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脱钩加速

艾地声Edysen  X
@KA594594 · Oct 11, 2026

中欧脱钩加速

德国联邦议院委托成立的“中国委员会”近日发布首份半年度报告，认为德国对华经济安全状况总体趋于恶化，供应链依赖仍在加深，并建议欧盟准备更有力的贸易政策工具，以应对中国在贸易争端中可能采取的升级措施。报告尤其引人注目的一句话，是将中国同时定位为“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和制度性对手”的既有战略已经失败。

几乎与此同时，欧洲议会以454票赞成、86票反对、110票弃权，通过关于欧中关系的政策建议。决议一方面继续主张同中国保持对话，另一方面要求在关键原材料、医药、电池、电动汽车、通信、半导体等战略部门全面降低依赖，强化投资审查、技术保护和贸易反制。

德国报告与欧洲议会决议前后呼应，传递出一个越来越清楚的信号：中欧关系虽然还没有走向全面脱钩，却正在进入制度性、选择性脱钩加速的阶段。

一、德国转向具有风向标意义

欧洲对华政策的变化并非始于今日。2019年，欧盟已经用“合作伙伴、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几种不同身份定义中国；俄乌战争以后，“去风险”又逐渐成为布鲁塞尔的政策关键词。

但德国的变化仍然具有特殊意义。过去二十多年，德国是欧洲对华接触政策最重要的经济支柱。默克尔时代形成了一套看似互利的分工：中国向欧洲提供低成本商品、完整供应链和不断扩大的市场，德国则向中国出售汽车、机械设备和化工产品。德国企业在中国获得利润，中国也通过德国技术、资本和工业管理经验实现产业升级。

这套模式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第一，经贸融合可以促使中国逐渐接受国际规则；第二，中国主要是德国工业的市场和生产基地，而不是足以替代德国制造的竞争者。

如今，这两个假设都在瓦解，中共并未因加入全球市场而走向政治开放。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反而加强党对企业、资本和社会的控制，并越来越多地把经贸关系、市场准入和关键原材料转化为国家战略工具。与此同时，中国已不再满足于承接欧洲产业转移，而是在电动车、机械、化工、光伏、电池、轨道交通和数字技术等领域直接进入德国工业腹地。

德国面对的因而不再只是“如何在中国赚钱”，而是德国工业是否可能被中国制造逐步替代。联邦议院成立审查德中安全相关经济关系的专门委员会，意味着德国已经把对华经贸从企业利润问题提升为国家安全问题。未来，价值链、能源、原材料、港口、物流和关键基础设施，都可能接受更严格的政治与安全审查。

需要说明的是，专家委员会的报告不等于德国政府已经正式废除对华“三重定位”。但它正在为德国下一阶段的政策转向提供知识准备和立法依据。当欧洲最依赖中国市场、也最信奉自由贸易的工业大国开始讨论反制能力，中欧关系的性质便已经发生改变。

二、“去风险”正在产生脱钩效果

欧盟仍然反复强调，对华政策是“去风险，而不是脱钩”。这一表述既反映了现实约束，也是一种政治修辞。中欧年贸易规模巨大，中国是欧洲重要商品来源地，欧洲则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欧洲需要中国的稀土、永磁材料、电池、光伏组件和工业中间品；中国也需要欧洲的高端设备、技术、资本和消费市场。像冷战时期美苏那样全面切断经济联系，既不现实，也会造成双方难以承受的成本。

问题在于，“去风险”涵盖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最初被列入安全审查的主要是5G、电信设备和军民两用技术，后来扩展到芯片、人工智能、数据、港口和基础设施，如今又延伸到电动车、电池、光伏、医药、钢铁、化工、关键矿产乃至政府采购。当一个经济体最具战略价值和增长潜力的产业都被纳入安全边界，“去风险”在累积效果上就会越来越接近局部脱钩。

过去的欧盟主要针对某一种中国商品进行反倾销调查；现在则开始建立包括反补贴关税、外国补贴审查、外资审查、出口管制、政府采购限制、强迫劳动产品禁令、本地成分要求和反经济胁迫工具在内的完整经济安全体系。

这意味着欧洲不再只是判断某一批中国商品是否构成倾销，而是在重新规定中国资本、企业、技术和产品进入欧洲经济体系的条件。可以说，欧洲在语言上仍然拒绝脱钩，在制度上却正在建设脱钩能力。

三、从产业互补走向正面竞争

中欧矛盾迅速加深的根本原因，是双方的产业关系已经从互补转向竞争。第一次“中国冲击”主要冲击欧洲的纺织、鞋类和低端消费品制造。欧洲能够接受这种代价，因为中国生产廉价商品，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则向中国出售汽车、飞机、机械、奢侈品和化工产品。欧洲消费者得到低价商品，欧洲大型企业获得中国市场，经济全球化因而具备广泛的利益联盟。

如今的“第二次中国冲击”完全不同。中国出口的不再只是衬衫、玩具和日用品，而是电动车、电池、工业机器人、工程机械、化工产品和新能源设备。这些产品直接挑战欧洲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特别是在美国不断提高对华关税、限制中国商品进入之后，中国庞大的工业产能更多转向欧洲，使欧洲成为承受中国产能外溢压力的主要市场。

中国2025年的全球贸易顺差已经超过1.2万亿美元。2026年第二季度，欧盟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033亿欧元。问题不只是逆差规模，而是欧洲出口中国的传统优势产品正在失去市场，中国对欧洲出口却迅速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领域升级。

对德国而言，这几乎是一场工业模式危机。德国过去依靠俄罗斯廉价能源、中国巨大市场和美国安全保护维持繁荣。俄乌战争切断了第一项条件，中美战略竞争动摇了第二项条件，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又削弱了第三项条件。如今中国企业在汽车和机械领域迎头赶上，德国工业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已经不复存在。

因此，欧洲政策转硬既有地缘政治因素，也有十分现实的产业自救成分。所谓“经济安全”，背后首先是就业、工厂、税收以及欧洲能否继续保持工业文明的问题。

四、中共也在推动脱钩

中欧关系恶化不能仅仅归因于欧洲保护主义。事实上，中共同样在主动建设一套对西方的“去风险”体系。从“中国制造2025”到科技自立自强，从国产替代到关键技术攻关，从数据安全审查到稀土和关键材料出口管制，中国一直在降低对西方技术和市场的脆弱性。中国要求外国企业转让技术、扩大本地生产，同时通过补贴、信贷和政府采购扶植本国企业；一旦本土企业具备替代能力，外国企业原有的市场空间便会受到挤压。

换言之，欧洲担忧中国把经济依赖武器化，中共也担忧美国及其盟友利用技术、金融和市场优势实施封锁。双方都在以国家安全名义重组经济体系。这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欧洲越担心中国控制供应链，就越加强审查和限制；中共越担心西方围堵，就越推进自主替代和资源管制；中共的反制又进一步证明欧洲关于依赖风险的判断。“去风险”于是从单方面政策变成双向行为，最终推动两个经济体系逐步分层。

五、脱钩不是直线，也不等于断交

就在欧洲议会通过强硬决议、德国专家委员会发出警告之际，中欧贸易代表又达成一项初步安排：中国可能在未来数年减少对欧洲的电动及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出口，欧方则争取中国改善稀土出口许可，并降低部分欧洲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这一安排仍需欧盟成员国认可，但至少说明双方都希望避免贸易战完全失控。

这恰恰揭示了未来中欧关系的基本形态：不是简单地从合作走向断交，而是在施压、谈判、交换和继续设防之间反复摆动。欧洲不会放弃中国市场，却会努力降低关键依赖；不会禁止所有中国投资，却会把中国资本排除在部分核心基础设施之外；不会停止政治对话，却会降低通过对话改变中国的期待；不会在所有问题上追随美国，却会在科技、安全和供应链领域逐渐向美国靠拢。

中共则会继续利用欧洲对美国战略自主的追求，尽量防止欧美形成完全一致的对华阵线；同时以稀土、市场准入和在华投资作为谈判筹码，争取为中国企业保留欧洲市场。中欧贸易总额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仍然庞大，甚至在某些年份继续增长。但是，贸易规模已经不足以说明关系是否健康。即使商品仍在流动，技术体系、投资规则、数据网络、供应链和战略产业也可能已经开始分离。

六、从接触时代进入“冷和平经济”

过去四十年的中欧关系，基本建立在一个自由主义信念之上：经济相互依赖能够抑制政治冲突，全球市场最终会使不同制度趋同。如今，欧洲正在放弃这种乐观主义。它越来越相信，相互依赖不仅能够创造和平，也可能制造脆弱；贸易不仅能够增加财富，也可能成为权力工具；市场无法自动消解制度冲突，反而可能被强大的国家机器利用。这也是德国报告所谓“三重定位失败”的真正含义。失败的不是一句外交术语，是一整套通过经贸接触改变中国的历史设想。中国仍然可以在气候、贸易和全球治理方面成为合作伙伴，但“伙伴”已经不足以平衡“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所带来的压力。

未来三至五年，中欧大概不会全面脱钩，却会形成一种新的“冷和平经济”：有贸易而少信任，有谈判而多防备，有局部合作，也始终为冲突预留工具。如果台海维持和平，这一过程仍可能被控制在产业与技术层面；一旦台海发生战争或封锁，今天正在准备的投资审查、出口管制、金融制裁和供应链替代机制，就可能迅速转化为真正的经济脱钩。

所以，中欧脱钩不是未来才会到来的一个事件，是已经展开的一段过程。它不会以一纸宣言突然完成，而会通过一次次产业审查、一项项贸易限制、一条条供应链转移和一轮轮企业撤资逐步累积。

中欧经济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双方尚未进入冷战，却已走出接触时代。德国的转向表明，这一变化不再只是布鲁塞尔的政治表态，而正在深入欧洲最核心的工业国家，进入立法、产业和国家安全体系。值得关注的，已不是欧洲是否仍然使用“脱钩”这个词，是被纳入“安全”名义的领域还会扩大到什么程度。当安全边界不断扩张，所谓去风险，最终就可能成为一场没有正式宣布的脱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