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人造物种世纪”的来临

从「重组DNA「到「人造染色体」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生物学家开始研究细胞融合（Cell Fusion）现象。所谓细胞融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细胞融合成一个细胞的现象。曾任纽约市史隆——凯特林癌症纪念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院长的刘易斯·托马斯（Lewis Thomas，1913年生）在细胞融合现象发现后不久说：「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切现象中最背离生物学原则的现象，它亵渎了上一个世纪的最根本的神话，因为它否认了在生物中意义重大的物种的种性、完整性和独立性。

任何细胞，无论它是人的、鱼的、鸡的，或是昆虫的，不论血缘关系多么疏远，只要机缘凑合，条件适宜，都可以使它和其他任何种类的细胞接触，而它们都能融合。细胞质会顺利地从一个细胞流进另一个细胞，两个细胞核将结合起来，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就成了一个单独的细胞，具备两套完整的不同性质的基因组，立刻表现出生命的活力，处在可以繁殖的状态。它就是各人种及文化的神话中那些精灵：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女怪凯米儿拉（Chimera，图1）、格利芬、斯芬克斯、格尼莎、秘鲁的尊神、麒麟；它是吉祥如意的符端，世界的宿愿。」（注1）

（图1）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女怪凯米儿拉（Chimera）

1972年，Berg等人首次构建了DNA重组体（recombinant），第二年，Cohen和Boyer将细菌质粒通过体外重组后导入大肠杆菌，从此开始了基因工程。随着重组体DNA技术和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人类越来越有能力把一种生物细胞的DNA片断切割出来，嵌入到另一种生物体的细胞中，以创造出新的生物品种。2007年，美国内华达大学的科学家把人的骨髓干细胞注入羊胚胎的腹膜，培育出身上有15％的人类细胞的羊。这只羊是地球上第一只「人羊合体动物」，外形仍然是羊。

（图2）人羊合体动物

刘易斯·托马斯所说的「神话中的精灵」并没有通过细胞融合制造出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重组DNA、细胞融合等生物科技的发展，将为器官移植、人造新物种开辟道路。2007年12月，美国马里兰州「人造染色体公司」凡特（J•Craig Venter，图3）宣布，该公司已在实验室中制造出「全球第一个人造染色体」，「含有微生物维持生命和繁殖所需的所有指令」（注2）。现在已能把「天然染色体」植入一个细胞内产生新的活细胞，不要很久，人们将能在实验室中用「人造染色体」 植入一个细胞内制造出新的活细胞、并进一步制造出自然界中从未有过的「人造物种」来。

（图3）J·Craig Venter

从理论上说，用化学方法人工合成的新物质种类可达亿万种，甚至是无限种。现代生物科学的发展，使人类不仅能「人工合成新物质分子」，而且能运用基因工程和重组体DNA技术设计、制造「新生命构件」、「人造染色体」、「新物种的生物」。在未来，按预定目的设计制造新的生物大分子、新的生命构件、「新人造染色体」、设计创造新物种将是一件普通平常的事。

物种的定义

在生物学中，物种就是生物的「种」（species）。生物分类学依据生物的「表型特征」来识别和区分不同的「种」。从遗传学观点看，物种是具有相同基因库、与其他生物类群有「生殖隔离」的群体。从生态学角度看，物种是生态系统中占据不同「生态位」的功能单位。(注3)
从地球上有生命以来,生物物种已存在过数百万、数千万种,其中99.9%已经灭绝。从理论上说，人们仍然可以去了解，去研究那些已经灭绝了的物种，也可以利用克隆技术找回那些物种。

不同物种有不同寿命

现实世界中的生物，其特征是有生有死，不仅生物个体如此，而且生物每一物种也如此。生物学中的「物种」概念是忽略生物个体差异，而只从生物的结构，形态和生理特征的不同来区分不同生物的，当具有相同结构，形态和生理特征的生物个体全部消失了，这种物种也就灭绝了。没有一个生物个体和物种会永垂不朽。普林斯顿大学天体物理学家戈特（Richard Gott）说，大多数物种的平均寿命在100万和1100万年之间，哺乳动物的平均寿命是200万年。（注4）

由于简单的原子结构、简单的分子结构不是复杂的生物那样有活的「个体化」的结构，所以，原子、简单的无机物分子很难在自然环境中像生物物种那样消失。也就是说，原子、简单的无机物分子没有「死亡」问题，而生物个体和物种有「死亡」或「绝种」问题。有自主运动能力的「个体」和生命体「个体」都有不同程度的「耐受性」（注5），也就是说，这些「个体」能够「耐受」不利环境和「个体」体内不良变化（如机件故障、疾病、「个体」机体损伤）。

「个体」结构的复杂化有助于提高「个体」的「耐受性」。然而，这种「耐受性」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一限度，「个体」就会丧失自主运动能力，或者死亡。然而，“物种”与“个体”相反，除某些例外，不同「个体」的「物种」存在物的「寿命」大致与它们的复杂程度有关。 愈复杂的「个体」，「个体」的「耐受性」一般愈高，但由同类「个体」形成的「物种」存在的时间愈短，愈容易灭绝。哺乳动物的平均寿命是200万年，细菌的平均寿命是数以万万年计，矿物的寿命更长，氢原子的寿命可达数百万万年，夸克（quark）、轻子（lepton）也许是宇宙中永垂不朽「个体」。杰出容易短寿，复杂是死亡的根源。夸克、轻子、原子、简单的无机物分子的平凡、简单使它们不会「死亡」、 使它们真正永垂不朽。

每一「物种」都是一个
自洽的「公理—定理系统」

在几何学中，每一个公理，每一个定理都可以形式化为一个“符号串”。从公理推导出定理的过程，就是从起始的符号和符号串出发，按照“步骤法则”产生出新的符号串的过程。证明一个定理，要经过若干步骤，到一定步骤，这个定理就被证明了。当我们把一个物种的DNA分子看作是DNA上不同「碱基对」的符号串时，由DNA出发，每合成一种蛋白质分子，可以视为证明了一个定理。每一个物种就可以看作为由DNA分子符号串和一种步骤法则建造起来的「公理…定理系统大厦」，即DNA分子和亿万生物大分子建造起来的大厦。 DNA上的4种「碱基」是腺嘌呤（A）、鸟嘌呤（G）、胞嘧啶（C）、胸腺嘧啶（T）。DNA呈双螺旋结构，「碱基」两两配对，A对T、G对C、T对A、C对G，配对的碱基以氢键联接。如果我们把A、G、C、T看作4个符号，每一物种的DNA分子就是一个极长的符号串。

（图4）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左）
（图5）DNA符号串(右)

每一形式系统大厦的形成，与每一生物个体的发育，生长一样，都到一定步骤，一定阶段就会停止。当一个又一个定理被推导，被证明出来后，这一形式系统大厦就建成了。按照DNA分子中包含的信息，合成一个蛋白质分子，可以看作是从DNA公理出发，证明出一个定理（有关这一蛋白质分子）的过程。这一定理是「这一蛋白质分子结构存在于规范世界中，是可以物化的。」不同蛋白质分子之间的关系，相当于不同定理之间的关系。欧几里德几何学是一个「公理…定理体系大厦」，某一物种的一个生物「个体」也是「公理（DNA分子）…定理（蛋白质，核酸，细胞，器官等）体系大厦」。对比一门门几何学公理体系和一个个生物「个体」 公理体系，我们可以看到，几何学只有有限多门（如欧几里德几何学，罗巴契夫斯基几何学和黎曼几何学），而生物的物种数以百万计。每一门几何学的公理只有有限几条，写成符号串十分简单，而一个生物「个体」的公理…DNA分子，用符号串表达就极其复杂，按这些公理符号串推导出来的定理─…形形色色不同的生物大分子符号串，细胞符号串、器官符号串、系统符号串、组织符号串，更是数以亿万计。连一个大肠杆菌的形式系统，远比一门几何学要复杂千百倍。

（图6）大肠杆菌的内部结构

用数学方法可以将每一物种用一个「形式系统」来表达，每一「形式生命」等价于一个「由DNA公理系统，步骤法则和定理形成的庞大体系」。从数学上看，不同的「形式生态位」是对「形式生命」应当有怎样的公理系统，步骤法则的不同规定。在现实世界中，生态位决定了这一生态位中应当存在什么样的生物物种。在规范世界中，有什么样的形式生态位，就有什么样的形式生命的公理体系和步骤法则。

目的环境论

形式生命，形式生态位的存在建立在规范世界客观存在基础上。在规范世界中，每一种形式生态位，至少存在一种物种，与现实世界中的自然生态位相对应，这一物种或者已经灭绝，或者现在仍然存在，或者今后可以在地球环境或相当于形式生态位的「目的环境」中制造出来。

20世纪以来，人们用化学合成方法，制造出了数以千万种地球上从来没有的化合物。化学合成方法事实上是为多种化合物创造「目的环境」的过程。意大利威尼斯Protolife公司马克•贝多（Mark Bedau）说，创造「人造生命」，需要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有培育「人造生命」的「容器」，即细胞膜，允许「人造生命」的细胞膜筛选出对生命有用的分子，为细胞分裂提供营养。第二，要有一个基因系统，以控制细胞的功能，使细胞能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复制和变异。第三，要有一个新陈代谢系统，以从外界环境中吸收营养，提供生命所需的能量-。这三个条件实际上就是为「人造生命」设定一个「目的环境」。实验室中的「试管」和 「人造生命」的「容器」就是「目的环境」。有一定环境就可以制造一定物质，环境及环境的改变可以按「目的」设计。所以，人类在地球上的出现，不仅能制造工具，建造房厦，而且能创造「目的环境」，利用物质的本性，让不同物质的分子在「目的环境」条件下自行生成特定的化合物、高分子物质、形形色色的生物大分子物质。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可以通过基因工程和重组体DNA技术，打破物种界限，把不同种类生物的遗传物质组合在一起，按照预定的「目的」，人为地设计自然界中从来没有的新物种、新的生命体。

四维空间的形态设计学

在 物理世界里，人们似乎只能发现，不能创造。原子、分子、电子、中子不能创造。新的基本粒子只能发现，不能创造。在银河系和星系的世界，人们也只能发现新的 星球，新的星系，不可能创造出新的星球，新的星系。然而，在化学世界里，人们可以按照规范世界中的规律性设计自然界中所没有的分子结构，按照这种结构创造 出新的物质材料。分子是具有确定化学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原子聚合体。探索规范世界中的新结构，就能在现实世界中创造出有新的分子结构的新材料。在规范世界 里，人们可以找到其他各种形状…星状，放射状，螺旋状的结构形式，只要符合化学键等的结合规律，这些形状的分子都可以一一物化。

重组DNA技术的进步使人类可以创造各种新的酶，新的蛋白质，新的微生物，新的植物，新的真菌，新的动物。人类能够设计出新的嵌合体（chimerea），设计出各种各样的树叶，花朵，动物的形态和容貌，设计出面貌狰狞的怪物。人类无需为自己有能力创造新物种而担心，正如我们今天不必为人类有能力生产多种有毒的化学物质而担心一样。

在未来，四维空间（三维空间加一维时间）的形态设计学将成为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形态设计学将会向我们展示，形形色色的分子构象和化学、生命过程主要是四维空间中的「数学必然性┘而已。要让DNA分子、蛋白质分子怎样折迭、怎样扭曲， 只要掌握其「数学必然性」就可以实现，其原理就象「手工折纸」一样简单。许多处于同一进化水平，外形有异的动物,只要经过数学中若干变换,迭代或变换的迭代,一种生物形态就变换成另一种形态。田螺形状，河蚌形状，龟壳形状只相差若干参数，改变一下参数，田螺形状就可以变成河蚌形状，再改变一下参数，又变成了龟壳形状或其他有趣形状。花朵也一样，不同兰花品种只是几个参数不同。不同花朵的开放，不过是不同形式系统的展开而已。 如果有一整套新的数学工具来描绘生物大分子及其相互作用，那么，分子生物学会变得简单得多，生物进化问题就成了简单的数学问题。「环境因素」不过是对这种「数学必然性」的无意或有意「干扰」而已。
——————————————————————

（注1）刘易斯 •托马斯：《无我的生物界》，胡寿文译，第59页，香港商务印书馆，1993年。chimerae是希腊神话中狮头羊身蛇尾的怪物。在遗传学上，嵌合体指不同物种间进行移植而形成的新的个体。

（注2）《世界日报》2007年12月19日A 8版《人造生命，明年可望出现》。

（注3）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编写组：《生命科学导论》，第152-15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2000年版。

（注4）转引自克里斯蒂安.德迪夫（ C• de Duve）：《生机勃勃的尘埃》（Vital Dust：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Life on Earth），王玉山译，第372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

（注5）「耐受性」一词是本文作者的用词，刘笔锋等在翻译《系统生物学基础》时称为「鲁棒性」。参见北野宏明：《系统生物学基础》，第11页，化学工业出版社，北京，2007年。
（本文摘自《“多层次进化”的统一理论》一书 [ 已定稿，待出版，共339页，书的目录见《博讯·严家祺博客》]，本文发表于纽约《世界周刊》2008年3月2日。作者严家祺在1964年3月26日的中国《人民日报》上曾发表一篇题为《自然的东西和人造的东西》文章，，本文也是《自然的东西和人造的东西》一文在发表44年后的“继续”。）

牟传珩：政绩工程造假何时休？

——也为《中国法治建设》白皮书"喝彩"

当下，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序幕正在拉开。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周年，又逢北京奥运召开，因此世界目光都在关注中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２月２８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声称：这部中国政府首次发表的法治建设白皮书全面介绍了新中国成立近６０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３０年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

该白皮书说，"中国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能力显著增强。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以宪法为根本依据，中国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人权在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得到了更充分的保障，人权事业全面发展，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得到切实尊重和全面保障。"这是中国政府有意要在世界目光注视中国背景下进行的一次用意昭然的政绩粉饰工程。

当下，官方正在为这一政绩粉饰工程开足宣传马力，进行媒体渲染，而且还借助一些御用学者之口，不顾事实，掩耳盗铃，鼓吹、喝彩。

蒋立山（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说：法治白皮书旨在全面准确地介绍中国法治发展状况、阐述中国政府在法治问题上的政策主张和原则立场，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法治进程的了解和认识。这是法治白皮书本身的意义。

常纪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研究室主任）说：法治白皮书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３０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基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宗教信仰自由，在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保障。

胡水君（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理学研究室副主任）说：就内容来说，法治白皮书是一个价值意蕴很强的白皮书，它并不仅限于对我国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的简单介绍，而是在动态描述中通篇洋溢着对人民民主的维护、对人权的保障、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和对法治精神的弘扬。由此看，今后我国法治建设在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特别是加强对权力的规范、制约和监督的同时，会在法律实践中更加突显人民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观念，树立和巩固"念兹在兹"的法治理念，进一步增强全社会的法治观念。"治"有"太平"、"安宁"之意，法治是一种通过"法"来达到"治"的治国方式，它包含着万世太平、国泰民安的理想，就此来说，随着法治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社会可望更加繁荣和安定。

本文且不说当今中国贪污腐败、社会不公、官民对抗、两极分化，弱势群体被层层盘剥与欺压已聚焦起全社会的公愤，社会根本没有民主、自由、平等、正义可言；以及中国司法不独立，违反诉讼程序、久押不决，虐待犯人和酷刑逼供、任意拘留、逮捕，长期单独禁闭等法治严重问题。这里，仅从该白皮书突出的人权落实角度来看，虽然2004年3月中共修订宪法，加入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然而，中国的异见人士及民间维权代表在政治敏感期依然要被当局任意拘留或软禁；对于法轮功、非官方教会组织，也从未停止过镇压。中国当局持续使用"刑法"的"颠覆"及"国家机密"有关的条文，迫害异见人士及改革倡议者、律师、记者、爱滋病活跃人士，不少人都因为记录人权被侵犯的情况、推动改革或尝试为权利受侵犯人士寻求补救，而受到骚扰、拘留或监禁。中国公民根本没有和平要求政府改变政策和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本人因言获罪就是例证。

近些年来，大陆新闻出版界，大量深受人民喜爱的书籍都先后惨遭封杀，如正式出版的《现代的陷阱》、《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民间出版的《怀念李慎之》、《胡绩伟自选集》、《何家栋文集》，香港出版的《怀念耀邦》、《李锐近作》等等，都被作为"政治性非法出版物"，列为"扫黄打非"之列，被查禁。宪法写入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的当年底，中宣部便发起向知识界开刀的恶例，以批判新自由主义为由，封杀内地日趋活跃的意识形态领域，广东的《南风窗》、《同舟共进》两本杂志因刊登广东元老任仲夷谈政治改革的内容，同遭整肃。后来又有《新京报》、《百姓》等报刊受罚。同时他们也关闭了一些左派网站，如中国工人网、工农兵BBS以及共产党人网。还有停刊《冰点》事件，让当事人双方都出局等。从《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到《新京报》、《百姓》、《冰点》事件，不但把反右、大跃进、文革、民主墙、六四等问题都划为禁区，不许有关研究与文章、书籍公开发表与出版，而且还列出不少思想、文化界名人黑名单。

此据"记者无国界"组织曾发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年度评比，中国在一百六十八个国家排名第一百六十三；其观察报告指中国"面对持续的社会不安，政府选择加强新闻管制；媒体被迫自我审查，因特网遭整肃，且与外国传媒保持距离。"再如总部设在美国的"自由之家"，把中国政治权利列为第七等、公民自由第六等，均属于"不自由"之末。还有，美国国会报告所指出，"中国人权2005年倒退，2006年持续不进反退。正是由于中国在人权方面的纪录，国际特赦组织曾发表了"中国：奥运会倒数前一刻的人权改革"报告，敦促中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履行对国际奥委会许下改善人权的承诺。近两年来，中国人权状况的持续恶化，导致国际舆论纷纷把这些责任归咎于胡锦涛。而胡锦涛也因而在国际上留下了一个极其矛盾的形象。

自2006年下半年来，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在山东被秘密逮捕后，全国维权形势急转直下，一月之内，力虹、陈树庆、郭飞雄，王荣清、吴远明、高海兵、王富华、杨建明、来金彪、吕耿松、单称峰、戚惠民、王东海等先后被抓或传讯，大批上访者被抓或清理出北京。而今年荆楚、胡佳等异见人士被抓，又进一步引发了海外舆论对中国政府没有履行承办奥运承诺，改善人权形象越来越焦虑，相关批评不绝于耳，如：2007年2月10日，美国麻州史密斯学院教授里维斯发表公开信，呼吁国际奥委会就达尔富尔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压；3月1日和3月20日，日本政治家中川昭一、法国总统候选人贝鲁，表示抵制北京奥运会；3月28日 好莱坞女演员米亚•法罗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上撰文，号召通过抵制北京奥运会，向中国施加人权压力；5月美国国会108名众议员发表抗议信，要求中国向苏丹施加压力；11月12日 《华盛顿邮报》声称"报道北京奥运的外国记者已进入中国政府的追踪名单"等等。

然而，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却在今年1月15日例行记者会上抵制国际社会的人权批评，声称：中方反对任何企图将奥运会政治化的做法。他说，"在这个时候，一些组织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跳出来炒作一些议题，与奥运会挂钩，企图诋毁中国形象，企图向中国政府施压，这样做是明显违背了奥林匹克的精神和原则，也是不可能得逞的。"姜瑜表示："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社会全面进步，中国政府也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中国人民的人权，中国人民享有了前所未有的各种权利。"这实际就是《中国法治建设》白皮书的基调。
然而，姜瑜此说，如同以上官方御用学者那些官样文章一样，从来都是在自我装饰，刻意掩盖阴暗面的。他们的言论与《中国法治建设》白皮书立论一脉相承，共同在为一种典型的官方政绩工程造假。因此本文不得不为其喝一声倒彩。

（首发《自由圣火》）作者来稿

朱健国：袁庚为何老年痴呆

没有一家媒体披露袁庚已老年痴呆

因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蛇口试管”创始人、“中国改革第一卒”袁庚，近来受到许多媒体争相采访。然而，采访者发现：天天读书的思想者、改革者袁庚，今日已陷入老年痴呆。可是，出于种种缘故，大陆没有一家媒体披露袁庚已老年痴呆的消息。

我是2008年1月16日下午惊闻的。其时拨通袁庚家电话，想约时间访谈，但其子袁中印坦率告诉我：父亲已难以分辨朋友们了——袁庚自从2006年3月摔了一跤后，记忆力突然基本消失，现已呈现早期老年痴呆！与钱学森相似！我大惊，难以置信。袁庚先生今年诚然九十一岁高龄了，但以我与袁庚十多年的交往印象，袁庚的思维永远比年轻人还活跃，每次去访谈，他总在读我还没有读到的新书，他总有对于当局一些新的俏皮批评。袁庚一直拒绝别人称其“袁老”，欢迎直呼其名，或者称之“袁董”（袁庚退仍休后担任某公司董事）。这样一个永不止步的智者，也会有老年痴呆？不是说只有不爱学习或者性格保守内向的人才容易老年痴呆？

次日上午即到袁家。果然，半小时的交谈中，袁庚不停地重复问我：你多少岁了？仿佛我们初次相见；并且不断地举手向我敬礼……对我的问题则所答非所问，全靠夫人在一旁应酬。我这才明白，袁庚真的老年痴呆了！

回来后，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思想者、改革者袁庚也老年痴呆？现在是否需要让公众知道袁庚已老年痴呆？

两种猜测

对第一个问题，目前有两种猜测。

一个说法是，近些年，常常有一些著名不同政见者突然以小病去世，如李慎之先生本来身体不错，却在写了震动海内外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后，因一次小感冒进医院而遽逝，这其中会不会发生社会主义友邦常有的“政治医疗事故”？近年俄罗斯解密档案就证实，当年斯大林是被政敌毒杀，而非病故；又有前苏联反叛间谍被报复中毒而死于英国的新闻；李慎之作为一个“思想起义”辞别马列原教旨的部级高官，会不会有政治因素导致其“病重不治”？而且紧接着又病逝了著名自由思想者何家栋——何家栋也是身体极好，却突然宣布有“肺癌”而匆匆病故。

袁庚的公众形象虽然是一个思想者、改革者，其实却是中共的一个资深情治官员，从1945年在香港创建“新华社香港分社”与美军合作二战情报工作，一直属于中共“调查部”系统的情报官员，即使是后来任职香港招商局“第二十九代掌门人”，主政蛇口改革，也始终兼有“调查部”的通天职能，对香港的“地下工作”一本全知。蛇口改革之所以能“杀开一条血路”，也多半得力于袁庚有“调查部”的通天之道，否则，蛇口改革难以得到中共高层的一再及时绿灯。但袁庚后来走出了中共高层允许的底线，在蛇口贸然试验政治体制改革，并公开质疑“六四风波”，晚年更是口无遮拦，常常对一些媒体透露香港“地下工作”内情，结果成为“监控对象”；这是否会让有些人担心他泄漏核心机密而借其摔跤寻医来一个“老年痴呆”，以行安全保障？但此类猜测目前没有任何真凭实据，只能仁者见仁。

第二个说法是，医学认为，每个人只要活到足够的年龄，都会出现老年痴呆症。虽是爱读书的思想者，也不可避免。只是，如果一个人的手指头每天不停地工作活动，倒有可能延缓老年痴呆的到来。这就是常常有些劳动者一百多岁了也仍然思维正常的原因。给袁庚看病的一位香港医师说，如果让袁庚早一点学会打毛线，天天织毛衣，或者让其天天敲打电脑，也可能会迟一些老年痴呆。不过从根本上说，人老就是回归婴儿，人生是一个圆圈。

上述两种观点谁是谁非，一时难以定论，有待更多研究。

有媒体将袁庚的病态表现视为正常的思想表达

对于现在是否需要让公众知道袁庚已老年痴呆这一问题，作为袁庚的多年朋友，我实在有些进退两难。

从友情来说，我和一些媒体一样，想压制这一消息，毕竟，不论怎样解释，现在让公众知道袁庚已老年痴呆了，一对袁庚的形象有影响，二对崇敬袁庚的人们有打击，三是让一些年高的老辈改革家、思想家有恐惧感。

但是，不公开袁庚已老年痴呆的消息，似乎后遗症更大。
其一，一些媒体会借袁庚老年痴呆状态中说的一些并非正常思维的话，来歪曲袁庚的思想与情操。

比如，《深圳特区报》曾在近期刊登整版袁庚访问印象，说袁庚多年一直爱读《深圳特区报》，并向采访的《深圳特区报》记者不断敬礼致敬；但我记得，2002年4月25日，袁庚又一次在电话中对我说：他已多年不读《深圳特区报》，他现在常读的报纸是《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和《深圳商报》，因为《深圳特区报》只有官话；袁庚一向尊重说真话的媒体，喜欢许多支持改革的媒体和记者，但他绝不会对假大空的喉舌致敬！即使是对比较改革开放的媒体，袁庚在清醒时也从不会以“不断敬礼”的方式表达敬意，他有自己更深刻的方式表达谢忱——耐心地向媒体记者长谈真话；袁庚今日向每一个到访者“不断敬礼”，只是他老年痴呆了的一种病态。而有媒体却将袁庚的病态表现视为正常的思想表达，这将会产生什么结果？

其二，袁庚作为一个著名改革家，人称“中国改革第一卒”，已是一个公众人物，其身体健康好坏理当让公众知晓，就像美国媒体及时报导前总统里根已老年痴呆一样，中国媒体也应该公开报导袁庚老年痴呆的病态。这既有利于减少一些人对袁庚的打扰，有利于袁庚休息康复，也可能使医学界各方专家都关注袁庚的治疗，为人类攻克老年痴呆进行新的探索。

其三，袁庚健康时一向对隐瞒真相的假话深恶痛绝。 曾几次对我谈到巴金悲剧在于“不得好死”——巴金已经多年老年痴呆成植物人了，却对公众秘而不宣，被粉饰成“宝刀不老”来接受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说其仍在主编《收获》杂志。隐瞒公众人物和名人的健康真相，这一顽疾一直在中国蔓延不绝，最新的事例就是钱学森接受胡锦涛祝贺生日的报导，其中绝口不提钱学森已老年痴呆，而是将其装作一个“烈士暮年”在与总书记深入交谈。

隐瞒巴金、钱学森早已老年痴呆的恶果

隐瞒巴金、钱学森早已老年痴呆的恶果是，今日中国公众知情权受到空前的侵害，假冒伪劣漫天飞舞。在“盛世出周老虎”假冒照片之后，最近又揭露出获央视《影响2006CCTV图片新闻年度评选》大奖的“青藏铁路为野生动物开辟生命渠道》照片，也是一假冒货：其中的“藏铃羊群与火车一同经过青藏铁路桥”画面，乃人工合成的PS假“祥瑞”。最新的消息还有：2008年2月17日，《南方都市报》披露在雪灾救援中，工业盐做融雪剂，致使京珠北高速公路旁边的乳源县一些村庄的水源污染，至少三千人饮水受影响；乳源县环保部门对此证实。但次日《南方都市报》却暗暗更正，说是乳源县环保部门的上级韶关地区环保局认定，“融雪剂实为食用盐，京珠北三村水质未发现亚硝酸盐，氯化物含量未超饮用水标准”……这两则“打架新闻”，到底是前假后真，还是后假前真？“在这里读懂中国”的人们不难分辨。

“老年痴呆”的特征是记忆力极度衰退，不断重复无意义的废话，无法与人正常沟通，今日中国假照片漫天得奖，公共信息和公众人物的真相一再被隐瞒，是否标志中国现行体制也进入“老年痴呆”？

但愿从勇敢披露“袁庚已老年痴呆”做起，与国人共同防范中国社会体制的“老年痴呆”症！

2008年 2月18日 于深圳 早叫庐 （原载《争鸣》2008年3月号）

徐水良：强烈谴责中共推行特权和歧视性公务员制度

在２１世纪的当代世界，中共居然推行他们自己独特的、极其野蛮、落后和反动的、维护共产党权贵特权，歧视他人的不平等的公务员招考制度，乃是当代世界的一个奇景！这种招考制度，不仅远远反动、落后于当代世界的公务员制度，而且反动、落后于中国古代长期推行的科举制度。

以考试方式招考公务员的制度，是西方在争取自由民主、反封建贵族特权制度的过程中，包括反对其贵族血统、世袭、分封、等级、歧视等等特权制度的过程中，从中国学过去的。西方学习中国的科举等等制度，建立起公务员招考制度，以后逐步改进。到现在，这种公务员招考制度，变成相当科学和严格的考试，严格以分数录取，杜绝一切作弊，杜绝性别、种族、年龄、政治观点等等一切歧视的平等的招考制度。像中共这样居然公然大搞政党特权、大搞政治歧视的做法，简直天方夜谭、闻所未闻。

蛮横自称“三个代表”的中共当局，不仅没有任何先进性。而且在卖国、血腥屠杀镇压、贪污腐败等等方面，远超过希特勒和斯大林，搞经济，则远不如希特勒。他们比希特勒斯大林更加反动。中共在治国和走向自由、民主、进步的绝大多数方面，都不如台湾两蒋。现在则在选拔制度、清廉、改革等大多数方面，不如满清皇朝末年和以前的许多专制皇朝。中共还有什么脸厚着脸皮闭着眼睛强行“代表”他人，强行霸占“三个代表”？

人们描述中共瞎胡闹瞎折腾，几十年时间，搞超大规模的历史大倒退，但在历史大潮的夹裹下，“一觉回到解放前”。其实，这个描述并不正确。中共搞的大倒退特别厉害，就社会制度许多方面说，很多方面，搞成当代农奴制度（对广大农民）甚至奴隶制度（例如黑奴工制度），某些方面的制度，倒退到中国几百甚至一二千年前。及到现在，在制度上，中国还远远没有回到解放前，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制度改革，还没有回到满清末年，公务员招考制度，还没有回到唐宋以来的科举制度。中共的特权官僚太子党制度，有点类似隋唐以前的门阀制度、九品中正制之类的制度。

中国当代农奴制的城乡二元户口制度，也是中共独创的，至少自春秋战国开始，中国就基本消灭了这种反动的农奴制度和户口制度。

说到农民问题，顺便说一下土地制度。中国长期实行的公田制度，实行于春秋以前，到唐以前仍然不断实行均田制度，公田制度仍然有很大比重。但到唐宋以后，基本变成主要以家庭为基础的自由农民的私有土地制度，到解放前，仅剩下一部分公田，如祭田，族田，学田，庙产等等。土地私有化相当彻底。中共把土地制度完全搞乱，及到现在，我们还无法像东欧那样，恢复解放前的土地所有制，把土地还给当时，即解放前或解放初的主人。伪精英连土地私有化的目标还没有搞清楚，当然更没有必须预先准备的一系列政策和方案，就拼命鼓吹土地私有化，他们只是为特权官僚抢劫掠夺土地资源充当吹鼓手。对于如此重大复杂的问题，他们的能力有限，没有能力提出可行的目标、政策和方案。

中共的地富反坏右贱民制度，也远比中国历史上，辛亥革命以后废止的贱民制度，还有歧视贱业如乐籍、妓户等等的制度，更加残忍。

中共权贵特权官僚收买了一部分自由主义伪精英来充当他们的吹鼓手和打手，但他们不可能收买所有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子，相反，他们将不断侵犯人民大众，包括一般知识分子和青年学子们的权利，他们必然要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我们希望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子，奋起抗争，维护自己的权益。与人民大众中一起，埋葬反动的中共特权官僚专制制度。

（网络文摘）

牟传珩：点击中南海的信息特权

——舆论监督挑战"内参制度"

眼下，中国正值人大、政协两会召开前夕，中国大陆官方不断发起新闻舆论监督造势，各省市官员都在争相表现面对媒体的开明形象。法制日报更是为此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共同构建和谐的舆论监督环境》。该文用意在推动全社会的新闻舆论监督。文章认为：没有新闻舆论监督现象存在的原因是复杂的，有为掩盖问题恶意阻挠的；有对舆论监督抱有偏见的；也有因制度缺失而导致对舆论监督保护不力的。但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全社会尚没有形成一个和谐的舆论监督环境。但如何形成舆论监督环境？该文并未涉及破除屏蔽新闻舆论监督的中共高干 "内参制度"。

中共高干 "内参制度"，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信息特权制度。它不仅剥夺了普通民众的知情权，而且堵死了新闻舆论监督上层权力黑箱的可能。这是当下中国无法真正形成"舆论监督环境"的制度性根源。

中国官方媒体上下都有严格的内参制度，凡涉及敏感新闻、负面新闻、争议话题、突发事件等都不公开报道的内容，但有必要让高官知道，便用内参向上报承。目前，固定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呈送信息内参的主要是新华社、《人民日报》以及中央电视台等中央级大报和电台、电视台，其中影响最大、发稿最多、提供信息特权服务最及时的是新华社。新华社直属中央，与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关系比较游离，记者网络遍及全国，几乎是中国惟一不受地方政府支配的社会动态搜集系统和信息回馈管道。

被当作"党喉舌"的官方新闻机构，除充当为党宣传的传话筒，另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专为各级领导采写和编译国内外重要新闻，提供特权信息服务。有时，这种内参还会在中共党内权力斗争中，扮演特殊脚色。例如，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中，内参就扮演了四人帮的帮凶（参见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这类提供特权信息服务的刊物统称内部参考数据，简称内参，大都被定为国家秘密，有多种秘密等级，分别供应不同级别的官员阅读。下级官员没有得到允许而获得或阅读了上级官员可以阅读的内参，便是泄密。由此可见，所谓中国特色的"内参制度"，就是中共领导层按权力大小等级分享信息资源的制度。而广大平民百姓，则一律被排除在这种信息分配制度之外，这直接剥夺了国民平等享有新闻信息的资格。如果一般民众谁胆敢获得、接触这样的信息，并不小心透露给境外媒体或人士，立刻便会被以泄密罪抓捕入狱。这便是一种赤裸裸的人权剥夺！

前官方媒体一位资深记者说："记者自己采写的内参稿件，采用后就没有权力再公开，公开就等于泄密。哪怕是口头转述，也构成泄密罪。这种风险会约束记者不敢轻易公开内参详情。这样，内参既是有效的信息传递管道，也是有效的新闻控制管道。把可以公开的新闻上升为机密，进入自定操作程序，官方就能对舆论进行有效控制。"

社会公众一般认为，新华社《参考数据》，又称《内部参考》，俗称《大参考》，就是这样一种特权出版物，类似 报纸和杂志，属"秘密"级檔，只限县级、军队团级以上官员阅读。每周2期，每期40-50页，标有绝密字样。旧刊要组织回收销毁，不得向外流传。新华社另有公开发行的《参考消息》，刊载外国新闻报导，又称"小参考"，已被排除在保密制度之外。

此据多位前任和现任官方媒体资深人士对中国内参制度披露，新华社发行特权内参更高级别的有：

《内参副页》，不定期发行，是一份及时向中共最高层通报国内紧急重大政治事件的文件。为绝密级，只限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政协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阅读。

《内参清样》，又称"国内动态清样"，一般每天1-2期，报导国内突发重大事件和党内高层指示，也为绝密级，但发行范围比《内参副页》要宽。1987以后才开始向省级领导人开放。上述内参都是单篇印刷，16开，短则一页，长则三四页。
《内参选编》，主要从《内部参考》和 "动态清样"中选出部分不太敏感的内容，每周一期，每期30-40页，为秘密级，供乡镇领导和军队营级干部等基层干部阅读，无需回收旧刊。

此外，人民日报内部也发行的一份以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对策研究性刊物《内部参阅》。该刊主要刊发探讨涉及国内外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社会不公开的文章与一些调查报告，一般不刊发新闻性稿件。属于秘密级。这些属于理论探讨性的文章，都是涉及敏感问题和政策建议的，下发至县团级单位，属于县团级（处级）的企业也可以订阅。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该《内部参阅》宽泛到副处级也可以订阅。

据悉，中南海高干们上班后，除阅读、处理内部文件外，首先翻阅由其秘书筛选过的新华社内参，并就重要的问题在内参的空白处作出批示。带有批示的内参影印件会通过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等机构，批转到相关省市和部委领导手中。他们追加批示后，或直接解决问题，或把追加批示的内参影印件再批转到下级官员。事实上，一些中共高官几乎不看公开出版刊物，其信息主要来自内参。许多新华社记者透露，"中央领导、各省市领导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调阅新华社内参。"据悉，不少官员到新华社考察时都证实了上述说法。

眼下，中共的这种特权"内参制度"已经遭到社会舆论的广泛批判，甚至一些官方知情者也对此提出质疑。《凤凰周刊》曾采访过一位官方记者说："内参可以解决实际问题，但无助于推动舆论监督。要推动舆论监督，首先需要取消内参制度，让一切裸露在阳光下，让公开的争鸣和法律去解决一切棘手的问题，而不是依赖领导人的智慧和清官意识去断案。"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展江认为："内参只是供少数特权阶层享用的信息载体。它和古代的邸报相似，不是现代社会的正规新闻。作为一个等级制度下的政党组织传播媒介，内参只适用于农业社会或战争时期。"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说："取消内参是目前的政治体制所不能承受的。"但他同时认为：将来，内参当然应该公开。

中国政府严格控制新闻，并"按照党的需要"为社会公众提供的信息，尤其是政治、经济方面的信息，有许多是掩盖真相的谎言。但真正重要的有价值的信息，往往被他们过滤了，这就导致公开信息的严重匮乏。中国多数民众不仅对国际事务的了解不完全与不正确的，甚至对国内发生的重要事件的真相也不了解。因此，国内民众有条件的只能依靠外电报导和海外网站才能知道真实新闻，这就导致中国人要借助 "小道消息"获得可靠信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曲长缨在"体制边际做舆论监督 "节目中提到：我们国家的媒体都是在党和政府领导和指挥下行动的，哪有纯粹民间的媒体呢？这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新闻体制决定的，不可能逾越体制之外去搞别的。……这种情况太多了 ，有些可以在节目中提一下，而好多只能作为内参，连播出的机会都没有。

中共的"内参制度"，其实是将社会新闻当作"国家机密"，对民众进行封锁的制度。这是执政者根本不相信民众，甚至排斥民众的一种表现。在民主国家，涉及社会矛盾、民主权利、经济方面等新闻，根本不存在"内部性"可言。但在中国，官权盘剥、官民对立，百姓群体维权，甚至经济方面的一些重要信息，统统都成为被"内参制度"屏蔽的内容。在今日中国严格的媒体管制环境下，阅读这类本属于公共信息的消息，竟变成了一种百姓无法企及的"政治特权与待遇"。

在当代开放性的民主社会，公众有权得到权威、真实、全面的新闻信息供给，所谓重大新闻或 "敏感新闻"，更不能只是作为"内部参考"供应各级当权者独享。因此，可以说"内参制度"是对国民知情权的粗暴践踏。这种把体制内高官视为内部信息特享者，把官员分为不同新闻受众"等级" ，而把普通公民一律排除在"等级"之外，不参与真实信息资源分享的做法，是典型的封建等级观念的反映。从中国现行内参制度的形式上看，是特权与等级的象征；而从本质上看，更是专权与愚民的需要。这也就是历代统治者的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保密制度内涵。这种借助于党的意识形态，把民主社会必须公开的新闻，上升为机密，进入权力暗箱操作程序，其实正是对舆论监督的控制和封杀。这种将信息特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不平等，鲜明地形成了信息特权阶层和信息平民阶层的对立，这种对立在本质上正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立场冲突。

当下，公众舆论认知的中国特色，最大特征就是维护统治专权。所以，只要执政者不放弃坚持这种中国特色，就不可能废除信息特权。今天我们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官方垄断信息资源，不能形成平等与自由的舆论环境。

要舆论监督，就必须首先废除新闻"内参"制度，实现信息全民平等共享。在当下执政者垄断信息新闻资源的制度框架里，老百姓连获得真相与专家意见的机会与权利都没有，何谈新闻监督与民主决策？去年年前由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承诺北京奥运放宽对外国记者采访限制，2007年04月24日公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扩大公民知情权，其实这还都是一些表面文章。中共只有彻底废除信息特权，才有可能谈"舆论监督环境"建设。因此，眼下社会倡导舆论监督，已经构成了对服务于中共高干特权的"内参制度"的挑战。

陶杰：有计算机课程，没有网络教育

淫照风暴，纷扰未休，据报警方在当事人的计算机中还发现上万张作品，其他社交名媛和资深女星还是新的疑似女主角。但愿此说是流言。

淫照的争论，许多社会道德家企图扭转矛头，指摘网民，骂网民应该严守「非礼勿视」的孔子教条，不应该看。又有的舆论迁怒于传媒，大骂刊登新闻的传媒「推波助澜」──可笑的是，既然也有许多学者指淫照风波「坏事变好事」，有助于社会提高性育，那么「推波助澜」的传媒，亦即「坏事变好事」的先锋，没有甚么好指摘，反而应该嘉奖。

淫照风暴的最大冲击，是戳破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面具。「非礼勿视」是两千年前的教诲，那时没有印刷术、没有电话电视、也没有互联网。互联网是人类文明的一场革命，集电话、邮政、电报、电视、电台、电影等现代通讯传播功能于一炉，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中国式的僵化道德大脑所能适应的速度，淫照风暴在中国人社会中闹得人仰马翻，男主角成为过街老鼠，反而西方传媒在一边看热闹，视之为新闻甜品。男主角还得到「美帝外国势力」的荷李活撑腰庇护，声称几张淫照上了网，不是甚么大不了的丑闻，反而可以来美国，「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把道德人士气煞，景观在悲壮之中，充满惹笑成份，令人激赏。

因为互联网面世，超过二十年，就像一百五十年前的议会民主刚由西方传入中国之际，从来没有能力培养成熟的态度，面对一个西潮冲击的世界巨变。二○○○年，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见图），在梵蒂冈曾经召开红衣主教会议，讨论互联网对天主教信仰的影响。教宗多次与梵蒂冈的驻外大使谈到互联网的色情暴力信息问题，认为互联网是地球一体化的产物，在教皇社会科学院的一次讲话之中，教宗担心：「科技快速发展，许多国家的文化根本无力应对」（Changes in technology and work relationships are moving too quickly for cultures to respond），但天主教不可以随波逐流，必须对互联网的挑战及早在精神上有所因应。

在若望保禄二世的晚年岁月，梵蒂冈就互联网的伦理研究，用功最深。在教宗的指引下，梵蒂冈认为：互联网是继国家政权（Nation States）和跨国企业（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之后的第三种权力，此一权力的形成，首先是针对国家政权，尤其是独裁政权的挑战──从此，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一言九鼎的家长威权人物，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中成为权威。人人可以向全世界演说，而且要求世界聆听，而且可以隐身、匿名、化装，从此世界不一样了，因为互联网，人类进入一个类似吸毒的「自恋、自我依据的感官刺激世界」。

也就是说：互联网对文明的贡献，在一个「联」字，四海一家，弹指天涯，知识交流，智能融通。但世界上没有那么美的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互联网会加强色情暴力意识的渗透，但同时对一切权威和偶像，遇佛杀佛，却有摧毁的能力。

教宗呼吁：天主教不可以再像中世纪的裁判所和火刑柱一样，压制通讯和言论自由，即使互联网的通讯和言论会危害信仰。相反，西方国家要马上设立「互联网教育」──不要只教学童怎样用计算机，也就是只推广所谓Computer Literacy，而是培养青少年辨识、判断、评估互联网内容的能力。做到这一点，互联网就会增进人类文明的「团结」，做到「大同」（In the service of Common Good）的理想，「其中尤其不可轻言审裁，除非在极端的处境。」（Censor ship should only be used in the very last extremity.）若望保禄二世的结论，焕发着智者的光辉。天主教经过千年演进，对人性的阴暗面培养了成熟的态度。

西方的教育，从小协助儿童正面认识人性与生俱来的「七宗罪」，包括色情和嫉妒。以宗信仰为经，认识七宗罪，复又以理性宽容为纬，对人性的原罪有效疏导。七宗罪以「暴食」（Gluttony）为首，今天欧美的公民和儿童，吃麦当劳、喝可乐，国民偏向痴肥，但同时又衍生纤体工业。英国的小厨神占美奥利华，有感于儿童暴食无道，近年义务为英国的中小学设计健康的餐单，这些都是宗教和理性的结合，东方的社会，跳健康舞、上健身院，只有在后面跟的份儿。

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的名言：「文明是挑战和对挑战的响应。」中国一百年来的所谓「现代化」，只崇尚西方工业文明的硬件。特区政府十年以来，向教育界增拨资源，以金钱数字为尊，花了多少亿，只讲全港中学增购了多少具计算机。香港的「计算机高科技教育」，限于「计算机技识」（Computer Literacy）的层次，学校没有「互联网育」（Internet Education），怎样利用计算机，释放一代青少年的想象和创意，香港的教育制度更远远谈不上。

对于互联网此一新事物，香港道学家阵营的脑筋停留在清代，不是主禁毁，就是力竭声嘶地高呼「非礼勿视」，在他们眼中，互联网的色情物品，不过是线装书的《金瓶梅》，他们还停留在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反人性的层次，而不是像现代的天主教，视人欲为自然，但由信仰、科学、理性以约制疏导之。

此所以全球的互联网，打进一个Sex字，有逾十四亿个网站；每天点击率最高的字眼，不是裸体，就是性器官，欧美的风化罪有没有因互联网而增加、多了许多倍的少年色情狂？还是早就因应互联网的潮流，在性教育和偶像崇拜方面，做好了疏导分流的大业？
对于香港的艺人，阅其气质，观其成就，一个公民，成熟的态度，应该是即使没有这批淫照，也不会仰望崇拜；看了这批作品，对他们的观感评分，没有影响，与从来没有看过的时候一样。看淫照，只是凡人；坚决不看，是柳下惠一样的圣人，但以中国这种社会，你相信还有圣人吗？还是成千上万的伪君子？

「非礼勿视」，两千年前的口号，又岂能解决二十一世纪的问题？一百五十年来，中国的失败，就是无力应付新的挑战。陈冠希投奔荷李活，传言《蝙蝠侠》第三集还要为陈先生加戏。不知荷李活会不会回香港中环补景？届时人山人海，警方为荷李活拍戏开路，那时的男主角不知会不会又成为香港的文化大使？

（苹果日报 / 凌锋推荐）

陈平：胡福明对谢韬文章的看法

-- 真理标准与民主政治

【丁弘按】：胡福明（见图）同志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作者。在邓小平、胡耀邦等当时党 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下，促成了一次民族的思想大解放。下面的谈话记录，可以说是胡福明同志的新论，反映了他历时近三十年的观察和思考。陈平同志(南通市司法 局副局长)记录、整理后，嘱提供文友参考。



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发表后，中国理论界的许多学者认为，这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一样，在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历史上，具有 划时代的意义。这引起我很想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见图）对谢文的看法。胡福明是我的大学老师，后先后任江苏省委常委兼省委宣传 部长、省委党校校长和省政协副主席。我在去年八月将刊有对谢文评论的《随笔》（内部交流材料，丁弘编着）寄给他，并请教他对当今中国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 革的见解。

九月二十七日我在南京前去拜访，胡校长说：你寄来的材料收到了。我说：你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过，对谢韬熟悉吗？胡说：我跟谢韬很熟，他到南京，我接待过谢韬和其夫人，他们还到我家去过。

胡校长说：谢韬的文章影响很大。对谢韬的文章，我也不是完全赞成。瑞典等国家不像中国，经济发展程度高，封建主义因素少，所以社会民主党取得了成功。这些 国家通过改革，阶级矛盾没有激化，无产阶级没有必要搞暴力革命。而中国的情况有特殊的地方。但可以肯定，西欧社会民主党不是反革命，也不是什么修正主义。 前苏联等国家搞的也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胡校长接着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倒退还是进步？我们可以不管，这是苏联、东欧人民自己的选择。如果说苏联、东欧失败了，那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 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苏联、东欧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现在国内有些人还在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很无聊，犯得着你去骂吗？苏联、东欧人民领情吗？列宁搞 的那一套，是有很多问题的。搞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一党专政、党内少数领导人的专政，无情镇压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一套被斯大林利用 了，搞个人独裁，杀了多少人？当时苏联有许多黑暗的东西，这是个严重的教训！

毛泽东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比列宁、斯大林更进一步，这是他的独创。毛泽东实际上不赞成反个人崇拜，提出有两种个人崇拜，一种是好的个人崇拜，一种是坏的个人崇拜，他实际上希望人民崇拜自己。毛不同意林彪讲“一句顶一万句”，但同意“句句是真理”。

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就是要以自己为标准，维护自己的权威。毛说“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 阴谋诡计），实际上自己就是搞“三不要”的那一套。反右派说是搞“阳谋”；文化大革命搞“炮打司令部”，就是搞阴谋、搞分裂。现在我们对文革还否定得不 够。毛这个人，不仅思想上有问题，政治品质上也有可恶的地方。说否定要“宜粗不宜细”，实际上有些粗的问题，也没有批判好。可能是怕批了毛，就否定了我们 的党。

对毛那时的问题，除了康生、林彪、四人帮趁机捣乱（负有责任）外，党内许多领导人也没有抵制住。邓说自己也有份，周委曲求全。求什么全？如果周文革中公开站出来，同刘少奇一起，毛不可能得逞这么长时间。

我说：毛有一批军队将领支持。

胡校长说：毛在文革中如果动用军队杀人，就不可能搞十年的文革，可能就短命。

我说：党指挥枪的原则，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的，但现在应该军队是国家的军队。

胡校长说：军队国家化，这是国家理论的基本问题。

我说：解放思想应该是无止境的，包括对邓小平的一些说法也要突破，例如说不能搞“三权分立”。

胡校长说：那当然！有些人不懂得什么是“三权分立”，实际上就是权力制衡。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交代过这个任务，说“三权分立”不能搞。

胡校长说：我们党历来讲民主，开始搞的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但现在讲民主不够。怕讲了民主就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缺少民主传统。几千年的皇帝专权，后来 是军阀专权，蒋介石搞独裁。解放后是一党专权，‘大权独揽，小权分散’，说党有权也不一定正确，一般党员是没有权的，权在党的领导集团手里，在少数领导人 手里。

我说：国民党在台湾搞了多党制，我们共产党难道比不上国民党大度吗？

胡校长说：国民党原来搞独裁的，搞多党制是后来的事。共产党不搞多党制，还用国民党搞多党制导致下台的事作为教训，共产党就这么脆弱吗？共产党内有腐败， 可能有脆弱的地方……中国是个大国，情况很复杂。现在中央的方针路线是稳当的。但有些事情，目前还不好说，或说不准。真正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起码还要搞 二十年。谢韬的文章，本意可能不在题目上（意指“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目的是使我们的党和国家增强民主，加快民主的进程。

【记录者留言】：

三十年前中国理论界、政治界掀起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直接为不久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 论基础，吹响了中国拨乱反正、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先声。去年掀起的关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讨论，又引起了中国思想理论界乃至政治界对人类 世界发展规律、对中国发展道路和前景的深刻思考。如果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由于受到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的支持，因而很快冲破“凡是派”的压制，取得了 重大胜利。那么，这次退休老人谢韬发表文章，没有强有力的政治背景，更具民间色彩。而且涉及更敏感的现实政治体制问题，因此这场争论将会在很长时间内不会 有明确的结论。但这并不妨碍这场争论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幸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已成为全党的共识，我们期望实践，期望行动。又回到已经确立的命 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即使民主社会主义这一套理论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的，就算是伯恩斯坦搞出来的，既然已经在欧美广大国家取得了巨大 的成功，我们也要承认，也要结合实际，加以借鉴。这都是汲取人类文明（包括政治文明）发展共同成果的正确举措，也是实践“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建 设和谐社会、和谐中国乃至和谐世界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此，那么仍然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好的，问题不在于叫什么名称、喊什么口号，而在于贯彻实行什么样 的内容。

热切期望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大行其道！

陈平 2008年2月13日
--------------------------
原载《议报》第343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龚是非：质疑“三个代表”

这几天，从凤凰网看到关于新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的一份比较特别的名单。李敏、李讷、毛新宇三位，赫然在目。其实，与全国人大代表一样，“委员”只是“代表”的另一个说法，我还是干脆用公众比较顺口的称呼，叫他们为“代表”吧。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从国家到地方，崇高、完整而庞大的机构，我一直没搞清楚其来历和功用。现在见了这个名单，不免更有些疑惑。


刘滨、刘松林(刘思齐)、邵华、毛新宇、李敏、李讷、王景清(从左至右)

拿英国来说吧，有上议院和下议院，上议院的成员是贵族，除了老贵族，还有新贵族，就是被英王新近授勋的人。我曾想，政协是不是中国特色的上议院呢？英王授勋的条件，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几个香港人，曾经获得过爵位，那可不简单。不但要求“为人民服务”的时间很久长，而且要声誉高、能力强、贡献卓越。更要命的是，这个人一定有能力使无孔不入的香港自由媒介无可奈何，抓不到纰漏。如果这个人随时有被暴出陈冠西式“艳照”的可能，或如“共产主义标本村”——南街村故王主任那样，死后有几位二奶现身要求瓜分浮财，那绝对休想入英王的法眼。这个可真考验人哪，正如毛救星说过，“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大陆多少信奉共产主义的义士，革命之初或升大官之前，抛头颅洒热血，艰苦奋斗，戒慎恐惧，也难免一朝权在手，迅速沉沦堕落，权钱交易，结党谋私，被资产阶级的腐朽病毒击垮。
拿美国来说吧，有参议院和众议院。前者50个，是为了体现美国是个一联邦国家，各州不论大小，州州权利平等，不许以大欺小，搞些“人多力量大”起哄式“多数人暴力”的假民主；后者则是根据人数多少，让多数人的声音有明确的反映。两家大院互相制约，多数欺负不了少数；少数也甭想歪了，妄图搞“极端个人主义”，只顾自己闷声发大财，包二奶，不顾及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

拿日本、韩国、台湾……来说吧，他们更绝，就只有一个院，全靠老百姓投票选。

比来比去，鉴于我国的特色，政治协商会议，觉得还是与英国的上议院相似的地方多些。我的质疑就因此诞生了：

前面讲的三位毛氏后裔，就我这个孤陋寡闻的人来说，印象并不深。李敏，我比较有好感，不大咋呼，默默无闻，偶尔去广场献个花、鞠个躬，也是人之常情。李讷在文革中很有战斗力（但文革早就被《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后来据说完全平民化了，曾经用大板车为自家拉白菜，只是前不久，送了十万元给南街村的领导班子，要给几十亿产值的标本村锦上添花。我当时就想，这十万元，要是送给贵州山区那些被大雪压垮房子的灾民，那才叫雪中送炭给无产阶级亲姐妹呢。稍微熟悉点的，是毛孙新宇。一个是他的将军肚（虽然现在是大校，但将军衔是迟早的事），肥硕、圆满、松弛、庞大，有乃祖之风，只是不知道内里装的是啥子。二是他的一幅字：“一师是所好学校”。笔画清楚，没有错字，嫩拙自然，朴实可爱，使我经常联想到幼儿园那些祖国的花朵。

但是，政治协商会议是一个电视报纸杂志宣传得很多很多，庄严神圣的议论国家大事的机构。它的成员，虽然没有授过勋封过爵，但基本上个个都是各行各业的顶尖高手。以前的，有刚正不阿、一身傲骨，直接与毛救星吵架的北大梁教授；今天的，有把“妹娃子要过河，哪个来背我嘛”唱得观众如痴如醉、齐声回应的杰出歌手宋祖英。而毛氏后裔三人，敏、讷二位，早就泯然庶众，毫无特出之处；新宇“将军”，倘仅凭肚子，6月天在北京胡同一转，随便揪几个光膀子纳凉的爷们儿，都比他大，若凭那朴拙幼稚的书法，幼儿园乱拉一位小朋友也不比他差。

想了半天，突然想起，他们都有一个全国人民永远无法比肩的特别处——他们是毛润之的女儿和孙子。我并不知道政协委员是怎么诞生的，如果是因为这个因素而诞生，也的确是一大特色，我无话可说。但我又想，诚如最近非常红火的北师大“屁眼门”教授季广茂所言，这样普普通通的人，歌也唱不好，也没见直接和最高领导吵过架，有什么“资质”和“资格”，忝列全国“政协委员”衮衮诸公之中，议论民生，指点国是呢？

孙文广：大学生强烈不满“选调生”制度

——大学生考公务员纪五

大学毕业班每年都要选调部分学生到政府等机关工作，被选者几乎清一色是中共党员，这比招考公务员是更彻底的“非党歧视”，对此很多大学生强烈不满。

作者（中）与人大代表竞选义工车宏年、陈西（右）

（一）“选调生”与“非党歧视”

多年来，高校推行“选调生”制度，由学校党委组织部，选调部分学生，毕业后到基层政府等机关工作，他们将享受公务人员待遇，这部分学生被称为“选调生”。有关选调生的政策可以追溯到1992年（注一）。

“选调生”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一经录用即享受公务员待遇，而且从一诞生就有着光明的政治前途，所以这个金光灿灿的饭碗吸引了不少为找工作而殚精竭力的大学生们。

就是这个香饽饽，大多数大学生却只能对之望洋兴叹，追究原因是，招录“选调生”时有苛刻的条件和“非党歧视”。依山东招“选调生”的简章（注二），选调生的条件必须是“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或班级以上主要学生干部。”“党员”在大学生中的比重不足百分之十，而且主要学生干部多是中共党员，这就把近百分之九十的非党学生排除在公平的竞争之外。大学生就业，应该享有平等的竞争机会，能者上，劣者汰，按各人的能力分配位置，而不应按“政治面貌”推荐“选调生”。

（二）大学生对“选调生”制度强烈不满

中共中央组织部要求选调生必须“品学兼优”，但是有大学生在问：根据什么认定中共党员一定是品学兼优？一位应届大学毕业生说：“中共党员是经过党组织自己的程序讨论通过的，他们的选拔标准我们不知道，现实生活中我们也遇到过一些很恶劣的党员，你可以说这只是一小部分，但是就是这一小部分也仍然能够享受非党员享受不到的待遇，请问，合理性何在？”

有什么理由认为非中共党员就不是品学兼优的，而把他们排除在选调范围之外？如果认为中共党员都是品学兼优的，难道非党员就没有品学兼优的？为何惧怕“品学兼优”的中共党员与非党同学一起参加考试呢？有的大学生说：“就是陪考我也愿意！”

中共组织部门公开地要求“选调生”必须是中共党员，看似对共产党员的优厚待遇，其实昭示了党员能力之不足，某些党员需要国家专门出台政策来保护他们的先天不足和弱智吗？如果是真正有实力有自信的党员，应藐视这一优待，选择与其他同学同台竞争的方式，进入政府机关！

（三）大学中的“选调生”制度应该废除。

当前报送“选调生”的制度存在明显的歧视性条款，应该废除这个制度。增加没有歧视规定的公务员招考名额，让大学生在公平的考试中，去竞争公务员的职位。

多年前大学招生中也有保送制度，其中多有弄虚作假、行贿受贿者，为有权有势者提供了方便之门，为肖小之辈提供可乘之机，遭到社会非议，最后在一片反对声中，保送制度被废除。现在大学中的“选调生”制度也应该废除。

注一：1992年4月10日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抓紧培养教育青年干部的决定>的实施意见——关于选调生部分》

注二：《山东省2008年选调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简章》

2008年2月29日于山东大学 （0531－88365021 13655317356）

刘自立：民主的辩论和辩论的民主

——学习《许良英与李慎之通信集/1998——2003》

许良英先生和李慎之先生从1998年到2003年，共存43通信件往还。不久前有幸得读此信通结集《许良英与李慎之通信集/1998——2003》。此结集出版形式，当然在民间，无刊号。出版日期是，2004年2月。慎之先生走了近五年。萨斯期间的种种人鬼形迹，尚历历在目。慎之先生走，是不是因为罹患萨斯，李三达（李的公子）说，是在协和隔离了的……；尚有种种不为人知的情形，三达也不知其详，只好留做悬念。我见过一篇评析此信扎的文字，为傅国涌先生做。文章出版时间很早，是在04年吧！但是侧重点放在李先生身上，没有了许、李之间尤为重要的意见对立和善意争执——而这正好是此信札的重点——所以，几年以后，我再来学习之，分析之，不无必要。所以说是许先生的政治素描，是因为此析，从他们关注的人物入手，延伸及政治哲学观点的讨论。这个讨论，可以说，涵盖中国关乎此道者的一切课题，因为他们言及的几乎所有课题，都是中国人，中国政治学中人士，不可或缺的思考范围和思考范式。而且，几乎所有这些课题的讨论，尚未给出最好的答案。虽然，许，李二前辈，已经起头，出发点，已经很高，但是，说他们完结了研讨，笔者不是如此看法。所以，此文以学习笔记的方式，将信札里尤为重要的几个课题携出，望读者续之，接之，继续讨论，以完成一种更加深刻和所谓正确的结论——也许，这个愿望太高，太奢，但是，不进则退，不继续，就会停止，甚至谬种再传，贻误后人。当然，我们给出的分析，完全建设在许，李二先生的基调和基础上，如果有人开了另外的轨迹，也许更好！

许，李二师给出一些什么题目？

首先就是民主课题的讨论——这个课题的讨论，关乎到对于顾准先生 的讨论——通过对顾准的讨论，回到对于民主在中国这个课题的，也许是最后的答案；也许，不是最后的答案。于是，我们所说的，对于中国政治路线图的构造，首先出现的，是许先生笔下，对于中国政治人物的速写。这个速写的出现，又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政治路线图。

一，顾准的民主说完全错误

这个结论是许先生给出，而为李先生所不同意的。因为李先生给了顾 准一个至高无上的民主先驱者的地位，而许先生，完全不同意。于是，二前辈就此展开信通和讨论。这种讨论温文尔雅，大有民主讨论之风范和中国历史上良性讨论之格调：一如，王（安石），司（马光）之间于古代，一如，民国几次专制，民主课题之辩论。辩论建立的前提，都是首先尊重对方，给出理据，然后，加以驳文。

这样的讨论在当今的网络上，往往转为漫骂——在当今的报章杂志上 ，了无痕迹。这样的辩论风格和辩论人性，我们觉得，也是今后中国人进行各种辩论的楷模，值得注意，值得学习。

那么，回到主题，顾准的民主说，说了什么？何以许不同意 ，李同意呢？

李师说，顾准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比陈独秀、胡适 、蔡元培都伟大。许认为，"这个论断过于仓促，不符合历史事实。"

许先生批判顾准的"民主目的"说。他说，顾准的民主"终极目的 "说，是不对的；这附和了毛的谬论。许说，林肯就说民主是目的。"也可以说，民主的目的就是自由"，民主政府要保证自由权利。许先生说，凡是认为革命家本身都是民主主主义者的说法不对；认为他们的终极目的必然要牺牲民主，实行专政——"这个前提和论断既不符合历史，也不合逻辑"。许先生说，历史上很多革命家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如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列宁，斯大林等。

二是，"如果把自由民主做为'终极目的'，就不会存在'专政 '问题。"

三，许师把高建国的《顾准全传》中顾准受熊比特影响说成正面民主 价值观，其实，熊是精英主义。精英主义恰好反对民主。

四，许师建议顾准应该读洛克的《政府论》，改变看法 ，区隔精英主义和民主主义。

五，许不同意说顾准是民主主义或者自由主义旗帜,近代中国 "最伟大的思想家"、说，顾准的民主观没有论及民主和自由，人权之关系，他也没有读过亚理士多德，斯宾诺莎和洛克。"他的混乱思想对王元化、刘军宁产生很大影响"。许师说，刘附和顾，他意外！

六，许师反对用所谓"宪政"(不知道是时下所言的护法运动中不触 及中共宪法的那种宪政，还是普世意义上的民主宪政)取代民主。（许师说，他说服了刘军宁停止用宪政取代民主。）

七，许师认为阿克顿和邱吉尔都崇尚"贵族政治"，不足为训。

八，顾准基本上是完全依据马克思，思路没超出这个框架。

九，重复说，顾准没有读亚理士多德的《政治学》。"他写过的 《希腊城邦制度》，对雅典的城邦制度持否定态度，认为是'贵族政治'，并说亚理士多德激烈反对民主制。我们两人都通读了亚理士多德的《政治学》，所得到的印象恰恰相反。"

十，刘军宁附和毛贼论，说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认为一党专政和文 革是"直接民主"，这个解释是"混乱"的。

十一，关于陈独秀的民主观，许师认为，不是他不懂得民主 ，也不是要用无产阶级民主取代资之；而是要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之。于是，就像我们在回顾五四运动的文章里说，陈的问题是他要用共产党来取代民主。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最后，许说，民主观点重点要放在"从希腊开始的西方民主发展史 。他提到胡绩伟编纂的《民主论》。

针对关于李师提出之民主的程序和民主的实质问题，许回答 ：雅典和近代民主制度，既是形式也是实质，何以如此说？是许师对于台湾记者南方朔的驳斥。南方朔问许，中国应该采取哪一种民主？许答：民主就是民主，不存在不同种类的民主。然后，南方朔发表文章说，许不懂民主。许师说，此人说台湾的民主是他领导——给许师极差印象，"我一生未见过"！

李师回复许关于民主大论，说到程序民主（PROCEDURAL DEMOCRCY）和实质民主，同意：应该归结到，民主就是民主 。


二，泛科学主义和极权主义之关系

此前，在论述白璧德先生的文章里，我们曾就他关于泛科学主义 ，科学霸权主义和科学工具主义与极权主义整体论，全能论和真理论的关系，做过一种浅尝辄止的工作。但是，要点已经给出，倾向已经明确。也就是说，如果人们不对卢梭的民主和极权观念（他的"普遍意志"）做出清理，就无法区隔民粹与民主；如果人们不对培根的科学霸权主义和科学理性主义做出限制，就无法认同人文主义和人道，人权和自由。

刚刚说过，希腊民主和整个西方政体竞争之轮替，从民主到僭主 ，从僭主到贵族，从贵族到独裁，其间的追求之终极目的，恰如法国复辟时代作家基佐所言：这一切，是为了自由！我们在此之前，也引述此言，以澄清希腊或者希腊后政治追求的真谛。现在，在许、李之间，关乎于此的讨论，也让我们倍感亲切！而其症结，又恰好是，要在民主变民粹的转弯中，在坚持所谓科学发展观和原先培根的科学霸权主义之间，既找民主，又求自由——这就不能不把陈独秀祭上的德、赛二生，做一个理性分解。是的，极为可惜，德先生，在以后半个世纪里，变成了民粹先生；赛先生，则完全成为极权主义工具论的船坚炮利；民主成为民贼，德摩克拉西，成为德摩克拉贼；舍此无他！

现在，我们来看看许、李二人在此方面的讨论。

这里有一个解套。王元化发明取代五四之"新启蒙";实为"新蒙蔽 "运动——就是从一二九时代陈伯达、艾思奇等人发起的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运动，到所谓"与五四无关的，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他们竭力吹捧的未来主义，实在是对于邓时代的肉麻吹捧——并且期待用此取代老启蒙：五四。我们看待这个问题，发现许、李二先生是首肯五四的，批判新启蒙的。这一点，我们竭力赞同；我们保留的意见是，许师对于五四评介太高，也有过度吹捧之嫌！

我们看看许、李二师的看法。这个看法原自李慎之的 "中国历史上既无科学，也无民主"说——接下来，是他们对于科学和培根主义的讨论。培根主义的讨论，牵涉层面很多。其中关于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切换，早已成为现代和后现代哲学中人的共识——从现象学到存在主义，讲的就是这样——而极权主义的根子，既来自真理的绝对性认识论，也来自民主变民粹的革命论，而革命论的先导，就是真理认识说：他们的说法认为，人民总是正确的，他们代表真理；然后，他们躲在人民后面，向人民开枪。

关乎于此，李先生提出他的所谓"价值中立论"；而许先生提出他的 科学真理说。他们的阐述分别是——

"……哈维尔……原来是个反理性、反科学的后现代主义者 ，他不仅反对极权主义，也反对现代化。"——许。

"有一点我是同意哈维尔的，可能与你会有分歧，即我自以为是一个 理想主义者，但是恰恰彻底的理性主义不能否定神秘主义，不知你以为如何？"——李。

"理性并不排除直觉、惊奇、幻想和神秘。但是神秘不等于神秘主义 。神秘主义是一种反理性，反科学的迷信。"——许。

许又说，怀疑主义和科学探索无法相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是相对 主义。"断言人权，民主概念是相对的（某魁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言论），就是根据相对主义论——而"相对论的本质恰恰是绝对论，相对论的基本公设'相对性原理'原意是：自然规律不以观察者的运动状态而转移。他还说，每个科学家都有对实在本质的信念。

许对哈维尔的观点"世界是客观可知的，这样获得的知识可以绝对地 普遍化"，以及他"反政治的政治"提出否定；说这个反政治的政治是"庸人自扰"。

"承你告知之神秘性和神秘主义的区别，这是我过去一直没有搞清楚 的"。——李。

这些讨论很有意义。但是，这些讨论好像缺乏西方哲学史上 ，那些已经司空见惯的观点。这些观点包含：

一，对于科学和宗教的各归各说论；也就是说，正像许师引述的爱因 斯坦之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比较，其实就是科学和宗教之比较。这个比较，既有可比性，也有不可比性。可比性是，如爱因斯坦说的，可知性，也就是科学发现，只占据上帝世界之一小部分，不可知，则占据几乎大部分，绝大部分——这也就是宗教存在的根据。

二是，不可比性。本来，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宗教本身的本体论和认识 论合一性——从苏鲁支教到印度喻伽，从老庄到摩尼教，从基督教到伊斯兰教……都是在以几乎所有方式，制造一种知识本体和本体知识——包括对于这种常常被诠释为梦醒和祈祷的仪式化处理方式——这些方式和认识（理性和非理性的，又结合为一），导致一个总体上的宗教迷梦。也就是说，任何神秘或者神秘主义，信仰或者迷信，至少在历史上，是无法区隔的；三千年前，或者三千年后，何知你现在的科学和理性，是信仰，还是迷信呢？

二，起码现在，科学层面的"实在"，在科学哲学和实证哲学中已经 经过倍受置疑的阶段。从罗素到维特根斯坦的非实在说，已经成为设置后现代哲学的前提——这个条件论的要素，也许，正好和马赫的或者贝克莱的感觉复合说歧路相逢，齐头并进。这个话题太大，打住。

三，哲学层面的可知论和绝对论，正好在维也纳学派中被否定 。他们否定的层次很多。其中一个层次，带来了卡尔.波普关于"证伪"学说的库恩式、或者卡尔纳普式反诘。这个反诘的要害，一般而言，就是说，逻辑判断本身，并不指涉实在。人们不是否定老范式，而是抛弃之，改为崇尚一种新范式。也就是说，爱因斯坦真理，只是未来人们看作老范式的真理。（关于施太格缪勒印证的，宇宙和太阳系本身，乃是一种逻辑指涉的说法，因为过于悬殊而不细论）。所有维特根斯坦式定义，只是想说明，任何一种关乎实在的真理和描述（这是许师尤为强调的！），都呈现"物与词之间的原罪"（蒯因语），八别塔不能真正诠释物和实在的同一性——"玫瑰是什么？"无解（见德理达）；其能指所指，远非真理陈述。真理说的相对意义，不是否定爱因斯坦的老范式真理（从未来看），而是指出，仅仅是指出，他，终究会成为一个老范式——像牛顿，或者哥白尼的老范式一模一样。

四，基于这个说法，李师印证的哈维尔关于客观知识 ，客观真理不复存在说，乃是一种不是真理的真理。这个说法，直接指涉极权主义真理说。因为，极权主义真理说，1，他给出了排他的"真理"，成为党同伐异的"真理"，迫害异端的"真理"，甚至是革命和杀戮的"真理"。这样，这个真理就自然被排除了，在宗教和科学层面都被排除。

2，极权主义认识论及其共产主义，或者其他主义（大东亚共荣圈 ，日尔曼种族优越论等等）本体论，造就的，就是一种新丛林法则，是猪猡主义和猪权主义认识论。这个，就不赘言了。因为他们要创造毁灭人类文码的"动物庄园"——它和网络过滤何其相似乃尔！

3，他们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本身就是一、两个人的神话和荒诞主义 表演。也就是说，以希特勒或者毛一个人的文字符码，一度代替整个人类文字——就是八别塔修建的失败的失败——这个纳粹工程，在毛主义真理中发展到无以复加，且影响迄今。

所以，许，李二人的讨论，没有把宗教本体论和宗教认识论横向比较 科学本体论及其限制。因此，他们无法说明人类如何一方面发现科学真理，另一方面，发现一切发现的不可能性：科学无法取代宗教对于知识的摒除和摒除后的亚当夏娃式忏悔和服膺——关于上帝的论证和不可论证，从圣.安瑟伦到罗素，都如履薄冰，颤颤巍巍，迄今无解。当实证主义哲学家放弃上帝主题后，他们一方面如释重负，另一方面感到惶然（见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关于上帝的谈话）。故此，简单言说科学真理，规避宗教指涉的茫然世界，往往是看见树木，不见森林。

许、李二师也讨论了培根的归纳真理说。这个说法，我们多次引证过 罗素的说法，鸡只被扼千百次，也不知道得出自身要被扼死的命运。国人现在的文革好，是人民起义；毛好，是平均主义宗师；党好，是改革的恩赐者，诸如此类，都是归纳失败之证据。中国人何以这样既不能演绎，又不能归纳呢！

在这个意义上说，民主自由与其说是给出真理，不如说 ，是给出讨论真理无限趋近（卡尔.波普的看法）的平台。言论自由或者程序民主，就是辩论的永恒性不可以剥夺。等等。而民主，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

还有一点补充。就是关于许、李二人涉及的，政治是不是肮脏的问题 。我们说，政治的亚理士多德定义，不如阿伦特的定义来得清晰。阿伦特的政治概念的解释，正好是民主政治的写照（见其关于极权主义政治说）。现在关于"政治肮脏"的说法，并不见得有多少严肃性。我们比较侧重许先生关乎于此的说法。


三，政治全球化的国际困境


李先生在庆祝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五百年纪念时期撰文 ，提出对于亚洲价值论的批判。可谓一声炮响，给国人送来了自由主义。这个自由主义的二次到来，当然继承了胡适之先生再早的自由主义诉求。美国人把慎之先生称为自由主义"教主"——"archbishop"——那还是在九十年代初叶（见美国《时代》杂志）。

问题的给出，带来很大建设性意义。因为亚洲价值论的迷雾 ，当时正好铺天盖地，以附和邓主义的镇压和剥夺，且美其名为：威权主义。其间，正如信札所言，有许师提到的吴嫁祥、金冠涛、肖公勤等人，这样倡导威权主义（许言，后来，肖先生取消了他的威权主义说法；……汪晖、崔之元等，当然更加"面目可憎"，他们竭力支撑"新左"，诋毁右军。）.

李先生说，"中国的改革，只有融入全球化价值，才有前途" 。许师回复，他好像写过一文，就此问题发言，惜未得见。

我们在讨论改革三十年时，写过关于全球民主化遭遇资本全球化阻挠 ，而产生困境的文字。一种说法是，"民主国际"正在形成，号令中国实行政治改革，以适应政治全球化过程；但是改革由谁主导，他们多半期望中共。这就产生了悖论——我们的说法是，这个"民主国际"，与其说已经形成，不如说还在襁褓之中。他的作用，并未见得可以盖过西方国家之战略考量和利益考量。近期，西方国家对于德国总理拉开和北京的距离，评价过高。现在，德国人正在转弯，转回到利益外交的外交格局之中。这个现实，并非一种偶然。预计这个世界"中国化"的过程，会为李慎之的"亚洲价值论"，横增一笔："中国价值论"。也就是说，世界市场全球化过程，并未将民主价值观和普世价值观结合于亚洲价值观和中国价值观——这是一场真正的博弈。这场博弈，鹿死谁手，从历史，现实两个层面看，都不甚乐观。

在历史层面，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之威尔逊主义，和美国的国家利益观 之老罗斯福主义，正好分别作用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美国人在定位中国定义的时候，还无准确的说法。这个朦胧诗的政治判断，既给美国人很多经济空间，也给中共，很多政治空间（当然也包扩经济文化和外交空间）。历史上，"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个说法，屡屡成为美国人抛弃民主势力的说辞——在四十年代末，对于中国国民党人的抛弃；五十年代，对于匈牙利纳吉的抛弃；七十年代，对于毛危机的拯救（他面临林彪事件危机），以至于和中共建交；六十年代，戴高乐和中共建交；六四以后，美国政府对于邓政府的支持。诸如此类，都说明，美国人并未要实行李先生耿耿于怀的和平演变，而只是看重中国无规则"官场经济"——不是"市场经济"（美国人确也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个势头，会发展到所有这些支持中国价值者，出现在北京奥运会贵宾席上。这是李师更觉失望的所在吧！

我们原意再次引述罗莎.卢森堡关于资本增展依靠外部市场的非民主 价值说的言论，以补充上述二师长未见展开的话题。

这些卢森堡言说是——阿伦特在介绍《资本的积累》一书时写到——

"既然资本主义'在经济矛盾的压力下'，从未表现出任何崩溃的迹 象，罗莎（即罗莎.卢森堡）就开始寻找一种外部原因，来解释资本主义的持续增长的过程并不仅仅是支配资本主义生产的先天规律的产物。尽管'资本主义'试图征服者些国家并将他们
纳入自己的影响范围，但是当着已过成蔓延到整个国土时，她就不得不面对大地上那些和他不同的部分，亦即前资本主义的地区，并把它们拉如到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来。而这一资本积累的过程，正如它从来所是的那样，烤吞噬所有外在于它的东西为生。换句话说，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并不是像原罪那样只发生过一次
的事件，或者只是由最初的资本家来进行唯一的一次掠夺行为，然后就引发出一个积累过程，按照他的内在规律或'铁的必然性'运作直至最后的崩溃。相反，为了保持这个系统的运作，这种掠夺必然是一遍一遍重复进行的。因此，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产生它自身矛盾并'孕育着革命'的封闭系统，相反，它不断以吞食外部要
素为生。"（均见阿论特《黑暗中的人们》）

这也就是人们说的，列宁主义的中国市场经济，不单是构造中国官场 经济唯一的要素，国际资本和西方政府的袒护和输入，也是中国官场经济发展势头不减的更主要要素。这一点，未见李、许二人给予明示。我们常常听到国内外左派的说法。为何你们，如，香港民主派，不追究英国时代之香港不民主，而偏偏要在香港回归后大谈民主！这就是阿伦特说的，民主宗主国的历史缺憾——他们不在殖民地实行民主——这也是我们提到的，关于民族独立和民族民主问题的由来和发展。这个缺憾，被中国现在庞大的所谓市场所化解，所遮蔽——来吧！这里已经重新成为西方冒险家的乐园！

是的，中国改革的外因、内因都还是老样子——甚至和清末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期的所谓世界市场格局，并无本质改变。只是西方列强的军事力量，改变为经济力量，如此而已——而西方国家对于老佛爷的支持，已改变成为对于老邓及后的支持——他们对于在中国发生的一切镇压和剥夺，叫嚷出一种逻辑。我们称之为本末倒置的逻辑：你是一个什么政权，并不重要，但是，你们要施行人权政治——也就是，你们是不是一个极权国家，并不重要，但是，你们要在我们认可这个国家的前提下，改善人权——这个逻辑成立吗？

这也就是李慎之先生所言之"救党之道"于其檄文《风雨苍黄五十年 》——中共主导消灭中共之政改，有可能？会实现吗？这和李先生另外讲到的：这不合他们的立党之本，彻底相背。

许师言："那个被海外媒体吹捧为开明派潘岳的《对革命党向执政党 转变的思考》，据说起草人是张显杨），文末已经清楚表明：'防止自由化思潮泛滥'，'只能坚持一党执政下的党内民主'，决不能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决不能搞新闻自由'，'不能搞军队国家化'，'决不能搞全民公决和全民普选'，'中国政治现代化，不是政治民主化'。……真是狗嘴里长不出象牙！"许师说，你（指李慎之）接受法广采访，"对邓的评价也过高了"。……然而，许的贬邓褒胡，我们亦不苟同也！道理在于，胡，是不是有西方政治学的足够资源——他是不是出道于非党文化教育。这个争执在许、李二人对于蒋介石的态度上可见端倪。他们都是、也许不同意"打倒蒋介石，奴役全中国"——这样说法的。但是，历史难道不是这样书写的吗！


四，关于李慎之"半个儒家"说法的思考


儒学问题；儒家，新儒家和新新儒家问题——这些问题近来炒得火热 ——但是，惜未见得说得清楚的高士出现。我们写过几篇文章，和许、李二师的讨论暗合。许先生看来是比较彻底否定儒学和儒家的。他的根据是科学，民主——就是五四精神——他充分肯定五四精神
和五四启蒙精神——和王元化的"新启蒙"划清界限。但是，许师对于所谓冬烘中人如马一孚先生的否定，却又大有问题。这个问题，出在其实枉顾了吴宓先生的观点——吴宓先生的反对五四的大观点，我们前此已经有文章说明。吴先生1920年就对五四进行了批判。这个批判的主导精神，其实恰好和许师倡导的研读亚理士多德政治学，不谋而合；吴宓主要观点就是：五四未引进西方主流思潮，如亚理士多德和柏拉图，而是引进了马克思和易卜生。这个舍本求末的做法之另一层面，就是五四抛弃孔孟之道而转向法家，从而引出对于人道和仁义的抛却，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暴力革命和列宁主义。这个伟大的吴宓启示，在二公信札中，未见痕迹，是惜乎为憾的事情。

李先生说，"他是半个儒家"，因为，他觉得，儒学还是要强于毛的 极权主义——他的观点就是著名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专制主义"。

这样，李先生的看法，就和许的看法不尽相同。因为，李先生说过 ，关于陈寅恪是自由主义的话。但是，这个看法许先生不同意。

这里面层次和角度甚多。我们学习二公观点，要逐一进行剖析 。这个剖析之一是，儒家的历史文化定位，不能因为五四出现而被否定，而且要全部，干净，彻底否定。因为，我们说过，五千年文化轴心说（见雅斯倍斯观点）中含有孔孟，当然还有基督教，佛教，和苏鲁支教等）。这个历史事实，既证明孔孟之道和中国文化的互相关系，也说明，任何取代孔孟的说法，只是狗尾续貂，没有成绩。

二，严格说明和批判儒学的政治意函，说明其为所谓封建官僚集团和 皇家宠信阶层的媾和物，且经过独尊儒术以后，更加成为专制主义的文化精髓（函其补充成分，如，道家，佛家，游民思想）。虽然，这个知识分子官僚阶层，曾经产生过某种制衡于宠信阶层的政治作用——如马科斯.韦伯和利马窦等人的说法——但是，这个官僚、宠信阶层的最后合一，使得儒学和儒家，成为一种倒退甚至死亡的历史和学术现象——正如约翰.穆勒所言，那是一种停滞的文化）甚至如韦伯所言，这个文化只能产生布尔什维克！）遂产生人们追回道统，正统和学统的讨论。

三，于是，诚如伟大的陈寅恪所言，儒家儒学之亡，在于没有承载之 的体制。我们说，极权主义文化机制，像一种漏勺，只能滴尽儒学的精髓而使其归于腐败。

四，1958年，台湾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等人的新儒学宣言 ，和三十年代新儒学宣言，都是不涉政治体制的空中楼阁，不能使得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专制，集权有丝毫触动。所以，接下来，中共现在的儒学喧嚣，更是一种荒诞奇谈。我们所谓新新儒学，当然是指这种所谓中共软实力的岂有此理！

于是，许、李二人在讨论这个课题的时候，所留下的遗产，一半 ，值得关注，一半，值得遗憾。遗憾处是，他们像所有学述中人一样，未见得对于现在的儒学判断，给出杰出观念，甚至，还不如其他学人。比如，吴宓，就是一个刚正不阿的现在大儒。他的大儒精神，就在于他以儒家的精神，对抗了共产党！为什么儒家会对抗共产党？因为，首先，共产党帝师合一论，毛亲爹娘论，使得天人合一论中的准上帝精神，归于覆灭，毛帝，成为取代孔师的上帝——这个极权主义特征，为中国千年专制文化所未见——而这个东西的关键，就是区隔专制和极权。许、李二人谈及专制时候，往往不见卓越，因为他们无视西方和东方专制主义的文化及其载体性质——而往往很容易把某种专制、开明专制和极权主义（甚至李先生之后极权）混淆。许师说过，所谓启蒙运动来自英国；他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就是操弄专制主义国家的拿破仑，俾斯麦甚至梅特涅——在法国复辟时代出现的，"不要极端皇权，也不要极端革命"一类说法（见夏多布里昂语），创造了专制主义中最初一轮自由主义——甚至，这个自由主义，来得更早，早到12世纪的英国市民社会和十六世纪的法国第三等级——人们看到过，伊拉丝莫的对于皇帝的基督教教育说，也是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合璧。这个历史，在夏多布里昂，基佐，勒南等人的书中，都有说法。说启蒙只是民主的产物，不对！专制主义产生过辉煌文化，东、西方皆如此——而极权主义，就是消灭文化，只剩下毛语录。在蒋介石专制主义里，不是也存在民主（的多少之问题）吗！他的大学，报纸，宗教，他的人物，文化，社会，皆是。这个内容，应该是许、李二师的亲历，不可不察，不可不认也！当然，专制就是专制，他缺少民主内涵，自不待言。

故此，我们看过信札以后，对于李师的半个儒家，是不得要领的 ；对于许师的完全否儒，也并不全然赞同。那么，怎么办？其实，还是一句话，只有民主化，可以化解这个上帝和凯撒各归各属的问题。至于人们如何筛选和选择自身的宗教，那个政教脱离的政府，自有做法——这个做法，就是现在西方民主政府的做法——现在，那种漏勺主义，不足为训，他们根本不配谈论任何宗教和准宗教。为什么？因为他们要耶稣和佛陀加入共产党！你说，这个东西，是东西吗？！至于专制主义是不是有文化，是不是在推翻之，改变为极权或者改变为民主以后，要另起炉灶？是的。问题是，改变专制，朝向极权，就是文化连锅端主义，看看毛和三个代表！改变专制，朝向民主，就是政教分离，文化回归，各得其所也！这个问题，难道不是非常清楚吗？重说一边！不是儒家不可以批判继承，而是共产党无法继承儒家，因为他要对儒家，取其糟粕，撇其精华——政治多元化以后的社会，当然会把所谓现代化和儒学结合，施行德理达式的解构：解构，不是破旧立新和彻底颠覆，而是结构和解构的双向发展。这个道理，比较深刻，不是这里可以展开的。所以，一般而言，五四打倒孔子，不对！现在，说孔子为丧家之犬，不对！那么，由共产党这个怪物来左右孔子，掏空老圣人的一切圣义，就对吗？那当然更加荒唐！

李师说，中国是没有宗教而有意识形态的国家。这个意识形态 ，是什么？就是封建，或者破封建以后，皇家政治不可以在宗教和思想上取代孔孟，这个意识形态。这个做法，这个系统，和中共做法迥异：恰恰是中共，要使得全国人民统一在他们的意识形态里。这样，历代皇朝尊奉的那个准上帝意识形态，就跌入谷底，不得翻身了。所谓封建文化的隙地就片瓦不存了。我们说过多次，屈原和李白，曹雪芹和王国维，都不是民主产物，却是地地道道的文化，而且是伟大文化——这是中共五十多年和中国五千多年之迥然不同。这个不同，在未来主义政治中，也许可以解构和结构：那就是，把儒学放入一种学术和宗教格式中，使其不得干预民主和自由。这个做法可行否？现在，还不知道——因为，有人说，未来中国是基督教世界了——那又何妨？政教分离，即是。


五，精英主义在东、西方的不同性质


许、李二师对于精英主义颇有微词，大致的讨论，包含如何看待顾准 及其同僚的观点。这些观点，基本上指向对精英的批判。此前，在考量毛文革究竟是（直接）民主，还是专制时，许师澄清了坊间混乱的看法。而李师认为，新威权主义含有某种精英主义味道，是误导国人的一种做法。他们特别指出：《走向未来》丛书出版的时候，鱼龙混杂，斑驳陆离，使得八十年代的所谓"启蒙"变成"蒙蔽"——这个现象和三十年代的"新蒙蔽"遥相呼应，真伪并包，亟须分析辨正，还来真相。这个启发，今天看来，还是非常重大的一个警醒。这个提示来自许、李二师。

李师说，"你对精英政治反感，我在新华社的时候，有权决定译名 ，当时外电常提及苏联的elite，我就叫他们译作权贵。与你所称所见相同。不过关于精英分子和精英政治，则还当别论。其实古今中外无论任何政体，都可以算是精英统治，因为掌权的总是少数人，也只能是少数人。（二十年前中国的elite是指'政治上的强人'，现在靠什么人，我一下定义不了，……任何国家（中国也在内）要进步，必须有你所说的一批'独立知识分子'。你对这批知识分子的形容是十分精彩的，我读了好几遍。……但是以有十二亿人口的中国而言，最难的就是怎么才能做到使这批人能真正成为思想领导者。我觉得让自由主义成为思想领导者，简直有些不可能。"

那么，李师欣赏许师的那些看法呢？

许师说，"由于我认为民主精神对自身的要求，是以平常心做平常人 ，对于那些自命'精英'的人，我是不敢恭维的。'精英'（elite）（许在此用的师法文——自立注）这个词来源于'权贵'和'贵族'，也就是亚理士多德所说的'寡头'政治。1988年国内有人在《政治学研究。和《走向未来》上叫嚷西方民主理论的'破产'（请注意，现在人们一股脑吹捧这个《未来》是失之偏颇的——自立注），鼓吹'精英政治'，与随后的'新权威主义'互为呼应。从此，我对精英十分反感，他们是把中国引向专制主义。我深信，中国要实行民主，不能指望这些精英，而只能指望有独立批判精神的独立知识分子，即有独立人格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我们的看法，秉承这些起点。

只是要说明，其实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是一个事务的两张皮：如，法国人古.勒邦(Gustave Le
Bon),的哲学，就把精英主义定位为极权主义的前提——他的书 ，成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行为准则和思想圭皋。而人民，人民革命，"人民文革"，则成为东方纳粹的言行准则。列宁和毛的观点殊途同归。列宁侧重的精英灌输和毛侧重的人民正确论，成为一币两面，不可分割。列宁说过，他们这号人的政治身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说法，出自列宁本人；接下来，列宁说，工人阶级不可能自发产生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要由他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其进行灌输；工人阶级自身，只能产生"无政府工团主义"。这是列宁主义非常著名的观点，只可惜记住这个论点的人不多。是的，列宁主义秉承了勒邦的精英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成为勾勒共产党极权和极左政权的一支画笔。这个列宁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他们夺取政权以后，就炮制出"领袖，政党，人民"的统治原则；这个原则号称以民主集中制为党内生活原则，更上升为国家统治原则。于是，民主逐渐被集中蚕食，人民和政党，逐渐被领袖吞没。所有的政治程序，正好反其道于民主程序。这个东西，已经不是理论，而是历史。到了斯大林，这个特征，变得无以复加，不可理喻。于是，我们看见，列宁主义和西方精英论，有的一比！

在毛这里，角度不同，但是，他们殊途同归。因为毛的民主集中制 ，最后，也是从"人民，政党，领袖"原则，变成领袖唯一，唯此唯大，压倒一切，简直超过任何下设臣属的天皇老子了！但是，毛的言说角度，不是精英论，而是人民论。他从来不会像列宁同志那样，说他自己是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说法和雄文四卷，完全相背——毛说，他是"人民万岁"者；他常常跑到群众集会上，这样吼叫。他蔑视一切知识分子；如果有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话。可是，人们只要看得仔细，就会发现，列宁主义灌输法对于毛，也一样适用。他的灌输法，就由林彪发明的"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人人自危，三省吾身、吾思于毛！甚至女同志的热爱毛主席，竟然也知道究竟是思维上的热爱，还是肉体上的热爱……毛，三宫六院，也许，也是七十二偏妃——这个东西，皇朝代代有，毛也不新鲜；新鲜的是，毛还要告诉你，他的话是一句顶万句，他的人，是一个顶万人。这下子糟糕了，列宁主义的灌输，成了毛对于六亿人民的大奸污！这完全不是什么精英不精英的问题，完全是"日日新，苟日新"的那种内涵之外的内涵了。这个事情的结局就是，毛的民粹主义，成为他的精英主义（也就是败类主义）之换一种说法。

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类似G..勒邦等人所言，东、西方都是在搞这个精英主义 ，于是美国总统和老列、老毛无区别。他的这个话，就说得不对了。一如有人说，台湾现在也是在搞文革，到处示威游行，乱糟糟。但是，台湾究竟是不是搞文革，民主国家，是不是搞文革，现在，法国人纪念68年学潮，法国人68年，是不是搞文革——我们回答：不是！

为什么？就是上述所言，民主精英们和极权主义领袖的言说和操弄 （权术），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表面类同，实质大异。这里原因甚多。一个主导性原则是，民主领袖不可以帝师合一，垄断天下——剥夺一切资源：函天地，生态，人命，上帝，资本，国土，政党，团体，报纸，宪法，机构，人员……几乎一切一切；他们在反对反对党存在的前提下，甚至可以滥杀同党，滥杀无辜，如，杀掉刘少奇等。试问，乱糟糟的民主社会，谁可以这样大一统，大统一呢？

二是，精英之所以在西方国家，也可以垄断话语权和某种思想学术资 源，甚至可以垄断政治和经济资源之主导部分。但是，他们必须起码表面上完成民主程序。没有任何民主领袖和民主学人，可以"打倒吴晗邓拓廖末莎"，把高尔基关进金笼子。（乔姆斯基如果被关到五七干校里去了，他的美国批判论就会变质，这是勿庸置疑的；更不要说，如果红卫兵把他一通痛揍。）

这是事情的基本区别。我们说，你在台湾可以痛骂阿扁— —这就是民主——你在文革期间骂骂老毛试试，你会死一百次！

许、李二师尤为关注的，正好是他们通过其文章，沙龙和聚会如何可 以影响或者启蒙于国人。李师关注建设公民意识，是人人皆知的伟大努力；李师说，他无野心影响国人，影响"一小撮"，足矣！

这件事情，笔者一直以来，惶然不得所解。因为，人们看到 ，不管是李师、还是许师，他们具备四十年代入党者、"两头真"风格的强烈意识。他们总是想影响一小撮，或者一大堆——这个考虑，也许很对。但是，当我看见现在七老八十之耄耋，很多是"两头真"追求者，他们又成为了一代所谓小青年自由主义(号称自由主义)者的受影响者——就像一二九时代的小青年，成为了毛主义或者艾思奇等人的受影响者。

这其中，难道没有可以值得反思的轨迹吗？

这个轨迹的指向其实非常明确。我们所谓"打倒蒋介石，奴役全中国 "的批判，就是号召国人尽可能挽回民国的价值建设，使得蒋介石甚至经国先生的民主过程重现于大陆——其他任何借镜都是只嫌其远，隔靴搔痒。法国，英国甚至美国价值论的言说和践行，固然辉煌富庶，但是，毕竟东方，西方有异——二蒋的历史，给了我们一个不可多得的借镜。我们引用李师的看法做出总结；这些看法，是他其实超越"两头真"，不同于党内改革派和谢韬主义的所在。"今天的大陆作为全社会来说的民主，比不上戊戌，比不上辛亥，比不上五四，比不上八.一三，也比不上1948－49（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甚至比1976－77低，那时候，老人还没有死光（这一点笔者不能苟同——自立注）。全民对民主化的常识可以说是清末以来最低落的时期，几乎没有精英人物。这种人物我自己知道或认识的不过二十个。我极力幻想，以为全国也许有一二百个，这样的现实要希望中国很快地实现民主化，至少我无此信心。你告诉我，海外人士连启蒙的必要都不承认，又使我谅了半截。"——李言。


原载《自由圣火》（作者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