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最大的消息是，号称永远连得上的“快连VPN”刚刚发了公开信：
“很抱歉，我们不得不终止面向中国大陆地区的业务运营。
受网络封锁的持续影响，在过去的 20 天里，我们的技术团队每小时进行尝试与调整。遗憾的是，经过多番努力，目前已确认无法有效解决连接问题。我们真的有心无力。”
加上今天国安部官宣批判“躺平”，指出这是受境外势力操纵的意图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阴谋，侵蚀中国青年的思想。
加上昨天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公室，禁止美国科技巨头Meta收购中国的明星项目Manus。据国内官媒：禁止投资是最严厉的审查结论。
新闻得连着看才有味道，就是：不准翻墙，不准躺平，不准跟外国人挣钱。
可是，对应的精神又有：“中国青年要拓展国际视野”“不要向生活索要太多，工作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挣钱”“加大力度优化外资运营空间”。
这个点，实在难把握。走钢丝是轻的，刀口上舔血似乎都不太够标。
剩下的日子，将会很有趣。您看着办吧。
9月12日，长期研究中国互联网审查的“Great Firewall Report”发布了一份名为《积至公司与MESA实验室：防火长城史上最大规模文件外泄分析》的报告。
报告指出，此次被泄露的文件包含约600GB的源代码、工作日志和内部通信记录，是中国防火长城（GFW）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部文件泄露事件。文件包括中国正在向缅甸、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等国家输出审查与监控技术的证据，还提及新疆、江苏、福建等中国地方政府正在试图通过GFW团队提供的技术建立“墙中之墙”。
“低音”也在第一时间下载了这批约600GB的文件，对其中非源代码部分的文件进行了分析，综合目前多家媒体及非政府组织的报告，梳理此次泄露事件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与可能造成的影响：
综合文件中涉及的发票及合同文档等信息判断，此次泄露文件与“积至公司”及“MESA实验室”高度相关，两者均与GFW的首要设计师、“中国防火墙之父”方滨兴有紧密联系。
积至公司全称为积至（海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Geedge Networks Ltd.）。2024年由“搜狐城市・海南”发布的一篇文章提到，该公司由方滨兴一手打造——“六年前根据国际项目需求承担了海外‘一带一路’国家的关防建设成立积至（海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24年1月，方滨兴还在积至公司设立了“院士工作站”，并到场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到，设立院士工作站的目标之一，是要“把中国的方案推向世界，把中国的技术推向世界”。
图：方滨兴在积至公司设立“院士工作站”的仪式上讲话
积至公司同时也是此次泄露文件中，向包括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缅甸等多个国家出口商业化的“防火长城”产品的主体公司。2024年6月，缅甸非政府组织Justice for Myanmar曾发布报告指出，积至公司在2024年5月为缅甸军政府打造了一套新的网络监控和审查系统，功能包括拦截和解密网络流量，并屏蔽包括VPN在内的应用程序和网站。
MESA实验室则是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简称：中科院信工所）第二研究室的处理架构组（Massive Effective Stream Analysis）。前述“Great Firewall Report”发布的报告中引用了MESA的一段自述中提到，MESA团队曾参与“十八大”网络安全保障任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团队成员还曾获国家保密科学技术二等奖。
此次泄露文件中，也有大量文件中出现了来自MESA团队成员的名字。比如在一个名为“geedge_docs”的文件中，包含大量疑为积至公司员工的拼音命名的文件夹，如一个命名为“zhangchengwei”的文件夹，其中文件提及的中文名“张成伟”，其名字在一篇名为《一种音视频网络传输碎片化的整形方法及系统》的论文中被列为作者之一。
图：泄露文件里包含MESA团队成员名字的文件夹
该篇论文涉及的内容，包括在实时网络流量中识别音视频数据并进行后续处理的操作步骤。同被列为作者的“郑超”，前述报告指出，他曾是MESA实验室的创始成员之一，曾在2015年入选信工所“青年之星”人才培养计划，且在积至公司创办后担任公司CTO。
此次泄露文件最有力的影响之一，是证实了中国正在向其它国家大规模输出“防火长城”的技术——其中绝大多数出口对象为非民主国家。
早在方滨兴在演讲中提及要“把中国的方案推向世界，把中国的技术推向世界”的六年前——也正是积至公司成立的第一年，“走向世界”的目标已经踏出了第一步。根据多家媒体及非政府组织的分析，积至公司的旗舰产品“天狗安全网关（TSG）”，早在2018年已经出口到哈萨克斯坦。
参与此次泄露文件分析的《环球邮报》在报道中提及，“天狗安全网关”的作用类似于中国防火长城，具有监控和过滤所有经过的网络流量，并检测和阻止翻墙行为的能力。泄露文件中一张日期为2020年10月16日的图片，列出了至少17个城市的IP地址正在使用包括TSG在内的积至公司产品。
泄露文件中涉及的国家除了哈萨克斯坦外，还至少包括缅甸、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与一个未被识别的国家。
国际特赦组织在其9月最新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巴基斯坦在2018年使用了由加拿大Sandvine公司提供的技术部署了第一代“网络监控系统”。但根据此次泄露文件的分析，在Sandvine公司由于外部压力宣布退出非民主国家后，积至公司取代了Sandvine公司的位置，并将其网络监控技术出口至巴基斯坦。
早在2024年，半岛电视台就曾根据巴基斯坦高级官员提供的信息报道称，巴基斯坦正在使用中国技术构建防火墙，并封锁移动互联网和VPN，并中断对WhatsApp等应用程序的访问。但当时报道并未指出这一技术的供应商名称。直至此次泄露，才证实了这一报道。
此次泄露文件中提供的证据，包含一份许可证续期文件显示，积至公司提供的技术已于2024年10月授权给巴基斯坦电信管理局。另外一份拦截电子邮件的示例则显示，一家全球航运公司和一家巴基斯坦公司之间的电子邮件被拦截，其中包含完整的内容、主题、附件、发件人和收件人的姓名以及所涉及的IP地址。
图：上述遭拦截邮件的内容
积至公司与缅甸军政府的合作则更为深入。根据Justice for Myanmar今年9月发布的报告，积至公司将与缅甸军政府的合作命名为“M22”，此次泄露文件包括积至公司在缅甸部署的系统详细技术文件、展示实施情况的网络图、测试、日志以及与缅甸机构沟通的记录。
报告指出，积至公司在缅甸的合作对象为缅甸信息技术和网络安全部（ITCSD），该部门在缅甸长期实施“合法监听”，即为军方提供包括电话窃听在内的实时通信监控服务。在缅甸军政府的强制要求下，缅甸境内的电信公司与积至公司进行了合作，通过积至公司部署的软硬件对互联网流量实现监控、屏蔽。泄露文件显示，2022年至2024年期间，与积至公司合作的电信公司从6家增至至少13家，其中包括缅甸最大的运营商缅甸邮电公司（MPT）。
图：一份名为“客户提供资料分析”的文件中提及位于缅甸的四家运营商
数字安全实验室InterSecLab的报告还提到，积至公司在缅甸参与了对包括VPN在内的互联网应用的封锁，且封锁的数量比其它国家的项目要求的更多，在缅甸的“欲封锁 VPN 清单”更长，而“被高度关注应用封锁清单”中则包含55款应用，包括加密聊天软件Signal与通讯软件WhatsApp。
此外，此次文件还包含了一个未被识别的国家A24，由于该国与积至公司的合作在文件泄露时尚处于初始阶段，未能有证据证明该国名称。
泄露文件同时还证实了技术人士的一个猜测：中国地方政府正在建立“墙中之墙”。
所谓“墙中之墙”，指的是在中国除了由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统一进行维护的“中国防火长城（Great Firewall）”——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墙以外，由其它省级或地级市政府部署、运营的网络监控与审查系统。此前最著名的“墙中之墙”，即在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发生之后，自2009年7月到2010年5月，新疆数百万网民所经历了的近一年的“断网”——当时，人们不仅无法访问境外网站，甚至连国内绝大多数的网站、应用均无法访问，仅能访问少数的新疆本地网站及国家级官方网站。
最近的研究同样出自Great Firewall Report今年5月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的背景源于一些河南网友的反馈，他们指出自2023年8月以来，一些在中国其它地区可以访问的网站，在河南却无法访问。Great Firewall Report通过一系列测试指出，“河南防火墙采用了比 GFW 更激进且不稳定的封锁策略”，并在一些时期，“一度使其封锁的网站数量达到GFW的十倍之多”，也因此让河南成为中国首个被正式记录的省级自主运作防火墙案例。
此次泄露文件则证实了这一研究，积至公司不仅对外大规模出口“防火长城”技术，还在帮助中国地方政府建立“墙中之墙”。
上述提到的数字安全实验室InterSecLab报告中，证明了积至公司已至少在为新疆、福建及江苏等地方政府提供产品与技术支持。其中积至公司与新疆政府的合作代号为“J24”。一份来自2024年6月中国科学院新疆分中心的讲话记录显示，积至公司的项目“旨在将区域中心打造成反恐的先锋力量，尤其是在翻墙压制方面”。
“低音”在一份名为“CBNR-J24需求整理”的文件中发现，文件提到了“重点区域 区域内特定群体密度、构成、通信行为、上网行为等的统计 重点区域用户密度异常展示”、“支持异常通话行为检测 境外社交应用、翻墙代理检测 特定通联次数频繁”、“ 特定群体伴随行为告警 特定群体出疆入疆告警”等内容，结合“J24”的代号分析，上述提到的功能可能与对维吾尔人的监控有关。InterSecLab报告则总结称，积至公司希望能够标记频繁更换SIM卡、拨打国际电话或使用翻墙工具与境外社交媒体应用的个人。
新疆之外，积至公司在江苏、福建的项目则与“反诈”有关。如福建项目有关的文件包括“公安提供电信诈骗案件梳理”、“反诈业务查穿透记录”等，后者文件中则提及“泉州联通4G对DNS策略网址部分不生效，客户端可以正常访问被拦截的网址”，疑似是积至公司为泉州电信运营商提供了网址屏蔽服务。
除了以上提到的几个问题，此次泄露文件中还有一些值得被关注的信息：
积至公司或者说中国政府正在试图增强对于VPN等所谓“异常流量”的识别能力，并尝试建立对更多VPN软件的封锁能力。泄露文件包含大量与“VPN”有关的文件，其中不少提及对于VPN软件的特征识别及自动化学习，比如一个命名为“vpn-finder-plugins使用说明文档”的文件，就介绍了该应用如何进行VPN自动识别抓取；一个命名为“翻墙工具体系调研”的文件，则提及了Nord VPN、Surfshark、Lantern等VPN工具并进行了分析。
InterSecLab在报告中提及“天狗安全网关”的其中一个功能是Sanity Directory（SAN）或用户信誉流量管理系统，该功能有助于实现将流量归因到真实身份。
目前来看，非政府组织及媒体对此次泄露文件的分析还集中在非源代码部分，针对GFW或积至公司旗下产品的源代码分析还有待跟进。理想情况下，针对这些源代码的分析有可能帮助外界更好地对抗由GFW及其它产品构筑的互联网监控与审查系统。
“低音”仍将持续跟进此次泄露文件的后续影响，敬请关注。
在全球为人工智能的无限潜力而欢呼之际，一堵由高科技筑成的“AI高墙”正在中国拔地而起。10 月 4 日，《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 发布了一篇名为《中国：人工智能驱动的监视国家》(China’s AI-Powered Surveillance State) 的论文，指出中国当局正在利用最顶尖的 AI 技术，实现“对人民的全景式控制”，将中国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利维坦”时代。
报告封面截图
这篇论文并非只是对现有监控现象的简单记录，它更揭示了一种全新的、由技术赋能的治理模式。作者指出，中国对 AI 的投入，其最终目标只有一个：“提升控制力，以维护政权安全。”他还认为，这种控制力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物理监视，进入了对社会行为、个人思想甚至潜在不稳定因素的“预测性”干预阶段。
文章首先指出，AI 技术帮助中国当局构建了无孔不入的“数字警网”。目前，中国已经部署数以亿计的摄像头，并将其升级为具备深度学习能力的“智能探头”。“这些 AI 摄像头集成人脸识别、步态识别、车辆识别和目标跟踪等功能，使得一个公民从踏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处于‘全息’追踪之下。”
文章引用了最令人震惊的新疆模式来佐证 AI 监控的强度。“在新疆，AI 系统与生物识别技术（包括虹膜扫描、DNA 样本采集）相结合，其强度已远超一般意义上的监控，构成了对整个维吾尔族群体的系统性压制。”这里的 AI 不仅是捕捉犯罪的工具，更成为了一道筛选和标记特定族群的“电子种族隔离墙”。
作者表示，更具奥威尔式 (Orwellian) 色彩的是，AI 技术正在为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注入灵魂”。这套系统通过整合公民在金融、交通、网络言论、甚至人际交往等各个领域的海量数据，为每个人生成一个“社会信用分”。
“低社会信用分的惩罚是显而易见的——限制购买高铁票和机票，阻止某些就业机会。但其更深层次的影响是，它制造了一种‘自我审查’的氛围，促使人们按照算法预设的‘符合规范’的脚本去生活。”
此外，作者也特别提到中国的“预测性警务系统”(Predictive Policing)，他表示这是中国 AI 监控中最可怕的未来趋势。这种系统可以通过对海量数据（如社交媒体讨论、集体投诉记录、实时人流模式）的分析，在不稳定事件爆发前，甚至在异议思想成形之初，就向中国当局提前发出预警。
“系统能够识别出在敏感事件发生前的‘异常聚集’或‘突增的负面评论’，并向安全部门发出指令。这实质上是让国家安全机构能够‘在犯罪发生前进行干预’，而这里所谓的‘犯罪’，往往是政治异议。”作者评价道，这种能力使中共能够高效、低成本地“将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扼杀在摇篮之中”，极大地提升了政权的“抗风险”能力。
最后，这篇论文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严峻的警报。作者指出，中国正在积极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威权或半威权国家出口其 AI 监视技术和一整套“技术威权主义”(Techno-Authoritarianism) 的治理蓝图。
作者称：“这种技术输出并非仅仅是摄像机和软件的交易，它是一种治理模式的‘捆绑销售’——即‘用效率换自由’。它让其他独裁者看到了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实现永久性、精细化控制的可能性。”
因此，作者呼吁，面对这种以 AI 为载体的“威权主义全球化”，民主国家必须联手建立有效的国际规范，以确保 AI 技术的未来，不至于成为压制人类自由的工具。
在人权研究与公共讨论中，国家暴力常被视为针对异议个体的直接打击。然而，中国情况特殊，国家暴力经常会连累受害者的家人。
10 月 10 日，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 HRIC) 发布了一份深度报告，揭示了一个在中国的残酷事实：“暴力的效应并不会止步于被针对的个体。它像涟漪一样向外扩散，渗入家庭结构，并以隐蔽却持久的方式波及到最脆弱的群体——儿童。”
报告封面截图
中国人权通过多个家庭的惨痛个案，集中呈现了国家权力如何通过“连坐”机制，系统性地剥夺了这些孩子受教育、健康成长和免于恐惧的权利，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复杂性心理创伤。
具体来说，中国人权捍卫者子女主要面临五个方面的问题：家庭结构频繁破碎；教育权受严重剥夺，被作为打压工具；心理健康危机普遍存在；跨代创伤延续并沉默化；海外流亡并非终点，而是新困境。
报告首先指出，中国人权捍卫者子女的童年从一开始就是不幸的。父母因维权、信仰或社会行动而遭遇监控、拘押或流亡，孩子们被迫卷入无休止的政治博弈。国家暴力以司法打压和隐蔽的日常侵扰两种形式显现，“深深嵌入儿童的生命经验之中，成为他们成长的底色。”
作者表示，家庭结构的破碎与亲子分离构成了这些孩子遭遇的共同脉络。报告指出，“大多数孩子在关键时期经历了依恋对象的缺失或动摇”。例如，人权律师余文生之子余镇洋的案例：他“在十八岁青春期时同时失去父母的陪伴，出现多次自杀行为”，在报告收录的案例中被标注为“两次自杀未遂，抑郁严重”，面临“高危自杀风险”。
另一典型案例是人权律师唐吉田之女唐正琪。她因父亲长期遭软禁而被迫赴日，孤身一人在异国。“唐正琪则长期陷入抑郁，多次尝试自杀，在身体上留下明显的自伤痕迹。”据悉，2024 年 2 月，唐正琪因罹患肺炎在日本东京去世。然而，中国当局却不允许唐吉田离境，导致他未能如愿出席女儿的遗体告别式。
此外，教育的中断与受限是所有案例的共同模式。报告总结道，对于他们而言，教育“不再是向上流动的通道，而成为国家施加惩罚的工具”。比如，人权律师王全璋之子泉泉长期与母亲遭到逼迁、监控，“多次中断学业”；谢燕益的孩子在课堂上被公开贴上“反革命子女”的标签，遭到师生霸凌。
更为惨烈的是何方美的四个孩子。母亲被捕入狱后，“他们被强制分散寄养，甚至被送入精神病院，失去了与家庭的基本连接”。报告直指这种命运：“这样的命运不仅剥夺了儿童的教育和康复权，更构成了一种制度化的忽视。”
报告从心理学视角分析，这些孩子所承受的是“复杂性创伤”。他们“被迫生活在对未知风险的持续警觉之中”，这种生活形态是“复杂性创伤的社会化再生产，它在代际之间延续”。
最后，报告提出，应当以儿童为中心，承认他们独立的权利和需求，并从社会、法律和国际层面推动保护，具体总结为“三大原则与六项行动呼吁”：
原则一：承认儿童独立权利。 未成年人不应因父母的维权行动而被连坐。所有涉及政治打压的行动都必须排除未成年群体。
原则二：建立有效社会支持网络。 在国内，应推动公益机构、教育工作者和民间社群为这些孩子提供补偿性支持，包括心理辅导、学业帮助、社会融入等。在海外，应由跨国公益组织和侨民社区共同承担接纳与帮助的责任。
原则三：强化国际监督机制。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儿童权利委员会等国际机制应将这些案例纳入议程，敦促中国履行《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义务。
在具体行动层面，报告提出六项呼吁：
教育保障： 立即停止基于父母身份剥夺儿童入学机会的做法，提供补偿性的教育资源。
心理健康支持： 为受创伤儿童提供专业心理辅导和长期干预，避免危机恶化。
家庭团聚权利： 停止强制性的亲子分离，保障儿童与父母团聚的权利。
反歧视保护： 学校和社区应建立反歧视机制，防止“政治犯子女”在日常生活中被污名化。
流亡援助： 为流亡中的儿童提供奖学金、临时住所和语言培训，减轻他们的生存压力。
国际倡议： 鼓励国际 NGO、学术机构与媒体持续记录和发声，防止这一群体的处境被掩盖。
“婚育不仅是关系个人幸福的家事，更是关乎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大事。”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在 2023 年的一份倡议书中如是写道。在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 (MERICS) 看来，这句话精准体现了今日中国当局对人口问题的重新定义：从家庭选择转为国家安全。
10 月 8 日，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生育问题的报告。结果指出，中国正经历“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危机，然而当局想要扭转这一趋势却困难重重。
报告封面
2022 年中国全国总和生育率降至 1.09，远低于 2.1 的更替水平；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15%，劳动人口比例持续下滑。“中国的人口自 2023 年开始负增长，警告早在二十年前已发出，如今的政策转向，只是太迟的觉醒。”报告写道。
报告表示，过去四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留下了沉重的阴影：被迫绝育与堕胎的记忆尚未消散，性别失衡与小家庭观念根深蒂固。报告形容，北京如今“必须逆转自己制造的社会结构”，而年轻一代“早已习惯于小家庭、不婚或丁克的生活方式”。
自 2015 年起，中国陆续放开二孩、三孩政策，但该报告指出，国家并未真正退出家庭领域。“计划生育体系依然健在，只是换上鼓励生育的外衣。”
2021 年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强调“家庭是社会细胞，女性在生育与养育中具有天然角色”，并规定“国家支持适龄婚育”。报告认为，这种“以生物学为依据的道德号召”使女性再次被固定为母职角色。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生育”已写入《国家安全白皮书》。在官方话语中，“人口安全”被视为维系经济、科技与军事竞争力的关键——一种“将生育纳入国家战略的安全化转向”。
在政策层面，中国推出了首个全国性育儿补贴：每名 0 至 3 岁儿童每年 3,600 元人民币。报告称这一金额“杯水车薪”，仅为平均养育成本的八分之一。地方政府动作更快：四川攀枝花与湖北天门率先实施现金补助、延长产假、购房优惠，被中央媒体誉为“可复制的成功样本”。然而，这些地区也显示出一个事实——鼓励政策往往带来短期反弹，难以改变长期趋势。
与此同时，宣传攻势不断升级。自习近平提出“积极培育婚育新风”以来，各地陆续举办集体婚礼、婚俗改革活动，并要求高校开设“婚恋教育课程”。一名地方官员被引述称，年轻人“结得少、生得更少”，必须“用新文化唤醒责任感”。但现实却讽刺地相反：2024 年全国结婚登记跌至历史最低，仅 610 万对。
此外，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特别指出，“人口安全”正在压倒女性权利。报告援引多项地方政策，显示对单身女性冻卵、非医疗性堕胎及男性绝育的限制愈发严格。2023 年成都法院甚至裁定“未经丈夫同意堕胎侵犯男性生育权”，引发舆论震动。“过去被迫堕胎，如今被逼怀孕。”一位网友在微博上的评论被报告引用，成为社会反感的象征。
在网络空间，年轻女性不断发问：谁能负担得起孩子？谁来承担职场歧视与育儿成本？《三联生活周刊》报道一位母亲说：“我从小镇考上名校，却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当留守儿童。”企业界同样怨声载道——全国妇联代表李承霞指出，“企业为产假埋单，直接导致不招 25 至 35 岁的女性，这是一种制度性歧视。”
最后，报告总结性评价中国的生育政策为“太晚、太少、太像命令”。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在结论中指出，北京在旧有社会工程与现代福利思维之间左右为难：“若将生育完全纳入国家安全范畴，强制与宣传的结合将侵蚀社会信任，并可能引发反弹。”
作者认为，这一轮“鼓励生育运动”行动过晚、投入过少、方式过于行政化，难以扭转人口下滑。随着中国筹备纪念《北京宣言》三十周年的全球性会议，政府或将高调宣扬妇女进步——但现实中的女性，仍被卷入一场以“国家未来”为名的身体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