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瑜：《世界人權日》的一年又一年

高瑜 X  20241210

 

七座別克又來了。 《世界人權日》被上崗，也有15個年頭了。。 “六四”十五週年之後，八九民運的兩位知識界代表人物劉曉波、張祖樺受捷克《七七憲章》的啟發，由祖樺執筆，開始起草《零八憲章》，他倆都是我關係密切的老友，經3年的醞釀修改，2008年10月文稿成熟，準備推出以紀念《世界人權宣言》發布60週年。劉曉波委派我徵求民主派老人簽字。首批簽名有303人，作為共同發起者《零八憲章》於12月8日《世界人權日》前兩天上網。當天當局抓捕了劉曉波。 現在回憶起來，那時的政治環境比較當今竟然是不可同日而語。作為首批簽名者，我可以直接和劉霞通話，可以大膽地無所顧忌地為劉曉波發聲。 2009年10月，我受張祖樺委託，接受捷克人權組織“同一個世界”的邀請，參加“天鵝絨革命”20週年慶典，我在一個接一個的群眾集會上為劉曉波呼籲。在哈維爾前總統“自由的敵人”高峰論壇上，我見到哈維爾先生。請他在帶給劉霞和張祖樺的兩本著作上簽字，並請他援救劉曉波。 我還會見了許多《七七憲章》的參加者，都是著名作家、學者和記者，他們告訴我當年他們採用發言人制度，三個發言人被捕，再推舉三個頂上。我坦言：“中國知識份子沒有你們勇敢，在中國除了劉曉波無人能組織這樣大規模的和平運動。” 回到北京，很快就是《世界人權日 》，接著就是對劉曉波的平安夜審判和聖誕宣判。警察就在人權日來我家上崗，劉曉波一審那天我就是當著他們的面，登著梯子把黃絲帶系到窗欄上。 2010的 1月6日，哈威爾和作家蘭多夫斯基、主教馬里，三位《七七憲章》的首批發言人，選擇《七七憲章》簽署33周年紀念日的日子，踏着布拉格的殘雪，到中國駐捷克大使館遞交寫給胡錦濤的公開信，抗議中國判處劉曉波11年監禁。中國大使館閉門不見。 隨後哈威爾聯合捷克和斯洛伐克40多名議員提名劉曉波為和平獎獲得者。 2010年，這一年我開始整月整月地被上崗，8月老校長謝韜去世、9月李昌先生去世，我都是坐著警車去八寶山參加遺體告別的。 10月8日關押在錦州監獄的劉曉波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11月新聞前輩李普先生去世，不再允許我參加八寶山的送別儀式，一直延續到2017年7月劉曉波去世、10月何方先生去世、2019年李銳先生去世、2022年張思之、鮑彤先生去世，所有告別式，我家門前都崗哨林立，阻止我參加。 從2009年開始的《世界人權日》上崗，至今正好15個年頭，中間只有兩年落下。一是2014年《世界人權日》我在“一看”。二是疫情期間，給我站了十幾年崗的老警察提前對新到任的派出所所長打招呼：“《世界人權日》快到了，咱們是不是看看老太太那有什麼事？”沒想到這位所長回答：“人權日？那咱們得慶祝慶祝。”老警察一聽，就去執行“清零”任務了。到了12月10日，分局來過問，所長給老警察打電話，老警察正在幾十公里的疫區穿著防護服執行任務，回不來。所裡都在執行任務，安排不了人，就這樣對付過去了。至今北京市的警察不知12月10日為什麼上崗的大有人在。 關於七座別克：今年8月26日，北京市公安局給我斷網、斷手機、座機。28日派出所副所長來家讓我29日到山東沿海旅遊，說準備了七座別克，我拒絕。副所長說：“您就可憐可憐我們，現在蚊子這麼多，夜裡真受不了。”我沒搭理。副所長又說：“外邊有Wi-Fi。”我回答：”有Wi-Fi 我沒手機有什麼用？你們出門離得開手機嗎？”就這樣這輛七座別克為了9月4-6日的中非合作論壇峰會，在我家門口停了十來天，警察三班倒，保安24小時。 10月，除了75週年，還有趙紫陽冥辰和下葬日，鄰居不停對我說：“他們又來了哈。” 11月，因為我15日獲得獨立中文筆會2024年度的《自由寫作獎》，七座別克14日就來了，一直停到月底。鄰居都說：“他們這麼長時間，要幹嘛呀？” 今天七座別克又來了，今天是第74個《世界人權日》。

 

 （注：2009年我見到哈威爾的照片2014年都被北京市公安局搜走，至今不歸還，只能用他的其他照片配圖。）