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2026年02月10日
在被羈押近五年後，黎智英遭全面屈服於獨裁暴政的香港特區高等法院，以所謂「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及「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判處重刑，刑期高達二十年。聽聞此消息深感痛心。這顯然不是獨立司法裁決，而是一場對民主異議者的政治全面清算；依惡法審判，是對自由思想的公開處以極刑。當香港法院不再衡量證據，而是揣摩中共政權意志；當法律不再保護個人，而是服務恐懼與統治，香港過去獨立的司法系統已宣告死亡。
黎智英被重判，並非因為他真的「危害國家安全」，而是因為他拒絕噤聲、拒絕屈服、拒絕把謊言當作現實。這樣的判刑，真正想震懾的不是一個七旬老人，而是整個社會——告訴每一個人：只要你敢於向世界說出真相，敢於呼籲國際社會關注中國的人權與自由，你就可能被貼上「外國勢力代理人」的標籤，被制度性毀滅人生。這一刻，香港司法正式完成最後一塊拼圖：它不再是假裝中立的法治機器，而是威權國家對付思想與政治犯的冷酷工具。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當代對香港自由與民主壓迫，黎智英遭長期監禁，被判刑20年，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其荒謬性不只在法律與人性層面，更在歷史層面。因為如果要論「勾結外國勢力」，中國共產黨一百年史，就是一部靠外援而興、靠外國勢力奪權、再以所謂勾結外力威脅人民之史。
從起源開始，中共就是蘇聯的延伸產物
中共的成立與奪權，完全是依附在蘇聯保護傘下完成的。史籍可查，1921年中共建黨時，蘇聯第三國際（Comintern）直接下達指令、提供經費並派遣顧問。1923年「聯俄容共」政策，亦是由蘇聯以政治資金、武器與訓練支撐中共發展。中共中央檔案亦記載，早期中共領導人大量赴莫斯科受訓，直接受蘇共指揮。若以今日香港《國安法》的邏輯，中共早在1920–1940年代就已「長期接受境外勢力指導、資助與訓練」，堪稱「外國代理人」。
「聯俄制國民黨」：以外援打擊本國政府
1927–1949年的國共鬥爭期間，中共長期依靠蘇聯軍事顧問、武器與政治支援。例如：
1945年蘇聯進軍東北後，大量將日軍繳獲武器移交中共。
《蘇聯檔案館解密文件》顯示，蘇聯軍事顧問在東北直接協助中共部署多場戰役。
1949年前後，中共多次要求蘇聯向美國施壓，限制美援國民政府。
若以今天「勾結外國」的罪名衡量，中共才是最成功、最徹底的「利用外力打擊本國政府」的典型。
「假抗日、真奪權」：以抗日之名行削弱國民政府之實
史料顯示，1937–1945年間，中共在抗日戰線上刻意保存實力，以國共「相互牽制」為優先。例如：
＊1940年中共發動「百團大戰」，並非為抗日，而多項研究指出此舉為爭奪敵後政權與宣傳需要，大規模的正規軍交戰與主要戰役是由國民政府（國民黨）軍隊承擔。
＊《國共內戰史料集》記載，中共曾多次與日軍「互不侵犯」，避免主力遭戰損（蔣中正日記亦多次記錄此事）。
＊日本投降後，中共第一時間不是收復土地，而是與蘇聯協調接收日本武器，趁國軍尚未到達前建立統治。
一邊口口聲聲喊「抗日」，中共實際上是利用抗戰契機鞏固和拓展力量，另一邊保存武力、等待坐收爭奪政權，歷史早有評價。
1949年後的荒謬諷刺：最會「勾結外國勢力」的政黨，卻以此為罪名治罪他人
今日香港以《國安法》之名，將黎智英認定為「與英美勾結」。然而，黎智英所做者，不過是呼籲國際社會關注香港自由與民主，皆屬基本人權范疇。相比之下：
＊中共建黨靠蘇聯。
＊國共內戰靠蘇援。
＊改革開放靠台灣、香港、美歐日的資金與技術與外銷市場（土八路吃大鍋飯，搞三反四反，搞文革，搞大躍進餓死數千萬中國老百姓，當年懂什麼工業製造與國際貿易？不知感恩台灣與香港對中國經濟崛起的巨大貢獻就罷，還處處打壓貶抑，毫無人性）。
這個時代，當數以億計中國百姓一生積蓄因房地產崩盤而化為烏有，中共卻持續以國家安全之名，花費天文鉅資在腐敗的軍事及國內維安、維穩，對外撒幣買影響力「寧贈外人、不與家奴」，人民卻被要求承擔「大國崛起」與「犧牲自由」的代價。
這就是歷史最大的諷刺：真正最「擅長勾結外國勢力」的政權，把這項罪名加諸在手無寸鐵、爭取自由的個別人民身上。
黎智英的價值：自由之名的象徵
黎智英作為《蘋果日報》創辦人，是香港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與法治精神的象徵。他被長期拘禁，不是因為危害國家，而是因為說出真話，令人痛心，為其與家人的所受的多年的煎熬不忍。當一個政權：可以將新聞人當作敵人，可以將理念視為威脅，可以將自由定義為犯罪，那麼每一個追求自由的台灣人，若不奮力維護目前的自由與民主制度，與勾結外勢力起家，暴力專制、違反人性的中共集團鬥爭，我們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黎智英。
今天，我們都是黎智英
中共曾以外力奪權、以外援維持政權，如今卻以「外國勢力」之名打擊異己。歷史對照，荒謬無恥至極。
在威權體制下，黎智英不是一個人，他代表一種價值。因此今天：「我們都是黎智英。」因為我們都是自由的一部分；只要此價值被禁錮，部分人因爭取自由與民主受害，全人類皆受威脅。
※作者為台北醫學大學公衛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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