套伎倆呈現出來[2]，這裡不贅。今天中共沒有武統台灣，恰恰反映它力有不及的實際處境，這個時候它需要的是一個積聚實力（直接軍事打擊及建立內應勢力）的時候，龍應台的「停頓」，正契合它這個時候的需要。當然，我不是說龍應台是主動配合中共的策略，但很遺憾她在這個時候推出「停頓」論，客觀上產生同一個配合中共需要的效果。
龍應台應該從西藏《十七條協議》（1951年）與香港《中英聯合聲明》的「十二條方針」（1984年）這兩個歷史「前車之鑑」，得出一個結論：當中共能力有所不及時，它會講協商、一旦到它能力足夠時，它會用武力。請看下表：
歷史的鏡子：西藏與香港的「和平麻醉」
| 案例 | 中共「實力不夠／有所顧忌」時的和平姿態 | 中共「實力足夠／時機成熟」時的武力與收權 |
| 西藏《十七條》 1951年 | 中共剛建政，西南局勢未穩，且藏區地形險要。為了順利進軍，中共承諾「西藏現行政治制度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不予變更。 | 1959年，解放軍公路修通、對藏控制力穩固。中共開始強推「民主改革」與集體化，最終撕毀協議，引發拉薩騷亂，達賴喇嘛被迫流亡至今。 |
| 香港《一國兩制》十二條 （1984） | 鄧小平時代，中國剛實施改革開放，急需香港作為引進外資、技術和西方體制的窗口，且忌憚英國與國際社會的反應。承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 | 隨著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香港的經濟佔比驟降，國際依賴度減弱。2014年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強調「全面管治權」，2020年，直接跨過香港立法會強推《香港國安法》，一國兩制實質上變為「一國一制」。 |
所以，對中共而言，任何「和平協議」或「政治承諾」都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而是一種「在其實力不足、或有戰略需要時，用來麻痺對手、爭取時間的戰術工具」。一旦兩岸或國際的實力天平徹底傾斜，這些承諾就會變成「權宜之計」或中共外交部口中的「歷史檔」。
從這「十七條」和「十二條」兩個歷史案例出發，我們可以看清當實力不對等時，盲目追求政治對話和協議會帶來怎樣的災難性後果。
既然歷史給了如此沉痛的教訓，台灣社會在面對中共的「和平、可親、願意交朋友」（如推動兩岸大融合、文化交流、青年創業優惠）的基調時，就必須：一、採取「現實主義的防禦眼光」：拒絕任何形式的「和平協議」政治談判、看穿「以經促統、以民逼官」的麻醉劑。二、當中共對台展現「和平惠台」的姿態時，其核心目的是為了弱化台灣內部的防衛意志，以及將和平建立在「中共付不起代價」的硬實力上。
所以，龍應台在文中所說的「停頓」，如果變成對中共善意的天真期待，將會成為致命的麻醉劑。台灣社會必須牢記西藏與香港的血淚教訓：和平從來不是談出來的，而是當你手裡握有讓侵略者折斷牙齒的武器時，對方不得不表現出來的「暫時客氣」。
[1] 《夾縫中的馬華社會（思想54）》，2026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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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程翔〈中共對美開展微笑外交〉，自由亞洲電台2025年1月6日。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ching/china-us-relations-smile-diplomacy-010620251322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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