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史中，李嘉诚是一个充满争议却也不可忽视的名字。关于他在海外投资和撤资的消息层出不穷，最近更有传闻称李嘉诚在美国压力下出售其在巴拿马运河的管理权，再度引发了舆论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网络上也出现了许多针对他的谩骂和攻击，从之前高喊"别让李嘉诚跑了"，到今天将他贴上"卖国贼"的标签。然而，在情绪化的争论之外，值得我们回顾的，是李嘉诚在改革开放时期乃至此后四十多年里，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作出的独特贡献，以及作为一位商人，他承担了怎样的社会责任与义务。
"卖港"与"卖国"的诘责
李嘉诚多年来一直被冠以"地产大亨"的头衔，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等地都拥有大量投资和不动产项目。由于他的产业分布极为广泛，从早年的地产业务到后来的港口、能源、基础设施、零售业等，都能看到他旗下企业的布局。因此，"李嘉诚卖出资产"对于许多人来说就成了一种敏感信号，似乎只要他在某地出售产业或撤出资金，就意味着他不看好那里的前景，或者在"耍手段"将利润拿走；再加上大众往往对于富商的国际性资金流动知之甚少，因此只要一有与"撤资""出售"相关的消息，便容易被冠以"看衰中国""卖港""卖国"的标签。
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幻，美国在地缘政治、经贸冲突和战略布局上频繁施加压力，无论是加拿大、日本、墨西哥、法国还是英国等发达经济体，也无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美国的种种掣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跨国企业和投资人调整海外业务布局、寻找更安全或更具成长性的市场，本身是再正常不过的商业行为。某些人以"民族气节"或"爱国情怀"来要求一家企业家族独立对抗一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这固然不代表我们就此否定爱国主义，也不意味着商业逻辑高于一切；但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企业的本质是经济组织，自身运转所依赖的就是市场和资金的流动。让一家企业仅凭一己之力抗衡强权，并不符合现实逻辑，反而容易让出资人和投资者陷入更大风险。
被忽略的历史功绩
在李嘉诚身上，存在着被公众经年累月忽视的另一面。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陆在航运和国际贸易上曾经面临相当多的困难。由于中国当时与西方国家缺乏深入的经济合作，外界对中国的国有航运企业并不熟悉，甚至存在种种疑虑与限制。很多外国港口对中国的远洋货船并不友善，或拒绝停靠，或提高泊位费用等，给中国出口贸易带来相当大的阻力。然而，李嘉诚却在那个年代大胆地抓住机会，通过个人及其企业的力量投资、兴建、收购多个海外港口，为中国远洋货轮提供便利的停泊和装卸货设施，减少了阻碍与额外成本。
从长远看，这既为李嘉诚的企业带来了商业回报，也实实在在地为处于"闭关"多年、渴望打通世界市场的中国拓宽了航运渠道。有人或许会质疑"他赚了不少钱"，但不能简单忽略，这些商业投资在那个尚未完全融入全球化的时代起到了什么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李嘉诚为中国在国际航运业上迈出关键一步，提供了"敲门砖"式的帮助，也让国人对国际海运模式有了更直观的学习和借鉴。
与此同时，李嘉诚及其家族基金会多年来在内地乃至全球各地大规模捐助教育、医疗、公共福利事业，捐助金额早已超过百亿港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对大陆大规模捐赠——那个时候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之际，城市基础建设相对薄弱，民生项目更是亟待补强。李嘉诚设立了多项教育基金，帮助兴建了多所中小学，为更多贫寒子弟创造了学习机会；他还独资或联合资助了两所大学、一所商学院，在年轻人身上投注了大量资源。
在医疗慈善方面，李嘉诚基金会对数以百万计的残疾人提供手术费支持，也出资为白内障患者带来光明，令众多普通家庭减少了病痛的折磨；在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时，李嘉诚的捐款常常突破亿元，用于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从汶川地震到南方水灾，从抗击非典到援助边远山区病患，都能看到他的基金会在幕后默默运营的踪迹。此外，对于全国范围内癌症患者可免费领取的止痛药，许多信息表明背后同样有李嘉诚基金会的资助；汶川地震后，针对残疾人安装义肢和提供轮椅等行动中，也少不了李嘉诚基金会的身影。这些事实都说明，李嘉诚长年对慈善事业的投入，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长久以来，大众似乎更热衷关注他"炒楼""跑了"之类的负面话题，而对这些慈善投入和曾经为改善中国国际航运困境所做的贡献，却极少加以肯定，甚至总被淡化。尤为离奇的是，他竟被舆论冠以"公摊面积之父"这种和他完全无关的指责。事实上，"公摊面积"的理论根源更多与另外一些地产商或制度设计相关，并非李嘉诚所发明。可见，我们对这位企业家有诸多误解和信息不对称。
商人的责任和义务
谈及"商人责任"，往往会引出两种极端观点：一种是强调企业应当无条件为国家承担经济与社会重担，主张"为国分忧"；另一种则更偏向市场逻辑，认为企业只需遵循商业准则、为股东利益最大化负责即可。放在一个具体的历史与现实情境中，商人的责任与义务通常并不只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在国家利益、个人或企业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寻找一种可持续的平衡。
就以李嘉诚为例，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大陆经济社会的扶持，可以说是以商业手段促进国家利益的一种体现，帮助中国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这笔"早期红利"不是靠官方行政命令得来，而是依靠他本人对市场环境的嗅觉，以及由此带来的投资落地。换言之，商人在追求回报的同时，也用自己的方式对国家与社会作出了贡献，这是商业领域内的一种"共赢"。对于慈善事业的长期投入，也同样说明了"商人虽以逐利为先，但并非只有金钱目标"，当其事业足够大且资源充裕时，承担更广泛的社会责任往往能进一步提升企业声誉和社会良性发展，也有利于企业本身长期运营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事实上，在面对国际局势波动时，任何一家企业都要综合评估风险与收益，不可能盲目地"用爱发电"去对抗强权，更不必说单枪匹马地对抗全球最大的经济与军事力量。李嘉诚即便在华人世界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不具备"抗衡超级大国"的能力；因此，当美国在巴拿马运河等要地扩大影响力时，李嘉诚选择退出或转移业务板块，从企业决策层面看并无太多违背常识之处，反倒符合商业运营的基本逻辑。
但这并不代表企业家可以逃避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商人基于自身能力和立场，或许无法直接左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博弈，但他们能更好地做好自身经营，遵循合规与诚信，用商业布局创造就业、推动技术发展，并通过公益慈善等方式反哺社会。这才是企业家最核心的责任所在。从李嘉诚过去几十年的行事风格来看，他在中国内地、香港地区乃至全球都投入了数以亿计的资源支持教育、医疗、科研和社会福利，显示出他在利益考量之外也持续履行着对社会的义务。
至于那些对他喊出"卖国"的人，则更多是情绪式宣泄。我们固然可以理解国人对经济安全和民族利益的关注，但若要评价一位企业家的行为是否"卖国"，至少需要看他是否在损害国家核心利益，是否将重要国家机密或资源无偿送给外方。就巴拿马港口等项目而言，这些本质上是李嘉诚在国际市场上的收购或投资，并非国家赠予，更何况中国与这些海外港口的关系原本就不像在国内港口中那样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独家掌控权。若说"卖国"，需先分清其所卖之物是否属于国家资产？是否勾结外敌、损害国家安全？若没有，就难以"扣帽子"。
理性对待企业家角色
李嘉诚的故事，也折射着社会舆论与企业家互动的一种模式：当时代需要资金与投资时，企业家以资本之力帮助国家开启对外开放大门，推动经济繁荣；当大环境已经相对成熟，国民经济实力稳步上升时，人们很容易忽视早期资本与企业家的先行者功劳，甚至在他们进行正常业务调整时，对其进行道德或政治上的攻击。
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其中确实涌现出一批最早吃螃蟹、利用政策红利的企业家，也包括像李嘉诚这样拥有跨境资源与经验、能迅速打开对外贸易与投资空间的人。由于历史原因，大家对资本有一种复杂的情感，一方面需要资本，一方面又担心资本可能带来社会问题；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自然容易出现"质疑""批评"乃至"妖魔化"资本的声音。
然而，在经济全球化加剧、国际竞争不断升级的今天，我们更需要的是理性、开放，以及对于不同社会角色的宽容与理解。企业家并不是国家政府，也无法替代政府在外交、安全、民生领域的决策；但他们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内最大限度地承担社会责任，使自身与国家、人民的利益相互协同。这方面，李嘉诚的经历恰恰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样本：他既是饱受争议的商人，又是曾对内地经济、教育、医疗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慈善家。
李嘉诚在美国压力之下出售巴拿马运河管理权，这类新闻再次触发了许多国人关注，也带来关于"卖国"与否的争论。若抛开偏激的情绪，放在全球政治经济竞争的大背景下，或许我们更能理解李嘉诚这位商业巨头每一次重大资本运作背后的考量，也更能珍视他为中国经济社会作出的实际贡献。数十年来，他不仅用自己的商业版图帮助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一席之地，还通过巨额捐款推动大陆教育、医疗、科研以及社会福利体系的改善，默默地为成千上万普通家庭带来希望。
对企业家而言，逐利不等于没有道德；对公众而言，"爱国"也不应与"排斥商人"画上等号。我们需要的是更加宽广的视角去评判一个企业家在不同阶段的角色定位，既要看到他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也看得到其在诸多公共事业领域的投入。或许，李嘉诚并不是"完人"；但若只是一味批评或"妖魔化"他，又如何让更多企业家真心实意地肩负起社会责任？希望未来我们在评价企业家时，能多一些求真务实的理性和同理心，少一些嘲讽与谩骂，唯有如此，中国的营商环境才能更加健康，也才能吸引更多资源与人才共同为国家发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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