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學友社創立之時，中共地下黨人雖然不擔任公開的職務，事實上卻是社的骨幹分子。
我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後，介紹人廖一原成為我的直接領導，不過只維持兩個月時間，就改由諸樺領導。我跟虹虹歌詠團的唐天柱、一名姓楊的社員，組成一個團小組，諸樺經常召集我們一起學習。諸樺曾經説過，在她屬下的小組中，我們的小組是水平最高的一個。諸樺原名朱幼慧，四十年代末，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廣州中山大學讀書，從事中共地下黨的學運工作。一九四九年，在國民黨破獲的廣東地下組織事件中，她逃避追捕來到香港，創辦《香港學生》周刊時改名朱苑宜，任該雜誌的社長，跟她一同來港的丈夫，則在虹虹歌詠團擔任領導工作。八十年代，諸樺出任港澳辦司長；一九九八年，澳門回歸後，調任澳門中聯辦特別顧問。由一九五二年夏天開始，我的組織關係出現變動，諸樺調走，新領導叫歐陽成潮，但他很快又調走，接替的領導是化名陳實的鄧姓新界人，他家境富裕，父親是新界的地主。陳實在學友社的公開身份是普通社員，背後直接領導學友社，輔以早前入社的地下黨成員，形成更有效的控制。
在這段時間入社的，還有來自培正的毛鈞年，他直到八十年代，才主動公開中共黨員身份，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個下午，港英警方政治部突然搜査元洲街學友社會址，當日我並不在社，會址內只有十個人左右，政治部人員在社內翻查文件、又向在場社員搜身。毛鈞年被搜出一本筆記簿，內裏記錄了跟他有聯繫的地下黨組織人員名字和通訊地址。在場還有游順釗，政治部人員進入單位時，混亂中有人不知是想推卸責任、抑或一時驚慌，將一份小組學習提綱，塞到他手中，警員就在他身上搜出了這份提綱。在場的社友，被政治部帶回警署問話後，陸續釋放，沒有人被落案起訴。然而，事件卻令社內的地下黨組織感到憂慮，在上級的壓力下，他們沒有經過討論，也不具體分析檢討，是否透過改變學友社的活動形式，以適應形勢，就貿然在一九五二年的聖誕節，停止活動。至於領導學友社工作的陳實，在這事件後竟變成驚弓之鳥。有一次，他外出時，懷疑被人跟蹤，驚慌之下，違反組織紀律，沒有向組織交代工作及去向，就私自跑回國内唸大學去。經歷多場政治運動後，他回到香港。據知已經對共產黨沒有幾句好話。
學友社停止活動初期，我和組織的聯繫並無中斷，還繼續出席團的組織生活，只是地點不在學友社。當時，我尚未知悉陳實懷疑遭人跟蹤和跑回國內的事，只是他的不辭而別，令我和組織失去了直接聯繫。組織也沒有派新的領導來找我。但我感覺到，在我周圍仍有組織在活動。在搜查事件前，歸我領導的「下綫」社友，繼續有人領導他們。他們對團組織的活動，比我還要清楚，鑑於組織紀律，我只會知道自己的直線領導是誰、而不能打探其他成員的組織關係，故即使我感覺到組織的活動，也無法恢復自己的組織聯繫。我感到十分無奈，唯有找到在停止社活動前，曾做我「下綫」的社友，託其向上級反映我的尷尬處境，不久，曾在陳實之前短暫領導過我的歐陽成潮找我，説是暫時來「照顧」我。
歐陽成潮出身「紅校」系統，四十年代後期，在培僑中學讀書，後轉到其他學校搞地下工作。八十年代，出任親中團體港進聯秘書長，後又做廣東社團總會秘書長。他向我解釋，陳實聲稱跟我接觸後，被人跟蹤，所以不敢再來見我；但我後來才知道、他隱瞞了陳實回内地升學的事實。對陳實的不辭而別，我心中甚是不滿，認為組織對於成員的政治生命、處理手法十分兒戲。自陳實離去後，從沒有人理會我，直至我主動打探，轉達意見，歐陽成潮才再來聯繫我，還説只是「暫時照顧」，換言之、並沒有跟我恢復正式的組織關係。
學友社何時恢復活動，一直沒人提起，直到一九五三年下旬、舊同學周炳良找我。他當時在九巴總工會當書記。周跟我説，知道我們元洲街的會址一直丟空，而他的巴士公司又靠近元洲街，故希望借用會址。我向歐陽成潮滙報此事，他才猛然醒起，原來學友社尚有一個會址，於是決定恢復活動，著我立刻召集已離開的同學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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